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一份主流出版的反對派報紙被停刊
社會主義行動（ISA香港）報導
香港政府對政治活動、媒體、反對黨和民主權利的打壓與日俱增。
《蘋果日報》的富商老闆黎智英去年被當局以《國安法》拘捕。他是迄今為止被控以該惡法的114人其中一位。港版國安法是一年前習近平政權訂立的法律，目的是要破壞香港本來就很脆弱的民主權利和部分的自治權利。黎智英的《蘋果日報》是唯一一份支持香港民主抗爭的主流發行報紙。
6月17日，500名警察突襲《蘋果日報》總部，並沒收了數十部電腦、伺服器和多箱的新聞材料。警方以國安法中「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了總編輯羅偉光和其他四名高層。《蘋果》的兩名專欄作家也被捕，其中一人更是於6月27日星期日晚上在香港機場準備登機前往英國時被捕。
嚴重打壓新聞自由
警方引述了30篇支持西方制裁中共政權或親中共香港官員的「非法」文章作為逮捕的依據。控罪內容更是追溯到國安法頒布之前、2019年發表的文章。
《蘋果日報》母公司壹傳媒旗下三家公司共1,800萬港元資金亦被當局凍結，這嚴重打擊了該報的出版能力。繼大規模逮捕社運人士、六四集會和即將到來的七一大遊行等示威活動被禁止之後，如今《蘋果日報》被迫關閉意味著香港民主鬥爭再次遭遇新的嚴重打擊。一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是香港自2003年以來的傳統遊行，過去曾有超過50萬的群眾上街要求民主權利。
現在很多人會覺得，如果香港第二大發行量的《蘋果日報》都停刊了，其他什麼都不能倖免。此前香港擁有的有限半民主政治制度，然而習近平的政策為中港都帶來了極權高壓統治。
很明顯，政府對《蘋果日報》進行的致命打擊，是要更全面地打擊新聞自由，並進一步恐嚇已經動搖的香港新聞記者隊伍。在警方搜捕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猛烈抨擊那些「以新聞工作為保護傘危害國安」的人。在記者要求澄清時，特首林鄭月娥只能像中共應聲蟲那樣稱：「記者應該能夠判斷一個人是否違法」。
官方含糊其辭的背後其意圖明確，是要散播恐懼並施壓要媒體進行自我審查。這表明中共和林鄭不打算停止升級他們的鎮壓。6月28日，親泛民的網絡媒體《立場新聞》宣布將其評論文章下架，並不再接受捐款，以免觸犯國安法。據報，一些媒體機構受到匿名威脅。
又一國安法！
在剛過去的周末，港府進行了改組，以強化「國家安全」力量。警隊出身的李家超成為了政務司司長。在2019年警暴最嚴重時成為警務處處長的鄧炳強則接替李家超出任保安局局長。
這次改組加強了香港已變成警察社會的印象，令本地的建制派資本家欣喜若狂。工聯會副主席、香港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公開評論「認為警察城市無問題」。工聯會並不是工會，而是個在香港支持種族主義和威權主義的建制派政黨。
新上任保安局局長的鄧炳強隨即提到要訂立另一套國安法「基本法第23條」，這是一套更具體的本地法律，用來加大對香港反對派的鎮壓。在2003年七一歷史性的群眾抗議後，「第23條」立法被擱置了18年，這也加速了香港第一個主權移交後的董建華政府垮台。而親中共建制派現在感到自己勢如破竹，並正磨刀霍霍準備更多的攻擊。
數以萬計的港人為《蘋果日報》停刊而悲痛是可以理解的。在最後一天出版日，該報最終發行了100萬份，而不是日常的8萬份印刷量，香港許多地方都有人龍排隊購買。《蘋果日報》停刊，讓普遍帶有種族主義、反難民、反性小眾、親獨裁立場的建制派媒體不再受到其他媒體挑戰。
但是，《蘋果日報》的報導也經常帶有性別歧視（儘管近年來有所緩和）。在 1990 年代，旗下《壹週刊》是狗仔隊八卦新聞的先驅。誇張炒作、追蹤名人的新聞報導形式，沒有提高並反而降低了社會的政治水平。同樣在過去，雖然近年來隨著公眾態度的變化而有所變化，但《蘋果》和應了建制派陣營的排外立場，例如在2011年時的外傭「居留權」爭議上。後來，它變得比較中立，甚至溫和地批評港府對在奴隸般的條件下工作的40萬名外傭的種族主義歧視政策。
《蘋果日報》還為香港右翼本土派的反大陸人種族主義言論提供了主流的平台。這種對中國大陸普通民眾的反感，並無區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成為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的一個關鍵的局限因素。正如社會主義者所解釋的，唯一可能讓反獨裁運動升級並贏得勝利的辦法，是將鬥爭傳播到中國。
2012 年《蘋果日報》臭名昭著地刊登了一個由本土派資助的種族主義廣告，當中將大陸人稱為「蝗蟲」。社會主義行動與學生們一起組織了反種族主義抗議行動，並用事實回應了本土派的虛假宣傳：香港：《蘋果日報》廣告－ 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
歸根究底，中共的高壓親資政策、轟炸式的右翼中國民族主義，加上工人運動和左翼規模太弱，才令香港的反大陸人種族主義得以滋長。
《蘋果日報》的往績
這反映了即使是最「自由派」的私營媒體，最終也是資產階級傳播和灌輸反工人階級思想、轉移群眾視線、阻止挑戰資本主義制度的武器。
社會主義行動批評《蘋果日報》由富豪財團所資助的政治立場，但我們也捍衛其出版自由。我們反對獨裁政權的報禁、審查制度和對媒體的完全壟斷。雖然我們抗議這種對新聞自由的野蠻打壓，但我們也保留反對《蘋果日報》社論立場的權利，該報從未貫徹始終地支持反專制的群眾行動。
縱觀《蘋果》在香港的26年歷史，其始終站在民主運動中的保守（非抗爭）一方。黎智英向一些泛民政黨政客捐贈了百萬計的獻金，來左右他們的政策。2010年，黎智英和《蘋果日報》的編輯反對「5.16五區公投」，認為它過於激進。「五區公投」是由泛民立法會議員辭職引發的五個選區的補選，變相進行全港公投要求一人一票真普選。辭職五人中的一個是「長毛」梁國雄，他現在面臨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指控，目前仍然在被扣押。
2014 年，《蘋果日報》為泛民主派的妥協派提供了一個平台，去呼籲結束雨傘運動的街頭佔領。與中共宣傳的一派胡言不同，《蘋果日報》根本沒有煽動民主抗爭，它只不過是在抗議已經開始動員大量民眾時，才加入呼籲民眾行動的行列。但，《蘋果》與其他媒體的真正區別在於，它拒絕與香港其他媒體一樣充當政府喉舌。
然而工人階級在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權利的同時，不能依賴資產階級中的任何一派（包括黎智英等一小部分「泛民」香港資產家），作為反對專制統治的盟友。相反，工人需要在即將到來的艱困鬥爭中建立起自己的力量：獨立組織、工人階級政黨，以及工人自己的階級反資本主義媒體。
自由派資產階級的角色
爭取民主選舉、新聞自由、罷工權、集會自由等民主權利的鬥爭，並非也永遠不能由資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與維護其利潤的專制政權之間的有密切關係。自1980年代中共開始擁護資本主義以來，香港的大多數資本家，包括來自「民主」國家的外國企業，在歷史上都支持並與中共專政建立了密切聯繫。
大部分資產階級也一直反對民主運動，甚至拒絕最基本的民主改革。一如往常，幾乎所有香港資本家都支持中共的兇狠鎮壓和國安法。他們稱讚這帶來了「穩定」，當然事態發展仍需拭目以待。
這種政治力量分佈（哪些階級力量支持鎮壓、哪些又反對鎮壓）讓一些左翼（主要是受斯大林主義影響的部分）感到混亂。他們誤以為中共的威權民族主義和反美的「戰狼」言論是反資的。但從資產總值上萬億美元的匯豐銀行積極支持國安法來看，現實顯然與這種認知有著天壤之別。
黎智英代表的是資本家當中的少數，他們「支持」民主鬥爭只是為了防止民主運動走得太遠，並挑戰現有的秩序。這也是伊朗、緬甸、泰國和其他地方的資產階級自由派所扮演的角色。黎智英和泛民反對派抱持精英主義路線，認為民主鬥爭應由一小撮「務實」和傾向「妥協」的領導人控制。這些「溫和派」政黨和領導人一次又一次地解散鬥爭，並試圖限制群眾運動。
他們擔心如果群眾自己領導運動，鬥爭將變得激進起來，並可能發展成為反對資本主義的全面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對世界上最昂貴住房市場的吸血控制、反對工會權利的缺乏、反對嚴重的貧富差距。
《馬格尼茨基法案》的制裁
這種精英主義自上而下的做法也體現在西方制裁問題上。西方制裁削弱了群眾鬥爭的角色，並強化了只有富人和強權（外國政府的壓力）才能解決問題的觀念。儘管制裁在許多香港人和其他異見團體（例如維吾爾流亡組織和中國大陸異議人士）中很受歡迎，但社會主義行動在2019年的香港群眾鬥爭中曾警告說，制裁是一個政治陷阱，而不是鬥爭的前進方向。
從一開始，一些西方政府實施的「馬格尼茨基法案式」制裁就只是一種有限的、象徵性的措施，針對的是少數個人而不是更廣泛的經濟利益。這使得西方企業和資本家能夠繼續通過與獨裁政權的關係中獲利，而他們的政府則躲在後面，裝出一副很講「原則」的模樣。
在2019年動員了百萬計群眾的香港民主運動中，對西方制裁的支持增長是在運動後期發生的。經過數月的激烈鬥爭，運動被警察殘暴地打壓、鎮壓。這種僵局的關鍵，是由於缺乏群眾組織和取代中共獨裁的清晰政治方案。由於大眾的沮喪甚至絕望（一種「什麼都嘗試過了」的感覺），對西方制裁的幻想越來越多。
制裁首先由特朗普實施，然後是拜登延續，今年又有歐盟、英國和其他一些政府實施，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象徵性的。甚至中國民族主義的《環球時報》也說這些制裁像是「蚊子叮咬老虎」，難以達到目的。當然，習近平政權無論大小都要對制裁表達憤慨，否則中國的這名「強人」在國際舞台上就會顯得軟弱和卑躬屈膝。在香港對黎智英等人的嚴厲鎮壓，源於獨裁政權需要在中美新冷戰中展示實力。這些體現的並不是中共政權的自信和穩定。
但西方的制裁和中國的反制裁無助於反專制鬥爭。相反，制裁會破壞鬥爭，煽動各方的民族主義，並對於「需要什麼樣的鬥爭才能打敗警察恐怖和獨裁統治」這一問題製造更多的混亂。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鬥爭方法的一條關鍵準則是，必須在群眾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由不受監督的資本主義精英所控制。
我們需要群眾革命鬥爭，來爭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權利、獨立的工人組織和工會、反對資本主義。只有在香港和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的民主領導下，建立自己的群眾鬥爭組織，完全獨立於資本主義媒體、政府和政客，反專制鬥爭才能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