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托洛茨基對蘇聯作為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的分析，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的重要補充。
中國勞工論壇支持者們首次將托洛茨基在1937年11月25日所寫的這篇文章翻譯成中文。
政治形式與社會內容
不久前，伯納姆（James Burnham）和卡特（Joseph Carter）兩位同志對蘇聯的階級性質提出新的質疑。在我看來，他們的答案大錯特錯。但是由於兩位同志沒拿尖叫扯頭髮代替科學分析（某些極左分子的強項），我們可以而且應該認真地同兩位同志討論再度討論這一重大問題。
兩位同志沒有忽略蘇聯與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區別：由於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導致生產力的強力發展。他們進一步承認「十月革命奠定的經濟結構基本上未變」，由此得出結論：保衛蘇聯免於帝國主義侵犯，是在蘇聯及全世界無產者的重任。就這點來說我們與兩位同志擁有充分共識。但無論我們的意見多麼一致，它都不能涵蓋問題的全部。
雖然兩位同志不與極左派混在一塊，卻認為「從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定義來看」，蘇聯不再是工人國家。但由於「經濟結構基本未變」，蘇聯沒有變成資產階級國家。兩位同志同時卻否認官僚是獨立的階級，而我們只能對此表示祝賀了。上述前後矛盾的斷言綜合起來，恰好呼應了史太林主義的說法——蘇聯已不是階級社會的國家組織。那麼，蘇聯到底為何物？
對國家性質的階級理論，我們嘗試回歸到國家的階級理論上。毋庸置疑，我們並非不理論的拜物教徒。假設出現新的歷史事實要求突破舊思想，我們不應故步自封。但過去修正主義者的可悲經驗教會了我們一件事：保持謹慎。在我們試圖創立一種新學說之前，我們應該深思熟慮地比較舊理論與新現象，而非急於開宗立派。
兩位同志不經意地提到一個事實：由於存在各種主觀與客觀條件，無產階級的統治「可能體現為千差萬別的政府體制」。為了清晰起見，我們還要補充：這一階級統治既體現為蘇維埃的自由黨爭，也體現為一黨獨大，甚至體現為權力實際集中於一人手上。個人獨裁無疑是政權瀕危的徵兆；但特定情況下卻是拯救制度的唯一手段。最終，國家的階級性質不僅由政治形式決定，而且由社會內容來決定，即根據當前國家所保衛和維護的財產形式與生產關係性質來決定。
兩位同志在原則上並不否認上述觀點。但如果他們仍拒絕將蘇聯視為工人國家，那是因為兩個理由：一個是經濟原因、另一個是政治原因。他們寫道「在過去的一年裡，官僚徹底走進毀壞國有計劃經濟的不歸路。」（只是「走進不歸路」？）接著又指出局勢的演變「將官僚帶到了與國有經濟需求和利益互相矛盾的局面，這樣的矛盾正前所未有地高漲和深化。」（只是把他們「帶到」這般局面？）官僚層與國民經濟的矛盾並非始於今日，但最近一年「官僚的行徑正大大地破壞著經濟的計劃性和國家壟斷。」（只是「正破壞著」？所以不是已經破壞了？）。
而第二個論點，就像剛才所說，是政治性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首先不是經濟範疇，而主要是政治範疇……如今，無產階級統治的所有形式、組織和機構均遭摧毀，可以說無產階級的統治現已遭到毀滅」。兩位同志剛宣佈無產階級制度具有「各種形式」，卻又拋出這麼一段話，讓我吃驚不小。誠然，無產階級專政不僅「主要」是而徹頭徹尾是屬於「政治範疇」的概念。但政治不外乎經濟的集中表現。德國社民黨一度主導國家和1918-1919年德國各地的蘇維埃，這卻與無產階級專政毫無共通之處，因為它們始終沒有動搖資產階級的產權。相反，假設有一種政治制度保衛著從有產者剝奪而來的國有化財產，使其免遭帝國主義毒手，那麼它就是獨立於一切政治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
兩位同志像先前那樣「一般來說」承認上述這點。他們的對策，是綜合運用經濟與政治論據。他們說：「官僚不僅奪去了無產者的政治權力，更把經濟攆進死胡同。」如果說在前一時期，官僚雖有反動性，仍扮演過相對進步的角色；那麼現在，它徹底蛻變為反動因素。這一論斷的中心內容是健康的，完全符合第四國際的評估和預測。「開明專制」曾扮演資產階級發展史的進步角色，後來卻演變為社會前進的絆腳石；眾所周知，絆腳石與進步的衝突以革命來解決。然而在為社會主義經濟奠定基礎時，我們寫道，官僚的「開明專制」只有相較甚少的時間能發揮進步作用。這一觀點已得到現實的證實。忘乎所以的官僚被自己的成功所蒙騙，期望相應達到空前的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它卻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這反過來成為當權者慌張情緒與屠刀政策的一大主因。但這有導致蘇聯生產力的發展停止腳步嗎？我們可不會如此妄言。儘管生產力受到官僚專斷的牽制，國有經濟的巨大的生產力，在成長速度比以前放緩的情況下，仍能推動生產力發展多年。目前無法確切預測具體的過程，但有一點無論如何都很明白，對執政集團來說，當前的政治危機正將自身扯得四分五裂，這比生產力走向停滯還要危險得多。為了簡化這個問題，讓我們暫且假定官僚已是經濟發展的絕對阻礙，但是就算如此，是否就意味著蘇聯的階級性質已變？抑或蘇聯已喪失任何階級性質？在我看來，兩位同志的主要錯誤正在於此。
直至一次大戰前，資產階級社會一直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僅僅在最近的25年，資產階級才成為進步的絕對阻礙。那麼，能說當今社會不再是資產階級社會嗎？不能，這只是證明它正在腐朽。某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只能通過建立法西斯暴政，才能保住資產階級產權；換句話說，資產階級耗盡了一切直接統治的形式和方法，只得動用一個中介物。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國家不再是資產階級國家了？走到法西斯主義野蠻手段的窮途末路，為的就是保護生產數據私有制，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國家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
我們無意將這些模擬無限上綱。但它畢竟展示了權力集中於官僚手中乃至生產力的停滯，仍未改變社會及其國家的階級性質。只有在產權制度上闖入一場革命或反革命才能將之改變。[1]
難道沒有國家與經濟的階級性質處於對立狀態的例子？是有的！「（法國舊制度的）第三等級」掌權後，有一段時期社會仍帶有封建性質；蘇維埃政權誕生的最初數月，無產階級也以資產階級經濟為基礎進行統治。在農業領域，無產階級專政在小資產階級經濟的基礎上運轉了好幾年（相當程度上，現在也是如此）。假如資產階級反革命獲勝，復辟當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是得依靠國有經濟。但這種經濟與國家之間的暫時衝突意味著什麼呢？它意味著革命或反革命，它意味著一個階級戰勝另一階級並固守自己的勝利，它意味著勝利者將從自身利益出發重組經濟體系。「政經分裂」是各種社會轉折的必經時刻，它與極左派所謂的「無階級國家」的理論（宣稱由於沒有真正主人，文吏或官僚即佔據了剝削者的位置）毫不相干。
標準與事實
正是由於使用了主觀的「規範性」思路代替客觀的、辯證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導致許多同志很難對蘇聯進行正確的社會學評估。伯納姆和卡特會說蘇聯「不能夠按照馬克思主義賦予這一詞彙的傳統意義」視為是一個工人國家，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不過這僅表示蘇聯並不符合我們原先預料一個工人國家所應有的樣子而已，在這個劃分上我們其實並沒有分歧。我們原先預計工人國家會隨著逐步的發展而逐漸消亡，然而歷史並不總是「照著計劃走」，反而則是使我們見到工人國家蛻化的過程。
但這是否意味著與我們預料狀況相左的工人國家便不再是工人國家了嗎？生病中毒的肝臟與健康的肝臟不同，但這並不代表它不再是一顆肝臟。為了瞭解其性質，僅僅使用解剖學和生理學分析是不夠的，運用病理學也是必要的。當然，去對患病的肝臟說：「我不喜歡它」，然後就拋棄它，是件容易得多的事，但一個醫生不能允許自己這麼奢侈隨便，他必須去根據病症的狀況與器官所受到的病變而進行治療（「改革」）或手術（「革命」）。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先去認知到病變的東西是生病的肝臟，而不是別的東西。
但是讓我們拿一個更令人熟悉的例子來與工人國家的問題做模擬：工會。從我們期待的方面來看，工會應該要是階級鬥爭的組織，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美國勞工聯合會（AFL）呢？他們的頭領都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在所有的基本問題上，格林（William Green）、沃爾（Matthew Woll）及其同夥都選擇了直接反對無產階級利益的政治路線。我們可以把這個模擬擴大來看，並說如果直到產業工會聯合會 （CIO）出現後，AFL才完成了一些具進步性質的工作，因此它現在活動的主要內容包含在更具先進（或更少反動）趨勢的鬥爭當中。對於CIO而言，格林那夥人絕對是一個反動因素，這樣想完全正確，但是，AFL並沒有因此而不再是一個工會組織。
一個國家的階級性質取決於它與生產資料中財產形式的關係；而諸如工會之類的工人組織的性質則取決於其與國民所得分配狀況的關係。格林及其同夥保衛私有財產制這點，足以說明他們是資產階級的。如果這些人做出保衛資產階級的收入來源不被工人攻擊的行為，如果他們要阻礙的是罷工行動、提高工資及對失業者的救助等行動，那麼他們領導的這個組織就是工賊團體，而不是一個工會了。但情況相反，格林及其同夥為了不失去自身支持基礎，便必須在一定範圍內去領導工人進行增加（或至少反對減薪）其國民所得份額的鬥爭，這個客觀徵兆足以使我們明確區分出最反動的工會與工賊團體的界限。因此我們不僅有義務去繼續在AFL當中的工作，也必須去保護其不受工賊、三Ｋ黨等人的侵害。
史太林的作用與格林的作用一樣，具有雙重性質，史太林為官僚層服務，因而是為世界資產階級服務。但是如果他不能夠捍衛官僚層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的社會基礎，那麼他就不能為官僚層服務，於是史太林在這個份上捍衛了國有財產制不被帝國主義的進攻與隨意的官僚機構而搞垮。但是，這種捍衛方式終將會使蘇維埃社會完全毀滅，正因為如此，史太林的集團必須被推翻，而且無產階級絕不能讓帝國主義代替自己完成這項任務。儘管有史太林的存在，無產階級仍會保衛蘇聯免受帝國主義攻擊。
歷史的發展情形使我們對各式各樣類型的工會習以為常，包括戰鬥派、改良派、革命派、反動派、自由派和天主教派的等等工會類型。而工人國家卻是另一回事，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的現象，這尤其需要我們用獨到的革命綱領作為標準來理解蘇聯。在此同時，工人國家是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其正在受到各種不同時代性力量的影響，而且我們認為這點與我們的「傳統」標準完全矛盾。
伯納姆和卡特同志說史太林及其同夥在政治上服務於世界資產階級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種想法的正確性必須建立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條件下。希特拉也是為著資產階級服務，但是史太林和希特拉所起的作用之間則存在著差異。希特拉捍衛著資產階級的財產形式；史太林則是使官僚機構的利益適應於無產階級的財產形式。而在西班牙，即在資產階級政權的土地上，同一位史太林則是起著希特拉的作用（從他們的政治路線上來看，他們之間的差異通常很小）。從史太林在蘇聯與西班牙，兩個具有不同體制的社會當中起著的不同作用這點可以看到一件事，那就是官僚階層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是屬於某個階級的工具，而且我們也絕對不可能僅從官僚機構的德行或惡行來定義一個國家的階級性質。
關於工人國家的官僚層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主張，對於那些被形式束縛的頭腦來說，不僅無法理解，而且完全無從認識。然而，歷史上從未有過沒有單純類別的階級國家，一般來說也不會有。半封建制的普魯士君主制執行著資產階級最重要的任務，但是是以自己的方式來執行，即以封建體制而非雅各布賓式的方式執行。而日本即使在今天也可看到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性質與統治階級的半封建性質之間存在著相生相成的聯繫。但是，所有這些例子並不妨礙我們去清晰區分何為封建社會何為資產階級社會。當然，有人會反駁說，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並存相比，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的並存則更容易實現，因為前者涉及兩種形式的階級剝削。這點完全正確，但是一個工人國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就能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馬克思寫道，在工人國家的第一個時期，資產階級的分配型態還仍然會存在。（關於這一點，請參見《被背叛的革命》中《社會主義與國家》一章）人們有必要去斟酌和仔細思考一下這一點。只要資產階級的分配標準還在運作，工人國家本身就還仍有必要作為一個國家而存在。
這意味著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官僚機構在某種程度上也仍是存在於工人國家的資產階級機關。當然，工人國家資產階級化的程度和總體發展趨勢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果一個工人國家去除了官僚機構並逐漸開始消亡，這便意味著其發展將步入社會主義的道路。反之，如果官僚機構變得越來越強大、權威、享有特權和保守，這便意味著在工人國家中，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是以社會主義為代價的。換句話說，從一開始便一定程度上內嵌於工人國家的內在矛盾並未按「正常」而減少，反而增加。但是，只要這種矛盾還未從分配關係的範疇轉移到生產關係的範疇當中，並且還未摧毀國有化的財產制和計劃經濟體制，那麼這個國家就仍然還是一個工人國家。
列寧在15年前就已經說過：「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工人國家，但帶有官僚主義的畸形變異。」 在那個時期，官僚主義的變異是直接繼承自資產階級政權，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僅僅是過去的殘餘。然而，在不利的歷史條件下，官僚的「存續」獲得了新的營養來源，並成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因素。正因為如此，我們稱它為工人國家的「墮落」。正如波拿巴主義肆無忌憚施行的恐怖所顯示，這種蛻化已來到轉捩關頭。目前，所謂「官僚主義的變異」正在準備不留殘塊地吞噬工人國家，並且正在國有產權制的廢墟上孕育出一個新的有產階級。這種可能性已經非常接近了。但這一切還只是可能性，我們不打算事先屈服於此。
蘇聯作為工人國家，不符合「傳統」標準。這並不表示它並不是工人國家。這也不表示那個的標準是錯誤的。 我們的「標準」是建基於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完全勝利。蘇聯只是工人國家落後和孤立狀態的局部且殘缺的表達。
理想化、僵化、「純粹」的規範性思維，是以一廂情願的形象來構建世界，於是只想擺脫他不喜歡的現象。宗派主義者，即只憑自己的想像力進行革命的人，會以空洞的理想主義準則來指導自己。他們說：「這些工會不符合我們的喜好，我們不會參加。這種工人國家不符合我們的喜好，我們不會保衛它。」他們最擅長一次又一次承諾歷史會重頭開始。當上帝將理想的政黨和理想的工會擺在他們手中時，他們才會建立一個理想的工人國家。但是，在這個幸福的時刻到來之前，他們會對於現實完全抱以嗤之以鼻的態度，擺出一副不滿的臉——這是宗派「革命主義」的最高表現。
純粹「歷史」的、改良主義、孟什維克式的、消極的、保守的頭腦，正如馬克思所批評的那樣，忙於用昨天的光榮證明今天的光榮。這類人的代表進入群眾組織並在那裡自我溶解。而蘇聯可鄙的「朋友」主動迎合惡毒的官僚，自己捏造理想的「歷史」情境。
與上述兩種思維方式相對立的，是辯證的思維——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在客觀發展中考察現象，同時在這種發展的內部矛盾中找到了實現其「標準」的基礎。當然，務必謹記，我們念茲在茲的綱領標準，只有在客觀歷史過程本身的進步趨勢是作為總體表現時，才能實現。
工會的綱領性定義聽起來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由行業工人或產業的工人組成的組織，其目標是（1）為改善工人生活而與資本主義作鬥爭；（2）為推翻資產階級而參加革命鬥爭；（3）以社會主義為基礎參與組織經濟活動的工作。 如果將這個「典範」定義與實際情況進行比較，我們或許應該綁手綁腳地說：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工會存在。但是，將這種典範與事實對立起來，也就是說，將朝向特定目標發展的一般表現與目標內容對立起來，淪為形式主義、最後通牒式、非辯證把綱領拿來對照現實，這樣絕對死氣沉沉，不會打開任何讓革命黨能夠介入的道路。同時，在資本主義解體的壓力下，現存的機會主義工會是可以（對於我們在工會中的黨團，在正確政策下則是必須）設法接近我們的綱領典範並發揮進步的歷史作用。當然，領導層徹底改變是這樣發展的前提。美國、英國、法國的工人必須趕走格林、希特林（Walter Citrine）、茹奧（Jouhaux）和其它資方代表。 蘇聯工人必須趕走史太林和其同夥。如果無產階級及時趕走蘇維埃官僚層，那麼勝利後仍然可以掌握到國有化的生產數據和計劃經濟的基本要素。這意味著它不必從頭開始。那會是一項巨大優勢！ 只有習慣於漫不經心在樹枝間跳來跳去的激進浮誇份子，才能輕率地拒絕這種可能性。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巨大而又艱巨的任務，以至於人們無法輕易拋棄其無可估量的物質進步並從頭開始。
蠻好的一點是，伯納姆和卡特同志與我們的法國同志克利浦（Craipeau）或其它同志不同，沒有忘記生產力的因素，也不否認要保衛蘇聯。但只是這樣遠遠不夠。如果官僚機構的罪孽深重的領導使經濟增長陷入癱瘓呢？在這種情況下，伯納姆和卡特同志是否有可能被動地允許帝國主義摧毀蘇聯的社會基礎？我們確信情況並非如此。 但是，他們對蘇聯的非馬克思主義定義，是認為它既非工人階級，也不是資產階級國家，這為各式各樣的結論打開了大門。這就是為什麼必須明確拒絕這種定義。
同時是統治階級又是被壓迫階級
極左派說：「為什麼我們的政治意識並沒有不滿有這樣的一個事實存在？那群傢伙竟然要逼我們相信蘇聯在史太林的統治下，無產階級竟是『統治階級』…？！」這種以抽像方式表達的斷言實際上也引起了我們的「不滿」。事實上，在分析過程當中所必需使用的抽像範疇，完全不適用於必須最為具體的歸納。蘇聯無產階級是一個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而那裡仍然缺乏著眾多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蘇聯的無產階級僅統治著人類世界上十二分之一的土地，而帝國主義的勢力則統治著其餘的十二分之十一。在世界帝國主義一而再再而三的壓迫下，俄國的落後與貧窮導致蘇聯無產階級的統治力量變得殘廢破損。無產階級政治統治的機關，即國家，變成了承受帝國主義（像是外交、軍隊、貿易、思想和風俗等等）壓力的機關。從歷史的進程上來看，奪取統治權的鬥爭並不是無產階級和官僚之間的事情，而是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資產階級之間的事情，官僚主義在鬥爭中只扮演著作為傳遞機制的作用。而鬥爭尚未結束，儘管莫斯科竭盡全力地向世界帝國主義證明其作為保守勢力的可靠性（像是史太林主義在西班牙的政治反革命行為！），但世界帝國主義並不信任史太林，而且輕蔑地撥開了史太林用來自我隱藏的薄霧，並準備迎接最有利推翻他的時機。而希特拉及其勢力，代表了世界資產階級對蘇聯官僚的態度，只是更加一致和坦率地表現出來罷了。對於資產階級而言——當中包括法西斯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僅僅讓俄國和蘇聯在史太林主義反革命下孤立起來是不夠的。只要俄羅斯沒有在財產形式和市場的經濟開放方面進行徹底的反革命，資產階級就會認為蘇聯是他們的敵人。他們想的是正確的。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內部政權主要具有著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特徵。但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卻改變並扭曲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結構，以至許多國家（甚至在南美洲的獨立國家當中也有）的民族資產階級僅部分地達到了統治階級的地位。的確，一個落後國家當中的帝國主義壓力並沒有改變其基本的社會特徵，因為各國當中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代表的只是各個資產階級社會當中不同的發展水平。然而，英格蘭與印度、日本與中國、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統治情形之間的差異是如此之大，以致我們必須嚴格區分何者是帝國主義的壓迫者，而何者又是被壓迫的資產階級國家，而我們認為有必要去幫助後者並反對前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則同時是半個統治階級和半個被壓迫階級。
帝國主義壓迫蘇聯的目的是為了改變蘇聯社會的本質，這是一場有關財產形式的鬥爭（而這場鬥爭今天雖然是和平的，將來則會變成軍事的）。官僚集團在這場鬥爭當中起著作為傳遞機制的作用，過去官僚們靠無產階級的力量來對抗帝國主義，而今天則利用帝國主義來對抗無產階級，以壯大自身的力量。在此同時，官僚無情地濫用自己作為有限生活必需品分配者的地位，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和權力。由此，無產階級在蘇聯的政治統治就具有著一種被削減、被遏制、受扭曲的特徵。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說，在一個落後和孤立的國家進行統治的無產階級仍然是被壓迫的階級，這個壓迫的根源是世界帝國主義，而壓迫的傳遞機制則透過是官僚。如果用「同時是統治和被壓迫的階級」一詞有矛盾，那麼它可不是源自於邏輯上的錯誤，而是源自於蘇聯自身情況的矛盾。而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
承認蘇聯是一個工人國家——並非是個典型的工人國家，而是個殘缺的工人國家——這完全不代表我們在理論與政治上赦免了蘇聯官僚的罪行。恰好相反，正是在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與工人國家的需求之間的矛盾，充分顯露了其中的反動性。而只有這樣提出問題，我們揭露史太林主義罪行才能獲得充分的動力。保衛蘇聯不僅是對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首要之務，而且也是為將來能夠推翻波拿巴主義官僚集團所做的準備。
蘇聯的經驗表明，工人國家所蘊含的可能性與抵抗力量有多麼的大。但是，這種經驗還表明了，資本主義及其官僚機構所帶來的壓力又是如此強大，無產階級獲得充分解放的困難又是非常巨大，而以不可調和的革命鬥爭精神來教育和鍛煉新的國際是又是如何必要。
[1] 由芬納·布羅克韋（Fenner Brockway）及其倫敦局編輯部主導的刊物《新領袖》在今年11月12日的社論中寫道：「獨立工黨並不接受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即蘇維埃俄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被摧毀了這點。」對於這些傢伙，我們能說些什麼呢？他們並不瞭解別人的想法，因為他們自己完全沒有任何想法。他們唯一會做的事情，就是在工人的思想當中散佈混亂。——列夫·托洛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