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一個真正有力的政治替代方案，以及工會官僚阻止真正的抗爭，因此未能扭轉局勢推翻這個政府，這些都是米萊現在得以倖免於難的原因。
Marcus Kollbrunner 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ISA巴西）
（本文首次發表於2024年12月22日）
數十萬阿根廷民眾於10月2日湧上街頭，捍衛公立大學，抗議總統哈維爾·「電鋸」米萊（Javier “Chainsaw” Milei）。據《國家報》（La Nacion）報導，約有27萬人聚集於國會大廈前，另有數萬人在其他多個城市遊行。學生、教師與大學職員得到了在國營航空公司反對私有化的工人、公務員、工會成員、社會運動團體以及政黨的支持，一同加入抗議行列。
自去年12月上任以來，米萊推行了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削減公共支出、放寬管制，並為大企業減稅，同時打壓抗議與罷工權利。其結果是貧困率急劇上升，但抵抗運動也隨之高漲。
自米萊上任以來，阿根廷已發生兩次全國性大罷工以及數天大規模示威，但目前仍缺乏統一和升級鬥爭的計劃，以推翻米萊及其政府。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主要工會聯合會CGT的領導層宣布「休戰」，稱「罷工情緒不足」，但持續的示威和罷工卻證明情況恰恰相反。
米萊發起全面進攻
米萊剛上任便展開全面進攻。上任僅兩天後，12月12日，其財政部長卡普托（Luis Caputo）宣布了一攬子計畫，包括停止所有公共建設、凍結養老金及其他公共支出、削減省級預算補助、降低能源補貼，並解雇數萬名公務員。在削減補貼與比索貶值的相重作用下，導致了物價飆升。
12月14日，安全部長布利里奇（Patricia Bullrich）頒布了一套「公共秩序規則」，用以打擊抗議權利，特別針對遊行和路障行動等干擾交通的抗議。
接著在12月20日，政府推出了名為「超級法令」的一攬子計畫，其中包含366條條款，旨在放寬經濟管制。國營企業開始按私營企業模式運作，甚至允許破產，為私有化鋪平道路。同時，對勞工法進行多項修改，包括降低解雇補償金。工會及「路障者」運動常用的路障抗議被定為非法。罷工權也受到限制，教育、醫療、交通與電信等「基本服務」的罷工日需保證75%的勞工繼續工作。此外，廢除了租金管制，現在房租可用美元計價。
然後在12月27日，所謂的「綜合法案」被提出，其中包含664條條款。該法案賦予總統對於經濟方面的緊急權力，私有化國有企業，進一步放寬經濟管制，並削減養老金。此外，法案還引入了一項大規模的「大型投資激勵制度」，對投資超過2億美元的企業提供廣泛的稅收豁免。這些優惠最多可持續30年，在此期間，不得實施任何損害這些企業利益的政策。
這主要為更多外資進入阿根廷、開採自然資源和破壞環境鋪路，最終僅有少數幾家大型本地企業從中受益。這引發了中小型企業在今年5月的抗議。這與一些全球南方國家的模式類似，如鄰國巴西，其原本擁有相對強大的本土工業，但現在卻更加依賴向富裕國家出口商品來促進經濟增長。
資本主義市場的力量，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米萊的「掠奪式改革」興致勃勃，因為這代表了以摧毀工人利益和公共部門為代價增加利潤的可能性。阿根廷是IMF的最大債務國，目前未償債務達到430億美元。
貧困的增加
這種「休克療法」的結果是，原本已陷入危機的經濟進一步下滑。國內生產總值（GDP）已連續五個季度下降，65萬人失去工作。在4600萬總人口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數增加了530萬，三分之二的兒童生活在貧困中。
從去年12月至今年8月，能源、燃氣、自來水和交通等公共設施和服務的價格上漲了375%，而同期最低工資僅增加了68%。雖然最近通貨膨脹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截至8月的過去12個月內，累計通貨膨脹率仍達237%。
然而，購買力的下降並非新鮮事。這建立在多年不斷上升的通脹基礎上。根據《國家報》數據，今年上半年實際收入下降了7.8%，對於低收入者，下降幅度更高達14.8%。但若從2017年算起，從右翼政府馬克里（Mauricio Macri）執政時期，到「中左翼」的貝隆主義政府費南狄斯（Alberto Fernández）和基什內爾（Cristina Kirchner）執政時期，再到如今的米萊治下，實際收入的總降幅已達33.2%（而低收入者的降幅更高，達到44.4%）。
從一開始就在反抗
針對米萊政策的首次抗議在2023年12月20日就已經爆發。來自基層的巨大壓力迫使總工會（CGT）和兩個CTA（主要基於公共部門的大型工會）的官僚化領導層於2024年1月24日發起全國性罷工，迫使政府暫時撤回了「綜合法案」。
隨後，3月8日國際婦女節的示威規模十分龐大。阿根廷擁有非常強大的女權運動，因「一個都不能少」（Ni Una Menos）反對性別暴力運動、及於2020年爭取墮胎權的群眾抗爭而在國際間廣為人知。儘管米萊明確持有反墮胎立場並推行相關議程，但他目前尚未敢觸碰墮胎權。不過，貧困加劇及其對公共服務的削減對女性影響最為嚴重。
接著，3月24日的年度遊行聲勢浩大，旨在悼念1983年結束的軍事獨裁政權的受害者，數十萬人湧上街頭。這場遊行的規模之所以如此龐大，乃是受到了政府對軍事罪行的立場所推動。米萊否認獨裁政權導致3萬人「失蹤」的罪行規模。他的政黨中一群國會議員到監獄探訪了被定罪的軍官，主張應釋放他們或減輕刑期。副總統比利亞魯埃爾（Victoria Villaruel）在參議院舉行了一場致敬「恐怖主義受害者」的活動，並聲稱應該追究在獨裁期間活躍的左翼份子的責任。
教育之戰持續進行
截至目前，最大規模的抗議發生於4月23日，目的是捍衛因資金短缺而處於緊急狀態的公立大學。當天有超過百萬人在70個城市遊行，遠超預期。人們堅定地支持免費的公立大學教育，使其能為工人階級的青年提供受教育機會。
今年大學預算被削減了30%。大學教師的工資購買力下降幅度達30%，而這一數字對非教學人員則為50%，這導致大多數大學工作人員的收入低於貧困線。學生獲得的助學金甚至無法支付公共交通費用。
在抗議的壓力下，政府將大學的運營成本撥款增加了270%，但這並不包括工資，僅占總預算的10%。
今年9月，國會通過了一項恢復大學資金和工資的法案，但米萊否決了該法案，取而代之的是在年底前僅增加可憐的6.8%工資。10月2日的抗議旨在向國會施壓，要求推翻米萊的否決。然而，10月9日，眾議院以僅幾票之差維持了米萊的否決決定。該決定一出，校方工會立即宣布罷工，多所大學被學生佔領。
該法案的成本並不高，但米萊認為這是對其「沒錢」和「赤字歸零」原則的挑戰。他也將其視為針對一個關鍵抵抗群體的案例。《國家報》的一位評論員將此案例與里根在1980年代打擊空中交通管制員工會、以及撒切爾打擊礦工的鬥爭進行比較，這些關鍵工人群體的失敗為新自由主義時代初期更廣泛的工人階級失敗鋪平了道路。
工會官僚機構在關鍵時刻宣佈休戰
政府通過談判達成了「綜合法案」的縮減版本，將條款數量從664條減少到232條。擬進行私有化的國有企業從40家減少到8家，國有石油公司YPF、郵政服務和國有媒體公司等企業被剔除。但攻擊的要旨得以保留。
該方案於2024年2月和4月在眾議院（下議院）獲得批准，隨後提交參議院。
為此，5月9日舉行了新的大罷工。然而，罷工結束後，總工會領導層宣佈與政府「休戰」，稱 「沒有罷工的情緒」，並與政府進行了「體制內對話」，包括就新勞動法的建議進行對話。
總工會仍然支持並動員抗議，但並未投入全力。這顯然在關鍵時刻削弱了這場運動。參議院對該法案的決定性投票定於6月12日舉行，並引發了新的一場大規模抗議。但總工會領導層在投票前就開始減少抗議。這讓警方更容易發動攻擊，而他們也確實這麼做了。30多名示威者被捕，其中大部分是在回家的路上遭遇逮捕。五人仍被拘留，被指控為試圖「推翻政府」的「恐怖分子」，並面臨長期監禁的威脅。
最後，參議院的投票結果是36比36，副總統比利亞魯埃爾投了決定性的贊成票。這說明該法案本來是有可能被阻止的，也說明了工會官僚的背信棄義。與其在5月9日總罷工後停止抵抗，不如制定一個不斷升級的行動計劃，包括舉行更長時間的總罷工，這樣就能迫使米萊政府放棄整個法案。
抗爭仍在繼續
儘管工會官僚機構已經休戰，但仍有許多抗議和罷工仍在繼續。
購買力下降導致許多人陷入極度貧困，而退休人員一直對此進行抗議。削減養老金意味著支付國債利息現已超過養老金，成為預算中最大的支出項目。警察經常用來對付抗議者的一罐胡椒噴霧劑的價格，就超過了許多人領取的最低養老金！
國會於9月通過了一項法律，將養老金僅提高了8.1%，但即使是這樣，米萊也無法接受，並再次動用否決權。9月11日舉行了推翻否決的投票，但政府成功獲得了維持否決所需的三分之一選票。
國營航空公司阿根廷航空（Aerolíneas Argentinas）的工人在九月份舉行了多次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政府的回應是宣佈航班運輸為「基本服務」，要求在罷工期間提供50%的服務功能，並頒佈法令允許使用外國工人甚至外國公司的飛機來破壞罷工。
這家國有航空公司曾在20世紀90年代被私有化，但在2008年又被重新國有化。2024年早些時候，該公司被從私有化名單中撤銷，但現在又被米萊列入其中，作為對罷工的報復。
安全部長頒佈了新的規定，禁止工會封鎖和糾察隊損害私營公司的活動，從而加大了鎮壓力度。政府還宣佈，在今年年底之前，公共部門將不再加薪，私營部門的加薪上限為每月最多 2%。
2024年9月15日，明年的預算案出台，其中包括新的鉅額開支削減。這一次，各省將首當其衝。公立大學校長委員會也警告說，擬議預算僅能滿足大學需求的一半。因此，鬥爭仍將繼續。
弱勢的政府
儘管受到這些攻擊，工人階級並沒有被打敗，他們有鬥爭的意願。但是，由於工會官僚的作用，工人階級缺乏自下而上的協調和富有戰鬥力的領導，導致鬥爭支離破碎、力量削弱。
米萊的政府並不強大。他的聯盟「自由前進」在眾議院的257個席位中僅佔39席。加上前右翼總統馬克里的聯盟和一些小勢力，政府集團總共只有84個席位。主要反對黨是貝隆主義黨團，佔99席，左翼黨團FIT-U（工人左翼陣線——團結，極左政黨聯盟）佔5席。在參議院中，執政聯盟擁有72席中的24席。
因此，米萊通過的任何提議都必須經過談判，許多提議都被阻止或淡化。米萊甚至不得不放棄或推遲一些影響更為深遠的提議（例如他承諾將經濟美元化和關閉中央銀行），以便與馬克里組建聯合府。儘管米萊對「大佬」舊黨派大放厥詞，但他還是不得不讓建制派人物擔任其政府的重要職位，如財政部長卡普托和安全部長布利里奇，前者曾在馬克里的政府中擔任同樣的職位，後者則是上屆大選中馬克里勢力派出的總統候選人。
政府更容易強行通過法令，因為需要兩院2/3的多數票才能推翻。迄今為止，唯一被推翻的法令是大幅增加安全機構的預算。12月頒佈的「超級法令」仍然有效。該法令在參議院被否決，但在下議院進行表決的日期尚未確定。
這政府是怎樣存活下來的？
米萊的許多提議得到了右翼人士的普遍支持和市場的歡呼。
此外，貝隆主義集團的反對立場也並非始終如一。一些議員和貝隆主義省長對具體提案的談判持開放態度。貝隆主義者投票反對綜合法案和其他來自中央政府的攻擊，但他們的反對主要表現在議會發言。他們對動員真正的抵抗力量推翻政府不感興趣。他們樂於讓政府代為做出一些更不受歡迎的調整，就像他們上屆政府所做的那樣，以削減赤字和償還公共債務，這樣他們就不必弄髒自己的手。他們不想在深陷經濟危機時，在群眾運動的壓力下上台執政。因此，他們樂於看到政府遭受打擊並失去民望，將注意力集中在2025年的下一次議會選舉和2027年的總統選舉上。
米萊是在傳統政黨普遍面臨危機的情況下成功當選的。在馬克里領導的右翼政府和費南狄斯領導的「人性化資本主義」中左翼政府執政期間，經濟和社會危機不斷加深。米萊的選票基礎遠不只是少部分反動勢力。他展現出來反體制的姿態，聲稱自己是要撼動局勢、打擊「大佬」特權的人。這正符合博索納羅和特朗普的趨勢。同樣，很快就會發現他的攻擊不是針對精英階層，而是針對窮人。
然而，直到最近，米萊仍能夠維持較高的支持度。許多人認為危機並非始於他的政府，並對米萊的承諾抱有幻想，認為會有個短促而劇烈危機，但很快情況就會開始好轉。然而隨著危機和攻擊的堆積，在鬥爭的影響下，這種情況會迅速逆轉。9月份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米萊的支持率下降了15%。
然而，即使他可能在下一次選舉中落敗，但如果不建立一個真正的替代方案，他仍將是一個威脅，而且不會消失。同樣，我們可以看到特朗普、博索納羅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極右翼人物和政黨，他們也反映著這樣一個趨勢。
很明顯，中、美兩國為首兩大帝國主義集團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全球統治階級都在適應日益加劇的危機形勢。與工人階級的正面對抗不可避免，而傳統政黨正日益陷入危機。出現了加強鎮壓、利用反動思想的趨勢。這就是為什麼資本家願意與像米萊這樣的人物合作，利用反動議程來分化抵抗力量，隨時準備強行推動攻擊工人階級權利的措施。
我們需要一套擊敗極右翼攻擊的戰略
在這種情況下，拯救米萊的是缺乏強有力的真正的政治替代方案，以及工會官僚機構在阻止扭轉局面、推翻政府的真正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工會的貝隆主義領導層和官方反對派對這一制度沒有真正的替代方案，因此無法將鬥爭進行到底。
然而，阿根廷擁有工會、青年、婦女和社會運動的強大鬥爭傳統，工人階級仍在準備和戰鬥。
左翼集團「工人左翼陣線」（FIT-U）在最近選舉中獲得了重要支持，贏得了80萬至150萬張選票。但遺憾的是，由於宗派主義內訌，它更多還是作為選舉陣線，而非運動中的團結力量。如果能克服這種情況，那麼FIT-U就能在團結自下而上的不同鬥爭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從而加大對工會官僚的壓力，迫使其結束休戰並號召新的總罷工，以此作為鬥爭升級、推翻現政府計劃的一部分。這一進程的一個基本部分是建立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左翼，為擺脫這種剝削、壓迫和苦難的制度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