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曾經因為有廣泛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獲得“社會民主主義典範”的。但是，在過去二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的）打擊下，這模式早已土崩瓦解，《經濟學人》將之稱為“無聲的革命”。
派瑞．奧爾松（Per Olsson）社會主義正義黨（CWI瑞典）
下文寫於瑞典騷亂爆發前，這國度曾被視為平等安全的典範，卻發生了戲劇性轉折。本文深入探討事件背景。瑞典社會中最弱勢群體的憤怒在街頭爆發，現在為世界各地的媒體所報導。
瑞典看似經受住了經濟危機的侵蝕，削減福利、降低稅收、限制政府開支的措施似乎行之有效。但這不過是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報刊、智庫和右翼政府的說法。瑞典財政大臣安德斯．博格（Anders Borg）甚至被《金融時報》評為歐洲最佳財長。但瑞典絕非是個例外，當瑞典的資本主義架構已經變得日益不平衡和不穩定時，多年來的緊縮措施和右翼政策已嚴重破壞了社會結構。
“老瑞典模式”已不復存在。相反，瑞典已成為一個新自由主義的典範，就從私有化和去規化方面而言，比世界上任何發達經濟體推行了更為激烈迅速的自由化措施。這是去年美國智囊機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結論。
最近，保守派老大《經濟學人》雜誌公佈一項標題為“北歐國家，下一個超級模式”的調查報告。其文章特別挑出瑞典，文中提及：“左轉的趨勢已經扭轉，不再是國家力量進一步擴展進入市場，在北歐，市場正在擴展進入國家體制中”，並洋洋得意地描述了這一過程，並將之稱為一場“無聲的革命”，福利國家分崩離析，私人公司正在管理學校、老人院和托兒所，交通運輸行業的管制則完全放寬。
“瑞典公共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已經從1993年的67%降到今天的49%。它可能很快就會變成一個（從支出規模而言）比英國更小的政府。自1983年以來，它還削減了27%的最高邊際稅率（所得稅），最高稅率下降到57%，廢除了針對地產、禮品、財富和繼承的一系列稅收。今年則將企業稅從26.3%削減至22%”。（《經濟學人》，2013年2月1日）
根據《經濟學人》描述，這場“無聲的革命”已經將瑞典轉化到這種程度——“弗利民（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待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會比在美國華盛頓特區更有賓至如歸的感覺。”要更準確描述瑞典過去25年的深刻變化，應該將之說為一場奪走過去獲得的社會成果的反革命。
恰恰是80年代後期執政的社會民主黨政府開始推動這場在瑞典所謂的“制度變遷”。從那時起，無論是什麼政黨執政，都推動這一被稱為“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即通過結合放寬管制和推行私有化的政策，對公共部門進行大規模的打擊。
打擊福利，攻擊工會
與大多數歐洲國家不同的是，瑞典在2009年後經歷了經濟復蘇，2010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達到6.1%，在2011年達到了4%。然而，此前瑞典面臨過當代最大的經濟跌幅，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了5.5%。迄今失業率仍然高達7.5%，在整體失業人口中，長期失業率已上升至30%，遠高於2006-08年。去年，工人的實際工資收入下降了0.4%。
2008-09年危機對瑞典衝擊嚴重，但由於幾個原因，其過程相對短暫，而且主要限於嚴重依賴於全球投資和貿易的工業部門。2009年，工業生產下降了20%，投資下降了23%。數十萬產業工人失去工作。由於對就業人口的減稅政策，加上信貸持續膨脹，推動了居民家庭支出，使服務部門受到的影響較小。由於2009年住房價格上漲了7%，所以即使是在危機中，人們願意負債購買房子或公寓，家庭債務仍然在增加。
從2006年到2010年，以溫和黨（相當於英國保守黨）為首、由四個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聯盟組成的右翼政府，四次削減工資稅（大約70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4%）。這也降低了企業營業稅和工資稅，降低了房產稅，取消財富稅和遺產稅。總的來說，這些減稅政策有利於富有階層。
然而，這些政策的確刺激了經濟計畫，抑制2007-09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不過，政府的意圖是收買民心，分化工人階級，並迫使失業者接受低工資和不穩定的工作。伴隨著為富有階層提供減稅政策的，是大幅削減失業保險和病假工資。瑞典成為退休金稅率比工資稅率還高的少數國家之一。
政府政策背後的另一個動機是：削弱工會。政府在2006年秋季上臺後，第一個的決定是急劇改變失業保險福利金制度，這一基金在瑞典本是由工會控制的。2007年1月1日開始，個人失業保險基金的繳付額度大幅增加，而針對工會會員和失業保險金繳付的退稅被廢除。此外，失業保險福利基金繳付額度出現更大差異——即一個工會裏失業人數越多，要繳付的額度也就越高。
政府旨在使工會會員費用變得昂貴，並且粉碎了工會會員資格和失業保險金領取之間的聯繫。這是其中一個原因，令瑞典工會在2007年和2011年之間失去了273,000名成員，也因此工會化的水準已經下降到70%，相對1993年的85%。
這些新自由主義政策意味著福利體系的解體。“在2005年，瑞典曾經擁有世界上第二最慷慨的失業保險計畫，但根據一份新的報告顯示，（如今）為的瑞典失業者提供替代收入的福利已經低於經合組織的平均水準。而且，1952年以來第一次，瑞典的疾病保險金僅覆蓋52周，也低於經合組織的平均水準。”（瑞典英文報刊《本地》，5月12日）
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如養老金、失業經濟和喪失工作能力補助，自90年代初以來已經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僅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3%，使瑞典只是略高於經合組織的平均水準。在過去的幾年裏，社會安全網絡的空洞進一步擴大，導致社會的不平等前所未有地增長。“在過去的15年中，瑞典是34個經合組織國家中不平等加劇最嚴重的，其貧富差距增長是美國的四倍”。 （《金融時報》2012年4月21日）
經濟失衡
2009年後的經濟復蘇，主因是全球需求開始再次增長而帶動出口增長，特別是資本貨物（生產資料） – 機械工程產品占瑞典出口商品的一半以上，此外諸如鋼與鐵等大宗貨物。瑞典大部分出口都是面向德國和挪威，這兩國在最近幾年都保持著持續經濟增長。瑞典資本主義也得益於中國等亞洲國家的經濟繁榮：亞洲現在占瑞典出口份額的13%。但是，歐洲迄今仍是瑞典最大的市場：瑞典70%以上的出口輸出到歐洲國家。
在2011年的最後一個季度，已經有跡象顯示瑞典經濟增長放緩、歐洲危機惡化而全球經濟復蘇正在失速。“經過兩年的市場收益，我們預計在2012-13年度，由於需求的構成令優勢失去，加上競爭力不斷弱化，市場份額會有所下降。”（瑞典國家銀行發佈的經濟預測，2012年4月24日）
自那時以來，經濟一直停滯不前，而失業率在上升，在今年1月達到8%。青年失業率更是高得多。根據聯合國區域資訊中心3月份的報告，瑞典的青年失業人口占失業人口比例是所有經合組織（OECD）中最高的。瑞典24歲以下的失業率為24.2%，是平均失業率的4倍。
瑞典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賴有限的產品類別，而由於依賴全球需求，使之更為不平衡，並仰仗於短期行情。由於工業依賴國外市場，歐洲發生的某些具體問題不免會影響（瑞典的）出口。今年瑞典經濟增長乏力，最好的結果是增長1-2%。與此同時，隨著出口增速放緩，地產和建築行業也增長乏力，回到與2008年危機時幾乎同樣的困難狀態中。
私人消費和私人服務部門的擴張，無法再同樣地刺激需求和增長。這是由於以下幾個原因。首先，失業率持續上升，不平等拉大。此外，在過去18個月內工業裁員人數上升一倍。在社會支出方面，進一步削減，令例如醫療和教育方面的失業率上升，零售業亦邁向危機。此外，就業愈來愈不穩定，更多的人從事著朝不保夕的臨時工，老闆解雇工人變得更容易又更便宜。
財政紀律的詛咒
這也是實施右翼政策及緊縮措施的結果。目前，瑞典政府一定被視作歐盟裏最主要的新自由主義和鷹派政府之一。“財政紀律”已成為一項法律，要求限制年度開支，預算盈餘要在一個商業週期內平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
政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連續多年下降（在現政府執政下，從2006年的52.9%降到2011年的51.8%），基礎設施一直處於衰退狀態。在過去25年中，瑞典在基礎設施運營、維護和投資方面的支出很少，低於歐洲平均水準。例如，鐵路的運營和維護就遠低於歐盟平均水準。甚至地方政府的預算也要被迫平衡，意味著每年削減支出。
這些苛刻的政策破壞了國內市場，並令目前的趨勢走向更加不平等。路透社在2012年3月21日發表的《由於富者愈富，瑞典平等消失》一文中寫道：“歐盟統計局最近稱，在保加利亞之後，瑞典處於貧困風險人口的升幅是第二多”。另一方面，瑞典的美元百萬富翁人數去年達到61,000人，創下紀錄。儘管瑞典只有950萬居民，有十個瑞典人在《福布斯》雜誌的“2012年世界富豪榜”中榜上有名。最富有的119個瑞典人的2012年財產總值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40%。貧富差距從未如此的巨大。
家庭可支配收入充其量會有適度增長，但工資增長持續疲軟。除了降低公司稅，政府似乎不會進一步減稅。私人和家庭債務已經達到了警戒線。去年的家庭債務飆升到相當於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70%，而在1996年不過是90%。根據經合組織的統計，瑞典房價相比收入被高估了30%。當失業率上升和收入減少，眾多家庭難於支付房貸，房地產泡沫將開始破滅。
此外，政府走進了一個死胡同，所謂的“就業促進政策”徹底失敗：失業率遠高於2006年，就業率降低。只有三分之一的失業者擁有失業金，其餘的人則不得不依靠社會救濟金、家庭或朋友的接濟而生活。而在2006年，大多數失業人員都會從與工會相聯的失業保險制度中領取保險金。如首相弗雷德裏克．賴因費爾特（Fredrik Reinfeldt）所言，就業促進政策已淪落為提供“不熟練的簡單工作”，換句話說，就是低薪的臨時工作。雖然大多數人希望從事全職工作，接近五分之一的工人只有臨時合同，超過四分之一的職工是兼職（主要是女性）。
在這一切之上，目前的房地產泡沫勢必破滅。瑞典擁有世界上最被高估的房地產市場之一，房價被高估了約25-30%。瑞典正走向一場新的危機，而右翼政策和新自由主義正變得越來越不得人心。
這一大眾情緒已經轉向反對私有化和風險資本家對公共部門的掠奪。執政聯盟節節敗退，如果今天舉行選舉，那麼政府將被多數選票否決掉。但對政府的不滿沒有轉變成對社民黨（瑞典社會民主工黨，SAP）的巨大支持。儘管有反政府的情緒，但社民黨只獲得31.9%的選民支持，只比2010年最後一次選舉的30.6%稍微增加而已，那次是該黨自1911年以來的最低得票率。
由於缺乏一個真正的左翼選擇，加上鬥爭和覺悟的水準低，使右翼種族主義政黨瑞典民主黨有機會利用大眾不滿情緒。該黨支持率高達10%，成為瑞典國內第三大黨。當前，北歐每個國家都有右翼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政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現狀是一個警告，如果不准備組織一個工運以認真反擊，以反擊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就會如此。
對醫療服務的掠奪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現一系列震驚的私營養老院醜聞後，在民意調查中，接近80%的人希望禁止福利部門追求利潤。（在瑞典，五分之一的老齡護理、住房和家務支援都在私人手中。）儘管眾多醜聞曝光，但也不及克萊瑪（Carema）公司營運的養老院可怕。這家風險資本家擁有的私人公司將利潤隱藏在避稅天堂中。
根據stockholmnews.com（2012年11月11日）的一份報告透露：“斯德哥爾摩一間由克萊瑪（Carema）私營的老人健康和社會護理中心（Koppargarden），有一位醫生透露弊端：由於對傷口糟糕的處理，一個病人死於膿毒症（敗血症），還有許多明顯營養不良的患者。不必要的截肢、必要的醫療藥品供應不足、許多醫療事故、缺乏專家和人手。”
在由克萊瑪（Carema）和其他私人公司營運的其他養老院中，同樣可恥的環境也被揭露出來，這些公司的目的是牟利而不是提供護理。“一切都只是為了省錢、省錢、省錢”，克萊瑪（Carema）的員工說道。研究還表明，牟利養老院人手編制水準低於公共部門。財團在公共部門中扮演著掠奪者的角色。他們用納稅人的錢去營運養老院、醫院和學校，但他們將賺到的錢轉移到避稅天堂，然後分配給股東。當瑞典私有化公共服務時，一直用公帑維持，但卻外判服務的管理。
對教育的掠奪
教育是另一個部門反映著私有化的可怕影響，教育系統處於危機狀態。市場改革令私營的所謂“自選學校”（free school）天文數字般的增長，因為政府旨在把時鐘撥回到的社會隔離式的舊學校制度，以助長一小部分精英。
這一轉向以市場為導向的教育政策，實際上開始於80年代後期，與其他類似的政策一樣，受社會民主黨支持。在90年代引進的教育券制度意味著幾乎任何人都能創辦一個學校，並享受公共資金支持。從那時起私營學校的數量一直劇增。今天，超過20%的中小學的孩子在由公帑支持的私營學校中學習。
僅有瑞典和智利這兩個國家的牟利學校由納稅人的錢去支持。“LR（瑞典的兩個教師工會之一）指出私立學校吸掉納稅人數以百萬克朗，而不是為更好的教育再投資。該工會在今天的一份報告中聲稱，少數幾家公司從由國家的私營學校運營基金中已經賺了近2,000萬美元。”（瑞典電臺2012年1月4日）。
該報告總結出，在貪求利潤的私募投資公司眼中，私營學校被視作安全投資。私營學校行業被六個私人公司所控制。其中最大的一家Academedia在避稅天堂格恩西島註冊，是當地註冊的最大風險投資公司EQT。Academedia在瑞典擁有超過100所學校，共約45,000名學生。該公司在2010年的利潤超過2,900萬美元，創下紀錄。
由私營學校比公立學校在每個學生身上花錢更少，而且教師人數較少。私營學校缺乏圖書館、食堂、學校操場等。在斯德哥爾摩你能在地下室找到私營學校。學生在休息時間不能到操場活動，反而不得不走到墓地！私營學校加深了社會和族裔隔離，導致各種標準的整體下降。瑞典一家教師工會LR指出：“無論是學生還是整個社會，都沒有從過去20年中的放寬管制獲得什麼”。根據國際學生評估專案（PISA）和國際數學與科學趨勢研究專案(TIMSS），瑞典的高中升學率遠遠落後，六年來不斷下降。
反私有化、爭取公共福利的鬥爭將會進一步發展。這就是為什麼社會主義正義黨（CWI瑞典）成員主動設立“沒有利潤的福利”運動。這已經成為一個廣泛的真正草根運動，彙集起工會會員、左翼活動分子和當地活動分子。
這場運動要求結束私有化，支持大規模投資公共福利，抓住了群眾情緒。甚至社會民主黨內部在此議題上深陷分歧，有部分回應此議題。該黨領導人拼命捍衛私有化、牟利學校和養老院等，但現在受到黨員們的公開挑戰。去年2012年6月召開的瑞典總工會（LO）大會決定反對領導層的意願，支持在福利上的非營利原則，反映了整體情緒的變化。然而，在大會結束後，領導層改成了控制利潤的政策，顯示當前工會領導並不打算組織反抗，對抗資本統治和新自由主義。
這一戰線可以預見將成為近段時期最重要的鬥爭之一。這場爭取公共福利的運動，是反對以進一步私有化為信條的腐朽資本主義的鬥爭。這是一場為推翻舊有的寄生資本主義制度，並代之以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