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雖然由這種「惡性的官僚」掌舵，但仍然是一個工人國家，因此是個「墮落的工人國家」
Peter Hadden，愛爾蘭社會主義黨（ISA愛爾蘭支部）
發表於《今天的社會主義鬥爭》一書（1999年）
如您來信指出的，關於俄羅斯與東歐前斯大林（港：史太林，台：史達林）主義政權的階級性，我們兩黨之間一直存在分歧。1989年後這些政權的崩潰在某種程度上使這種分歧成為歷史問題。但仍並非完全如此。
斯大林主義的崩潰在世界各地是一個尚未結束的過程。卡斯特羅政權（台：卡斯楚）仍在古巴執政。 我們黨把這個政權稱作畸形工人國家。而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則認為，古巴現在與過去一直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如果古巴政權垮臺，逃到邁阿密的古巴資產階級呼籲要把古巴恢復為美國資本的離岸避風港，我們兩派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
儘管我們批判卡斯楚政權，如果這種事情發生，我們仍然認為這是一次挫敗，是所有制關係上的一次反革命。但是，假如貴黨採取與俄羅斯和東歐事件一致的態度，那麼貴黨會覺得這不是開倒車，而是一個「機會」。您來信稱：「我們認為這些政權的崩潰並不是社會主義者的挫敗，而是在這些國家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機會。 」
即使對於已經復辟資本主義的俄羅斯和東歐而言，這個分歧仍然是一個現實問題。 工國委（ISA前身）正在當中一些國家／地區開展工作。 這個工作當中的關鍵理論基礎，就是我們對於1989年後的事件之理解。 我們的立場是首先承認產權關係已經發生了變化，並且資本主義得到復辟。 假如我們不把這場反革命看作是「失敗」、不是一場世界資本主義的勝利，而只是從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橫向轉變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那麼我們就沒有足夠的理論來解釋這些事件對於工人階級的士氣打擊和迷惑、階級意識的倒退、自沙皇時代以來前所未見有組織的反動思想；也無法解釋隨之而來的經濟與社會崩潰。
我們對斯大林主義崩潰的分析對於在前斯大林主義國家工作至關重要。 這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很重要，因為如果我們要說服工人和青年相信社會主義是可行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有能力解釋俄羅斯出了什麼問題。 由於這些原因，我們與英國SWP在這些國家的階級性質上的分歧仍然是一個現實問題。
托洛茨基的分析
與貴黨最近黨報中所暗示相反，我們從來不「捍衛」這些政權。 您認為我們對蘇聯的分析似乎是我們背叛了托洛茨基。 您信中提到：「儘管你們譴責斯大林主義並宣稱堅持托洛茨基的傳統，但你們仍將這些政權視為『畸形』或『墮落的工人國家』」。
這句話確實很諷刺。 諷刺在於，托洛茨基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他對斯大林主義的分析。 托洛茨基被流放迫害、家人被謀殺、在俄羅斯和其他地方的支援者遭到謀殺，都是因為他對蘇聯官僚制度和敏銳的批判。 當托洛茨基稱蘇聯官僚是「世界的反動派中最惡性的一支部隊」時，我們支持他。 （《被背叛的革命》西班牙語版序言，1936）。 當托洛茨基提出公式的另一面，並說蘇聯雖然由這種「惡性的官僚」掌舵，但仍然是一個工人國家，因此是個「墮落的工人國家」，我們也支持他這個觀點。
實際上，您信中提出的每一個論據，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都已經回應過。 因此，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我會斗膽在這裡大量引用他的原話。 貴黨不認為前蘇聯是畸形工人國家。 對於1930年代同樣反對這個標籤並傾向「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革命者」們，托洛茨基嚴詞批評道：「各種道學家、唯心主義者和自以為是的革命者嗤之以鼻地說：『這樣的國家能稱得上是工人國家嗎？』 」（《工人國家，熱月和波拿巴主義》，1935。）
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上臺，是因為歐洲革命運動的失敗使1917年的革命被孤立在俄羅斯。 社會主義不可能也不應該只建立在一個國家，尤其不可能建立在像當時的俄羅斯那樣一個落後的國家。 革命的孤立和工人階級的疲憊，令特權階層有空間興起。 斯大林就是這個官僚階層利益的個人化身。
托洛茨基在1935年提出一個問題：「斯大林的『個人政權』是什麼，它的起源是什麼? 」他這樣回答自己：
「分析到最後，這個政體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尖銳的階級鬥爭下的產物。 在官僚和警察機器的協助下，人民『救主』的權力及官僚仲裁者凌駕於蘇維埃民主之上，並把後者矮化到只剩下空殼。」 （《再論波拿巴主義》，1935）
在斯大林治下，政治權力從工人階級手中被特權官僚階層奪走。 但是，並非所有十月革命的成果都喪失了。經濟掌握在國家手中；計劃經濟仍然存在，儘管是以粗劣和官僚方式運行；外貿由國家所壟斷。工人國家的經濟基礎仍然存在。
官僚並沒有成為一個階級。 他們不擁有自己所管理的產業。 儘管官僚由於特權而可以自我延續，但他們沒有繼承權。 他們與經濟的關係更類似於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負責人與其所管理的產業的關係。 這些人享有特權，他們像跟資本家一樣高高在上遠離勞動者，但他們不是資本家。
資產階級是由他們所擁有的東西而不是他們所消費的東西來定義的。蘇聯官僚集團消費了工人階級產生的大量剩餘財富。但這不是蘇聯的特殊現象。任何官僚集團都會利用自身的領導位置來為自己獲取更多的財富回報。 與資本家不同，斯大林派不具有剩餘價值的所有權，除非他們廢除十月革命的其他成果，將經濟私有化。 托洛茨基對此非常明確：「就算是最大的房屋、最肥美的肉排、甚至是勞斯萊斯汽車，都不足以使官僚集團變成一個獨立的統治階級。 」 （《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 1933）。
根據您的來信，您「從不接受這樣的論點，即蘇聯經濟的『計劃性質』意味著可以擺脫資本主義和危機的矛盾。 」實際上，除了其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聯繫以外，資本主義的矛盾並不適用於蘇聯。 蘇聯沒有資本主義生產中繁榮和蕭條的週期性變化，也沒出現例如1930年代影響資本主義國家、後來1990年代又陰魂不散的生產過剩危機。
這並不意味著蘇聯自身沒有危機或矛盾。不過蘇聯經濟的矛盾以及最終導致斯大林主義陷入經濟停滯背後的原因並不相同。蘇聯經濟最根本的矛盾是計劃經濟與由官僚負責這個計劃之間的矛盾。 托洛茨基說，計劃經濟需要民主，就像人體需要氧氣一樣，這不無道理。 在一段時間當中，公有制的優勢和計劃經濟的形式確實帶來了顯著經濟改善，無論這個計畫的制定是如何官僚化，實行是如何專制。 蘇聯從一個落後的國家（像印度）發展成為世界第二超級大國，這在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
但是一旦經濟成熟到一定程度，缺乏民主決策的官僚主義弊端就開始蓋過公有制和計劃的優勢。 到了勃列日涅夫（港台：布里茲涅夫）時代，尤其是到他的執政末期，蘇聯經濟已經停滯不前，此時官僚與其粗劣的方法已經無法推進經濟發展。 斯大林主義遇到了其經濟限制，但這個制約不是資本主義的矛盾，而是扼制發展的官僚的劣政。 對於蘇聯來說官僚階層專制已經無法繼續，它能走的路要不是剷除官僚建立工人民主，就是回歸資本主義。
過渡政權
您來信批判「過渡性」政權這個思想。 然而，托洛茨基一再提到這些國家的「過渡性」特徵。斯大林的勝利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倒退，但是並沒有完全抹除革命的勝利。托洛茨基的觀點是，如果官僚集團繼續執政，世界資本主義的壓力終會在某個時候顯現出來。反革命也許最初是以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的低價商品入侵的形式到來，並最後終將取得勝利。這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的生產效率、「更低的勞動」打敗被更低的生產效率、更高的勞動密集程度、且被孤立的俄羅斯經濟。官僚集團或其中一部分會將想辦法變身為資產階級。只有工人階級推翻官僚的運動才能提供另一種出路。
在《過渡綱領》中，托洛茨基寫道：
「蘇聯就這樣地包含著可怕的矛盾。但它仍舊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這是其社會性質。 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則具有另一種性質：一或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機關，並會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二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並開闢通往社會主義之路。」
托洛茨基對於兩種可能的預測，特別是在他的經典《被背叛的革命》詳述的那樣，是正確的。但這個發展會需要經過整個歷史時期才能完成。 托洛茨基無法預見的是，斯大林主義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極大加強。 德國的戰敗、英美軍隊的精疲力盡，不願意隨他們的將領去繼續戰爭對俄羅斯開戰，使得強大的紅軍可以毫無阻礙地征服東歐。
在控制了東歐國家之後，新的統治者開始接管經濟，並建立了以俄羅斯斯大林主義為模型的政權。 特殊的局勢使得資本主義自上而下地被廢除了。 儘管很大一部分工人階級支持廢除資本主義，但這並不是來自該階級的有意識和獨立的行動。 同樣，當時的特殊局勢使得後來在中國和古巴奪取政權的遊擊隊可以效仿俄羅斯，剷除了地主和資本主義。
但是這些國家並沒有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反而恰好是「過渡性」政權，這些國家的前途要不是出現推翻官僚主義的政治革命，就是最終反革命使它重新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 由於這些國家從來都不是健康的工人國家，托洛茨基用來描述俄羅斯的術語「墮落的工人國家」並不十分準確，所以我們用另一個術語「畸形工人國家」更準確地定義這些國家。
反革命
蘇聯一躍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使該政權在一段時間內相對穩定。 托洛茨基1930年的預測被推遲了。 然而，1989年及其後的歷史經過精闢地證明了他的分析。 柏林牆倒塌，東德人睜開眼睛看到了西方似乎人人垂手可得的商品和生活方式， 導致了一場反革命，並最後以資本主義的復辟而告終。 在俄羅斯和東歐，大多數官僚都贊同資本主義復辟。 這點托洛茨基也預測到了：如果面臨有工人運動爭取政治自由、或是恢復資本主義這兩個選擇，官僚會把後者看作是維持他們特權的唯一途徑。
反革命與革命一樣，都意味著決定性的變化。 顯然，1989-91年的事件標誌著俄羅斯和東歐的這種變化。 舊的斯大林主義國家倒臺，部分國家機器被「移交」到新國家，而其他部分則被更換。新 出現的國家打算重建資本主義。舊國家機器的推翻，迎來了產權關係的轉變。 這是1917年的重演，只不過這次方向相反。
如果英國SWP認為蘇聯是資本主義的，那他們需要說明在什麼時候發生了這種產權關係的反革命。 斯大林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勝利以及隨之而來的大清洗，代表了官僚集團的政治勝利。 但是1917年後建立的產權關係（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得以維持。 如果這是「國家資本主義」，那麼布爾什維克黨建立的也是國家資本主義。 否則，我們將被迫得出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結論，即政治統治的改變相等於社會制度的改變。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從實際上是改良主義背後的理論前提開始。
實際上，這就是您的全部論點。 你信中說：
「對於英國SWP而言，也對於馬克思而言，決定性的標準是生產的社會關係：哪個階級管理產業的社會。 關鍵問題是工人階級是否真正掌管一切，並是真正的統治階級。 任何有眼睛的人都能明顯看出，蘇聯工人不僅沒有掌管產業，而且還被系統性地剝奪了基本的民主權利。 像社會主義黨（工國委）及其先行者那樣，把這樣的社會形容為『工人國家』，只會使這個詞彙失去一切意義。 」 （ 1月11日的來信）
對於馬克思來說，決定性的問題是哪個階級擁有產業，而不是該階級是否對該產業實行民主管理。 歷史上有些時候，資產階級也會失去對國家的直接控制，但是只要產權關係保持不變，他們就仍然是統治階級。 您已經將上層建築（政治統治的方式）的變化與更基礎的經濟根基問題混為一談。 我們應該用經濟基礎來定義一個社會的階級性質。
在使用「工人國家」一詞之前，工人階級是否必須直接掌握政治權力的權柄呢？讓托洛茨基回答這個問題：
「一個階級的專政遠遠並不意味著這個階級的全體群眾會時時刻刻參與國家的管理…… 社會的解剖決定於它的經濟關係。 只要十月革命所創造的所有制形式沒有被推翻，無產階級就仍然是統治階級。 」 （《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 1933）
再來：
「可是，（官僚的）篡權之所以有可能發生並維持自身，僅由於官僚專政的社會內容，是由無產階級革命所創建的那些生產關係所決定。 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能夠有充分的理由說，無產階級專政從官僚中得到扭曲的然而是不容置疑的表達。 」（《工人國家的熱月和波拿巴主義》，1935）。
由於您把您的性質定性建基於工人階級被剝奪民主權利、被壓迫、並在某種意義上被「剝削」這樣的事實，那麼您其實是屬於自由主義的陣營，而不是馬克思主義。 我們已經引用了托洛茨基對「道學家」的態度，後者看到了斯大林的恐怖統治，就憤慨地宣稱這不可能是「工人國家」。 從這裡開始，你的論點更走下坡。 您說，東歐的政權不能成為「工人國家」，因為它們是由上而下建立的。 您提醒我們，馬克思曾說：「工人階級的解放必須由工人階級完成。 」
波拿巴主義
這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從一般的歷史意義上說，推翻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崛起的歷史任務，但馬克思也說過在某些情況下，資產階級得依靠其他力量來實現這一目標。
即使是「經典」資產階級革命（在1789年至1815年的法國），過程也複雜多變，讓主張單一唯度歷史觀的貴黨頭疼。 1792-94年革命高潮的骨幹是城市貧民，即「無套褲漢」。 他們與資產階級的雅各賓左翼聯盟一起行動。 但是，推翻專制的平民群眾的力量開始威脅資產階級。 最終導致拿破崙．波拿巴崛起的熱月政變取消了很多革命的成就，例如男性公民普選後來就被廢除了。 波拿巴主義意味著以強權治國。 國家凌駕於社會之上，通過軍事手段和法令在相互競爭的階級利益之間實行「仲裁」。 從政治權利的角度來看，這是倒退，但推翻了封建制度和專制制度而建立的新資本主義階級關係在根本上仍然繼續存在。
1815年，拿破崙在歐洲被反動聯盟打敗，波旁王朝復辟。表面上，這是倒退回到1789年以前。 但是本質已經不同了。資本主義的產權關係仍然繼續存在。如果國家的階級性質只由政治上層建築決定，那麼1815年以後的法國應該算是封建國家。 但顯然並非如此。 萌芽中的資產階級不得不放棄政治權力，但從根本上說，革命所建立的財產權保存了下來。
1830年和1848年革命分別終結了波旁王朝和路易-菲力浦一世的七月王朝。此時，工人階級比1789年更強大了，但還未有能力奪權。面對工人階級日益壯大的力量，資產階級陷入了分裂，無法實行統治。 由於這兩個現代階級之間的鬥爭無法得出決定性的結果，國家介入了這個平衡，並再次擔任了階級之間的仲裁者角色。 1848年，主要由武裝工人階級實現的第二共和再次變成了拿破崙侄子路易· 拿破崙· 波拿巴（拿破崙三世）獨裁的第二帝國。
國家進行仲裁，但最終是站在資產階級這一邊。 即使在法國的「經典」榜樣中，波拿巴主義政權從資本家手中奪取了直接的政治權力，並為自己抽取了很大一部分財富，但它最終鞏固了資產階級的統治。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書寫的序中，生動地揭示了這些複雜的、看似矛盾的過程。 這與貴黨關於相對之下不那麼複雜的俄羅斯革命／反革命過程的單一維度且粗略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路易· 波拿巴以保護資產階級抵禦工人為名，從資本家手中奪取政治權力。同時，也向工人階級宣稱會在資產階級面前保護他們；而這樣一來他的統治卻便利了投機事業與工業活動，簡言之，使整個資產階級的力量與繁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過，圍繞著皇室宮廷的貪污舞弊和大規模盜竊更大程度地出現，並從繁榮所帶來的財富中抽取巨額的紅利。」
（《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導言）
在其他地方，資產階級在「他們的」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更少。 以德國為例，反動的普魯士貴族通過其代表俾斯麥的「鐵血」手段由上而下地實現了國家統一。 德國資產階級太過恐懼工人階級在1848年起義中展現的力量，因此沒有在當中發揮任何角色。 「他們的」統治由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的反動統治者以軍國主義旗幟實行的。
斯大林主義是波拿巴主義的現代形式。 革命的政治成果被抹去了。沙皇專制被斯大林專制取代。 但如同在法國一樣，革命的社會成果並未被廢除。 即使工人階級沒有政治權力，俄羅斯也沒有回到資本主義的軌道。 所以它絕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這並不是說18世紀和19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科學革命之間有著完全對應的關係。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或許是由社會大多數、法國被壓迫的大眾進行的，但革命最終不可避免地以少數人（資本家）利益的統治而告終。 用恩格斯的話來說，法國大革命號稱建立一個「理性的王國」，但它實際上建立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王國」。而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革命不僅僅是由多數人發動的，還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讓多數人參與統治。 因此，可以說，工人階級以外的任何階級或階層都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 但，這並不是說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不能像資產階級革命那樣曲折、遭遇死路、或者在終點前一路上出現各種過渡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工人階級將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而其他任何階級都不能扮演這個角色，這是絕對正確的。但是真理永遠是具體的。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作的廣義言論無法改變東歐的實際情況，或是中國、古巴、越南和許多其他國家略有不同的情況。 帝國主義無法阻止殖民地革命、遊擊隊或其他對西方懷有敵意的勢力上台，加上已經存在的斯大林主義國家的「模式」，意味著在這些情況下，社會主義革命的部分任務是可以不由工人階級主導下完成的。
這是否與馬克思對工人階級角色的一般性格言相矛盾？如您表示，這是否意味著「工人革命」變成只是「諸多能夠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之其中一條」（1月11日來信）？要得出這種結論，您使用了寬鬆的術語，確實寬鬆到「使詞彙失去一切意義」。 幾句話間，您混雜使用「畸形」或「墮落的工人國家」的術語，彷彿它們指的是同一個東西。 因此，如果我們認為紅軍用刺刀雕刻出了畸形工人國家，那就意味著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並解放社會。
當然，這是不正確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說，斯大林主義政權是過渡性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 這並不是說它們可以逐漸和平演變為健康的工人國家。官僚不會自願放棄特權退居二線，就像西方的資本家不會自願交出自己的財產。 向「真正的社會主義」過渡必須要靠發動革命來推翻官僚。
政治革命
我們並不支持或捍衛這些政權。 我們捍衛的是十月革命所剩下來的遺產，即產業的國有制。托洛茨基也是如此主張：「蘇聯經濟基礎保持了其進步的特徵。 全世界勞動人民和一切進步的盟友必須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捍衛這些經濟基礎」（《結局》，《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189頁）捍衛經濟基礎並不意味著捍衛官僚或給予他們任何形式的支持。 正如歷史所證明，要保存十月革命的遺產，唯一方法就是推翻官僚機構。
我們的立場，是爭取民主權利、限制官員工資、所有官員經民選產生、透過真正的工人委員會實行統治。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我們主張進行社會革命以改變生產資料的產權，而在這些畸形或墮落的工人國家中，我們則主張進行政治革命來剷除國家官僚，讓工人階級直接控制社會。 這種革命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階級本身來實現。
實踐是檢驗理論的最終標準。 東歐的工人階級多次行動反對斯大林主義：1953年東德、1956年匈牙利和波蘭、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1970、1976年以及1980年波蘭。 每一次，群眾起義的最初方向都是政治革命。甚至在1989-91的兩年，群眾一開始還是要求政治變革以結束官僚的統治。 東德官僚集團決定開放柏林圍牆，是為了將運動導向西方制度和資本主義的方向，以挽救自己。
工人國際委員會介入這些事件的立場是，支持群眾運動並提出政治革命的要求。同時，我們警告人們不要幻想資本主義可以帶來西歐的生活水準。
我們的綱領是推動群眾運動建立工人民主。但由於沒有任何運動領導層採納這一綱領，並將其向群眾推廣，所以局勢很快從可能的政治革命擺向反革命和資本主義復辟。 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堅持反對拋售國有資產，雖然隨著反革命步伐加快，這種立場意味著我們暫時被孤立了。
十年來，我們對資本主義會帶來什麼的預測已經得到了鮮明的證實。 俄羅斯經歷了經濟和社會的大崩潰。 工人階級士氣低落，部分地被打成原子碎片，而無力反抗。 即使到現在，工人階級的鬥爭和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仍處於初始階段。 這就是挫折和失敗的規模。 對反革命程度另一種更主觀的衡量是，貴黨派去俄羅斯工作的團隊經過一段時間後放棄了──他們跟我們當地的同志說，他們離開是因為「不可能」在那邊建立組織。
政治革命的綱領源於我們對斯大林政權的階級性質的分析，用以在政治上武裝工人階級。 這份綱領提高了民眾的意識，並指出了通往「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道路。 這份綱領呼籲民眾，一方面要剷除寄生的官僚主義，同時亦要嚴防反革命的威脅。 1950年代到東德和匈牙利爆發的反斯大林主義運動，以至於1989年的事件，這些悲劇都是因為沒有足夠左右大局的勢力利用這些思想來武裝自己。
資本主義：橫向踏步
相比之下，從（SWP的）國家資本主義論所得出的實際結論，在面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威脅時只會使工人階級迷失方向、手足無措、無法行動。 假如這些國家已經是資本主義，那麼這就只是從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轉變向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 如果是這樣的話，社會主義者唯一可以採取的一致立場就是中立，讓兩者都去死吧。 否則，他們就只是在支持比一種的資本主義更「進步」的另一種資本主義。
SWP並不以政治上的清晰著稱。不管是在這個問題還是其他問題上，貴黨經常機會主義地倒向社會上的主流情緒，並相應改變你們的立場。 朝鮮戰爭期間，資本主義的南韓在帝國主義的支援下佔領了北朝鮮這個畸形工人國家，SWP的前身就對此採取了中立立場。 畢竟，對你們來說，這是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 姑且不論北朝鮮的階級特徵，你們似乎也不在意這是帝國主義對前殖民地的軍事介入。 還記得當年朝鮮戰爭（韓戰）並未在歐美引起工人階級之間的大規模反戰運動，這就很能理解你們當時為什麼會採取這種立場。
至於越南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1960年代末，反對美國參戰引發許多學生和青年激進化。 最終，反戰情緒也蔓延到了許多的工人階級。 從階級角度而言，越南戰爭就是朝鮮戰爭的翻版。 北越是一個畸形工人國家；而南越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傀儡政權，得先後依靠法國和美國帝國主義的軍事支援才能維持。
大多數左派都是這麼看的，但SWP卻不是。 按照貴黨的話來說，跟朝鮮一樣，這也是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 但是，雖不奇怪，貴黨這次沒有採取中立。 因為如果這樣做的話你們會在激進青年中被完全孤立。 事實上，貴黨和大多數左派人士一樣都走過了頭，幾乎毫無批判地支持北越和越共。 而我們的立場是要求美軍撤出越南，同時也批判越共的綱領。我們警告過，按照越共的綱領，他們勝利後建立的會是一個仿照俄羅斯的斯大林主義政權。
1989-91年間，群眾沒有像同情越南那樣同情俄羅斯和東歐被推翻的暴政，因此貴黨也沒有壓力要改變立場。 但是這時存在的對於資本主義的巨大幻想，也反映在你所採取的立場上。 例如，柏林圍牆倒塌後，貴黨的德國同志支持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實現德國統一，只加了一句說不應該讓時任西德總理科爾（Helmut Kohl）去做。
當蘇聯政權在1991年最終瓦解時，貴黨的愛爾蘭支部黨報以欣喜若狂的標題向事件表示歡迎：「共產主義已死。現在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戰。」貴黨主要社論的導言說：「報紙和電視宣告『共產主義已經崩潰』。這是每個社會主義者都應該為此感到欣喜的事實。 」 （《社會主義工人報》，1991年9月）
當時的事件使葉利欽（台：葉爾欽）以工業私有化的綱領在俄羅斯上台，並且實行向市場和外資開放的政策。 貴黨1991年9月的報紙批判那些認為「葉爾欽代表著倒退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左派，稱「葉爾欽既不是前進也不是倒退」。貴黨把葉爾欽描述為是國家資本家階級中一個比較開明的成員，他「面對嚴重的危機，希望使經濟擺脫惡性循環，並改組生產方式以在世界市場中更具競爭力……他向俄羅斯的國家資本家們提供了一線生機。 」這些言論跟那些呼籲蘇聯解體的文章，和推倒列寧雕像的遊行中一同出現。「俄羅斯的社會主義者應該參加這些遊行，就像1905年的布爾什維克參與了前往沙皇宮殿的宗教遊行。 」
貴黨在1991年寫了這種文章，正當俄羅斯的反革命決定性地加強。把這些遊行跟1905年反對沙皇的革命相提並論絕對是錯誤的。你們提到的1905年1月9日遊行示威有十萬多人參加，其中絕大多數是無產階級，同時發動了數日的罷工。 確實這個遊行是由一位牧師發起的，還有一些人背著宗教聖像，但這很難說是「宗教遊行」。那天沙皇軍警的血腥屠殺加深了革命形勢，把革命從地底帶到地面，從首都傳播到整個沙皇領土上的各個城鎮。
1905年的大屠殺引發了足足兩個月的革命。1991年的事件則是資本主義反革命的序幕。這場反革命目前為止在前蘇聯人民的頭上帶來了近十年的苦難。 沒辦法區分革命與反革命、前進與後退的革命者是不合格的。
政治上的短視會帶來實際後果。面對即將來臨的反動，這種思想主張消極被動。如果葉爾欽只是一個橫向的踏步，只是不比以前的人更好或更糟的另一個「資本主義」統治者，那麼為什麼要特別反對他的政策？如果產業私有化僅僅是從一種資本主義形式轉變成另一種資本主義，為什麼要反抗，為什麼要保衛「資本主義」（！） 中的國有制？
我們會從理論上回應貴黨主張「斯大林主義社會實際上只是資本主義的另一種形式」的思想。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一理論最徹底的反證，就是其實際結論是在面對反革命時主張消極和自滿。
斯大林主義尚未蓋棺論定。古巴儘管存在巨大的經濟問題，但卡斯特羅政權仍在掙扎求存。這些經濟問題已經迫使古巴部分地向世界市場開放。 事情的方向顯然是朝向資本主義復辟。 也許這個過程在古巴會比東歐遭受更少的傷痛，但也有可能來自政權的抵抗會引起更劇烈的對抗。
人們對古巴的看法不同於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șescu，台：希奧塞古，港：壽西斯古）的羅馬尼亞，或是昂納克（Erich Honecker，台：何內克，港：昂立克）的東德。 在歐美年輕人眼中，特別是拉丁美洲的年輕人眼中，古巴讓人聯想起切· 格瓦拉（Che Guevara，港：哲古華拉）和英勇抵抗美國軍事力量的遊擊戰士。 如果卡斯特羅抵制資本主義的進一步入侵，他可能會在激進的年輕人中激起支持和同情，可能會在拉丁美洲引起的保衛古巴的群眾運動。
這當然有可能不會發生。 但是，如果這種運動發生的話，我們可以預計SWP會放棄他們視蘇聯的資本主義復辟為不進不退、在朝鮮戰爭中保持中立的邏輯，而轉而擁抱更具感染力的機會主義邏輯，擺出親古巴、甚至親卡斯特羅的姿態，因為這樣會對激進的年輕人來說更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