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Martin Fell Brown 社會主義替代（ISA美國）
（本文首次發表於2024年7月8日）
今年11月，數百萬美國人將在大選中投票，我們預計將在兩名沒人要的候選人之間做出選擇。儘管美國有各種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我們大多數人都覺得在社會中沒有多少發言權。我們並不是唯一抱有這感覺的人。2024年，全球有64個國家將舉行全國選舉，佔世界近半的人口。但伴隨這一「選舉年」的卻是全球多年的民主倒退。
隨著史太林主義的崩潰，新自由主義秩序帶來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的「民主」，至少在形式上是這樣。但這也伴隨著資產階級權力的鞏固。但現在這種秩序陷入了危機。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Martin Wolf）去年在他的書《民主資本主義的危機》（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中警告說：「我們的經濟已經使我們的政治不穩定，反之亦然。我們不再能夠將市場經濟的運作與穩定的自由民主結合起來。」
隨著新的失序時代所取代了過去的新自由主義秩序，其政治中心也正在崩潰。結果是政治愈發兩極化。最初，這種極化的表現為新左翼組織/運動的增長，從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到西班牙的「我們能」黨（Podemos），再到美國的桑德斯運動。
然而，同樣的資本主義危機讓這些新左翼政黨興起，但在一個與二戰後繁榮期非常不同的時期內，他們也承受了巨大壓力。在二戰後繁榮期，群眾性工人政黨取得了重大改革。而新左翼政黨在考驗中顯得不堪一擊。隨後，同樣的兩極化導致了右翼民粹主義人物的崛起：從美國的特朗普到印度的莫迪，再到匈牙利的柯班（Orbán Viktor）。但這些右翼民粹主義力量也沒有辦法解決資本主義危機。這又為左翼和工人階級力量打開了新的機會。
在這一選舉年中，沒有一直向左或向右發展的簡單趨勢。然而，全球範圍內的選舉，都反映了不斷加劇的資本主義危機，以及如今的失序時代。
2024年資產階級民主世界巡演
最近選舉的一個共同主題，便是在位者要麼下台，要麼被削弱。在南非，5月，執政的非國大（ANC）自種族隔離結束以來首次失去了國會多數席位。多年的腐敗和緊縮政策，反而使受益者變成是民主聯盟（白人統治階級的傳統政黨）、模糊的左翼民粹主義「經濟自由鬥士黨」和由雅各布·祖馬（Jacob Zuma）領導、分裂自非國大的民粹主義組織「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等。
在缺乏有能力的左翼替代方案的情況下，民眾的反建制情緒可能會被極右和右翼民粹主義勢力所利用。極右勢力在6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取得了顯著增長。這些選舉使法國勒龐的國民聯盟、荷蘭維爾德斯（Geert Wilders）的自由黨和意大利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意大利兄弟黨得以增長。與納粹歷史有聯繫的德國另類選擇黨成為了德國的第二大政黨。極右勢力還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斯洛伐克取得增長。在歐洲之外，薩爾瓦多現任總統布克爾（Nayib Bukele）在該國今年2月的大選中獲勝，繼去年12月米萊在阿根廷當選之後，顯示出極右勢力的危險遠超出了歐洲。
這只是反建制極化的一面。在歐洲選舉之後，法國總統馬克龍宣布舉行大選。在國民聯盟取得歐洲議會的選舉勝利之後，法國國民會議選舉的主要受益者是由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領導的新人民陣線（主要由左翼政黨組成）。這顯示了資本主義危機既可以為工人階級打開機會之門，也帶來了危險。
在出現了新左翼政黨的地方，他們可以利用民眾情緒，阻止右翼的增長。在墨西哥6月的選舉中，左翼「國家復興運動」（MORENA）贏得了壓倒性的多數，辛鮑姆（Claudia Scheinbaum）成為北美第一位女性總統。雖然國家復興運動是一個松散組織、內部包含彼此衝突的政治趨勢，但其勝利帶來了重大的鬥爭機會，並讓大企業感到震驚。同樣的情況發生在3月的塞內加爾選舉，在親美的總統薩勒（Macky Sall）嚴厲鎮壓的情況下，新成立的左翼塞內加爾勞動、道德、博愛愛國者黨（PASTEF）贏得了勝利。
塞內加爾的例子既顯示出左翼的機會，也顯示了民主倒退的危險。構成「選舉年」的許多選舉都是威權政府的作秀選舉。伊朗總統萊希死後，伊朗6月的選舉只是一場秀，旨在確保保守派份子在2022年動搖國家的大規模抗議之後繼續掌權。類似的戲碼也在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乍得上演。這種情況的一個典型案例，便是俄羅斯今年3月的選舉。烏克蘭處於戒嚴狀態，因此今年沒有按計劃舉行選舉。
對於在新冷戰中被困在兩大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國家，選舉已變成帝國主義代理戰。台灣1月的總統選舉被視為對該島與中國關係的公投。選舉的結果是陷入僵局：代表台灣民族主義的總統賴清德對陣在立法院中佔優的親中國民黨。保加利亞6月的議會選舉也出現了類似的僵局，無論是親俄和親歐派都無法明確地組閣。摩爾多瓦7月的選舉也加劇了與德涅斯特河沿岸加告茲（Transnistria Gagauzia）的俄羅斯裔少數民族之間的民族緊張局勢。
在一些國家，選舉似乎顯示出回歸常態的趨勢。印度的選舉從4月持續到6月，本預計右翼民粹主義者莫迪將以壓倒性優勢獲勝。然而，他的印度人民黨失去了多數席位，更多傳統資產階級政黨獲得了勝利。在英國，備受憎恨的保守黨在7月宣布舉行大選，預計工黨將取得壓倒性勝利。儘管工黨過去是工人政黨，但施紀賢（Keir Starmer）當前的領導下，工黨在政治上乏善可陳，並且對黨內左翼進行清洗。兩國的情況都表明，在混亂時代，反動政治也是不穩定的，即使沒有可信的替代方案，也可能被掃除。
這就是2020年美國的情況，當時特朗普被趕下台，並不是因為對拜登有任何熱情，而是因為對特朗普的純粹厭惡。然而，正如今年的選舉所顯示的，這還不足以擺脫特朗普主義。如果沒有認真挑戰資本主義制度的左翼勢力，反動勢力終究會回來。
馬克思主義者與選舉
在資本主義下，選舉基本上是為統治階級的利益而進行的。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這一句廣為人知：「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鎮壓人民、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然而，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參與資產階級選舉的價值，列寧將其視為「訓練無產階級進行革命」。不管你喜歡與否，選舉是工人階級最一致地參與政治的時刻，我們不應將這機會拱手相讓給資本家。
對於如何參與選舉，是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一個關鍵區別。我們不指望可以通過投票去廢除資本主義。真正的變革是要通過工人階級群眾運動來實現的。但民選公職的平台可以用來建立這樣的運動。這就是社會主義替代過去十年利用薩旺特（Kshama Sawant）在西雅圖市議會辦公室所做的事情。未能理解這一點是導致桑德斯、民主黨進步派國會議員「小隊（Squad）」以及世界各地無數新左翼政黨背叛的原因。
最終，要實現有意義的長期變革，就需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這只能通過群眾的行動來完成。自新自由主義興起以來，工人階級的組織已經被大規模削弱、空洞化。因此，馬克思主義者面臨著雙重任務：建設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力量，並建設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新左翼政黨，如不屈法國（France Insoumise）或國家復興運動，可以作為重建這些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第一步。但資本主義危機的壓力不斷威脅著這些運動，試圖讓他們走向歧途。
革命黨的作用是應對這些挑戰。理解失序時代的複雜性，參與工人階級的日常鬥爭，並幫助制定策略以贏得真正的勝利，同時指出為了贏得根本性變革，必須結束資本主義的客觀需要。這就是我們超越資本主義願意提供給我們的有限「選舉年」，並創造一個全新的、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