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民主控制公共財政，令科技不再成為監控民眾的工具，大幅增加公共醫療開支，透過民主監督的政府推行全民檢測和封關等措施
大坑東 社會主義行動
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於十一月爆發以來，連日新增確診人數高企，累計確診人數超過七千人。重症患者有年輕化趨勢。據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分析，病毒並非來自此前的第三波疫情，而是新的新一輪輸入個案引起。
政權不檢討入境和隔離政策，不增加公營醫療資金和支援，林鄭政府一面收緊限聚令，一面先後讓不同崗位和身份人士，例如機組人員、船員外國領事和官員等，豁免檢疫，彷佛病毒是會因人的職業和身份而不作感染。
更為嚴重的，是疫情令香港公營醫療系統負荷加劇，現時公立醫院內科住院病床使用率整體達99%，深切治療負壓病床亦已達七成滿。有報導指，公立醫院本已長達數年輪候期的專科醫療服務，在疫情的影響下進一步惡化。
第三世界水平
部分專科輪候期延長5個月，增幅達四成，九龍東醫院聯網眼科新症輪候時間更長達172星期，即須輪候3年半！香港公共醫療開支佔生產總值比例長年為第三世界水平，政府卻在施政報告中全無著墨。實際上，即便沒有爆發大瘟疫，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早已長時期處於超負荷水平。
世界各地處理新冠疫情的經驗已表明，日常充足的醫療資源是有效控制疫情的重要手段。對付這種高感染性低死亡率的瘟疫，重點在於社區醫療系統的快速而全面醫療反應服務，並防止醫院病患過載崩潰，令死亡率暴升。而偏偏日常醫療資源正是香港一直所缺乏的。萬幸至今為止香港的社區爆發尚未算非常嚴重，否則以本地薄弱的公共醫療體系與之抗衡，情況將慘不忍睹。
相對地，公私營醫療失衡問題亦對抗疫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公立醫院僅有香港45%的醫院醫生，卻面向服務90%的香港病人，而私家醫生約7,000多人，佔整體55%，則只照顧香港一成病患。在抗疫過程中，私家醫院坐擁大量醫療資源，卻拒絕接收診治新冠肺炎病人，僅僅提供有限且非面向所有民眾的檢測服務。可見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醫院，在疫症災難面前仍不願伸出援手，只想營營苟苟地維繫自身利益。
隔離政策同樣為人詬病。除獲豁免人士以外，大部分從海外抵港人士需要強制隔離檢疫14天，檢疫地點則是酒店或自家住所。但防疫存在漏洞，受檢疫人士並非專人專車送到隔離地點，前往檢疫地點時有機會接觸群眾，而他們所入住的酒店或住所，亦可能與其他人接觸。例如同住的家人可以如常上班，或是所住酒店仍會開放給其他顧客。
「秋後算帳」
另一方面，醫護界在年初發動罷工，部分地成功迫使政府收緊出入境檢疫政策，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士一直都面臨被政權「秋後算帳」報復的風險。然而，林鄭政權現時迫於外界輿論和工會組織的壓力，特別是疫情反覆爆發，醫護工人不可或缺的情況下，不得不放棄全面打擊和清洗的企圖。醫管局宣佈，對於2月份參與罷工的7000員工，只會收回「缺勤」期間的薪金，而不會再作出「其他人力資源方面的跟進」。這無疑是一次工人和工會的勝利，假如醫護工會能進一步強化組織和工人參與程度，將可成為一支更強大的工會力量。
林鄭自己也承認，所謂對疫症「全力以赴，力爭清零」，只是一句戲言，並沒有什麼有效的計劃。為方便市民紀錄行蹤的手機應用程式「安心出行」，亦被質疑為全民監控鋪路。
歸根究底，抗疫和民主鬥爭是一體的。需要民主控制公共財政，令科技不再成為監控民眾的工具，大幅增加公共醫療開支，透過民主監督的政府推行全民檢測和封關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