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物的源頭，是資本主義本身！
裘青 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現時每日棄置九千噸廢物，這些廢物除回收外完全依靠將軍澳、打鼓嶺及屯門等三個堆填區處理，而這三個堆填區亦將於2015、2017、2019年相繼飽和。現時政府提出方案要求擴大三個堆填區及於石鼓洲興建焚化爐，但受到群眾大力反對。在爭議持續的情況下，廢物處理飽和的危機卻日復一日地迫近，到底誰該為此負責？
「源頭」在哪？
對於解決都市廢物，最理想的方案固然是從源頭著手，減少廢物的產生。但不論現時政府日以繼夜鋪天蓋地地宣傳所謂的「源頭減廢」抑或呼籲「惜食」減少廚餘都不過是將產生廢物的責任推諉於個人，這不但無助於真正解決廢物問題，更為真正的廢物源頭扯起一塊巨大的遮羞布。
誠然，作為個體理應負擔起減廢的責任，筆者就在工作場所帶動起廢物分類回收工作。但放到社會層面上，政府現時的政策和宣傳卻是把資本企業的責任轉嫁往群眾個人身上。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廢物的產生是由於其不合理的、和刻意浪費產品設計，甚至提高損耗率故意降低產品的使用壽命，縮短消費者的消費周期而從中獲利。
同時，根據環保署二零一一年《香港固體廢物監測報告》的數據指出，自二零零七年開始，工商業廢物公噸數平均以每年7.5%的速度增長，而家居廢物公噸數則每年平均下降5.7%（圖表1）。再者，由於不少工商業廢物處置不善，因此在收集的過程中被統計為家居廢物。因此，香港都市多數廢物的源頭實是於資本家而非個人！
需要民主決策解決方案
香港的都市廢物問題的確需要一個迫切的解決方案，但擴建堆填區只不過是飲鴆止渴。堆填區再大，終有飽和之日，屆時難道又再將其沒完沒了地擴建？焚化爐似乎是唯一一個合理選擇。過往焚化爐由於會產生極大的污染和致癌物二噁英而令人聞之色變，事實上隨著技術的進步，現時的焚化技術多採用高溫燃燒室、空氣洗滌系統等，幾乎已過濾所有二噁英。如在美國全國87座焚化爐，每年只排放10克二噁英，相比87年每年排放10,000克減少了99.9%。此外，也有人提出的高溫處理技術加外海垃圾島的方案。
政府現時的焚化爐計劃問題出於缺乏民主而透明的程序讓民眾參與和了解決策的制定和內容，無法改變民眾對焚化設備的壞印象，令政策陷於僵局。而無論任何更先進的處理垃圾政策，都應該有民主選舉的居民委員會共同商議並決策，而非政府在議會強硬通過！
企業的源頭減廢
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求資本家為從浪費型消費市場中獲利而負上主要的責任，零五年已公布的《都市固體廢物大綱》已提及生產者責任制，但至現時已近十年卻仍只聞樓梯響。生產者責任制要求生產商、分銷商和零售商負上廢物生產的責任，要求他們在生產和設計產品時更符合環保原則、減少不必要的包裝，以及令產品具體高維修性和可重復使用等，並對固意浪費的企業廠商徵收高額的懲罰性稅款！
然而，香港政府作為資本家的服務機關，絕不敢動財團利益一根汗毛，因此要實施這些政策，就必然要將企業民主公營化，並由工人和消費者民主管控，才能打破資本家對經濟政策的控制。
由於環保事業難以產生利潤，尤其在極端新自由主義的香港社會更是寸草不生，只有政府應該全面公營城市的環保事業，大幅增加環保的開支，才能令環保業興旺起來，制定更全面和高效的資源回收計劃。相反，撒手交予私人營運，令大量本可回收減廢的物品因無利可圖，從而變成掩埋在堆填區內的「純粹廢物」。環境破壞造成的社會代價不會計算入企業支出或國家生產總值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本身就迫使社會走向環境污染。
近二十年，世界各地資本家為了縮短利率周期，設計並生產了大量容易損壞、不可修復的商品，甚至鼓吹追求時尚而棄置尚未損壞的產品，從設計到生產，從生產到銷售再到棄置這一個過程中製造了環境災難。一城一地的小修小補政策或可挽救該區的環境於一時，但對全局而言卻甚至遠遠談不上「杯水車薪」，就如同香港實施膠袋徵費計劃一般，筆者早就指出這或者可以稍為減少香港一地的膠袋廢物產生量。但更長遠而言，因為膠袋的供應量是建基於利潤而非需求，而精鍊塑膠原料的石油壟斷企業往往可以操控這些供應，因此塑膠原料產量絕不會因此而減少。
反對「三堆一爐」議案
立法會在今次會期結束前，因為反對派議員拉布令「三堆一爐」方案暫時未能通過，但在10月議案再審議時，功能組別必為這個可恥的方案保駕護航，屆時全港居民都要為自己的健康和環境而抗爭！我們在關注香港的廢物政策同時，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很清楚地意識到最終的「源頭」就是奢靡浪費的資本主義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