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政治局勢愈發不穩。社民黨獲勝了，但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優勢。綠黨取得了有史以來的最好成績，但沒有達到預期。極右翼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支持減少，但穩住了他們的基本盤。左翼黨的慘敗使其前路茫茫。
Claus Ludwig 社會主義替代（ISA德國）
在9月26日的大選中，默克爾的保守派基民盟（CDU）流失了近9%選票，得票率暴跌至24.1%。社民黨（SDP）贏得25.7%選票，綠黨贏得14.8%，自民黨贏得11.5%，右翼民粹主義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贏得10.3%。左翼黨失去了一半選票，最終得票率只有4.9%。
德國政治局勢愈發不穩。社民黨獲勝了，但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優勢。綠黨取得了有史以來的最好成績，但沒有達到預期。極右翼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支持減少，但穩住了他們的基本盤。左翼黨的慘敗使其前路茫茫。
經過多年的屈辱，社民黨被視為取得了成功，然而這是他們自1949年以來的第三低得票率。社民黨領袖邵爾茨（Olaf Scholz）捲入了CumEx和Wirecard金融醜聞，還是「黑零」緊縮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對預算支出起到債務剎車作用的緊縮政策。沈悶的他是該黨在競逐總理寶座這場「龜速賽跑」中的持旗手。
與綠黨不同，社民黨注重將邵爾茨的個性與政治內容聯繫起來。社民黨在海報上醒目地主張「12歐元最低工資」和「保障工作和保護氣候」。社民黨將朔尓茨展示為一個「可負擔住房的總理」和「保障養老金的總理」。社民黨的膽大妄為令人嘆為觀止。他們在過去的23年中政了19年，不但絲毫沒有落實這些主張，甚至做了相反的事情。他們削減了養老金，打造了歐洲最大的低工資部門之一，允許住房私有化和房地產公司的崛起，並造成醫院資金不足。他們的海報謊話連篇——但至少把話講得清清楚楚。
然而，基民盟在選舉中起了決定性作用。在2013年和2017年的選舉中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和社民黨組成的「大聯合政府」後日益脫離群眾，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公被歸咎於社民黨，而該國的相對穩定則被歸功於默克爾的基民盟。這在疫情期間發生了變化。社民黨被認為是實施國家援助的功臣，而基民盟/基社盟（也被稱為「聯盟黨」），遭遇了衛生部長斯潘（Jens Spahn）屢次失策以及診所、療養院和學校的（疫情）危機，另外腐敗也成爲了問題。
在這樣的選舉勝利之後，那些想進一步發展自己政治生涯的人開始對加入社民黨感興趣。這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緩解社民黨黨員減少的長期趨勢。但社民黨是不可能作為一個工運政黨而復興的。
基民盟：未被摧毀，但是⋯⋯
「聯盟黨」的危機反映出所有傳統政黨與群眾的脫節，特別是基民盟。在新冠疫情期間，「聯盟黨」被視為濫權腐敗的勢力，只會以「經濟」的利益行事。德國企業得到了數十億歐元的慷慨援助，並且像汽車公司丹拿（Daimler）一樣，繼續向股東支付股息，而正在文旅業工作的人們則憂心生計。父母和孩子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基民盟代表從口罩的交易中利益輸送，加上在選舉前幾周的洪災中展示出他們完全的無能，這是暴露他們政治破產的最後一根稻草。
「聯盟黨」正日益成為老年人、小城鎮和村莊的政黨。在70歲以上的人中，「聯盟黨」支持度達到了38%，25歲以下的人中只有10%，35歲以下的人中只有14%支持他們。
在一些重要問題，如如婦女平權、LGBTIQ+權利，以及財富分配與再分配、氣候和稅收公正等問題上，社會的情緒已經左轉。年輕一代的反種族主義情緒更加強烈。與此同時，少部分人變得更右翼，一些選民轉而支持另類選擇黨。
幾十年來，「聯盟黨」一直是德國資本最可靠的合作夥伴。其在選舉中的支持是基於它作為「人民的黨」的聲譽，選民期望它能調和資本家、小資產階級、工人和農民的利益。這些與現實產生了愈來愈烈的衝突。隨著9月26日的失敗，默克爾「為全民」建立穩定的基民盟政府的階段已經結束。國內緊張局勢和衝突正在加劇。圍繞梅爾茨（Friedrich Merz）殘酷的新自由主義陣營在黨內的支持者比選民多，並會著眼於公司的利益要求採取更嚴厲的措施。右翼民粹主義者價值聯盟（Werteunion）將發動民族主義攻勢，並希望為與另類選擇黨的合作奠定基礎，尤其在德國東部各州。從戰術上講，最靈活的似乎是圍繞索德爾（Markus Söder）的巴伐利亞基社盟（CSU），它能夠與綠黨討論資本主義現代化問題，同時還打著反對移民的右翼牌。
「聯盟黨」的獨大階段已經結束，過去，它遠遠領先於其他政黨，支持率遠遠超過30%甚至超過40%。我們不排除其離心力在未來幾年會導致分裂，並有可能出現新的資產階級政治運動。
放棄投票的階級問題
在街上的對話中，許多人說基民盟/基社盟最終應該被選票踢出政府。然而，類似於1998年社民黨和綠黨結束了基社盟前總理科爾的時代那樣，沒有出現任何尋求實質性替代形式的情緒。更多的選民認為所有的聯盟模式都「相當糟糕」，而不是「相當好」。根據德國電視二台（ZDF）在選舉前一周進行的民調，37%的人支持「紅綠燈三色」聯盟（社民黨-綠黨-自民黨），34%的人支持社民黨領導下的大聯合政府，30%的人支持基民盟領導下的大聯合政府，30%的人支持「牙買加三色」聯盟（基民盟-綠黨-自民黨），27%的人支持「紅綠紅」聯盟（社民黨-綠黨-左翼黨）。
與2017年相比，選民投票率僅略有上升，從76.2%增至76.6%。2017年，其他政黨得票率合計為5.0%，2021年為8.7%。德國國會有5%的得票率門檻。得票率5%以下的政黨（大約超過200萬票）將得不到議席。這400萬票投「其他」的人和約1400萬非選民意味著6210萬有資格投票的選民中的29.5%在聯邦議院（德國國會）沒有代表。還有800萬沒有德國護照的適齡投票人士被拒絕參加。因此，聯邦議院僅代表62%的18歲以上人口的選票。例如，由社民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將以37%的合資格投票的選民和32%的18歲以上人口（計算上非德國人的話）的選票為基礎。
排斥非公民和放棄投票都是階級問題。在生產和服務業工人中，棄權是支持度最高的「政黨」。在這些地區，外國人的比例也較高。政治研究員卡爾斯（Horst Kahrs）在為與左翼黨相關聯的羅莎·盧森堡基金會作的選舉分析中評論道：
「大量參與社會財富生產的『工人階級』成員不被允許參加選舉。這一點，再加上工人階級中『德國部分』的高棄權率，意味著政治建制無法反映製造和服務專業工人的大量現實生活經驗」。
綠黨的去政治化
綠黨表現不佳，尤其是與2021年初的預測相比。與基民盟的情況類似，關於個人性格的爭論也開始了。「貝爾博克不能當總理」是其他政黨和許多媒體反對綠黨首席候選人貝伯克（Annalena Baerbock）的主調。部分原因是基於性別歧視的成見。然而，問題不在於綠黨候選人個人身上，而在於他們爲遵守任何未來的聯盟協議而放棄了綠色氣候保護綱領，以及他們自身的去政治化。
即使在這之前，綠黨的選舉綱領也不足以有效保護氣候。它不包含任何可能導致生產轉型或通過國家干預以遏制公司權力的內容。在8月初提出的「下一屆聯邦政府氣候保護即時綱領」，他們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它幾乎沒有提供政府干預或公共投資，而是退到了通過價格和公司補貼來保護環境的舉措這樣一種早已失敗的方法。
很少有人讀過這些綱領，但綠黨的整個競選活動以龜速進行，幾乎只靠嘗試營造良好的氣氛。像「要達到氣候目標別無他路，因為你已經準備好」這樣的海報顯示出近乎諷刺的蔑視。顯然，要達到氣候目標有多方可以出力——能源公司萊茵集團（RWE AG）、汽車公司、基民盟/基社盟、社民黨等很多。
根據民意調查，人們最關心的是氣候。然而，社會問題往往被認為是選舉中的決定性因素。綠黨被認為是一個不關心就業不穩定的工人、失業者和基層的政黨。他們對能源價格上漲的擔憂沒有答案。與此同時，他們淡化了氣候危機的緊迫性，並助長了一種幻覺，即可以通過提高稅收、價格以及與那些與煤炭和汽車公司直接相關的政黨聯合來解決氣候危機。
自民黨用現代化來偽裝自己
作為資產階級的選擇，自由派的自民黨（FDP）總是從打擊基民盟/基社盟的任何危機中獲益，這一次也不例外。它能夠表現出溫和地反對疫情措施，並以其所謂的現代化和對數字化的包裝在年輕選民中得分，用來掩飾其有利於富人和公司的強硬新自由主義減稅綱領。該黨領袖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在電視辯論中假裝認真對待氣候問題，違背事實地聲稱「市場」和私營企業開發的技術可以解決問題。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利用了許多人的擔憂，即氣候變化行動可能會極大地影響他們的生活方式。他之所以能夠宣揚這種說法，主要是因為綠黨沒有反擊。因為後者也相信「市場」可以解決問題，只不過需要更多的監管。
顯然已經進一步右傾的另類選擇黨在全國範圍內略微失利，但它正在鞏固其基本票倉。它在一些地區表現不佳，特別是在漢堡、慕尼黑、科隆和法蘭克福等主要城市，在柏林，它的選票幾乎減半。但在其法西斯領導人霍克（Björn Höcke）的領導下，它以24%的得票率成為圖林根得票最多的政黨，在薩克森州以24.6%的得票率成為最大黨。在後者，它幾乎贏得了所有直選選區。另類選擇黨強化為一支所謂的反建制力量是對左翼和工人運動的警告，它將助長種族主義分裂和右翼暴力。
左翼黨陷入危機
左翼黨的得票率跌破了5%的門檻。它以39名代表進入聯邦議院，只是因為根據選舉規則，如果一個政黨贏得三個地方單一選區席次，這一5%的門檻就會被去掉。左翼黨在柏林和萊比錫贏得單一席次從而可以擺脫5%門檻限制。該黨在東德的前基本盤失利最多，落後於AfD，在勃蘭登堡甚至落後於綠黨。但在大多數聯邦州，它已經失去了50%左右的選民。
左翼黨採納了相對較好的選舉綱領，提出了比綠黨更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建議。但其競選策略實際上把他們的綱領隱藏了。「社會問題」被提上了台面，但提出的方式幾乎與社民黨沒有什麼不同。
隨著選舉的臨近，紅-紅-綠（社民黨-左翼黨-綠黨）聯盟開始成為可能，左翼黨領導層一再強調他們想加入政府，並宣佈其黨綱可作談判甚至放棄。選舉前不久，左翼黨國會派領導人巴爾奇（Dietmar Bartsch）和主席亨尼格-韋爾索（Susanne Hennig-Wellsow）宣佈，他們的目標是將武器支出凍結在2018年的水平，儘管在那之前幾年武器支出一直在上升。因此，這些變化意味著許多人選擇投票支持原版的社民黨，而非其背影，即使只是出於「策略」原因。
左翼黨的許多訴求都很受歡迎。選舉研究者已經指出，左翼黨有著最大的實際選票和潛在選票之間的差異對比。它只成功動員了其潛在20%選票中的不到四分之一。相比之下，另類選擇黨的10.3%得票是其潛力的三分之二。這一點在柏林尤為明顯，57%的多數人投票支持強徵住房公司，但只有14.1%的人投票支持左翼黨這個唯一明確支持這一訴求的政黨。
左翼黨在州和地區政府參與實施削支政策的記錄，早已削弱了該黨的吸引力。選舉前的策略變化是把左翼黨壓到5%國會門檻以下的最後一根稻草。選舉最終成爲了社民黨的朔尓茨和基民盟的拉捨特之間的對決，而左翼選民，包括許多前左翼黨支持者，都選擇了社民黨。據初步估計，左翼黨總共流失了200萬張選票，其中64萬轉投社民黨，48萬轉投綠黨。
在這種情況下，左翼黨如果要充分發揮其潛力，則應該成為所有親資政黨的強烈反對者，使自己成為政府的一根芒刺。加入聯合政府的目標在戰略上是錯誤的。這不僅因爲會導致該黨在政府中執行黨綱時受限，而且本來可通過動員積極的反對派取得更大的成功。從短期策略角度來看，這被證實為致命的。
瓦根克內希特的因素
該黨最著名的代表瓦根克內希特（Sahra Wagenknecht）的狙擊手行動加劇了該黨領導層倒向建制各派。瓦根克內希特的行為與她自己的政黨背道而馳。她自稱為「左翼保守派」，頂多只是主張回到1960年代的社民主義時代。更糟的是，「左翼保守主義」認爲帶有種族偏見的人是「正常的」。瓦根克內希特和她的支持者避談階級鬥爭。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將「社會問題」與反對不同形式歧視的鬥爭分開，彷彿就業不穩定的工人尤其不會受到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的壓迫。
這次選舉揭穿了瓦根克內希特創造了一種「潮流」的神話。她是德國最大的州北萊茵-西法倫（Nordrhein-Westfalen）的首席候選人，該地區擁有1800萬居民，她在許多出席人數相對較多的集會上發言。然而，該州的選民流失率略高於平均水平，投票率從7.5%降至3.7%，流失了一半選民——370000票。
這次選舉的失敗主因並非是瓦根克內希特。但確實，許多人會因為瓦根克內希特而不給左翼黨投票，其他人則是因為黨內反對她。更嚴重的是，她的行為損害了該黨，排斥了反種族主義、女權主義者和氣候運動人士的參與，並挫敗了活躍黨員的士氣。
所謂的「改良派」得以強化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的德國支部社會主義替代（SAV）長期以來將左翼黨描述為「兩黨合一」，一邊是激進的反資本主義部分，另一邊則是「改良派」。「改良派」的目標是要建立為國會政黨，作爲對社民黨和綠黨的補充。隨著瓦根克內希特的「左翼保守派」的崛起，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大致由三部分組成的政黨，除了更加反資本主義和面向運動的一極之外，還有兩個時而互相競爭、時而合作的改良派。
左翼黨依靠過去的成功而黏結在一起。失去民意授權和未來不太樂觀的選舉前景將使該黨面臨嚴峻考驗，其結果目前尚不確定。成員退出和分裂是可能的。此外，現在的國會派系在該黨的勢力範圍內比之前更加右傾，當然也比大多數社運人士更加右翼。絕大多數代表要麼是瓦根克內希特的支持者，要麼是「改良派」。「改良派」把柏林（左翼黨在當地參與聯合政府）稍微較好的表現解讀為該黨加入執政聯盟更加受到支持。
左翼的一項任務是防止受挫的社運人士黯然退卻，並就如何改變該黨提出展望。在柏林的一些地區——特別是在SAV成員露西·雷德勒（Lucy Redler）所在的新克爾恩（Neukölln）——左翼黨在該地區長期扎根的基礎上，通過明顯的反資本主義競選活動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在基層，該黨變得更加年輕，各地都變得更加激進。因此，另一個黨是可能的。
然而，社運人士不應該變得太內向，把他們的時間都花在黨內會議上爭取多數。這些運動需要黨的積極分子，去爭取在柏林實施租金投票、去在氣候運動中加強反資本主義的力量、去為改變交通狀況而鬥爭、去支持醫療體系中的抗議活動、去反對對工薪階層權利和收入的攻擊。為建立鮮明的反對派、反資本主義的民主同盟的鬥爭必須與這些運動的加強和政治發展密切相關。
即將到來的衝突
未來可能加入聯合政府的綠黨很合理地說，這一立法階段將決定是否能採取有效措施應對氣候變化。但考慮到可能的執政聯盟組合時，這顯然不會發生。
最有可能的選項是由社民黨、綠黨和自由派的自民黨組成聯合政府。自民黨是一個強硬的新自由主義政黨。它將提議打壓工人的權利和收入，或至少阻止對富人和公司加稅。它將試圖阻止綠黨和社民黨增加公共投資的軟弱提議。談判也有可能失敗，綠黨將轉而與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黨這些敗選者組成政府，並可能由基社盟領袖索德爾帶領。
至今，「星期五為未來」運動組織了大規模示威活動，最近一次是在選舉前兩天，有60萬人參加。然而，它只呼籲「政客」採取行動。氣候運動現在必須從戰略上討論如何從呼籲轉向釋放壓力和強制行動的鬥爭。對這一點至關重要的是工人運動與階級問題之間的聯繫。
然而，政府將利用氣候危機來推動能源價格和稅收的上漲，或為裁員和關閉工廠辯護。新政府的措施將不會以主要的排污者——公司企業們——為代價，而是強加給工薪階層。在社民黨和綠黨的選舉政綱中可以找到提高財產階層稅收的計劃，充其量只能最終以一種被削弱到無法辨認的形式進行。
此外，在新冠疫情的陰霾下，工薪階層的權利受到了衝擊。在檢疫隔離期間取消對未接種疫苗的工人支付工資，對防止感染沒有任何作用。相反，這是全面逐步取消這種援助的開始。公司對工人疫苗接種狀況的調查——在某些地區是官方地進行的，在其他地區則是暗中這樣做——削弱了對個人健康數據的保護。
資本主義的基本問題是統治精英面臨的主要問題。目前，資本主義正在經歷持續危機的暫時間歇。富人和公司有一長串的需求，他們希望政府去解決，這將導致與工人的衝突。與此同時，政府力量薄弱。預計將由三黨組成，因此有幾個潛在的斷點。
默克爾佔主導地位的觀望政策的階段已經結束，不僅僅是對基民盟而言。這次聯邦選舉標誌著政治不確定性新階段的開始。總體而言，左翼，尤其是左翼黨，必須從關於徵收住房公司的柏林公投的成功學到經驗。他們需要討論在哪裡可以再次取得成功，但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爭取實現公投的結果。在柏林，以及診所工人罷工表明，工人運動應該下定決心介入即將到來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