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us Hesse 社會主義替代（ISA德國）
1921年3月的在喀琅施塔得（Kronstadt）事件經常被布爾什維主義的批評者（無論是無政府主義者還是親資本主義的右翼份子）所利用，試圖證明不僅在史太林的領導下，而是早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新生蘇維埃俄國就已經殘酷地獨裁統治著工人。
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當時稱為彼得格勒的聖彼得堡附近的一個要塞島）的水手夥同其他人發起叛亂，及後被布爾什維克鎮壓，托洛茨基稱之為 「悲劇性的必然結果」。許多布爾什維克的反對者預計，當蘇聯的檔案一旦解密，會有大量證據證實他們關於布爾什維克暴力的說法，但現實恰恰相反。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的一個真正的里程碑，是1999年在俄羅斯出版的兩卷資料集《喀琅施塔得悲劇》，其中包含了許多以前未被發現的文件。
事實顯示，實情與布爾什維克的 「左翼」批評者說法相矛盾，批評者聲稱革命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墮落，而聲稱喀琅施塔得的叛軍代表了 「真正的蘇維埃民主」。
危機的根源
俄國的十月革命是在假定其他國家會效仿的情況下進行的。然而，蘇維埃政權仍然孤立無援，而100萬強大的沙皇軍隊、白軍，在德國、日本、波蘭和英國等帝國主義勢力多達200萬軍隊的支持下，發動了一場殘酷內戰。到1920、1921年之交的冬季，紅軍取得了勝利，但國家遭到破壞，飢荒和流行病在全國肆虐，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城市流失了很多人口，工廠幾乎全面停產。
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權時，農民分得了土地，他們希望最終能夠用土地自行其事。由於白軍想把土地歸還給地主，廣大農民仍然熱情地與布爾什維克並肩作戰，並加入了紅軍的行列。由於大約90%的俄羅斯人口是由農民和農業工人組成的，共產黨人主要依靠城市中的產業工人和最貧窮的農民、農業工人和鄉村窮人的支持。
但是，由於工廠無法再生產足夠的工業品來支持農業，而城市又處於飢餓狀態，布爾什維克在內戰期間向農民徵收糧食，即所謂的 「戰時共產主義」。儘管列寧和托洛茨基很早就推動對廣大的中小地主作出更大的讓步，但由於內戰的狀況，工業產出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提供給農民，以換來他們的農產品，因此讓步的政策未能實際執行。
這就釀成了緊張局勢。當反革命被擊敗後，工人國家和小農之間的衝突爆發了，1917年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等勢力正好利用了這一點。早在1918年就有罷工和農民起義，但到了1921年，全國各地都有地方農民叛亂。1920-1921年，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安東諾夫（Antonov）在坦波夫（Tambov）省率領一支農民軍隊 「綠軍」反對紅軍，要求重新實行市場經濟、恢復議會制、並處決共產黨人及其家屬。許多農民將他們的仇恨指向 「共產黨人」，特別是 「政委」（共產黨官員）。由於布爾什維克黨在1918年將自己改名為 「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和 「蘇維埃政權」等詞彙對農民來說仍是正面的字彙——它們代表了1917年分配給他們土地的黨和政權，而 「共產黨」和「政委」則代表在內戰期間沒收了他們的糧食來養活城市的勢力。
1921年2月，這種不滿情緒傳到了疲憊不堪的革命據點彼得格勒。1917年人口中，2/3離開了這座城市，有些是去服兵役，而更多的不過是回到了農村。曾經充滿活力的蘇維埃民主正在退化。工人們疲憊不堪、筋疲力盡，遭受著疫情和飢餓之苦。共產黨已經成為蘇維埃和工廠委員會中的主要政黨，而且往往是唯一的政黨，因為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和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已在武力反對蘇維埃政權，因此被排除在外。由於內戰的需要，革命在民主方面取得的成果出現了倒退，因為軍事決策往往必須由黨和全國代表迅速作出。這就癱瘓了群眾自下而上的行動主動性。
儘管如此，共產黨內仍然對工會的作用、經濟政策的改變以及內戰結束後的民主化進行了熱烈的公開討論。
1921年的二月危機
到1920年底，從農村徵用的糧食已不足以養活城市。1月份做出了削減麵包配給的糟糕決定，不僅導致了飢餓，而且導致了工作場所的不滿情緒大增。民兵和 「契卡」（最初為打擊投機行為和反猶屠殺而設立的特別委員會）的粗暴反應導致了他們與工人（包括工會成員和黨員）的尖銳衝突。燃料短缺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導致了60多家工廠因缺乏能源而關閉。示威活動經常爆發，發出 「我們的孩子需要麵包」和 「我們快餓死了」等訴求和呼喊，另外還發生了一些罷工事件。布爾什維克的代表往往被禁止發言，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發言人則要求停止糧食徵收和恢復立憲會議，實際上是要求恢復資產階級議會制。
在群眾的絕望情緒的驅使下，反猶主義的口號不時出現。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阿夫里奇（Paul Avrich）在其關於喀琅施塔得叛亂的著作中，描述了當時籠罩在彼得格勒猶太社區的恐慌。由於害怕發生流血事件，民眾轉向由季諾維也夫（Zinoviev）領導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布爾什維克保衛委員會。布爾什維克在軍事上封鎖了工廠，並逮捕了孟什維克領導人和其他黨派的煽動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往往能透過談判成功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儘管所需的物資仍被強行徵用，危機在麵包分配恢復後結束。
喀琅施塔得叛亂的支持者聲稱，它與彼得堡工人的罷工相吻合，但在喀琅施塔得叛亂爆發時，罷工已經結束。
海軍基地的叛亂
喀琅施塔得是1917年革命的一個據點，許多水手在內戰的前線作戰。托洛茨基曾稱激進的水手是 「革命的驕傲」。他解釋說，在早期，喀琅施塔得似乎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水手來支援莫斯科，或徵用麵包和組織蘇維埃政權，但到了1919年：
「波羅的海艦隊和喀琅施塔得要塞衛戍軍中，一切革命力量都已經被調走了……那些留在『和平的』喀琅施塔得直至1921年之初的那些水兵們，他們不適於派遣到內戰任何一條前線上去的，此時他們的政治水平，一般說，卻是大大低於紅軍的平均水平了，他們中間還有一些士氣完全沮喪的份子，這些人穿著炫耀的喇叭管褲，留著運動家的髮型。」
2002年，歷史學家蓋茨勒（Israel Getzler）在他的《喀琅施塔得1917-21年—蘇聯民主的命運》一書中，試圖證明1921年的大多數叛軍在1917年就已經在波羅的海艦隊服役。事實上，他並沒有成功做到這一點。除此以外，喀琅施塔得駐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的年紀太小，不可能在1917年服役。他確實解釋說，駐軍中許多在1917年是黨員的布爾什維克水手和工人已經離開，到前線或政府崗位上服役，許多退黨的黨員是在1919年或以後加入的，當時已經不指望他們做出這種犧牲。即使如此，水手中積極的共產黨員人數在內戰結束時也有所下降，他們往往是出於宗教情感，或未繳納黨費而退黨。在來自農民家庭的水手中，異化現象尤其嚴重，如果他們來自俄羅斯南部和烏克蘭的更繁榮和糧食豐富的地區的話情況就更為嚴重。
然而，喀琅施塔得約1.6萬名海員中的其他水手仍然堅持他們的共產主義觀點，忠於蘇維埃政府。這導致駐軍內部出現了強烈的緊張關係：許多水兵拒絕參加叛亂，勇敢地反對叛亂。喀琅施塔得叛亂領導人彼得里琴科（Stepan Petrichenko）的副手奧列辛（Ivan Oreshin）的親眼所見證實了許多共產黨員在駐軍中仍然擁有權威，以及喀琅施塔得水手和其他工人內部的分裂。
摘自奧列辛1924年寫的筆記
喀琅施塔得派的抗議採取了一種特殊的，而且必須直截了當地說，謹慎的形式。在叛亂初期，喀琅施塔得派在奪取了該市的權力後，逮捕了共產黨人，因為他們意識到，在整個俄羅斯勞動人民的眼中，他們代表著一股巨大的道德力量。他們預計會取得重大的讓步，並立即採取了沒有武器的防禦性立場，沒有採取激烈的措施。
他們非常確信，聖彼得堡的工人會立即支持他們。畢竟，聖彼得堡的工人曾主動要求幫助他們，支持他們！喀琅施塔得派以為他們會成為這次帶來徹底勝利的火種！彼得格勒會爆發叛亂，繼而，整個俄國都會爆發叛亂。他們認為這很容易，因為春天的事件已經表明，幾乎整個俄國都在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叛亂中燃燒起來。但喀琅施塔得派錯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們沒有作出反應，路障已經被拆掉了……而喀琅施塔得派只能靠自己了……。
……3月1日前幾天，艦艇上開始出現騷亂。在大型戰艦（塞瓦斯托波爾號和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其他海域，水手們開始討論與彼得堡工人的 「暴動」有關的 「事態」。水手們和1917-18年時不一樣了。革命熱情已經離開了他們，他們失去了1918年1月驅散制憲會議時的那種魯莽的熱情……
… 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的衛兵們很容易就能在那天攻下這座城市，但他們沒有這樣做。第二天早上，士官學校和契卡通過城堡大門離開了城市，撤回到 「Krasnaya Gorka」要塞。他們加入了搖擺不定的駐軍，並將其組成了一個戰鬥核心，當敵對行動開始時，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對喀琅施塔得的行動基地，並有系統地使用炮火對城市和它的堡壘進行了壓制，當然也造成了相當多的物質損失」
1917年的水手們對 「所有社會主義政黨的自由」的要求也不以為然——畢竟，他們知道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在革命和內戰中發揮了多麼負面的作用。為此，他們被起義軍鎮壓，或者不得不離開該島。
在3月1日的一次喧鬧的會議上，共產黨的代表（最初被允許參加討論）被喊了下來，一個未經選舉的「臨時革命委員會」成立了，由水手彼得里琴科領導。他曾是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甚至在1919年後的短時間內是共產黨員，在一次以列寧的名義突擊徵收黨員時被招募入黨，然後在下一次重新登記中失去黨員資格。該委員會故意以「無黨無派」自居，宣傳 「無黨派蘇維埃」。然而，一半以上的成員是活躍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 「民粹派（narodniks，右翼社會主義者）」，還有一位指揮叛軍炮兵的科茲洛夫斯基（Kozlovsky）將軍。他曾是沙皇的將領，但曾作為 「軍事專家」為紅軍服務。
要求重新選舉蘇維埃開始出現，然後「沒有共產黨員的蘇維埃！」的口號也很快出現了。這句話以不同的形式不斷被宣佈，包括在叛亂的《喀琅施塔得報》上，作為叛亂的既定目標。叛軍逮捕了300名布爾什維克的幹部。叛亂的支持者強調，要求死刑的決議被否決了，然而這是一件險象環生的事情。從 「喀琅施塔得悲劇」中的文件可以看出，被囚禁的共產黨人之所以沒有被大規模槍殺，只是因為他們擔心會遭到即將到來的紅軍的報復。在公開要求處決他們的人中，最主要的是無政府主義者和典獄長（在喀琅施塔得還存在這種組合！）舒斯托夫（Stanislav Shustov）。
在3月1日於喀琅施塔得中心「錨地廣場」舉行的會議上，艦隊政委庫茲明（Nikolai Kuzmin）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里寧（Mikhail Kalinin）代表政府發言。顯然，他們緩和局勢的技巧不太嫻熟，只是告訴水手們喀琅施塔得將被孤立、布爾什維克政府絕不會讓他們獲勝。這正好煽動了叛亂。3月2日，蘇維埃政府正式將這次叛亂定性為 「反革命的白軍陰謀」。
也許蘇維埃政權的代表若果採取更有技巧和坦承的方法可以緩和局勢，防止成千上萬的水手和一些平民加入反共武裝叛亂。但另一個親歷者認為這不是主要因素。群眾是被演說家煽動起來的，而這些演說家謊稱已經有數百名紅軍部隊接近並準備摧毀要塞。
在這之後，正如當時親歷者的報告所顯示的那樣，喀琅施塔得的共產黨員受到了巨大壓力，叛軍要求他們公開宣佈退出 「俄羅斯劊子手黨」。退黨聲明被印在叛亂者的報紙上。3月3日，圍繞彼得里琴科的 「臨時革命委員會」對整個要塞城市及其2.6萬名居民實行緊急狀態和宵禁，這些人因此成為叛軍的人質。
叛軍的綱領
3月1日，著名的15點決議在1.6萬名水手的會議上通過，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公開叛亂的開始。許多叛亂的支持者把它看作是水手們支持達成社會主義和工人民主的證明。從表面上看，許多訴求都是基於呼籲恢復蘇維埃民主，而蘇維埃民主在內戰期間大幅退化。該決議要求改選蘇維埃，並要求所有社會主義政黨享有出版自由——這包括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他們不僅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經掌權，還參與了對布爾什維克的迫害，然後與反革命的白軍結盟參與了內戰。
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阿夫里奇解釋說，「沒有共產黨員的蘇維埃」的訴求並沒有列入15點的正式訴求之一，但正如他所說，它很快成為叛亂的所有其他訴求的本質。這並不新鮮，這是那些反對布爾什維克並參與組織農民叛亂的政黨不斷提出的要求。
另一訴求是全體勞動者的食品供給一律平等。在內戰期間，所有人的食物都極端短缺。儘管仍有強制徵用農民的糧食和其他產品的情況，但仍有配給制度。到內戰結束時，至少有33種不同級別的配給——其中配給最多的是從事危險工作的工人、紅軍士兵、孕婦、少年兒童、醫務工作者，特別是從事抗擊疫情工作的人。在莫斯科，列寧也在1920年簽署了一項法令，給予關鍵的 「特別重要的專家」更多的口糧，以確保他們能夠完成有時一天超過16小時的每日工作。這違背了社會主義原則，但也是出於發展經濟、運營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的需要才不得不這樣做。在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員中，當時還有著最高工資上限。
叛亂的水手們普遍吃得很好，口糧明顯好過彼得格勒的工人。事實上，「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塔波爾」號兩艘船上的不滿情緒發展了幾個月，並不是特別因為口糧不好，而是因為這兩艘船從彼得格勒被轉移到喀琅施塔得。
但叛亂者的一個更重要的訴求是要求糧食自由貿易，這項訴求顯然符合中農和富農的利益，在當時很難使勞動人民和飢餓的群眾受益。
這在各方面都是一個矛盾的方案。無論如何，無政府主義者或荷蘭 「議會共產主義者」布倫德爾（Cajo Brendel）對於叛亂是無產階級對布爾什維克 「國家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次反抗的說法，在政治上都是荒謬的。在彼得格勒鎮壓的零星傳言的助推下，叛亂者的口氣越來越大。同時，公開的反革命組織開始嘗試接觸叛軍。
針對共產黨猛烈的攻擊和對自由貿易的強烈要求，全面揭示了叛亂的農民性質。《喀琅施塔得報》聲稱，「共產黨政委的統治比沙皇的統治還糟糕。」許多叛亂者並不是特別的左翼，這一點可以從報章編輯們費盡心思防止印刷反猶主義的呼籲書中得以反映。在「喀琅施塔得悲劇」中，水手尤里（Dmitri Yurin）在3月4日寫的一封信，落入紅軍手中，被引用為叛軍中這種情緒的例子。信中說：「我們已經把公社趕走了，沒有公社了，現在我們只有蘇維埃政權了。我們在喀琅施塔得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把所有的基克人（對猶太人的蔑稱）驅逐到巴勒斯坦，這樣在我們的國家就不會有這種可憎的東西了。所有的水手都在喊『打倒基克人！』，過去幾年我們已經受夠了他們，我們也已經受夠了公社四年！」
反叛者的政治意識形態
叛軍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特點是無政府主義、小資產階級偏見、農民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雜燴。發表在《喀琅施塔得報》上的文章，甚至詩歌都說明瞭這一點。
3月9日：「共產黨人的統治給整個俄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苦難、飢餓、寒冷和許多其他不幸。[……] 共產黨人需要的不是你們，而是對你們的權力，這樣他們就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繼續剝削人民 [……] 為了破壞家庭生活，我們的統治者實行了公共食堂！」
3月11日：「出現了一種新的共產主義奴役：農民成了國營農場的僕人，工人成了國營工廠的打工者」。有人唱道。「起來吧，農民朋友！
新的黎明正在到來
新的黎明正在破曉
我們將甩掉托洛茨基
和沙皇列寧的鎖鏈」
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阿夫里奇（Paul Avrich）雖然對叛軍整體上表示同情，但也分析了他們的民族主義、對現實世界革命事件的無知和不感興趣，儘管偶爾會抽象地喊幾句 「國際無產階級」和 「世界革命」。
共產主義被描述為 「外來事物」。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因為猶太人的背景而被當作特別的敵人，並遭到點名攻擊。列寧和加里寧最初被看得比較順眼，因為他們是 「真正的俄羅斯人」。只有當他們稱叛軍為 「白軍陰謀家」時，叛軍才將個人仇恨轉向他們。
沒有黨派，特別是沒有共產黨員的 「真正的蘇維埃」，被叛軍視為 「人民的機關」──共產黨員和政委被宣佈為麻煩的敵人。這樣一來，喀琅施塔得派顯然是與反動思想綁在了一起。然而，大多數喀琅施塔得叛亂者也拒絕議會主義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要求的立憲會議。列寧把1921年3月的叛亂稱為 「爭取立憲會議的叛亂」，是錯誤的。
任何人只要仔細看看叛亂領導人的粗劣想法，就會很快意識到，這場叛亂整體上沒有任何進步的方向，當然也沒有提出一種更好的社會主義！
現在，這些人手中握有重要的海軍要塞、重炮和無數戰艦還躺在冰冷的海灣中。
紅軍的反擊
叛軍想拖延時間，直到海面解凍，他們的軍艦可以自由通行到彼得格勒。所有調解的嘗試，包括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Emma Goldman）和她的同志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的嘗試，最終都失敗了。最後，在3月5日，托洛茨基代表政治局向叛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投降，而且必須迅速回應。從3月7日開始，1.7萬名紅軍士兵在炮火掩護下穿過冰凍的海灣向要塞發起突擊。這需要發動數波攻擊，因為叛亂分子可以輕易地砍倒衝在前面沒有保護的部隊。最後，紅軍使用了飛機，先是投擲傳單，後來又投擲炸彈。
在反布爾什維克的文獻中，人們常常聲稱進攻的紅軍部隊出現了大規模的逃兵。事實上，這種情況時有發生──但很少是出於政治原因，更多是在這種危險情況下單純的求生欲。
當這種開小差是出於政治動機時，它們也很少是出於進步的原因。有時，農民出身的士兵拒絕為 「猶太人」而戰，他們被更為可靠的來自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紅色軍官學生（Kursantiy）取代。在叛軍中，一些煽動者也試圖用反猶主義口號說服紅軍士兵叛變。幸運的是，他們很少成功。
在喀琅施塔得本身，絕非所有的水手，都是叛亂的支持者，更不用說平民，這一點從紅軍一進城就有一支駐軍投降就可以看出。根據阿夫里奇的說法，部分水手甚至積極地站在紅軍一邊，拿起武器反抗叛軍。
3月18日，經過挨家挨戶的血腥戰鬥，叛亂者被擊敗，損失慘重。為保衛蘇維埃政權，約1萬名忠誠的紅軍士兵犧牲了。當時正在召開的共產黨第十次黨代會的300名代表不惜犧牲自己，自願加入他們。其中有 「工人反對派」和 「民主集中派」的成員，他們強烈批評蘇維埃政府，但承認喀琅施塔得叛亂的反革命性質。他們原則上反對對私人貿易和農民的讓步。
參加執政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冒著生命危險進行鬥爭的事實清楚地表明，當時黨還沒有完全官僚化，即使位居領導層的黨員也具有犧牲精神。代表們手持武器進行鬥爭，充當鼓動者。在參加戰鬥的黨代會代表中，有1/6的人戰死了喀琅施塔得灣的冰面上。
政治後果
叛軍方面死亡的人要少得多。叛亂領袖彼得里琴科和幾千名叛軍，包括叛軍的大部分領導層，在紅軍部隊進入喀琅施塔得前不久越過冰層逃到了白軍統治的芬蘭，在那裡他們與流亡的反革命右翼團體保持聯繫。在那些沒有逃離的人中，有幾百人被判處死刑，但大多數人後來被大赦。其他人被關押在專門關押戰俘的營地──有些人後來被關進了索洛維茨基（Solovetsky）監獄，該監獄於1923年6月啓用，後來成為臭名昭著的 「古拉格」的一部分。幾年後，他們依照大赦令被釋放。
彼得里琴科繼續他極其怪誕的一生。他是一個惡名昭彰的冒險家，至少有一個白軍組織聲稱他在叛亂期間與他們合作。在流亡芬蘭期間，他投向了史太林主義，及後回到蘇聯與史太林的特務組織格別烏合作。後來，史太林將他囚禁並處決。
喀琅施塔得叛亂後不久，列寧曾想過完全解散波羅的海艦隊，但這位所謂的 「獨裁者」和 「新沙皇」的提議在黨內民主程序下，遭多數反對而沒有通過。最終，喀琅施塔得再次成為一個重要的海軍基地，在戰爭期間幫助保障了彼得格勒和後來的列寧格勒。叛軍的 「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 「塞瓦斯托波爾」號被重新命名為 「馬拉（Marat）」號和 「巴黎公社」號，以紀念過去的革命。
早在1920年春，托洛茨基就首次提出要用累進所得稅取代糧食徵收制，但他的建議隨後在黨內被否決。但在1921年夏天，新經濟政策被採納。這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喀琅施塔得水手們的經濟訴求，用糧食稅取代了糧食徵收，並再次允許小型私人貿易。這使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受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加強了蘇維埃制度的官僚化，甚至增加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然而在政治上，叛亂撕開了深深的傷口。
叛亂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期間開始，在叛亂失敗後，黨大會還繼續進行。為了在危機中鞏固黨的團結，大會通過了禁止黨內派別的決議。民主非但沒有得以增進，反而倒退了。然而不應忘記，直到1920年代中期，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仍然能夠參加蘇維埃選舉和工廠委員會的選舉。這種情況只有在粉碎了左翼反對派之後，新的官僚機構出現了才結束掉。最後一個合法的無政府主義者俱樂部和協會也同時被取締和關閉。
結論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不是第一次工農與蘇維埃政權之間的衝突，不過是在孤立的革命、飢餓和疲憊的條件下，士氣低落的工農與蘇維埃政權之間最具戲劇性和象徵意義的衝突高潮。
叛亂所反對的是一場在困境中掙扎求生的革命。如果允許這些力量繼續發展下去，1917年的成就就會終結。各類反動勢力可以輕易地躲在 「沒有共產黨員的蘇維埃」的口號後面。1921年，反動勢力自己也毫不掩飾地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們希望透過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這一彎路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自由派資產階級政黨立憲民主黨的領導人米留科夫（Miliukov）被列寧和托洛茨基引為例子。托洛茨基在1921年指出，國外的資本家（特別是證券交易所）對叛亂的反應是多麼的欣喜若狂。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在過去和現在都一直都被很多人（特別是無政府主義者）作為與布爾什維主義劃清界線的事例。直到今天，無政府主義者還在翻高德曼、伯克曼、沃林（Voline）等人對叛亂的舊帳，而叛亂的反動面基本被忽略或淡化了。阿夫里奇的作品是一個例外。
從廣義上講，無政府主義的基礎觀點認為任何 「自下而上」、反對中央政治權力、看上去是自發的東西——僅這些優點就代表更好、更正確的社會主義。
1921年，許多無政府主義者正處於幾乎要加入共產國際的狀態。在西班牙具影響力的工團主義全國勞工聯盟（CNT）尤其如此。「喀琅施塔得」成為了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最後不加入共產國際的理由。
特別是像高德曼這樣的無政府主義者，譴責托洛茨基作為紅軍首領鎮壓喀琅施塔得叛亂。在1930年代史太林加強鎮壓時，他們卻拒絕聲援托洛茨基。高德曼在 「莫斯科審判」中對共產主義者進行血腥迫害後寫道：「托洛茨基抗議得太多了！」。
當托洛茨基在一次演講中向在攻克喀琅施塔得中犧牲的紅軍戰士致敬時，他講出了一下這番話；鑑於這一悲慘事件和一萬名為保衛革命而犧牲的戰士，這些話雖然令人感到可悲，形容卻很恰當：
「我們盡可能地等待，以便我們那些被蒙騙的水手同伴能夠親眼看到叛亂會把他們帶到何方。但我們面臨著冰雪融化的危險，我們不得不迅速、猛烈、果斷地出擊。以無與倫比的勇氣，在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槍砲彈藥中，我們的軍校學生（kursanti）──以及他們激勵的紅軍部隊──迅速攻克了一個強大的海上堡壘。不開一槍一炮，這些俄羅斯之子和工農之子就透過他們的犧牲使自己無愧於革命，並在冰面上前進。他們中的一些人毫無怨言地死去，但其餘的人繼續前進，直到取得最終勝利。俄羅斯和整個世界的勞動群眾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叛亂背後的主要推動力是基層水手們的失望，這是1921年農民情緒的反映。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黨認識到這一點。隨著新經濟政策的頒布，列寧、托洛茨基徹底改變了對農民的態度，他們認為在其他國家發生革命事件之際，還需要一個喘息的空間。列寧把喀琅施塔得叛亂描述為 「照出了事物的真相」的「閃電」。
今天，為未來吸取教訓仍然很重要。革命者不應簡單地將喀琅施塔得事件作為布爾什維克的英雄事跡來慶祝，而應理解那些與這段歷史相關的人的觀點。正如托洛茨基所寫的那樣，鎮壓叛亂是一種 「悲劇的必要作法」，如果蘇維埃俄國要生存，他們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