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支那的斯大林主義份子並未從中國的挫敗中吸取任何教訓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
關於越南與法國殖民鬥爭的主流史觀，往往反映了河內政權的斯大林主義陳見，對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擁護者的英勇獻身不是無視就是詆毀。作為一位年輕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吳文（Ngo Van，又名吳文雪Ngo Van Xuyet）將他在法屬印度支那（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的殖民地名稱）的經歷撰寫成書，這本書能幫助我們導正史觀，是一本詳實、勵志，儘管最終還是以悲劇收尾的歷史紀錄。
1930年代，儘管托洛茨基主義者一再遭到逮捕和監禁，但他們在“交趾支那”（Cochin China，今越南南部），尤其是在西貢（今胡志明市）建立了群眾基礎，領導了好幾次罷工並贏得多場地方選舉。西貢有一條街道，曾經以一名被殺害的托派領導者謝秋收（Tạ Thu Thâu ，1906-1945，又名謝秋杜）命名，由此可見托洛茨基主義在當時贏得許多群眾的支持。儘管1975年斯大林派統治了統一后的越南，將這條街名更名，但“西貢當地人仍然稱其為『謝秋收街』”。
托洛茨基主義者們當時遭到了法國殖民政府和共產黨斯大林派領導的惡毒攻擊。1945年，隨着斯大林派鞏固對獨立運動的控制，數百位積極的托派被抹黑為“叛徒”或“法西斯間諜”而遭到屠殺，這讓人聯想到西班牙內戰期間的歷史。更糟糕的是，二戰後的第四國際領導出於錯誤立場，尾隨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的建國者）、毛澤東等斯大林主義領袖，也故意淡化了這些對自己同志遭受的暴行。其中一位第四國際領導者帕勃羅（Michel Pablo）甚至告訴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彭述之：“與毛澤東革命的成就相比，逮捕數百名托派只是微不足道”。
早年
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法國殖民統治的殘酷現實為印度支那的共產主義思想發展提供了沃土。第一批共產主義運動人士是在（主要在法國的）僑民之中招募而來。胡志明（又化名作阮愛國）就是這批早期生力軍的一份子，他於1929年成為印度支那共產黨（PCI）的創黨成員。與後來的托派們不同，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都在國外流亡。他屬於共產主義運動的右翼，支持斯大林在蘇聯和“共產國際”中發動的官僚主義反革命。
胡志明在共產主義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往往強調民族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甚至讚頌“安南民族（越南人）的英雄”。有一群積極的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者，不滿該黨領導庸俗的民族主義、以及斯大林渴望與資產階級政府結盟的立場，因此走向托洛茨基與左翼反對派主張的國際主義思想與堅持階級原則的政治路線。尤其在1927年，斯大林要求中共尾隨國民黨的策略導致中國革命的血腥潰敗之後，有更多人投向托派。
然而，印度支那的斯大林主義份子並未從中國的挫敗中吸取任何教訓。他們亦想從反帝鬥爭中消除一切社會主義的內容，拒絕提出國有化和由工人管理工廠之類的要求，說這樣會疏遠本地還很弱小的資產階級。後來，印支共產黨甚至拋棄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要求，例如還地於農民（土地改革），認為這會疏遠越南的地主階級。這種“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做法，也就是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統一在一個“最小公約數”的資產階級綱領上。印支共產黨一直堅持這種政策，以至於1941年，他們將自己化身成“越南獨立同盟會”（簡稱越盟，Vietminh），一個此前已經沉寂很久的民族主義團體。
工人階級和農民
斯大林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鴻溝，體現在兩種不同的建黨策略上。托洛茨基派主要組織規模儘管較小的城市工人階級和苦力，特別是在西貢；而斯大林派通常由受過莫斯科訓練的學生領導，並且傾向組織農民。
1930至1932年間，印支共產黨領導了成千上萬的失地農民和日薪勞工與法國當局不公正的人頭稅作鬥爭，但正如同吳文所指出的：“他們無法、也沒有嘗試在城市中發動運動響應。”
法國外籍兵團則以屠殺上萬名農民作回應。儘管該運動的英勇，但印支共產黨領導犯了嚴重的極左冒進錯誤。這發生在共產國際的“第三時期”（1928-34年），由於之前企圖與資產階級結盟的機會主義政策失敗，共產國際矯枉過正地要求每個地方都必須立刻“建立蘇維埃”和“奪取政權”。
一旦農民運動平息下來，印支共產黨便遭受無情的鎮壓，包括黨總書記陳富（Tran Phu）被酷刑至死。1933年有109名印支共產黨支持者被控以“密謀危害國家安全”罪名，當中8人被處以死刑，其餘的人被判以合共900年的嚴酷勞役。
1931年11月，謝秋收和其他5人成立了印度支那左翼反對派。6個月後，他們開始發行雙月刊的黨報《無產》（Vo san）。1932年8月，《無產》的65名成員和支持者因從事“顛覆活動”被捕。印支共產黨員的大規模審判在法國引起了廣泛關注，但是法國共產黨斯大林派的黨報《人道》（L’Humanité）卻對印度支那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命運保持了冷酷的沉默。然而在西貢，尚未被捕的斯大林派和托派合作起來，在市議會選舉中與無政府主義者和知名民族主義者合組“工人名單”參選。1933年5月7日，在8名印支共產黨領導者被判處死刑的日同一天，“工人名單”中有2名候選人當選（1名斯大林派、1名民族主義者）。雖然市議會本身是一個無實權的機構，但這場選舉在大規模鎮壓期間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3個月後，法國殖民當局宣布這2位市議員當選無效！
聯合陣線？
這一事件后，斯大林派和托派在西貢進行了一段長時期的合作。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聯合陣線是群眾黨派之間的務實協議，而不是小規模的宣傳團體。列寧的建議是“分開遊行，一同罷工”，意即行動統一，但政治旗幟要分明。
西貢托派在這方面犯了錯誤，不幸的是這點在吳文的書中並未得到充分澄清。1933年大選之後，謝秋收和左翼反對派領導擴大了與斯大林派的聯盟，並同意聯合發布周刊《鬥爭》（La Lutte）和聯合組織。在此過程中，他們做出了不該允許的政治讓步，同意“辦一份捍衛工農的報刊，但限制不討論涉及斯大林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分歧問題”。
《鬥爭》報的機關在所有意圖和目的上都已經是個聯合的黨組織，且是個缺乏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綱領的政黨，而不是“聯合陣線”。在1935年的市政選舉中，4名《鬥爭》的候選人當選為西貢議員：2名斯大林派，1名托派（謝秋收）和1名托派同情者。吳文記錄說：“4名『共產黨人』在市議會中的充滿力量的演說產生了巨大影響，引起了人民的熱烈同情，並提高了群眾的鬥志。”但4個月後，這5個人因支持馬車車伕的罷工而被捕，再一次地，他們被剝奪了議員資格。
儘管取得這些成功，但這些工作是建立在對政治綱領和分析的妥協上，從馬克思主義組織的觀點來看是不能接受的。例如，1935年斯大林與法國右翼共和黨政府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面對這個震撼彈般的政治事件，《鬥爭》對此居然保持沉默，也對1936年8月莫斯科大審判和斯大林對老布爾什維克的屠殺也保持緘默。史實顯示，當時托派領導認為國際問題可以與日常工作分開。他們並未立即了解莫斯科審判的致命意義，了解到這是對即將發生的事件的警告──1945年，斯大林主義份子將把相同的做法引進到印度支那。這導致了印支托派的分裂，反對向斯大林主義讓步的少數派於1935年成立國際共產主義聯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1936年
1936年5月，法國社會黨領袖布魯姆（Leon Blum）所領導的人民陣線政府上台，當中包括法國共產黨。布魯姆政府沒有放棄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只是提出“革新殖民體系”。正如吳文所說，在又一次的政治倒車中，“印支共產黨與法國共產黨步伐一致：把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鬥爭從綱領中拋棄，在公開言論中去掉了……『階級鬥爭』和『法國帝國主義』”。
這種背叛為托洛茨基主義創造了巨大的發展空間。遲至1936年12月，圍繞《鬥爭》的托洛茨基主義多數派，開始抨擊巴黎人民陣線政府未能解除對印度支那的鎮壓。1937年，越南的斯大林派於是退出與托派的聯合組織，宣稱該組織已經“托洛茨基化”。這個分裂是托洛茨基思想在越南工人階級中成長的轉捩點。
受到法國工人的啟發，印度支那在1937年爆發了罷工潮，遍及食品加工、棉花工業、煤礦、鐵路和碼頭行業。正如吳文解釋：“在這場運動的過程中，首先是自發的，然後是有組織的行動，工人和苦力在托派而不是斯大林派的影響下，成立了行動委員會和罷工委員會。他們要求提高工資、每天八小時工作、工會合法化、民主自由並終結暴政和罰金……”
這一運動導致法國當局作出了一些深遠的讓步，在交趾支那湧現的超過600個行動委員會中，三分之一是由托派所領導。
1937年2月，法國秘密警察（Sûreté）文件中記載：“支持第四國際的革命鼓動家在交趾支那，尤其在西貢提岸的工人階級大眾里，影響力不斷增強。”同年7月，又再補充：“工人階層中，托派政黨比印支共產黨擁有更多支持度。”
“保衛印度支那”
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逼近，印支共產黨領導在莫斯科的敦促下宣布，所有問題都應該從屬於反抗“法西斯”日本的鬥爭。
法國政府在殖民地展開加速軍事化的進程，為“保衛印度支那”而進行3千300萬法屬印度支那元（piastre）的戰爭舉債，還試圖徵召2萬名印度支那人入伍。印支共產黨這時選擇了支持法國政府。這兩個議題都引爆了群眾的烈火──反對殖民地人民服兵役的鬥爭，早已經歷漫長痛苦的歷史。
儘管如此，印支共產黨還是呼籲人們自願參軍來支持“法國民主”。正如吳文所指出：“印支共產黨的某些人對戰爭債券表現出極大熱忱，甚至他們還提議將100元債券拆分成10元和5元的債券，好讓窮人買得起。其他有些人則反對與殖民政權合作，卻被革除黨務……我們同志的聲明與斯大林派的立場相反：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戰爭稅、反對生活水平惡化。”
斯大林派被視作與法國當局及緊縮政策一夥，以至於當一盒火柴被增加0.5毫錢的稅時，工人就把這稱作“第三國際的火柴盒”。
法國殖民地總督曾寫道：“斯大林共產主義者相信……安南（越南）群眾的利益驅促使他們靠近法國當局……而托派……則不怕推動當地人抗爭，以便將可能爆發的戰爭變為他們的優勢，以贏得完全的解放。”
印支共產黨的親法立場，在1939年的市政選舉中受到了懲罰。儘管托派遭到打壓（所有會議被禁止），但仍有3名托派選入西貢議會，而斯大林派則失去了所有席位。印支共產黨在組織方面受到打擊的消息，傳到仍在中國流亡的胡志明耳中。彷彿是對未來的可怕預言，他說：“面對托派分子，不能與之和解或讓步。必須以各種方式揭露他們是法西斯主義的代理人；必須在政治上消滅他們。”
這種對托洛茨基主義的猛烈敵意，一部份是由於胡志明希望與帝國主義達成和解，一方面也是源自他想成為越南版斯大林的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年9月，二戰爆發，此後共產黨在法國和印度支那皆被取締。在越南對於斯大林派與托派的鎮壓也愈演愈烈──1700名第三和第四國際的成員被送進了集中營。
斯大林與希特勒簽署的互不侵犯條約（1939年8月至1941年6月）讓印支共產黨領導的態度發生了又一次180度大轉，他們放棄了親法的鼓動宣傳，恢復了第三時期的“反帝國主義”策略。當日本於1940年9月在越南、寮國和柬埔寨登陸時，印支共產黨發動了一場冒進的、計劃不周的起事反抗法國當局。和1930與1932年間的農民起義一樣，這場起事也被殘酷鎮壓。印支共產黨的一次黨內審判將這場災難的責任歸咎於2名地方黨委書記，並將他們處死。
與此同時，日本與戰時法國維希政權達成了協議，印度支那由日本軍隊佔領，但繼續由法國魁儡政權統治。胡志明在中國復活了民族主義的越盟，帶領一支由500名越南僑民組成、在中日戰爭中由國民黨訓練出來的武裝力量。正如吳文指出的那樣，胡志明的作法“是一種選邊站的做法，一種尋求他國支持的秘密外交的做法（中國、俄國、美國、甚至法國）；當中毫無無產階級的立足之地。”
儘管胡志明採取左搖右擺的機會主義路線，但在日本戰敗造成的權力真空中，越盟卻變成了越南獨立鬥爭的領導。這一部分固然是由於蘇聯權威的強化，以及越南農民在政治上的決定性因素，但托派政黨在戰爭剛剛結束時所犯的錯誤，也是原因之一。
革命浪潮
1945年8月至9月，隨着日本帝國的瓦解，印度支那掀起了一場革命浪潮。在秘密會談中，胡志明接受了法國開出的條件，讓法國5至10年後才允許越南獨立。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立場，目的是要延長與美、英、法等帝國主義的戰時同盟。
相較之下，印度支那的托派則呼籲展開大規模示威，並武裝群眾，以阻止法國殖民政權的回歸。
1945年8月，越南北部的鴻基（今下龍）、錦普地區，不受越盟控制的3萬名煤礦工人成立了工人委員會來管理生產。他們控制了鐵路和電報等公共設施，趕走了舊有的管理人員，並實行了“體力和腦力勞動的工資不論層級一律平等”的原則。這個工人公社一直持續到11月，直到越盟以“民族團結”為名逮捕了礦工領袖，並在該地區建立了一個新的等級制度。胡志明的軍隊甚至企圖阻止農民接管土地，儘管最終他們被迫放棄。
交趾支那是越盟游擊隊進入的最後一個地區。但在這一帶，尤其是在西貢的工人之間，托派有着巨大的權威。正如吳文指出的，“《鬥爭》的一伙人組織了大約1萬8千名鬥士和同情者。《爭鬥》（Tranh dau，《鬥爭》報La Lutte的越南語版）以日報形式復刊，印刷量超過1.5萬份。”
1945年8月21日，西貢展開了第一次大規模遊行，有30萬人參加，其中3萬人跟隨第四國際的旗幟，他們的口號是“武裝人民”和“為工農政府而戰”。
越盟到來
越盟完全沒有參加8月21日的示威遊行，反映出它在西貢缺乏基礎。就在傍晚，越盟從周邊的農村進入到城市裡，並且繞過工人的控制，宣稱自己是交趾支那的新“民主政府”。載着擴音器的廂型車巡繞着這座城市，宣告：“所有人支持越盟！”。這時越盟在西貢還不為人知，它在一份傳單中自我介紹：
“越盟與同盟國保持着密切關係，與法國（？！）和日本戰鬥。我們是俄羅斯的朋友；中國與我們同心同德；美國夢想的是貿易而非征服；在英國，艾德禮（Clement Attlee）首相傾向左派。談判對我們來說將會很容易。”
斯大林主義份子一邊兜售迅速而無痛擊敗法國的幻想，一邊試圖抹殺任何獨立群眾行動的出路，例如工人委員會。抵達西貢后，越盟在沒有遭到日軍抵抗的情況下佔領了中央郵局、警察局和其他公共建築。並且呼籲在8月25日舉行一次新的大規模示威，這次則是在越盟的控制下，以支持越盟奪取西貢和全國其他地區的政權。有超過100萬人參加了這次示威遊行，成千上萬的越盟支持者從周圍的農村乘客車趕來。正如一位托派領導者所說，這場“所謂的革命”是“背着人民進行的”。在這次示威遊行中，斯大林派領導譴責“煽動者和挑釁者”──暗指托派和支持他們的革命工人。但在最初的時期，越盟也被迫小心翼翼地與托派打交道。因為托派主張民主的工農委員會和武裝人民，在西貢人民中有着強烈的共鳴。
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攻擊
不幸的是，在這些戲劇性的事件中，最大的托洛茨基主義力量，《鬥爭》的領導又回到了10年前所謂“聯合陣線”的錯誤立場，但是這次帶來了更加嚴重的後果。越盟在交趾支那的政變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在一開始群眾還無法看透越盟的本質，一方面以華麗辭藻說“寧死也要獨立”，實際上面對帝國主義、蘇聯官僚、國內地主與資本家的壓力卻不斷倒退。當時根據群眾的經驗，如果得出了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就可以在之後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里，建立起強大的革命的反對力量。數以百計的行動委員會已經出現，有可能成為西貢及其周邊地區革命工人和農民的另一個權力中心，但這需要一個明確的綱領和堅定的領導。
《鬥爭》的領導們一方面抗拒和較小的“國際共產主義聯盟”合作，但在總體方向上卻想與越盟結盟，這在實踐中意味着斯大林派能夠否決他們自己的行動。例如他們通過談判之後，才組織一支隸屬越盟指揮系統、被越盟“認可”的托派民兵。他們的越南語日報《爭鬥》當時看來已停刊。隨着托洛茨基的逝世（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工謀殺），第四國際書記處犯下印度支那支部於1930年代同樣的機會主義錯誤，本來已經政治混亂的印支托派在國際的錯誤領導下變得更加迷失。
正如一位年輕的前托派回憶道：
“我們的同志被自己的熱忱和當時有利的政治形勢沖昏頭，忘記了堤防斯大林派。從那時起，我們的同志們就放慢了在城市建立蘇維埃、把工廠變成堡壘、準備內戰的步伐。十月派（國際共產主義聯盟）激進分子只對《鬥爭》派提出了微弱的批評。”
在隨後的事件中，這兩個托洛茨基組織的民兵即使擁有更強大的武裝力量，仍毫無抵抗地被就斯大林派解除武裝。他們或許是因為害怕斯大林派的反應，而拒絕了一個民族主義教派“高台教”（Cao dai）所提供的武器和合作。高台教有大批農民追隨，本身也是被越盟打壓的目標。然而，托派只要能與這些奇怪教派保持政治和組織上的完全獨立，與之建立僅涉及自衛的務實協議是可以接受的。
此時，謝秋收前往北部執行一項神秘的任務，或許是為了要和胡志明會面。過程中他被越盟逮捕並遭到槍決。斯大林派的私設法庭上，謝秋收令人動容的辯護，使得行刑隊拒絕執行命令，最後要由“檢察官”從背後槍斃他。
西貢起義
自1945年9月6日，直到法國軍隊於同年11月重新佔領印度支那這段期間，格雷西（Douglas David Gracey）將軍率領一支小型的英國和印度部隊進駐西貢。當他們到達越南時，他們發現西貢到處都飄揚著越盟的旗幟布條，上面寫着“歡迎同盟國的到來”，還有四個同盟國（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民國）的國旗和新的越南國旗。格雷西後來回憶說：“我的抵達時受到越盟的迎接，然後我很快地把他們趕走。”
英軍抵達的第二天，越盟就下令解除“非政府組織”的武裝。打壓托派的運動就此展開。一個斯大林派組織“解放旗”（Co giai phong）說到：“必須立即鎮壓托洛茨基主義的煽惑組織。”更宣稱：
“……他們要求武裝人民──這嚇壞了英國來使。他們要求徹底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也就是土地革命、重新分配稻田和土地給農民），目的是分裂民族陣線並挑動地主反對革命。 ”
但是，隨着英國人逐步打擊越盟在西貢羽翼未豐的政權，越盟被迫在日益增加的群眾壓力下採取行動。9月17日，他們發起了罷工癱瘓西貢。9月21日，格雷西將軍宣布戒嚴，禁止攜帶武器並查禁越南語報刊。英國士兵佔領了西貢監獄，釋放越盟關押的法國魁儡政權的俘虜，同時卻把托派囚犯交給法國祕密警察。
9月23日，在法國種族主義殖民者的嚮導下，英軍從越盟手中奪取了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機關的控制權，並觸發翌日晚上的起義。西貢貧民窟和工人住區設置了街壘，在隨後的激烈戰鬥中，托派的民兵進行了英勇的戰鬥，日本逃兵中的革命者和民族主義者也加入戰鬥。數百名托派在戰鬥中陣亡。越盟此時卻呼籲民眾分散到農村並說“保持鎮定，因為政府希望開始談判。”然後，托派民兵（可能在越盟軍事指揮官的命令下）也撤軍到農村，拋棄了他們在西貢工人階級之間的位置。實際上，這意味着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的解散。在農村，他們被解除了武裝，大多數情況下還遭到越盟屠殺。
1945年9月在交趾支那發生的事件，就好像是西班牙革命中1937年5月在巴賽羅納的事件，成為決定西班牙革命未來走向的關鍵轉折。儘管西貢的托派在街壘和工人街區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他們只滿足於當越盟的左派批評家，而不是取代越盟成為西貢群眾的新領導。
法國回朝
10月2日，法國政府與越盟西貢地區委員會達成了停戰協議。大約在同一時間，《鬥爭》組織領導者悉數被執行死刑，罪名是“讓敵國有借口入侵”。就像西班牙革命那樣，斯大林主義份子不是集中力量對抗反動勢力，而是打壓革命左翼、打擊所有進一步爭取社會主義訴求的努力。
11月，當英國將西貢的控制權轉讓到法國手上，越盟再次放棄了這座城市。正如吳文所述：“到1945年10月底，工人運動已經潰散。托派大部份領袖被殺害。民族主義者也遭到了越盟的鎮壓。這為法國帝國主義的回歸開闢了道路……”
越南在北緯16度線上一分為二，南部由法國控制，北部由越盟控制。在北部，胡志明接受了盟軍的存在（首先是國民黨軍隊然後是法軍），同時又嘗試與法國談判。即使失去了一半的國土，胡志明還是不放棄談判！越南的斯大林主義份子後來之所以能從自己的政策的爛攤子中全身而退，是由於他們完全預料之外也未曾支持過的1949年中國革命。中國社會的地震改變了亞洲的力量平衡，大大提高了帝國主義直接佔領的政治成本 。
隨着越南的歷史再次得到人們的關注，吳文的著作即時地填補了重要的歷史缺頁。儘管它沒有徹底分析這一時期托派在政策和戰略方面的錯誤，但仍描述了斯大林主義在越南的卑劣影響，以及托派如何以真誠的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路線來爭取獨立，為今天的我們提供豐富的經驗與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