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處理不當令習政權陷入歷史性危機
Vincent Kolo 中國勞工論壇
「他們在說謊，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溫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鎖的數個大城市之一。在網上發表該評論的溫州居民強調，隨著新型冠狀病毒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整個中國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憤怒。
截止2月11日，已確診的感染病例超過43,000，死亡人數達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國政府聲稱，疫情將在2月的第一個星期達到高峰，而現在看來這說法完全脫離現實。海外和香港專家警告說，高峰期可能要到4月或5月才能來臨。許多科學家對中國官方報導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數可能比官方數據高出10倍。
該病毒攻擊呼吸系統，5週內的死亡人數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個月的死亡人數還要多。現時的危機表明，中共獨裁政權完全沒有從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訓。更糟糕的是，習近平8年執政的兩大特徵是專制統治的強化和「一人獨裁」為表現的極端權力集中，導致中國政府對疫情的反應更加遲鈍。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北京自己製造了一場新的歷史性危機，並且深陷其中。即使這不是去年情況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機，之後在台灣造成類似影響——都已經夠糟糕了。
這場疫情注定成為中美衝突的又一個戰場。在情況急遽惡化、進一步加劇了與美帝國主義的史無前例的大國鬥爭之時，危機已經開始削弱中國執政精英們的信心，也打擊了其先前對中共的專制資本主義制度的堅定信任。負責挽救中共統治的「強人」習近平，現在似乎更像是觸發其衰落的人。美國評論員利明璋（Bill Bishop）說，該政權對疫情拙劣的處理手法使「習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來我們所見到的生存危機。」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短暫進程是暴露地方官員的官僚主義癱瘓和處理不當的表現之一，而掩蓋疫情的根源在於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態的保密工作」。隨後，北京下令進行嚴厲鎮壓，以展示權威，但發覺為時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機關沒有圍捕並恐嚇那些試圖警告社會危險即將來臨的人，中共本來可以很快作出反應。
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
結果是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化為一體。自1月23日春節前夕，中共政權實施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封關，有6000多萬人——相當於整個意大利的人口——居住在被封鎖的城市中。全國各地居於城市的數千萬居民被關在家中，受到嚴格限制，每天只允許一名家庭成員外出購買必需品。
被隔離的城市，如武漢（疫情發源地），已經猶如戰時狀態，居民遭受嚴重的苦難，醫療用品嚴重短缺，在資金不足且不堪重負的醫院外大排長隊。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將這種情況描述為「世界末日」，並將檢疫條件與60年前的大饑荒作比較。
隨著工廠和辦公室陷入停擺，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被迫放無薪假。新年假期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延長了10天，在某些地區甚至更長。由於學校被迫停課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教師也將領不到薪水。
全新檢疫規則和旅行限制遍及全國，來自內陸省份的數百萬移工的行情受到阻撓。一段在網上瘋傳的影片顯示，一對分別是貴州人及重慶人的夫婦，在車中被困在連接貴州省和重慶市的一座橋上，因為兩地政府中斷兩地交通，使他們不能去對方的城市。
有千萬人在其他省份生活和工作的湖北工人，面臨歧視甚至迫害。正如《紐約時報》袁莉報導指出：「在努力控制疫情蔓延的時候，地方政府顯示出他們更善於裝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尋找解決方案。許多政府想方設法追蹤甚至驅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狀病毒的傳播。」懲罰或迫害他們可能會迫使這些工人躲藏起來，使抗擊疫情變得更加困難。
人權觀察稱，習近平和政治局常委採取的強硬措施「過於激烈」。中國大部分地區已停止運轉。這給中國的國家體制帶來了新的壓力，不同地區實施自己的隔離措施並相互爭吵，而沒有協調緊急資源。
雲南省大理市截獲了一批運往重慶的口罩，引發了兩地政府之間的爭端。官方媒體還報導說，青島海關人員扣押了從韓國前往瀋陽市途中的醫療用品。青島當局聲稱這是對瀋陽官員的報復，因為他們沒收了一批運往青島的物資。這些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厭恨和憤怒。
「人禍」
「這就是一場人禍」，社交媒體上的一篇帖子很好地總結了疫情。儘管網路審查員在全力刪除這些內容，但這種對政府的批判如一份洩漏的內部政府報告所述，如今已是「洪水般襲來」。
2月6日，「散播謠言者」、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生李文亮去世，令反政府情緒再上達到新高度。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強迫簽署訓誡書，說他警告同事有類似SARS的新型病毒，發佈「不實言論」，使其他武漢醫務人員噤聲。
遭訓誡的武漢「散播謠言者」都是試圖
中央政府的這些舉動是試圖遏制和平息群眾不滿，將責任向下推向武漢官員，為將來進一步審查和迫害「散播謠言者」做準備。去年習近平政權在香港的任何戰術上的讓步，並不表明路線改變，而只是試圖爭取時間以繼續強硬的威權統治。
在接受《財新網》的最後一次採訪中，李文亮作出非常溫和的批評：「我覺得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不同意利用公權力過份干預。」這句話現在從墳墓中迴響，纏擾著習近平政權。
至於由國家控制的媒體首先在2月6日宣佈李文亮去世，
這則新聞在網上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憤怒情緒。數以百萬計的人分享了有關李文亮的帖子，還有數以千萬計「我要言論自由」的標籤，在遭審查之前就獲得數千萬閱讀量。對於中共而言的不祥之兆還有，有網民影射香港示威，就大陸的「五大訴求」在微博上廣為傳播。
這些事件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打擊可能遠遠超過SARS疫情的影響。2003年，中國GDP僅佔世界GDP的4%，而如今已佔16%。去年中國GDP成長便佔全球GDP成長逾30%，對全球增長起決定性作用。在特別考慮到全球經濟的脆弱之時，並不難設想疫情成為全球陷入衰退的轉捩點。
至於本來已陷入衰退的汽車業更遭遇重創。由於缺乏中國供應商的零部件，現代汽車在韓國的所有汽車廠都關閉了。如果中國的問題持續下去，歐洲汽車製造商將面臨類似的壓力。中國的汽車廠和其他主要行業目前長期停工，尚不清楚何時恢復正常生產。
但是問題更加嚴重。疫情如果持續的話，恐將刺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並可能引發銀行業崩潰。作為中國第五大城市武漢，在過去的兩年中，這座城市的房價翻了兩番，是不可持續的泡沫的典型案例。
「有錢人被嚇得要死，不敢在外面亂跑。」一位駐北京的房地產經紀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說：「沒人上班。建築工地都封閉了⋯⋯影響肯定不小。」
武漢：災難時間線
在危機的最初幾個關鍵週，武漢政府的所作所為完全錯誤。他們逮捕舉報人並令他們噤聲，包括試圖警告潛在疫情的醫護人員李文亮，甚至向前線醫護人員隱瞞風險。現在大量醫務人員已被感染，單單武漢其中一家醫院就有40名受感染員工，也成為公眾憤怒的另一個原因。
據估計，在1月1日至20日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前往中國其他地區，卻不知道自己可能帶菌者，也沒有被提醒要採基本預防措施，包括戴口罩、定期洗手和避免公眾聚會等。
1月18日，就在該市被完全封鎖並禁止所有外出旅遊的前幾天，武漢官員在百步亭社區舉辦了40,000戶家庭的宴會。如今，百步亭擁有13萬居民的數十棟樓上貼有「發熱門棟」的紅色官方告示。《財新網》引述當地居民的抱怨，即使他們的房屋被認定為「發熱門棟」，政府官員仍未告知他們應採取什麼預防措施。
聯合國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2月31日從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官員獲悉，武漢爆發了「不明原因肺炎」。一週後，該病毒被命名為2019-nCov。這個時間線暗示，在武漢政府錯誤背後是中央政府行動的遲緩。面對大量對中共獨裁政權犯錯的証據，世衛還是讚揚其處理疫情的表現，甚至稱讚「中國的體制」和習近平「卓越的領導力」。在中共在國內遭遇巨大反對聲音之時，日內瓦的少數官僚的討好式支持是一個小小的安慰。
革命性的震盪
北京現在正處於嚴峻的止損階段，試圖保護「習帝」的形象，並將所有責任歸咎於武漢政府和警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承認當前形勢是「對中國制度和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
中共利用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公關措施，採取了所有的「維穩」措施，以創紀錄的速度建造醫院，並宣布了與新冠病毒展開「人民戰爭」。儘管武漢市新建了兩家醫院，政府表示相當於增加13,000張床位，但這仍然不夠。據獨立機構估計，武漢市擁有多達190,000感染者。
北京最近安排了718.5億元人民幣的緊急資金抗擊疫情。但在同一週，它為銀行業和股票市場注入了1.2萬億元人民幣，避免市場崩潰。兩者之差反映出中國統治者真正效忠於哪個階級。
情況會如何演變？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在《金融時報》認為：「如果新冠病毒無法在未來數週內迅速獲得控制，整個事件可能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香港：切爾諾貝爾，台灣：車諾比）時刻：獨裁者的謊言和荒謬暴露無遺。」
許多中國網民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將其與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災難進行比較。這場核事故是破壞了蘇聯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基礎的一個重要事件。安德利尼也將李文亮與自焚的水果販子布阿齊茲（Mohamed Bouazizi）進行了比較，認為現今中國與2010年突尼斯有相似之處，而後者是突尼斯革命以至阿拉伯革命的觸發因素。
顯然，中共政權已進入1980年代後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3月兩會現在可能因疫情而取消，其真正原因更像是避免異見者在自編自導的會議上發聲。
由於對習近平的領導的分歧不斷加劇，幾乎肯定會重新燃起中共和執政精英的內部權鬥。這最終來說也是社會基層中的憤怒情緒的反映。如果疫情在短期內未得到遏制，並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則可能引發新的危機，並可以帶來新一場更大的危機，甚至有可能造成革命的後果。
馬克思主義者與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在中國支持者的任務，是幫助工人階級和青年中最先進的階層做好政治準備。中國的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喚起建設一種替代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真正民主的工人階級出路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