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從首回合戰事中建立戰鬥式的民主運動，繼續抗爭
《社會主義者》第30期社論
雨傘革命持續幾乎三個月，徹底改變了千萬香港群眾運動的遠景，現在暫時偃旗息鼓。運動發展達至極限，面對政府的施壓，沒有清晰的戰略繼續下去。
雨傘革命最初是由警察暴力激起的自發群眾運動，不但徹底撼動了政府，也超越了泛民領袖原來的劇本。戴耀廷及「和平佔中」本來想堵路三天後就回家。今次運動的一大成就是，這堆「領袖」受到猛烈抨擊，被大大邊緣化。
但是，群眾雖然有自發性，但欠缺組織和戰略，僅能在起初避免運動在警察和佔中三子手中夭折，但不足以帶領運動超過首幾個星期。運動單單聚焦在佔領這一招抗爭手法，之後能量消耗，想法殆盡了。佔領行動是一個好的開始，但需要升級至罷課罷工等有效的鬥爭手段。為了動員新力量加入，向媒體抹黑還擊，智勝強大政權的代表人物，透過民主行動委員會組織起來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每個新轉折點，就策略和訴求展開真正的民主辯論也十分必要。
在這場歷史性的鬥爭後，群眾一方面不免會有百感交雜的失望情緒，同時也會繼續有抗命的怒火，以及戰鬥下去的決心。在後雨傘時期，《社會主義者》雜誌要強調今次運動的成就，也想重提運動的問題和政治弱點，讓政府無須作出讓步而結束了佔領。
梁振英及香港統治菁英的「勝利」將是對其的小補償，但他們不能期望香港可以「回復常態」了。9月28日後，香港從此再也回不去了。正如《紐約時報》寫到:「示威後這地方會深深兩極化，統治將更棘手。」中港經濟體難以逃避未來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危機，屆時政府統治將可被進一步削弱。
雨傘成為違禁品
「雨傘運動」雖然被清場，但慘勝的政府將會更為弱勢，更為不受信任。公眾對警隊的態度從此不再一樣，對待北京最緊密的盟友 – 鉅富菁英 – 也如是。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除了貧窮加劇、沒前景的工作和世上最昂貴的房屋外，還能給香港什麼?撐起的雨傘引起了統治菁英心中的恐懼。習近平12月到訪澳門，利用訪問去向香港支持民主的示威者發出警告。當時當局禁止記者在微雨時撐起雨傘，改為派發雨衣!
這件小事反映出中共獨裁政權背後的大問題，今年中共的週邊被港台澳前所未有的示威所撼動。正如台灣總統馬英九在今年三月的「太陽花運動」中也只是作出小步退讓，但在11月的九合一選舉受到重挫，當中反映出群眾抗拒其親中共的政策。一切的事態發展都是中國未來革命小震洫的前兆，因為當地的群眾(尤其是年輕人)也面對類似問題:沒有民主、工作不穩定、不平等日趨嚴重。這個害怕在官方場合見到雨傘革的政權是色厲內荏的。
態度轉趨強硬
在香港，新的裂痕將會再展開。政府可能會變得更強硬，並針對性打壓一些反政府團體。警察手上有一張200多人的名單，準備對參與過佔領的人士以嚴重罪名起訴，例如襲擊、阻差辦公或組織非法集會等。白色恐怖的氣息彌漫半空。但這可以激起民情反彈，引發新一輪的示威。不排除未來會重推廿三條國家安全法。曾經警告佔中會「頭破血流」的中共高級顧問陳佐洱，高呼廿三條要立法。
政改方案第二輪諮詢將在1月7日開始，大家都知道政府不會對泛民作出退讓。現時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將會變成提名委員會，最多只會有小幅度改變。北京和港府現在可能想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令下屆選舉繼續現時的小圈子模式。因為他們害怕2017年會有杯葛選舉的白票運動，令這場假普選的僅有合法性都被打擊，下屆特首將會蒙羞上台。此外，台灣選舉的大地震也會是一個因素。
為什麼雨傘運動連政府些許的讓步都贏不到呢?這是因為運動內部矛盾 – 尋求「體制內改革」的綱領和領導層。運動綱領有兩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是迷信可以與中共獨裁政權並存，另一方面是欠缺挑戰資本主義制度的視野。這成為了社會和民主發展的障礙。在整場雨傘運動裡，工國委香港和中國強調，民主鬥爭必須也要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才會勝利。
一場群眾運動可以迫使不願改革的政權讓步，就如2003年香港反廿三條，以及今年較早的澳門反對離補法案。北京可以不情願的同意這些讓步，因為這些讓步不會威脅到其統治。但是，今次香港的鬥爭並非如此。一名不具名的中共高官向《英文虎報》(10月15日)表示:「如果我們讓一步，水壩就會缺堤。」他指，如果撤回人大決定，就會在西藏、新疆等其他大陸地方引發骨牌效應，各處也要求選舉權。」
這証實了《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所說的，香港的民主鬥爭必須積極在中國建立支持，最重要在工人階級之中，反對獨裁統治，反對資本剝削。可惜，即使在示威者之間也是極小數認知到這一點。「很多香港學生也是只想本地，對外隔絕的。」《時代週刊》(10月10日)寫到。該刊物引述了一名年輕示威者的話:「我對改變中國政局無興趣。」但是，推翻中共專制政權是勝利的唯一道路。
領導層問題
雖然泛民妥協派和戴耀廷很久以來已經不受公眾支持，特別在八三一人大決定後，他們仍然無動於衷，因而更受人唾棄。但從上一段所述的劃地為牢的政治弱點，可見他們的政治路線仍然大大地影響運動。他們拖延佔領行動，避免運動爆發，令他們不能成為運動的正式領導。相反，他們被迫躲在學生背後，依賴著群眾對學生的信任去行事。
戴耀廷向《南華早報》承認他不享受這場佔領行動，說:「我多次感到格格不入。」起初，20萬人自發上街佔領，加上群眾怒火一發不可收拾，迫使這群領袖比自己所希望的走得更遠。學生領袖呼應群眾要求梁振英下台的訴求，雖然後來這訴求在沒解釋下消失了。10月4日，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在金鐘說:「我們不是要革命，我們只想要民主。」這就是學生領袖在10月11日的演說及致習近平公開信的主題。
由於沒有一貫的戰鬥性戰略，不論是策略上(目光超遠佔領一招抗爭手段，尋求罷課罷工等形式的集體行動)，還是政治上(解釋香港要有民主，必須結束中共獨裁統治)，因此運動領導層撕裂為兩邊。一邊是學生，他們靠受由下而上的壓力所影響；另一邊是泛民領袖和佔中三子，他們竭力盡快退場。
在12月22日《有線新聞》節目《新聞刺針》的訪問裡，戴耀廷暗示曾與林鄭月娥達成幕後協議，當時同意政府向北京交一份民情報告，作為慢慢退場的轉折點。在10月21日，林鄭與學生代表在電視談判後，學生領袖面對示威者反對退場的群眾壓力，所以拒絕接受政府的條件，戴耀廷在訪問中表示當時感到失望。和平佔中在學聯起初的支持下，在廣場推動所謂電子公投，當中投票選項提到政府的民情報告。社會主義行動當時是唯一公開表態反對公投的組織，指出這是以「公投」之名引導群眾退場的手段。《明報》當時報道我們反對公投的立場:「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次公投的議題設定明顯引導輿論…形容是佔中及泛民…為準備解散運動而鋪路…對此感到遺憾及憤怒。」之後，在群眾壓力下公投取消，學生收回對公投的支持。今天，戴耀廷承認與希望談判後退場，正好為我們當時的立場平反。
這次披露証實了運動領導層的分裂，一派是由戴耀廷及泛民領導、有意識的「退場派」，他們害怕運動激進化；另一派則非有意想退場，但欠缺一貫的戰略去帶領運動向前。因此，學生沒有準備公開與「退場派」衝突和決裂。《有線》同一節目亦指出，民主黨的何俊仁曾向學生開條件，如果學生願意退場，他就可以辭去立法會議席發動變相公投。公投運動是好是壞可另作討論，但如果當時接受了何俊仁的提議就必然是重大錯誤，對運動是一大傷害。
建立有內部民主的民主運動泛民領袖長期以來將自己小圈子領導層的模式強加於香港民主運動之上。他們傾向暗室討論，避免政治技倆曝露於公眾面前，而不是向群眾公開拋出自己的方案(通常包括「退場」)。運動欠缺真正的民主架構，而領導層不公開民主，是雨傘運動的致命弱點。
在鬥爭中的確有一股強烈的沮喪情緒。即使本土派組織利用這一情緒，進行「拆大台」行動，從而爭取曝光，但不可否認這股情緒的真實。因為「大台」以官僚的方法運作，由小部分團體壟斷，避免有人上台批評泛民的錯誤方法和路線。本土派並沒有主張建基於民主架構的另一種組織模式。他們的替代方案是粗劣的無政府主義 – 不要任何領導。
社會主義者主張運動內部要有真正的民主討論及問責制度，但我們的替代方案不是解散領導層，而是要領導層受到運動底層的民主控制。所有就策略和政治訴求的討論，應該通過民主架構進行。鬥爭的領導層一定要開放予所有參與鬥爭的組織，讓其派出代表參與。顯然，運動當時的「聯合陣線」並非如此，而是一個封閉的小組，其組成也是泛民領袖的小圈子。除了學生組織和政黨外，有一堆「民間團體」成為了領導層的代表。這堆團體的名字從沒對外公佈，即使連核心的佔領者也不知道。誰決定這個聯陣是領導層的呢?
在鬥爭裡，所有重大的提案應該提到群眾大會上。我們拒絕本土派「沒有大會」的幼稚路線，並指出運動的公眾代表應該受到真正的民主監督，這才可以打倒妥協派政客的不民主和官僚影響，並建立戰鬥式的民主運動，讓雨傘革命的無畏精神和堅毅決心不至枉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