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中美衝突·中共內部分歧·上千萬人失業
Vincent Kolo,中國勞工論壇
6月15日,國家統計局取消了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佈會。這是由於5月份的經濟數據表明,在第一季度的驚人衰退之後,中國經濟繼續保持「恢復勢頭」。
北京新一波的新冠肺炎感染導致此次新聞發佈會取消,以及當局大幅更改全面重新解封這座城市的計劃。在上週才重新開放的學校再次關閉,從北京的兩個機場起飛的航班中有40%被取消。爆發中心附近的9萬多居民被嚴密封鎖,由武警把守這些地區。
過去一週的新一波感染,確診病例達200,並且與北京最大的食品批發市場新發地有關。這是個晴天霹靂,畢竟北京之前已經連續55天沒有新增病例。對於習近平來說,作了數個月的中國取得抗擊疫情的「勝利」的宣傳之後,在中共政權的心臟卻發生這種情況,真是既受到驚嚇又感到難堪。
這一疫情反彈凸顯了一個更大的全球性問題:在新冠肺炎疫症大流行中,很多事情仍是未知的和不可預測的;而各國政府急於重新啟動盈利的經濟活動,卻在公共衛生方面走捷徑。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第二波大流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風險」。
前所未有的危機
疫症大流行和由此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正在給整個世界帶來根本和歷史性的變化。包括中國的國家引導威權資本主義在內的整個全球資本主義都未能通過這一考驗,現在人類正面臨一段經濟蕭條、創紀錄的失業率和國際關係急劇惡化的時期。
習近平政權試圖使自己免受大規模的全球性打擊,因為敵對的資本主義政府(尤其是美國的特朗普)試圖將全部責任歸咎於中國的公衛和經濟危機,當然同時他們也避開了自己的罪行。最重要的是,中共關心的是國內輿論,程度更甚於關心其國際聲譽。國際媒體的有利報導,或外國政府稱讚自己的消息,對中共的主要意義只是在於向中國人民表明自己贏得尊敬。在中國的失業率飆升、經濟形勢與過去40年來的任何時候相比都更加糟糕之時,習近平政權迫切希望有「正能量消息」,同時加強對來自任何一方的異見的打壓。
三月,中共為了改善國際形象,進行了「口罩外交」,在全球出售或捐贈超過40億個口罩。美國政府的反應令人震驚的糟糕,並成為全球感染和死於新冠肺炎最多的國家,而這也是幫到中共進行宣傳的一個巨大因素。
但是,中共政權正面臨著自1989年的群眾反威權主義鬥爭以來前所未有的風暴。
實際上,隸屬於國家安全部的研究機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的一份洩出的內部報告警告說,在新冠肺炎之後,全球反華情緒的上升將達到自1989年6月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最嚴重。《路透社》5月份報導這一洩密,本身就可能與中共政權內部日益激烈的權力鬥爭有關。
顯然,激進的「戰狼」外交對中共政權內越來越多的人日益感到不安。「戰狼」外交已成為2020年中國外交官的新常態,這源於習近平(在新冠肺炎、南海、中美衝突、香港和台灣)越來越多地對民族主義政策的依賴,以爭取更多的國內支持,並將群眾視線從經濟不景氣移開。
喜馬拉雅山(拉達克地區)發生的中印邊界衝突,凸顯了這是個危險的發展,自5月初以來,中國和印度軍隊在該地反復發生衝突。6月,這場衝突升級,有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則拒絕透露傷亡數字。即使雙方之前也發生衝突,這次是45年以來的第一次有人喪生。
兩國政府就像倒影一樣,都嚴重依賴民族主義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尤其是在疫情期間。雙方最近在有爭議的邊界各自加強了防禦和基礎設施。最近的衝突是雙方在最終談判前(就像2018年在武漢那樣)都在試圖在彼此之間施加更大的壓力。新德里或北京都沒有發動戰爭,但雙方的行動都是在揭開舊傷口。
這是中共內部日益激烈的權力鬥爭的一個方面,有人認為習近平的強硬外交政策越來越適得其反,疏遠了外國政府,在冷戰迅速發展的時期裡,將各國推入的美國陣營。他們希望回到中共傳統的實用主義和更有技巧的作法。駐美評論員裴敏欣說,中國的外交官曾以「訓練有素、中規中矩和謹慎」而著稱。他感嘆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趙立堅等人的湧現——趙立堅是「戰狼」群體的傑出代表。
疫情加劇了新的尖銳攻擊。在澳洲、東南亞、幾個非洲國家和歐盟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反衝,使這些國家的政府在軍事圍困和中國經濟脫鉤方面的地位更接近美國。當然,這不僅因為中國外交中的「語氣」和笨拙表現;也因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家擔憂,這場危機使全球力量對比變得對中國更加有利。習近平單方面毀滅香港有限的政治自主權,旨在強化其在國內的強人形象,而此舉只會加劇前述擔憂。就連在杜特爾特領導下更接近中國的菲律賓,最近也暫緩廢止與美國的軍事協議。
危急的經濟形勢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習近平政權正在從印度邊境到南海來展示自己的力量,這反映出在日益嚴重的全球與國內危機之下之不安全感。
最近的經濟數據相當矛盾。國家統計局原定在被取消的北京新聞發布會上公佈的5月份月度數據顯示,工業生產進一步反彈,比去年增長4.4%,其中,製造業產出增長5.2%。但是,儘管中國的產業正在「復甦」,但更大的問題是它將在哪裡賣掉商品?
澳洲麥格理集團(Macquarie Group)的首席中國經濟專家胡偉俊表示:「供給遠超需求。」 5月份的零售銷售數據突顯了這一問題——下降2.8%,而4月份該指標下降了7.5%,3月份下降了15.8%。如果資本家由於國內和海外出口市場需求低迷而無法出售商品,那麼無論提供何種稅收優惠和信貸放鬆措施,他們都不會投資於增加生產。2020年前五個月,製造業投資下降了14.8%。很難想像「世界工廠」的表現會比這更差。
在5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北京將工作重點從追求GDP目標轉移到了就業上,以防止就業市場崩潰。中共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到2020年經濟可以實現2~3%的增長,而IMF在4月的預測僅為1.2%。
中國官方的失業率是6%,但很少有人會相信。即使根據僅涵蓋城市(較富裕,佔總人口約一半)的低估數,目前仍有2600萬人失業。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3月的數據,只有不到十分之一(230萬)的人正獲得失業救濟,人均每月可獲得約1350元。
然而,縱使這已經很糟,但實際情況卻還要更差。中國2.9億農民工(戶口仍然在農村)沒有被算入官方的失業人數,而這些工人佔勞動力的36%。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3月,封城和旅行禁令被取消後,這些工人中也只有1.29億(不到一半)重返工作崗位。
根據國家統計局,到4月返回其就業城市的農民工人數是前幾年的90%,這表明仍有近3000萬人尚未返回。有獨立研究顯示,實際復工率比官方宣稱的低很多。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的馮哲芸(Emily Feng)和Amy Cheng於6月8日的報導提及,經濟學家羅斯高(Scott Rozelle)說:「去年有工作的農民工中,只有大約一半在今年4月下旬還有工作。」羅斯高帶領史丹福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人員,在今年初以中國七個省的近70萬村民作為樣本進行研究。該研究表明,這場危機「令農民工的收入劇跌,以致大多數人不得不少買食品。」
在許多情況下,外地工人發現新工作的工資低於疫情之前,珠三角的情況是減少了約50%,工廠只能提供標準的工作週,而不能加班。沒有長時間的加班時間,外地工人就無法靠基本的工資生存。
一些非官方但可信的估計表明,中國的實際失業率現在可能為20%,多達8000萬外地工人無法找到工作,或被迫返回自己的村落,因為拿到的工資不能支撐高成本的城市生活。
貧困依舊
今年5月,在每年人大常會之後的新聞發佈會上,李克強總理丟出了顆重磅炸彈。他說,中國有6億人口(佔人口的43%)月收入不到1000元。
李克強說:「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令許多聽眾震驚的是,他們一直以來的印象是,這種極端的苦難在中國已經不復存在,或規模不會如此之龐大。中共原本對於中國將在明年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GDP達到2010年水平的2倍)的宣傳,被李克強的坦承徹底破壞。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李克強還個人讚同恢復「地攤經濟」,以此作為在當前危機中創造就業機會的手段。一夜之間,「地攤經濟」成為社交媒體上的主要熱話,與此想法相關的公司甚至出現了「概念股」購買熱潮。李克強稱讚道,成都市政府通過設立設施支持街頭小販,創造了10萬個工作崗位。據報,其他27個城市也有支持類似的政策。
然而,情況突然180度大轉彎,與習近平密切聯繫的北京市政府批評地攤經濟的概念是「不衛生不文明」。這標誌著政策上的突然轉向,幾天之內,「地攤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被官媒再提及。
無論是李克強對「地攤經濟」的提倡,還是來自習近平陣營的表面反彈,都不是與工人階級利益站在一起。通過在大街上兜售來謀生,絕不是實際就業和工廠倒閉的替代選擇。但是,狙擊李克強的政策的行動並非基於為窮人和失業者提供替代性支持。它反映了中共抱著精英主義的鄙視目光,特別是在北京等大城市對「低端人口」的蔑視。在過去幾年的迫遷政策下,「低端人口」很多已被連根拔起,並被趕出了這些城市。中共的城市發展政策越來越類似於隔離政策,或是說中國特色種族隔離,為的是將大城市留給「文明」的人口。
權鬥
同時,這場政策上的爭端反映了一個更重要的進程:很多人認為中共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是過去產物,但它現已重新開始。據稱,隨著習近平在2018年修憲中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他似乎已完全鞏固了對政權的控制,並正朝第三任期無人可擋地前進。現在看起來事情不再那麼篤定了。
李克強最近的角色,以及由於他較為「民粹主義」、謙遜的親民形象而獲得部分群眾同情,表明原本在內部派系鬥爭中使用的臨時和解辦法已經無用。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共政權內從未爆發過如此公開和個人化的衝突,並且這一衝突圍繞中共政權兩個最重要的人物。
中宣部由習近平派系掌控之時,國有媒體的反應是即時且一面倒的,遠不只是為「地攤經濟」降溫。現在,李克強的講話和文章被刪除或更改。上一次出現這種情形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時是反對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國務院總理是國家機構等級第二高的官員。
李克強代表的當然是中共黨內的「團派」,在習近平統治的8年,該派遭受打擊,並失去許多職位。但是習近平強硬而粗暴的鬥爭手段,以及國內外日益嚴峻的政策上的碰壁,可能會促成新的派系形成——無論李克強是否擔任他們的領袖,以在下一時期挑戰習近平的位置。
對於社會主義者,中國政權內部政治板塊的移動(即派系鬥爭)是即將發生的社會和政治動蕩的重要標誌。常言道,革命始於上層。我們對資產階級專政、徹頭徹尾獨裁的中共的任何一派都不抱有任何希望。我們主張以社會主義綱領和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政府,在中國乃至全球開展獨立的工人階級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