回應陳墨，社會主義者應如何看待和介入反日遊行和罷工
左仁和張蜀傑
回應陳墨首次發表在紅色中國網站上的文章《釣魚島問題——回應迷思中的國際主義左派》。工國委對於自稱托派的陳墨發表這篇為民族主義辯護的文章，感到非常驚訝。
由於陳墨的文章包含大量內容，本文無法一一回應，但我們從陳墨錯誤的結論 –中國民族主義立場 -作出回應及總結經驗。我們歡迎繼續與各界左翼分子辯論，認真的分析對國際工人運動是有裨益的。
“國際主義左派”？
工國委是認真看待不同意見，不會將之扭曲。可惜陳墨沒有針對性地處理文森特·科洛就中日衡突的文章的內容(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麼？)，陳墨將工國委(CWI)與其他面目模糊的“託派”團體混為一談。工國委在全球50多個國家工作，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和很多亞洲國家，其中國同志自2009年出版定期刊物，在一定數量的讀者間傳閱，我們亦面對其他左翼分子也遭遇過的鎮壓、在可能的情況下介入過罷工，並打著社會主義綱領參與過2011年香港的選舉，亦投入過很多群眾鬥爭，包括展開香港唯一一個反對種族主義運動（反種族主義青年），對抗反內地人的沙文主義。可是，我們卻被陳墨一併打成“國際主義左派”，與“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這個只存在于奧地利沒有領導和介入群眾鬥爭經驗的細小宗派團體等並列起來。陳墨以這種混淆視線的論述，以偏概全地攻擊我們的“錯誤”，暗示所有具有國際背景的團體是有一模一樣的立場——這是拙劣的歪曲！
反日遊行的民族主義
陳墨的文章是捍衛反日遊行，其主要的結論是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對此作出批評，而應該支持這一“自發”的運動，甚至根據他的說法是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即使我們接受這一說法，這種極度中國中心的看法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些抗議對亞洲其他地方的工人意識的影響。他忽略了抗議和其中的種族主義言辭對日本以至菲律賓、越南以至其他地區群眾的影響（他視之為極小數，但這些言辭被媒體大量利用）。他刻意避免提及中越之間的衝突和中菲之間的緊張局勢。在更落後的越南，就南海爭端反對“中國帝國主義”的抗議是進步的嗎？我們應該以半殖民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去看待越南及菲律賓與中國的島嶼爭端嗎？實際上越南和菲律賓和中國在南海中的島嶼爭端變相服務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可見，這問題是複雜的，是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衡突，不能以單向的民族主義分析去解釋。
陳墨誇大反日抗議的進步性、無產階級性和自發性，在他的文章總共用了16次“自發”兩字。如果這些抗議真的是自發及獨立於國家機器之外的話，為什麼它們沒有繼續和發展？至少，這顯示了其自發性是有限的。事實是，反日抗議服務了政權，被利用為向日本和其他相關的政府發出警告，並讓群眾對當局的憤怒轉移至日本政府。“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制。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徵，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因為欠缺具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在沒有獨立的政治力量挑戰當局下，反日遊行不可避免地被當局利用。當局利用這個運動，甚至內部不同派系以不同方式利用運動，以確保不會對當局構成真正威脅。我們不會盲目崇拜群眾的自發運動，而是從運動中學習，並提出綱領將鬥爭引至階級戰線上。
陳墨指由於反日示威主要由工人和貧窮階層組成，所以順理成章是“進步”的，但他完全忽視重要的問題，運動領導層的性質和鬥爭的訴求及綱領，以及主導運動的思想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都是關鍵。在越戰中，美國的反戰示威者曾有名地被“安全帽”（被政府主戰論調蒙上眼睛的建築工人）攻擊和毆打。即使不可否認這些工人都是無產階級，但沒有社會主義者會將之認定為進步。有很多工人階級基礎的運動都不是進步的。反日示威運動同時受到政權外部和內部的資產階級的支持。在西安有歐洲豪華汽車組成車隊參與示威，提出“打倒小日本，滾出釣魚島”等反日的口號。
這也是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在1920年代評價國民黨的致命錯誤的一面。托洛茨基說過：“史達林同志在1925年開始將國民黨稱為 ‘工人及農民政黨’ (!?)。這定義與馬克思主義無共同之處。但顯然史達林同志的錯誤公式是想表達，國民黨的基礎是工人和農民的反資產階級聯盟。這是完全錯誤的，工人和農民的確是追隨國民黨，但他們是被資產階級領導的，而我們知道資產階級會領導他們到哪裡去。這政黨是資產階級的，而不是工人和農民的。”即使在1920-30年代，中國仍是半殖民國家的時候，托洛茨基支持共產黨應該與國民黨統一戰線，但堅持由工人階級領導民族解放運動，並聯繫至社會主義的鬥爭。
在這場反日遊行潮不是由工人階級群眾領導的，很多遊行中中小資產階級和地方上中共基層黨組織在其中發揮了領導成用。況且，如果只要有工人參與的運動就自動是進步的話，哪麼我們為什麼還需要領導工人的組織——革命政黨？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陳墨為了製造藉口，竟然指出希臘和西班牙反歐盟和反削減開支的遊行中有種族主義的口號。事實完全相反，正是工人的群眾鬥爭限制了種族主義的危險！在希臘近幾年有超過16次反對資本家削減開支的總罷工，當中帶有前革命狀況的特徵。同時由於缼乏缺命政黨，加上國家工會領袖軟弱，令鬥爭變得複雜，並為金色黎明黨打開了發展空間。現時金色黎明黨在國會有18席，對外來移民進行殘酷的攻擊。這些發展表現了革命和反革命同時進行。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將之分辨，而不是混淆起來！
資產階級領導下的民族解放運動?
中國已經不再是“半殖民”國家，即使陳墨正確地指出中國有落後國家特質以及被外國資本剝削。但中國同時愈來愈扮演帝國主義的角色，經濟上剝削東亞和非洲等地其他更弱的國家。在一戰時期，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知道俄國是半殖民地（受英法資本支配）但同時又是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對烏克蘭和波蘭等非俄裔的群眾）。他們沒有視俄羅斯民族主義是進步的，或者支援對德國開戰。而且，陳墨再次只看到問題的一方。現在的情況不是帝國主義軍隊佔領中國領土，而且在現時條件以及政治和軍事力量對比下，在短期內美國或其他帝國主義競爭勢力（這競爭正在尖銳化，但現時受制於經濟互相依賴，但小型的衡突可以激起更大的社會和政治運動）並不會侵佔或攻打中國。陳墨機械地將釣魚島事件與狀況不同的進步的反軍事佔領民族運動（巴勒斯坦、伊拉克、1920-30年代的中國、法屬印度支那）相提並論。對於這些情況，社會主義者不會只限於支持抗議和鼓動，並支持群眾武裝抵抗的權利。雖然他提出的例證中社會主義者都會支援軍事行動，但陳墨沒有提倡中日開戰，卻沒有作出解釋。
然而釣魚島事件背後是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衡突，要建立新的統治規則去控制該區的海洋和資源，也是中美之間對於地區主導權的爭奪。而如果在釣魚島上發生武裝衝突，將可能讓中國當局利用和日本以及美國的外交危機，對內大力鎮壓反對勢力，同時加大對勞動人民的壓迫，藉此推動更快和更殘酷的私有化政策。就如1979年的中越戰爭之後，鄧小平大力藉此推動資本主義復僻和市場改革。戰爭令越南和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代價，而鄧小平利用這場戰爭鞏固統治集團，並加快改革和開放。對於如何對待中國統治精英未來可能發動的軍事衝突，這是很大的教訓。
即使陳墨在文章末尾有提及過“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但整篇長達三萬字的文章的立場實際停留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與這目標違背。他引用托洛茨基，強調不要全盤否定受法殖壓迫的印度支那(Indochina)群眾的民族主義，托的說法是正確的。但托洛茨基的方法是將民族獨立鬥爭與社會主義革命連結起來。這不是基於教條的原因，而是對今天世界非常重要的歷史教訓。看看巴勒斯坦、科索沃和東帝汶的例子，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的民族解放是沒有前途的。陳墨把這事情混淆起來，混淆了反對殖民侵佔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在無人居住的島上的領土爭端以及海軍力量競賽。
工國委(CWI)反對任何政府對東海和南海漁民的騷擾。我們反對任何一方的軍事擴張，反對日本資本階級家最近挑釁的行動，但同時表明要達至目的，只能透過建立國際戰爭性工人運動，而非依附反日民族主義。相反，反日民族主義會混淆群眾的意識，將日本群眾推向反中國的民族主義一方。
陳墨將巴勒斯坦的鬥爭與保釣活動分子相提並論比較，是他最荒謬的言論之一。巴勒斯坦群眾面對難以言喻的鎮壓、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大肆屠殺人民、房屋被摧毀，還有加沙的不人道隔離，以至藥物、食物和重要物資的短缺。今天無人居住的釣魚島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嗎？工國委(CWI)和我們中東地區支部支援巴勒斯坦群眾反對以色列佔領暴行的民族渴求，但我們不會單單就此完成。我們揭露軟弱的親美巴勒斯坦資產階級的徹底失敗，亦揭露右翼伊斯蘭分子哈馬斯的無能，在今天只能通過工人階級領導的群眾鬥爭，去領導成功的民族解放鬥爭，以革命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這一替代方案同時需要包括以階級為基礎訴諸以色列工人，與資本主義的猶太複國主義政權決裂。故此我們提出社會主義巴勒斯坦的口號，並支持自願的中東社會主義聯邦，當中包括社會主義的以色列，去滿足和克服以色列群眾的不安。陳墨忽視這個馬克思主義方法，沒有提出如何爭取日本和其他國家群眾的支持。這場反日遊行主要口號和訴求完全是民族主義的，沒有意圖走出去爭取日本或亞洲群眾的支持，以達成工人階級的團結。
很多左翼組織都機會主義地墮入了民族主義的陷阱。歷史上，LIT以僵化和教條的方式對待民族問題，令其在1982年福克蘭群島/馬維娜斯群島戰爭上，要求其成員自願參加阿根廷的軍隊反對英國。彼特．塔夫在其小冊子《阿富汗、伊斯蘭和革命左翼》中提到：“他們[LIT]限制自己的民族問題的訴求在“獨立”上，但沒有社會主義的內容。從LIT的立場唯一的結論是，它在民族問題上是建基於地理上的概念，而且十分接近階段論。根據他們的方法，一塊領土曾經在某一階段屬於特定的國家，是決定性的因素。”可惜，在今天中日衡突中，陳墨犯上很多類似的錯誤。而我們會對民族主義情緒採取敏感的態度，同時提出過渡訴求去接觸被民族主義或沙文主義混淆的階層。基於他們直覺上對統治精英的仇恨，提高他們的階級意識，爭取他們團結工人階級的鬥爭。
陳墨沒有提及中國作為對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壓迫者。中國當局在釣魚島上展示軍事實力除了向東京施壓，亦有其內部的議程，就是要警告非漢族區的群眾不要挑戰中央或推動民族獨立。同樣，在此情況民族主義亦有其雙面性。社會主義者不會全盤否定藏族及突厥語群眾的民族渴求，但我們指出藏族及烏魯木齊民族運動的親資本主義領導是完全不能挑戰當局的殘酷統治，因為只能透過革命社會主義鬥爭，尋求團結漢族工人和國際工人階級，才能推翻現今政權及帝國資本主義。
抵制日貨？
陳墨抵制日貨上的觀點是錯誤的。對於社會主義者不會支援抵制日貨，陳墨表示這是“篤信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他拒絕承認今天供應和生產鏈全球融合的情況下，事實是更為複雜的。即使工人階級有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綱領，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解決問題，但當然這不意味著“等待”國際社會主義來臨，而是各國都同時進行鬥爭。抵制日產汽車和電子產品將會打擊中國工人，令工廠關閉和失去職位。中國第六大汽大公司廣州汽車集團報告指，其公司去年94%的利潤來自生產日本品牌的汽車（豐田和本田）。蘋果最新的iPhone 5在血汗工廠富士康生產，當中的記憶體來自東芝，螢幕來自夏普，還有新力的攝像頭、村田的藍牙設備、松下的電池。社會主義者不會反對全球勞動力分工，這可以達到節約時間的效果，是進步的。但社會主義者堅持這過程要從資本家貪婪的手中奪過來，而由國際工人階級民主控制和計畫。社會主義者支持國有化和工人民主控制，反對外國資本所帶來的剝削，但不是以抵制的方式反對所有外國投資。這將會淪為一個孤立的經濟，並阻止對經濟重要的技術和專門知識輸入。再者，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是事實，抵制外國貨品根本不可能發展為持續的群眾運動，這也是現實，與支不支持全球化的立場無關。我們支持國際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和民主規劃，包括群眾控制跨越邊界的投資。
社會主義者不會輕易提出抵制外國貨品的訴求。如果我們提出這個訴求，我們會強調工人組織以工會的單位共同行動——例如以碼頭和鐵路工人去阻擋貨品，而不是以消費者的個體行動。例如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南非反對白人種族隔離獨裁政權的鬥爭，當時的抵制行動是南非左翼提出的，亦得到他們的支持。今天中國並不能以抵制日貨的訴求建立集體鬥爭。當局可以容忍甚至在一段時間內鼓勵這行動，以作為引導群眾憤怒的安全網，又可以向日本政府施加經濟上的壓力。
香港“保釣”運動
陳墨錯誤地指出，因為釣魚島活動分子很多次出海頓島被阻止、被當局打壓，就證明這是對當局的政治威脅。這再次美化了這個宣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運動。北京阻止保釣行動委員會出海以避免不可預計的事件（任何國家機器都會捍衛自己壟斷勢力）。當局一方面要利用民族主義示威增強自己在亞洲向日本和美國的實力和地位，一方面卻害怕“過激”的民族主義會失去自己的操控，這是典型資本主義建制看待民族主義的方法。當局一直以來都阻止登島行動，但正是在這次的中日衝突中香港出海頓島的行動有利當局的外交，所以當局才拉起閘門讓他們出海。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下屬的《環球時報》在8月16日登出一篇題為“中國官民默契是保釣成功之本”的社評指出，解放軍不派軍艦為保釣人士護航，並非軟弱，又指中國如果現在“奪回”釣魚島，會觸發大規模戰爭。稱“民間保釣行動都是由國家綜合實力做支撐的。政府未對保釣人員登島提供公開支持，並不意味著保釣人士是孤立的。”這正好駁斥了陳墨指當局鎮壓“保釣”行動。
其中一名保釣分子、香港政黨社會民主連線的領導人物之一曾建成，曾經在黃岩島議題上於2012年4月發動抗議反對菲律賓，焚燒菲律賓國旗。香港有15萬菲藉外傭，她們面對壓迫、歧視和種族主義，特別是在2010年馬尼拉的人質慘劇案時。曾建成的抗議在這反菲情緒的背景下是特別有害的，但他同時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支持更強硬的邊境管理政策。工國委的香港支持者反對曾建成的沙文主義立場。
如果民族主義意識在中國真的代表著挑戰政權的話，為什麼政府還是大搞火箭升空和愛國教育等工程來煽動民族主義呢？為什麼香港政府又要推動愛國國民教育挑戰自己呢？
關於日企罷工
陳墨通過9月份在日企工廠和前幾年大連開發區發生的罷工潮說“工人鬥爭中民族意識仍然具有其進步意義”。然而陳並沒有解釋工人的提出了怎樣的訴求，罷工取得怎樣的成果。
今年九月份和以前大連開發區大多數發生在日企的罷工中，工人都提出了加薪的訴求。在深圳外商投資企業協會的一份報告中顯示，當地發生罷工的日企的工人幾乎都提出了加薪的訴求，而且大多數實現了加薪。一位元工人告訴記者：“其實罷工和反日沒什麼關係。許多人只不過是利用這個機會要求改善待遇罷了。”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廣州站在日企的立場表示：“不知道他們的目的到底是要反日還是要加工資。”
然而，少數日企比如松下珠海廠發生了打砸設備的事件。和陳墨的看法相反，在這些工廠中工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起到了負面的作用。
我們當然支持工人們利用這一時機在進行罷工爭取提高工資待遇和要求獨立工會的權利的時候，完全策略性地在罷工中使用反日口號，在中日關係緊張的形勢下給與工人一定的“保護”，給當局鎮壓製造困難。
在馬克思主義者可以介入日資工廠的罷工的情況下，我們強調建立獨立委員會，將鬥爭民主化，不要信任中共官方工會，保持對鬥爭的獨立控制，向日本姊妹工廠的工會（佳能、松下等）發出團結及聯繫未來鬥爭的呼籲。我們提出充公日本資本及中國資本的訴求，並由工人民主控制和真正的公共所有。我們強調需要有紀律的鬥爭，不要破壞機器和財物，因為這些東西是屬於工人階級而不是資本家的。
如何介入反日群眾運動
陳墨文章提到：“誤入歧途的革命失敗主義與國際主義左派的文中普遍認為，由於中國現政權已經是帝國主義政權，所以呼籲中國無產階級和左派不要介入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運動，在中日衝突上採取超脫和雙重反對的立場。”這是捏造事實的，工國委(CWI)並沒有認為不應該介入反日群眾運動，反而陳墨沒有提及過社會主義者應該如何去介入運動。
馬克思主義者在可能的情況下都會介入運動，與群眾展開對話並提高他們的意識，與誤導性的或反動的“方案”戰鬥。反日遊行由於被國家機器嚴密監控，介入不是容易的事，甚至在一些情況下是不可能的：脫離當局默許的民族主義訊息的橫額和口號會被禁制，我們的同志會被驅趕甚至逮捕。右翼民族主義分子亦可能會煽動身體上的攻擊。社會主義者可以試驗性地到遊行路線，提出“不要日本國有化釣魚島！不要戰爭！中日工人團結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秘密派發傳單可以更全面地解釋社會主義的立場，需要工人階級團結、民主權利、以獨立工會聯繫日本以至國際群眾進行團結鬥爭反對中日政府。
我們應該從2011年6月內蒙古的群眾抗議學習，那是當地30年來最大的抗議。當時內蒙古土地維權分子被一名受雇於大型媒礦公司的漢人貨車司機殺死後，蒙古青年發動抗議。他們是反對媒礦公司和環境破壞，而不是漢人。這運動贏得了全國線民的同情，而不像2008年西藏騷亂，被國家媒體演繹成反漢人而不是只反中共的行動。陳墨忽視了重要的教訓，低估了群眾反日情緒的負面影響。
關於如何對待遊行中的暴力
陳墨指反日示威是“底層群眾憤怒發洩的一種扭曲反映”，卻沒有提出策略帶領工人作出有效的鬥爭。工國委(CWI)沒有單純對把反日示威的暴力與種族主義攻擊等量齊觀。我們不是將騷亂浪漫化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為這本身不是工人階級的鬥爭方法，而是受欺壓階層找不到出路時作出的盲目反應。陳墨用大篇幅指出騷亂緣自工人階級的仇富憤怒，卻沒有指出這不是工人有效的鬥爭方法，是機會主義的表現。在群眾面臨類似的條件下，我們對待騷亂的立場在各國是一貫的。在2010年英國的騷亂中，我們指出騷亂的責任在於資本主義的卡梅倫政府，以及無法帶領鬥爭捍衛工人生活水準、無法為年青一代爭取工作職位的工會領袖。我們反對國家機器在騷亂施以鎮壓的手段，縱使因為有很多工人階級因為工人區受到大肆破壞而不同情騷亂，支持這些鎮壓。例如，在騷亂後的民意調查中，90%英國成年人支持員警使用水炮。但是，同時我們不像其他左翼團體盲目褒揚這些暴動。例如，英國社會主義工人党(SWP)將搶劫商店的行為描述為“強烈的政治行動”。正如我們的文章(騷亂：是誰毀掉了英國？ )指出最大的搶劫者是資本家，但同時騷亂不會改變世界，而工人以罷工、佔領和建設革命黨的鬥爭方式是當務之急。我們對待反日示威的立場亦相近。我們認為中共獨裁應該為騷亂和搶劫負最大的責任，反對員警鎮壓，但同時我們清楚指出騷亂不會實現政治上真正的改變，也不會幫助工人群眾建立替代方案。
總結
社會主義者瞭解運動的進步與反動元素，但我們不是單純的評論，而是要方方面面考慮如何介入運動。陳墨的文章沒有提及工人階級組織應該如何獨立地介入反日示威，卻偏面地褒揚中國民族主義的進步性，實際上就是迎合群眾的民族主義意識，而沒有提出工人階級的立場。
中國、日本和國際的資本主義正引領群眾走入災難。工人階級的大型運動正在來臨，這力量可以改變全球。各處的統治精英恐懼未來的這些運動，因而瘋狂地囤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加大了使用民族主義宣傳的力度。社會主義者一定要建立新的戰鬥性組織，以介入鬥爭、提出口號和方法，令群眾無意識的行動變為有意識的，反對資本主義和專制統治。在鬥爭裡會看到群眾情緒在希望與絕望間迅速轉變，而現行既得利益者將會誓死捍衛自身利益。中國、日本以至其他亞洲國家的衝突會為馬克思主義帶來考驗，只有以正確的方法和途徑我們才能通過這些考驗，發展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