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彼得 中國勞工論壇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在北京踏上開往深圳的火車，展開了為期一個月的「家庭旅行」。這個當時看來平平無奇的旅程，成為了中國走上高速資本主義發展的轉折點。要全面了解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就必須要認識鄧小平南巡的歷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會召開，掀起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1949年後所建設的史太林主義（官僚專制）計劃經濟體制當時面臨深層次問題。中共領導層面對後毛時期的混亂與危機，試圖通過引入一些資本主義的元素，為中國經濟找出現代化之路。最初，鄧小平與一眾後毛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也沒有一套預定的藍圖，而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試驗。在1978年開始的市場改革的規模與之後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參考的是東歐史太林主義獨裁國家，特別是南斯拉夫。後來隨著東亞的自親西方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經濟成功，目光也轉向了所謂的「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親資改革由鄧小平親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一派所主導，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過中央協助發展地方的基礎建設，同時將經濟政策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包括讓其制定市場化政策、保留利潤、累積資本、進行融資（包括進行外貿）及再投資。
從1979年在南方設立4個特別經濟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經成為了中國市場改革的象徵──1980-1984年間的地方產出增長了29倍，當地人均GDP是全國平均的20倍。
中共內部出現了分裂，親資產階級的一派越來越有意識地主張進行資本主義復辟，而保守派則希望保留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類似的分裂也在從蘇聯到東德的史太林主義政權中出現，這是由於史太林主義的模式陷入了危機。他們就何種社會制度和經濟政策最能保障統治集團自身權力與特權產生了分歧──也就是繼續以國有（史太林主義）經濟之上作為特權官僚集團，還是廢除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並將自己轉變為新的資產階級。
但同時，這些親資改革也到引發出新的問題，「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擊：外國進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資額的過度上報，且大部分都是來自國內而非國外、投資項目主要為低技術工業、吸引的投資額不足以抵銷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資成本，變相依賴中央「輸血」等。
為了支持及推動改革步伐，並克服保守派的反對，鄧小平在1984年就展開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趙紫陽的市場改革。此後，特別經濟區在14個城市擴展，基本上中國整個沿海地區都開放了。
時至80年代後半葉，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弊端日漸呈現。大量投資，加上價格雙軌制導致官僚腐敗倒賣，使得通脹、物價不斷上升。民間不滿也開始累積，到了1986年全國大學生發起抗議，反對腐敗和要求政治自由權利。保守派擔心改革派的政策會鼓勵社會上對於擴大民主自由空間的訴求，而鄧小平也認同此點。他換下了胡耀邦，認為胡對於學生「太手軟」。這正是鄧小平波拿巴主義的一個例子：他在不同相對立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時倒向一方，時而倒向另一方，來維持自身的權力。
8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搖右擺的實驗中走出來的。中共為了解決價格雙軌制，1988年打算推出「價格闖關」，短期內將大部分商品價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實行就走漏風聲，引發民眾搶購潮，進一步推高物價。1988年的通脹率為18.81%，而1989年為18.25%。而這也是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國內積壓的矛盾最終爆發了具革命性質的運動，在血腥鎮壓後，中共一度被西方制裁及孤立，縱使美國當時在背後仍然保持與鄧小平政權保持緊密外交聯繫。大量外商暫停投資、對華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制、中國外貿出口下降，經濟受到嚴重影響。
1989-1991：走資政策暫緩
而國際上，蘇聯史太林主義的東歐集團開始崩解。正如偉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解釋道，計劃經濟需要群眾的民主控制，就如同「人體需要氧氣」一樣。經過史太林主義多年官僚統治和經濟管理不善的窒礙，導致了經濟停滯甚至衰退，而工人們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許多必需品也出現短缺。這些所謂的「共產」獨裁政權以社會主義的言辭來合理化其惡行，使很多人產生對於社會主義的不信任。相對地，民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表現良好、而工人生活水準高的錯誤印象不斷蔓延。在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來帶領反官僚專制、同時捍衛公有制計劃經濟的鬥爭，資本主義在各國迅速復辟，西方資本主義更以勝利的姿態地宣稱「歷史的終結」。這些發展，給中共政權帶來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
在這個背景下，中共內部開始多了對改革步伐的疑慮。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主導了中央政府，他們主張放緩改革速度，並將過去的通脹與危機歸咎於胡趙的改革。
不過，陳雲也不是代表恢復舊有史太林主義的官僚計劃，而是認為要減慢改革步伐──以十年計的改革而非短短數年間完成──並且要避免赤字預算、擔憂改革過快所帶來的通脹，主張以中央的國家計劃為主，輔以市場改革。
實際上，早於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大三中全會中，為了應對取消價格管制而導致的通脹與社會恐慌，當時保守派就已經處於上風。為了解決通脹問題，當局下降了增長目標已經支出、減低了貨幣供應、集中並加強了資本與金融控制，並試圖減少財政赤字。
結果，1989年的GDP增長僅為4.2%，1990年為3.9%，相比1982年以來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一直保持9%以上，已是很低。
1989年，鄧小平雖然仍然主張資本主義復僻，但需要聯合保守派和強硬派來鎮壓的革命性運動，因為雖然學生領袖的有限度「改革」的目光，天安門群眾運動有推翻中共統治的潛力。在趙紫陽被軟禁後，他欽點了前上海市長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及後也提拔了上海的朱鎔基到中央政府中。中共精英中的「上海幫」比北京官員更支持改革。這一事實連美國政府也意識到，並使那些擔憂中國會回到史太林主義計劃的美國資本家得到安撫。
但江澤民在中央還是受到陳雲及李鵬等保守派的壓力。
1992年1月：南巡
鄧小平非常憂心當時經濟轉型的緩慢步伐。蘇聯和東歐的崩潰就是源於經濟危機，並引發群眾不滿。假若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夠快，他擔心中共就會走上蘇聯亡黨亡國的下場。
中共高層的權鬥也越演越烈。鄧小平在中央未能影響大局，因此轉向地方尋求支持。1991年，他先利用上海的地方媒體去倡議更進取的親資改革。然而中央的保守派則利用《人民日報》進行反駁，雙方就這樣隔空開火。正如其他波拿巴主義的中共領導那樣，包括後來的習近平，鄧小平也繞過官方架構來嘗試達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91年11月的的八中全會，保守派仍然佔有上風。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踏上南巡的歷史性旅途。當時是以「家庭旅行」為名的秘密行動，就連當時其他黨中央的領導層也沒有知會，包括江澤民。《人民日報》也沒有派記者跟隨。整趟旅程是軍方改革派的武警安排的。
離京前，鄧小平也向廣東打招呼，要求不見報。整個旅程當時在中國是完全沒有媒體報導，反而是隔岸香港消息靈通的資產階級「自由」媒體將事件率先曝光。諷刺的是，香港相對的媒體自由在今天已被習近平政權打壓得體無完膚。
鄧小平此趟的目的，是要拉攏地方官員，他們當中都在80年代的改開中獲得了許多好處，肯定會支持改革。鄧小平想動員地方萌芽的新興資產階級力量來迫使中央就範。
鄧到了南方後，與當地官員會面，並巡查不同的發展項目。他的講話雖然沒有公開點名中央，但明顯話中有刺。他不斷重復指「開會太多、發言太長」，應該要「多乾實事，少說空話」、「誰不改革，誰就下台」。他還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所謂的「右」是指黨內的政治改革自由派，這些都在1989年的屠殺後給鎮壓掉了。至於他認為的「左」就是主張個緩慢地走向資本主義的保守派或半毛派。當時，中共內部的所有派別都已經放棄了計劃經濟，並意識到資本主義復辟的必然性，他們兩派之間的分別只是走資的速度和規模，而各派也是為了在這個過程中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變的性質
可以說，南巡的秘密性質，拉攏地方官員反對中央政策，是帶有權鬥政變的特徵。事實上，在南巡期間鄧小平甚至的確有曾討論政變。
根據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時代》傳記披露，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在珠海參與了一場秘密會議，這是中共官方沒有記載的。其他參與會議的中共黨政高層包括：政治局常委喬石、掌握實際軍權的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以及楊尚昆的弟弟、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
會上鄧小平再次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
參與會議的陣容強大，沒有軍隊實權的江澤民並無參與，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內被視為江的潛在競爭者喬石參與其中。這都指向，如有必要，軍方會支持擁立新的領導人推動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澤民很快地意識到力量天秤的改變，並且果斷站到鄧小平一方。他下令將鄧小平南巡的講話匯集成黨內文件，成為中央黨領導層的必讀物。一下子，中共黨內的氣氛改變了。
引用傅高義的話：「1989年北京風波後，如果有人對中國領導人對改革開放的態度有所懷疑，這種懷疑在1992年煙消雲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開十四大，江澤民在會上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術語是江澤民在鄧小平的許可下發明的，是為了取代此前陳雲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計劃經濟」。江澤民在黨大會中將經濟增長預測定在8-9%，這遠高於年初李鵬宣佈的6%。
與此同時，中央顧問委員會被撤銷，主任陳雲退休。
南巡可以被視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決定性轉折點，圍繞鄧小平的新興資產階級獲得了全面主導，不是作為外部力量，而是成為融入了中共專制的一部分。
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並不是「改革」，而是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系列對於舊有計劃經濟的攻擊，來為今天中國的超級富豪資產階級的出現掃除障礙。
這個過程當中不只一個轉折點。1989反抗斯毛主義專制的運動雖然沒有清晰綱領，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鎮壓了這場運動，掃除群眾抵抗威脅。如果1989是一個轉折點，則1992年乃是另一個轉折點——鄧小平清洗黨內僅餘的反對聲音，確立了中共在專制政權框架下急速發展資本主義、而沒有向自由資本主義政治改革作出妥協的路線。
結論：資本主義復辟又一轉折點
此後，中共關於高速資本主義市場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無爭議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澤民及朱鎔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針進行了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門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機性及難以負擔的房屋市場的基礎。1990年代末，6000萬國企工人下崗，來讓中國符合資格在2001年加入世貿。這些殘酷的親資政策在胡溫時期得以繼續並加速。
這階段一直持續到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及2012年習近平上台為止。2008年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失敗，這也導致了全球各國政府走向更多國家干預、管制和去全球化。中共也開始走向更加國家資本主義的控制手段，成為了習近平的統治特徵。當然這不代表要回到過去的史太林主義「社會主義」，這是今天中共資本主義政權不願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採取更多措施來試圖控制住資本主義的破壞力量，以維持資本主義下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