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瑞克‧威斯特蘭德（Per-Åke Westerlund）──瑞典社會主義正義黨
常有人錯誤地指控馬克思主義在追求緩解貧窮與需求所必要的經濟成長時，把環境視為理所當然，然而沒有什麼能比這種指控更遠離事實了。透過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俄國革命早期的經驗，派瑞克‧威斯特蘭德（瑞典社會主義正義黨——工人國際委員會瑞典支部）要糾正這種說法。這篇文章原本刊登於社會主義黨（社會主義替代在英國與威爾斯地區的姊妹組織）的刊物《社會主義今日》(Socialism Today)第194期；2015年12月暨2016年1月號刊。
在環境這個議題上，右派、部份環保人士乃至部份左派人士，通常會對馬克思主義提出兩種指控。第一種：馬克思對工業化太樂觀了，把自然視為一個可以無限搾取的泉源。第二種：有些最嚴重的生態浩劫發生在蘇聯，馬克思主義必須為此負責。
與這些說法恰好相反，意識到環境問題、並且為之奮鬥，這些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都並非新鮮事。事實上，馬克思就是一個對資本主義工業化造成的大自然與社會破壞，率先進行分析、批判的先驅者。這兩位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作者，馬克思與恩格斯，都密切研究並且關注著所有領域的科學。
對馬克思而言，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工人階級（亦即無產階級）以及其勞動活動的存在，不過是馬克思年代的數十年前的事；但馬克思立即明白它們是社會變革的關鍵元素。強調工人階級的重要性，並不等同於忽略環境。
有趣的是，馬克思把勞動看作「其中既有人與自然參與的過程」，這在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哥達綱領」是在1875年德國社民黨起草會議上被採納的一個綱領）裡特別強調。馬克思提到該綱領所宣稱的「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並回應道：「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本來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的表現，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勞動是唯一源泉的錯誤觀念出自斐‧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而不是馬克思。
馬克思警告過破壞人與自然關係的後果。因此，他把資本主義生產之下工人的異化，視為當時人類與自然異化過程的一部份，這個過程在農業的工業化浪潮中看得特別明顯。
工人階級在當時與現在，都是資本主義對環境產生之影響的第一線見證者。例如，燃油、燃煤與核能等能源公司，對於在這些行業的工人，以及其所在地區或國家的人民與自然環境，都會構成直接的威脅。這些行業的工人往往是最明白其危險性的人，他們改善工作環境的鬥爭是環境運動的重要環節。
此外，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唯物辯證法）為分析與解釋今日氣候危機提供了工具。馬克思與恩格斯在19世紀中期，曾經論證過矛盾的積累如何導致質變、引發社會與自然的變遷。如今，氣候科學家在提出「轉捩點」（環境進入另一階段且不可逆轉的時刻）的警告時，正呼應了上述方法。
許多指責馬克思忽略環境的人都沒有讀過他本人的著作，他們研究的作品皆出自社會民主主義或史達林主義陣營裡面那些自封為馬克思「追隨者」的人，這些人建立的社會在工人民主、國家角色、解決環境問題的藥方等議題上完全抵觸了馬克思。相反地，馬克思曾預測「自然科學……將成為人的科學的基礎，正像它現在已經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礎一樣。」（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馬克思論自然
在了解馬克思主義與自然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其方法：馬克思總是從整體的角度看待世界和其歷史，這是理解他的分析與綱領的出發點。馬克思把資本主義視為一個在歷史上具進步意義的體系之這一事實，被許多人誤解和扭曲了。舉例而言，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的米高‧洛伊（Michael Löwy）寫道：馬克思「對工業文明抱持一種相當不批判的態度，特別是在它與自然的破壞性關係上。」洛伊還聲稱「馬克思並不具備一個整體的生態觀點。」（《批判性的馬克思主義》[For a Critical Marxism]，《逆流》[Against the Current] 1997年11月暨12號刊。）
首先，根據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的進步面是相對封建主義的，因此是暫時性的。資本主義的重要成就在於，它是第一個不只為了自我終結、而且還為了終結整個階級社會而奠下基礎的社會。工人階級在貧農的支持下奪權，意謂著社會將由多數人來統治，並將開啟一個通向嶄新社會的過程。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工人掌權兩個月的歷史裡，已經證明了馬克思的展望是正確的。
理解資本主義的角色跟捍衛這個體系是兩回事。馬克思最早也最深刻地認識到資本主義是個透過剩餘勞動力產生利潤的體系，科學與自然力都為了這個目標而受到利用與開發。工人的健康受到忽略，對自然的影響亦然。馬克思清楚地看見、並警告過按資本主義要求來形塑自然的危險性。有些批評會說馬克思把自然看成一種免費且無限的事物，但他的主張是，在資本主義底下自然是沒有價值的，而他的結論是未經開發的自然同樣具有使用價值：例如空氣、森林和魚。
馬克思特別有在研究伊比鳩魯（西元前341—270年）的非機械性唯物主義以及黑格爾（1770年—1831年）的辯證法，並且發展了他自己的哲學：唯物辯證法。這是個了不起的的世界觀，與時代完美契合。那個時代的主要事件，法國大革命，就是物質基礎（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取代封建主義）以及革命群眾有意識地行動的共同結果。
當時，在所有與過去宗教決裂的哲學中，馬克思的觀念是最高度發達者。馬克思主義跟古典唯物主義都明白世界會不斷變動、甚至有結束的一天，而不是把地球看作永恆的萬物中心、把人類看作地球的中心；生命是地球（自然）而非神明的產物；人類是自然的一部份，而非自外於自然的存在。同樣地，馬克思並未把歷史區分為自然的部分與社會的部分，而是把它們視為一體。辯證的規律同時適用於自然與社會，而且它們的發展會互換、交互影響。馬克思用的是「新陳代謝（metabolism）」一詞：意指讓各個過程環環相扣、成為一體的一道鎖鍊。
馬克思指出城鄉的日益分化是此一新陳代謝的斷點，《馬克思的生態學》(Marx’s Ecology)這本有益讀物的作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以「物質變換裂縫」(metabolic rift)的術語來總結上述論點。在1894年、也就是馬克思去世（1883年）後才出版的《資本論》第三卷裡，馬克思把資本主義描述為生命自然規律的裂縫：「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制使農業人口減少到不斷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們的對面，則造成不斷增長的擁擠在大城市中的工業人口。由此產生了各種條件，這些條件在社會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規律決定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中造成了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
根據關於土壤長期退化、以及化肥在農業中應用的討論，馬克思寫道：「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
他解釋道：「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佔優勢……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恆的自然條件。」繼而：「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於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資本論》第一卷，1867年）馬克思以具有遠見的預測，警告了資本主義的不斷現代化將會增加「毀滅的進程」。
恩格斯在總結人類對自然的依賴、以及人類師法自然的需要時說道：「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 」（《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1876年）
馬克思論社會主義
馬克思也被指控為對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沒有提供一個更為精確的藍圖，這類批評者相信他的社會主義意謂著工人階級奪權，而經濟、生產與對待自然的方式，基本上都會跟資本主義的時代一模一樣。確實，馬克思與恩格斯並沒有像那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一樣細細編造理想社會的計劃。然而，這不表示他們的作品缺乏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者之差的敘述。
馬克思和恩格斯紀錄了工人、農民、自然與社會替資本主義生產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他們支持以馬克思所謂「合作生產」的方式，全面革新生產。資本主義的無政府體系會被社會對生產、分配的控制與所有權所取代，然後被收編在社會計劃中。
那馬克思預言到社會主義將是個產能大增、資源優渥社會，這又該怎麼說呢？這代表更多的環境浩劫嗎？首先，無論在馬克思的時代或現代，給予每個人一個體面的生活都是迫切的需求，這會導致糧食生產、住房供應、健康照護、教育的增加，以及現代科技的進一步均勻散播。在1800年代，這些必需品的生產就已經能靠犧牲武器、奢侈品等生產的方式實現；在大量資源被最頂層1%人士的軍武開銷、奢侈品消費所浪費的今日世界，情況更是如此。
在《哥達綱領批判》及《資本論》裡，馬克思探討了在個人消費與必須增加的社會消費之間取得資源平衡，並且騰出資源作投資與社會儲備用途的必要性。這也包括在（應該被縮短的）工作時間以及休閒時間之間的平衡。在這樣的社會，每個人都會工作、都會發展自己的技巧與智識，也都會有時間參與社會的運作。
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將打破異化，並允許每個人擺脫雇傭勞動與資本的束縛而發展。這將意謂著「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馬克思《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社會主義革命解放的不止工人與人類，還包括自然。在土地的社會所有制之下，自然將不再是個用於牟利的產品。
在《共產黨宣言》提出的綱領裡，有些關於環境的關鍵訴求至今看來仍然重要。舉例而言，訴求1：「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這就能應用在，例如反對危險的採礦業、鑽油業與水力壓裂技術上。訴求的第二部份強調土地收入必須交由公部門使用。訴求6談到處理交通運輸的必要性：「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裡。」
訴求7對環境議題也有著重要啟示：「按照總的計劃增加國營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為了照顧並改良土地，這個總的計劃是奠基於總體所有制而非私人剝削者。總而言之：要改變社會運行的方向，包括其對待自然的方式，這是個關於所有制、權力與控制的問題。
布爾什維克先鋒們
俄國與受沙皇壓迫的民族的工人階級在1917年10月奪權。與今日對布爾什維克政府的詆毀相反，它在社會各領域的政治都有革命性的作用，包括它是第一個禁止種族主義與反猶主義的國家；亦是第一個將墮胎、離婚與同性戀除罪化的國家。類似的道理，列寧與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在激進的環境政策上也是一馬當先。
在革命之前，俄國在包括環境範疇在內的很多方面都是個經濟落後國家：「羅曼諾夫王朝時的科學家沒辦法說服政府官員、商人、甚至他們自己的同事去採用現代的科學管理技術，以便保護資源，確保這些資源對現在與未來世代的可用性……這些計劃大都必須要等到俄國革命後才派上用場，因為沙皇政府認為它們太貴，而且可能不覺得它們是必要的。」（《俄國的環境史選集》[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Russia]，劍橋大學出版，2013年。）
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的工人階級，接管的是個在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搗毀的國家，接著又要面對敵軍侵略者與前沙皇軍官的軍事騷擾。然而，新政府很快就對環境議題作出反應。就在掌權兩天後，「關於土地問題」的法令就把所有森林、礦產與水源國有化。半年後的1918年5月，另一個法令「關於森林問題」就把造林與森林保育置於中央的控制之下。森林被分成兩類：其中一類被保護著免於開發；這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許多森林都在沙皇統治時代遭到皆伐。類似的道理，狩獵受到管制，並且只在特定季節開放：「令人驚訝的是，俄國革命確立了現代海洋學與內陸漁業的研究。」（《環境史》）
這些都是在極端混亂的時代提出的決策：「在混亂的內戰與戰時共產主義之下，布爾什維克政府成功地為科學家們提供支持，其中也包括耕耘環境議題的科學家們。而科學家則在此支持下，拓展了他們的環境活動。」在1920年代，列寧參與了世上第一個由國家資助並且僅供科學用途的自然保育區的成立：Il’menskii。到了1924年，類似的保育區（zapovedniks）共有4個。許多新的研究機構也都成立，俄國科學家被視為頂尖的生態學者，生態課程開始在莫斯科大學授課。弗‧維爾納茨基（Vladimir Vernadsky）因為提出了「人類圈」（noosphere）的概念而聞名世界，意思是：「『生物圈』的嶄新階段，人類在這個階段扮演著改變世界的積極角色，他們發動的改變是奠基在男男女女對於自然萬物互相聯結的認識上。」（《環境史》）
革命令環境團體大量冒起，而布爾什維克鼓勵並擁抱著此一發展。在地知識中央研究局（TsBK, Central Bureau for Study of Local Lore）在2,270個支部有著7萬名成員。同樣重要的還有全俄自然保育會（VOOP, All-Russian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ure），這些活躍分子與科學家發行雜誌（比方說《生態學與生物群落學問題》[Problems of Ecology and Biocenology)），他們也舉辦會議跟組織在地研究小組，以便提升農村地區對科學的興趣。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圈內，包括娜‧克魯普斯卡婭（Nadezhda Krupskaya）等人在探討如何改進城鄉的環境，他們推論出了更多公園與綠地的綠色城市構想。
惜則這些革命性的主張都被冒然打斷了。在史達林主義時期的社會及政治的反革命當中，也包括了環境方面的反革命：「在俄國革命後，新生的生態科學在1920年代的社會動盪與政治試驗中快速擴張。官員、科學家與工程師忙於一項雄心勃勃的全國電氣化計劃……」然後史達林奪權後，他搜捕所謂的「破壞份子」：「包括全國最能幹的生物學家、林業專家、漁業專家、農業專家與生態學家。」（《環境史》）
史達林對上自然
許多世上最嚴重的環境浩劫都在史達林主義的統治下爆發：位於哈薩克與烏茲別克交界處的鹹海遭到破壞；烏克蘭車諾比發生核災；還有數座城市被污染毀滅。這是如何發生的？其中又是否與布爾什維克跟社會主義有任何關聯呢？
關聯就在於：史達林政權謀殺並摧毀了曾在1917年領導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黨。這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周邊其他國家的革命都遭到擊潰，而俄國又要面對其本身在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實際情況，此一情況更隨一戰與內戰帶來的破壞而惡化。
當史達林政權崛起時，它除了掌權之外沒有意識形態可言。為此，史達林必須保留革命的一個根本成就：國有化的經濟，整個史達林主義的官僚都建立在這上面。這個殘暴的專制政權可能因此被錯認是革命的繼承者，然而，它既非社會主義亦非共產主義。史達林在環境議題上大迴轉。他的政權強制實現農業集體化、廢除保育區的保育工作，並且重新啟動森林皆伐。
史達林主義以殘暴的方法對待任何異議者：「逮捕、審訊，以及用刑求的方式取得偽口供與偽證詞，加上對包括科學家在內的任何看似反對史達林計劃的人，以匪諜、顛覆與詆毀蘇聯等名義起訴。」在地知識中央研究局和全俄自然保育會都被清洗殆盡，專制政權「令獨立且理性的活動近乎不可能存在。」（《環境史》）
所有工人與社運人士的獨立組織都被禁止了，這也是通往環境破壞之路的開始。先前那些出色的規範與法律都沒有得到全面執行，取而代之的是浪費與不當管理。科學喪失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自由。托洛茨基1930年代時曾指出，計劃經濟需要工人民主，就像身體需要氧氣一樣，否則它便會腐化然後死去。托洛茨基帶頭反對史達林，並且倡議一場反對史達林政權的政治革命，這顯示了馬克思主義者對史達林主義抱持的態度，環境議題當然也包括在內。
史達林的寄生政權利用收容大量政治犯的勞改營來迅速拓展工業。在1932年成立、監禁過許多托派份子的沃爾庫塔營（Vorkuta camp），就是一座在北極圈以北用以開採煤礦的勞改營。數以百萬的罪犯在秘密警察（NKVD）的密切監視下，從事建築、採礦與伐木的苦役。史達林主義底下這些大型的計劃大多是根據中央的命令行事，而缺乏對不同地理狀況的考量。
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史達林的傲慢導致他並未聚焦在俄國的巨大破壞乃至饑荒上，反而啟動了宏偉的「改造自然計劃」，這包括調整河道方向以及將森林移植到工業區等項目。該計劃的智囊特‧李森科（Trofim Lysenko）是個假裝發明了植木技術、實際上卻導致森林被毀滅的吹牛家。在史達林主義與李森科主義下，自然本身並沒有價值可言。
史達林主義的體系在史達林1953年的去世之後持續存在。幾年後發生在烏拉山脈的克什特姆核災，先後被該政權與赫魯雪夫政權奉為機密。污染、大工程與對環境運動的禁止都在持續進行。
然而，那些批評史達林主義、同時也為了貶低社會主義而總是將兩者混為一談的資本主義批評家，並沒有什麼值得沾沾自喜之處：「從許多方面來說，西方民主國家也走上了同樣的道路：飆速發展、揮霍自然資源、毀滅生態體系，卻只有靠緩慢地訂立法律與規範來緩解未來問題……在1990年代，許多觀察家提出中央計劃經濟的解體會自動帶來環境的改善……事實卻呈現了戲劇性的落差。環境的永續性面臨新的威脅，包括資源的大清倉；以及為了經濟重建而大幅降低了環境保育的資源；還有普丁總統在2000年決定解散俄羅斯聯邦環保局等等。」（《環境史》）
今日的馬克思主義
今日，氣候與環境運動人士的數量都在成長。世界各地皆有眾多反對大石油企業、壓裂鑽油、危險工業廢料、新的投機性的高速公路與採礦計劃等等的鬥爭，也有反對政客空泛承諾的鬥爭。而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些鬥爭中都沒有缺席：從反對殼牌石油公司在西雅圖建設鑽油平臺的示威；到成功擋下墨爾本挖掘東西向隧道的鬥爭，再到反對在希臘開採金礦，以及反對在愛爾蘭壓裂鑽油的地方群眾運動等等。
反資本主義的情緒在氣候運動者間成長。在娜‧克萊因（Naomi Klein）的作品《天翻地覆》（這本書毫無意外地以《資本主義vs.氣候危機》作為副標題）裡面，他談到茶黨風格的右派社運人士如何主張氣候變遷是由「共產主義者」為了實施計劃經濟而發明出來的。他們以扭曲的方式認知到資本主義無力處理如此巨大的危機。套用克萊因的說法：這個體系正在向地球所有生命發動戰爭，包括人類在內。
當然，世界從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以來已經改變。馬克思若還在世，想必也會殷切關注環境與氣候變遷科學家所作出的報告。他當時所觀察到的、地球各種互賴機能之間的裂縫，如今正以愈來愈快的速度大量擴大。綜上所述，今日的馬克思主義者可以指出一條前進的道路。愈益增長的社會與環境危機皆是肇因於同一體系：資本主義；反對這些危機的鬥爭因此環環相扣。
石油公司與它們的盟友絕不會自願認輸。唯一能解決環境危機的力量就在於，工人階級這個最強大的集體力量必須與已經投身環境議題、且數量持續增長中的社運成員結為聯盟，他們之中有許多人都是原住民、貧農與鄉村人口。危機與鬥爭正在為社會革命與廢除資本主義提供條件。
氣候與環境危機已經深遠到一個程度，證明了立即採取行動的必要性。唯一真正的替代方案，是在全球的基礎上對資源提出一個民主且可永續的計劃。這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將改進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準，同時又會把自然與人類視為互相影響的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