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運動必須反對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
Andy Moxley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國際政治委員會
（本文首次發表於2025年3月13日）
國際上右翼勢力的崛起，以及統治階級推動我們時代轉向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威權主義，對工人階級來說是一個歷史性的危險。雖然與1930年代導致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時期有些相似，但統治階級並未像當時一樣，對威脅到體制生存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威脅做出反應。此外，即使一些個別資本家可能夢想徹底粉碎與分裂工人運動，他們也有心無力。
儘管如此，資產階級確實認為有必要消除（或至少擺平）阻礙他們實現新全球議程的潛在障礙。這反映在廣泛的威權主義轉向中。除其他外，這意味著以加強鎮壓為表現，對工人階級和工會發起攻擊。
然而，這一戰略的另一個支柱，是盡力爭取工人組織（或部分組織）的領導層加入其帝國主義的盤算當中。這可以用大棒——通過激進的民族主義壓力來讓他們就範，也可以用胡蘿蔔——通過向部分工人提供所謂的讓步或好處來實現。這對國際工人運動的團結和完整性構成了嚴重威脅。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對抗它呢？
共同國家利益的神話
儘管工人運動從歷史低點開始，但過去幾年來，工運活動總的來講處於上升期。其中包括美國與英國的罷工浪潮；歐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總體或重大群眾性政治罷工；一些主要工人組織內部的重組；以及工人階級方法在整個鬥爭中發揮更大作用。作為回應，一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加強了對工會的鎮壓——利用國家權力強行結束罷工，對工會實施或威脅實施強制管理，增加加入工會的限制或進行徹底的物理意義上的鎮壓。
在印度，《勞動法》最初由右翼執政黨印度人民黨（BJP）於2020年通過，但很可能在今年實施，該法將與一系列影響工作條件的親商改革一起，使加入工會變得更加困難，對罷工施加新的限制，並對不服從的工會成員和領導人實施懲罰。2024年底，澳大利亞工黨領導的政府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舉措，以腐敗指控為由，將激進的建築、林業和海事僱員工會（CFMEU）建築部門納入國家行政機構，而沒有進行任何實際的法律程序。同樣，在名聲掃地的前總統尹錫悅領導下，韓國政府在數年間多次攻擊工會，包括使用武力，作為他試圖獨裁奪權的前兆。期間更有指控稱，工會遭到北韓滲透，藉此為鎮壓行動辯護。在阿根廷，工會一直該國總統米萊（Javier Milei）攻擊的主要目標，米萊被視作特朗普翻版， 2024年的「綜合法案」尤其能體現這一點。
然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在我們2024年世界大會上通過的《世界展望》文件中指出，工人活動的增加也「因工會官僚機構（即工會運動的官方領導層）的作用而被削弱力量」。
在越來越多的案例中，這種「弱點」正在直接損害工人階級的獨立利益，支持本國統治階級的反動政策選擇。例如，在持續發展的全球貿易戰中，面對關稅，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工會領導人對特朗普作出了回應，他們支持「本」國資本家，幻想這些資本家對他們所代表的工人有利。
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3月4日發表聲明稱：「我們很高興看到美國總統採取積極行動，結束這場像炸彈一樣落在工人階級身上的自由貿易災難。」UAW所謂的左翼領導人費恩（Sean Fain）現在多次承諾「與特朗普合作」。許多加拿大工會領導人也紛紛效仿。加拿大勞工大會主席布魯斯克（Bea Bruske）在3月4日發表聲明，呼籲加拿大政府「須通過報復和投資未來以保護加拿大的就業和產業」。（我們加粗部分文字，以作為強調）
不幸的是，美加邊境兩邊的情況都不是那麼簡單。例如，儘管美國對過去唸念不忘，但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汽車製造業就一直是全美洲大陸的產業，並且該產業一直依賴於這種全洲合作的關係。當然，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確實讓大量生產轉移到美國境外，以追逐資本主義的超額利潤，但各種提高剝削率和在汽車行業引入更多自動化的舉措，也摧毀了更多的工作崗位。
此外，儘管某些產業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迴流」或在帝國主義國家進一步發展，但帝國主義依然如列寧一個多世紀前所概述的那樣，即依靠新殖民主義超級剝削來獲取「超額利潤」。相比在本國，資本家在新殖民國家/地區能更大程度實施剝削。
但即使汽車業迴流美國，也無法遏制其主要問題——與崛起的中國汽車生產的競爭。雖然美國肯定比德國等地擁有更大的潛在國內市場，但它在國內面臨的中國汽車競爭已經非常少。核心問題是，它仍然無法在世界舞台上與更便宜的中國汽車競爭，其中也包括電動車在內。對墨西哥徵收關稅等舉措，反而可以促進中國的利益。正如我們所見，美國可能會受到對其自身汽車出口徵收報復性關稅的打擊。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引發了一場對世界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的貿易戰，這是美國資本主義在這方面的警示。
「國防」中的國民團結
但這不僅僅涉及經濟政策。可恥的是，全球一些工會領導人也對軍事化表示歡迎，只要軍事化為工會工人創造更多的國內就業機會。在英國，聯合工會（Unite the Union）秘書長格雷厄姆（Sharon Graham）不僅歡迎政府承諾將國防開支增加到GDP的2.5%，還進一步提倡政府投資生產新的先進戰鬥機項目、直升機和軍用衛星，但前提是這些都必須在英國製造。此時，工黨政府正宣佈可能削減數十億英鎊的社會福利和其他政府部門及計劃。
歐洲工業工會聯合會「IndustriALL Europe」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儘管他們口頭上反對相關的緊縮政策，並提請人們注意歐洲資本主義衰落對工人階級造成的經濟後果，但他們仍然支持增加歐洲軍事支出的呼籲。在3月4日對歐盟宣佈的8000億歐元「重新武裝歐洲」計劃作出回應的一份聲明中，他們的批評僅僅在於希望「歐盟制定一項國防工業政策，投資於工人並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高質量的產業工作，同時強調必須結束全球武裝衝突」。
顯然，增加武器製造可以在短期內創造就業機會。而在德國，將其衰落的汽車廠改造成戰爭相關產業的生產中心的想法顯然已經引起了一部分資產階級的關注。然而，我們必須問，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
IndustriALL聲明的最後一句話主張「結束武裝衝突」，這頗為自相矛盾，因為其立場的重點是在爭奪全球帝國主義霸權的鬥爭中，支持歐洲帝國主義趕上其他「大國」（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它主張進一步發展軍火工業，但又抽象地呼籲結束其主要產品——戰爭。這也凸顯了上述所有工會領導人的錯誤政策中的根本矛盾——即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存在某種共同的國家利益（在歐盟的情況下是地區利益）的迷思。這種迷思是危險的，在戰爭時期，工人階級將為未能挑戰這種迷思而付出血的代價。
來自過去的教訓
屢見不鮮的是，打著「保護」本國工人的幌子，與資本家勾結的領導層一向毒害著工人運動。歷史上最顯著的事例是，在一戰的殘酷絞肉機大戰中，「社會主義」第二國際的許多政黨和相關工會的大多數領導層支持本國的帝國主義者。這其中包括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領導人（當今主要工人組織高層甚至連這種人都沒有），以及一些曾經參與過反對資本家的強大經濟鬥爭的領導人。
正是這些代表在1912年第二國際的《巴塞爾宣言》中宣稱：「儘管如此，如果戰爭爆發，（我們）也必須進行介入，使戰爭迅速結束，並動用（我們的）一切力量，利用戰爭造成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以喚起人民群眾的覺醒，加速資產階級統治地位的垮台。」
列寧在1915年發表的《第二國際的破產》一書中，在回答自己提出的「前工人領袖怎麼會如此徹底地站在帝國主義者一邊」的問題時指出，在不同的領袖內部，有兩種「傾向」導致了這些結論。一種是以普列漢諾夫為代表的「禍首」論。列寧說，這體現在「人家進攻了我們，我們進行自衛；無產階級的利益要求對歐洲和平的破壞者進行反擊」這一觀點中，列寧將其稱為不過是「各國政府的聲明和全世界所有資產階級報刊和黃色報刊的濫調的翻版。」
以考茨基為代表的另一種觀點則更為細微和陰險。考茨基寫道：「大家都有權利和義務保衛自己的祖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在於承認各國社會黨人（包括同我國交戰的國家的社會黨人）都有這種權利」。列寧理直氣壯地嘲諷道：「要知道，真正的國際主義就是要確認：為了『保衛祖國』，法國工人應當向德國工人開槍，德國工人應當向法國工人開槍！」而且，「但是，假如我們細心地研究一下考茨基這種論調的理論前提，那麼我們就一定會發現，這正是克勞塞維茨在大約80年以前就嘲笑過的觀點：戰爭一開始，各個民族和各個階級之間歷史地形成的政治關係就會中斷，隨之產生一種完全不同的狀態！這時，『只有』進攻者和防禦者」。
今天，我們不難發現同樣的趨勢。前者明顯體現在許多工會領導人和左翼在談到烏克蘭問題時，放棄了獨立的工人階級路線，支持並非「禍首」的帝國主義者。後者則體現在那些曾經的「左翼」領導人態度的轉變上，他們現在開始適應經濟和軍事戰爭的「新形勢」，不再挑戰它，而是要求在大屠殺中為工人提供某種形式的「好處」。
在一戰中，這並不是一個日後會得到糾正的「無心之過」，而是證明瞭儘管這些領導人說得好聽，但在事態緊迫時，他們最終就是會放棄工人階級的利益。幾年後，同樣是這些領導人反對俄國第一次成功的工人革命，這場革命掀起的革命浪潮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進一步證明瞭這一點。對戰爭和革命的態度對工人階級來說是決定性的，因為它們代表了社會中階級矛盾的最高表現形式。
產業與政治獨立
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不能留到最後一刻，它需要對導致戰爭的每一環節進行積極的鬥爭。這包括反對各種帝國主義者提出的經濟「解決方案」，以及隨之而來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運動。
馬克思主義者和所有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必須從第一天起就明確反對這種做法，並要求工人階級組織也這樣做，因為戰爭只是這種政策以另外方式的延續。當戰爭被更果斷地提上議事日程並掀起愛國主義宣傳的熱潮時，這一戰線的失敗就不可能逆轉。
如今，在大多數國家，工人階級甚至沒有自己的政黨。與過去相比，這使工人階級處於更加弱勢的地位。工會領導人要麼與主要的資本主義政黨保持一致，要麼試圖將政治鬥爭與產業鬥爭完全割裂開來，將陣地拱手讓給資本家和正在崛起的右翼。這種失敗的戰略不僅使工人的生活水平在生活成本危機面前受到侵蝕，而且意味著沒有對軍國主義、戰爭和備戰提出真正的政治挑戰。
工人運動的領導層拒絕提出獨立的工人階級立場，這將帶來致命的後果。我們從未能動員群眾反對加沙種族滅絕戰爭和領導工人階級行動結束屠殺中看到了這一點。我們看到，工人運動的領導層未能挑戰帝國主義者放棄「綠色承諾」的做法，未能通過大規模轉型到生產清潔能源的計劃來拯救地球。我們看到，它是如何接受資本主義以戰爭為名勒緊褲腰帶的邏輯的。這樣的領導層沒有能力進行必要的鬥爭。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工人階級的鬥爭在來自下層的能量和憤怒的推動下不斷加強。正是工人階級的自我動員阻止了韓國的未遂政變。正是工人階級的自我動員阻止了2024年英國的種族主義騷亂。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正是來自下層的壓力迫使工會高層承諾在希臘和阿根廷舉行總罷工。
我們需要建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倡導包括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在內的社會主義戰鬥綱領，並以鬥爭為基礎。我們還應努力用新的領導層取代那些經受不住時代考驗的工會領導人，新的領導層應更貼近工人階級當前的鬥爭和需要，包括反對軍國主義。
但歸根結底，只要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制度仍然存在，戰爭和軍國主義就不可能被完全消除。正如俄國革命和工人起義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阻止新一輪的全球帝國主義戰火。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是相互衝突的階級之間的對立，整個制度寄生於其中一個階級來管理自身和發動戰爭，因此，大規模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問題不能與這一事實分開。然而，正是這些寄生蟲統治著社會。為了建立一個沒有戰爭、剝削和貧困的真正社會，必須顛覆這個世界。只有全球大多數人，即國際工人階級，才有能力做到這一點，並以自由和民主的方式管理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