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深入探討日益兩極化的公眾辯論，而辯論的中心就是身份認同的問題。相比起此書所撰寫之時，對於這本書所探討的問題現在可能更為迫切。
Claire Laker-Mansfield 社會主義替代（ISA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
《少數派統治》一書中，諾瓦拉媒體（Novara Media）編輯艾許·沙卡（Ash Sarkar）探討了已成為英國政治核心的「文化戰爭」。圍繞身份問題的公眾辯論日益兩極化，而本書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該書討論了這種現象在媒體上如何呈現、誰從中受益，以及左翼政治在這種背景下的定位。
相比起此書所撰寫之時，對於這本書所探討的問題現在可能更為迫切。這篇文章是在特朗普第二次掌權前寫的——而特朗普的回潮對世界各地的右翼勢力來說是一種鼓舞。2024年8月爆發的極右翼騷亂僅在後記中提及，而這篇後記也必然是在本書主題完成後寫成。
身份政治的缺陷
也許會讓一些讀者感到驚訝的是，這本書一開始並不是批判右翼所提倡的有害的、分化大眾的政治，而是審視過去一段時間佔主導地位的左翼政治思想與方法。第一章的題目是「『我』如何控制了身份政治」。在書中，沙卡批評了主觀性日益成為左翼觀察、理解世界的主要視角。她正確地指出，工人階級遭遇的挫敗、以及新自由主義成功削弱集體鬥爭組織，是導致這一現象的關鍵背景。
她對主流形式的左翼身份政治的批評，未必新穎或具有突破。但值得注意的是，像沙卡這樣傑出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是這些身份政治思想佔主導地位的圈子中的一員，但她卻選擇如此尖銳地提出這些論點。她特別指出馬克思主義是理解社會運作方式的最有用的框架，這一點也很重要。
《少數派統治》的開頭章節很切實描繪道，以過度關注個人「生活經驗」為特徵的那種身份政治如何在左翼佔據主導地位。依照這種思維方式，壓迫性「制度」往往被視為數百萬個個體權力差異與壓迫性互動的累積。這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形成了反差，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著眼於將權力和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的經濟結構，然後研究這些經濟結構如何產生、延續並通過不同形式的壓迫來維持。
沙卡描述了對壓迫的一種理解，這種理解傾向於將焦點集中在人際互動的動態上，經常強調個人的表演姿態，而非集體的群眾鬥爭，而這導致激進運動變得越來越無力，但這些激進運動卻能對當權派構成挑戰。她寫道：「今天，身份政治的大多數表述都是混亂、分散且缺乏野心的。」這是一個簡潔而準確的陳述。
她在整本書中採用的敘事方式傾向於軼事。這當然有其道理。儘管這本書並不總是擁有嚴謹的科學性，但它卻使讀者讀起來輕鬆有趣。沙卡根據自己的經歷，闡述了左翼身份政治的主流形式如何使有益的討論跑偏或偏離團結鬥爭。對於過去十年在英國活躍過的左翼來說，有一些故事聽起來很熟悉——一場關於應對氣候變遷的辯論因一名演講者辱罵觀眾而被中止，網上的叫喊聲迅速升級為社交媒體上的激烈攻擊，等等。
沙卡指出，強調對不同受壓迫群體經歷進行分類與劃分，已經產生了一種「不可簡化的差異邏輯」。她批評了「盟友」這個模糊的概念，以及這個概念令人困惑的勸誡，即要求個人「轉移你的特權」到其他人，因為他們正經歷你沒有遭受過的壓迫。她指出，這些想法具有足夠的可塑性，以至於可以被世界上一些最具壓迫性的資本主義機關拿來所用（至少在口頭上承認）。她驚人地回憶起特朗普時代之前「將CIA人性化」（Humans of CIA）廣告宣傳，該廣告看起接受了「交叉性」。
理論
這種例子顯然是荒謬的。但如果沙卡的論點有弱點的話，那就是她並未明確指出她所描述的那些理論觀點本身存在的缺陷。她對於「交織性理論」、「特權理論」等理念在現實世界中的應用和濫用所進行的批判，確實一針見血。然而，這些術語所代表的理論本身，她基本上仍認為是合理的。
例如，在書的後面，她指出，認為「個人可以有意識地『放棄』『白人特權』」，她準確地描述道這一種想法是荒謬的。她以工人階級白人為例，他們可能在學校、照護系統中苦苦掙扎，或無法負擔食物或能源。顯然，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一個人「轉讓特權」給任何人都是沒有意義的。但同時，沙卡也肯定了學者麥金托什（Peggy McIntosh）的特權理論的基本有效性。
對於她所正確描述的實踐中存在問題的方法，與理論上支撐這些方法的因素，她在此未能將兩者聯繫起來。她所批評的「利益衝突緣由」，是否在邏輯上沒有聯繫到「賦予所有未經歷過特定形式壓迫的人『特權』」的理論？事實上，依照這個定義，「特權」廣泛適用於一系列負面因素——不會面臨種族歧視、不易遭受性別暴力、不會被資本主義社會所束縛等等。但這正好助長了沙卡所描述的，現代左翼身份政治普遍存在的那種「缺乏雄心壯志」現象。「教育是一項權利，而不是一項特權」這一口號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但如果將沒有遭受種族歧視視為一種「特權」而不是一項權利（每個人都應享有這項權利，並且我們必須為之奮鬥），那麼這不可避免地會降低人們的眼界。從邏輯上講，它強調的是個人，而忽略了集體的鬥爭和團結。
這並不是要否認一個顯而易見的觀點，即那些沒有經歷過特定形式壓迫的人在生活中具有相對優勢。不可否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根深蒂固的壓迫，會以人際關係中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不可避免的，當然我們應該對此提出挑戰──既要在個人層面，也通過集體行動（這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沙卡的觀點是正確的，她指出，人們往往過於關注她所說的「預示性政治」——堅持認為政治組織團體必須先清除一切壓迫性思想或行為的痕跡，然後才能開始努力為這個泡泡之外的世界的變革而奮鬥。
事實上，在許多社運人士圈子裡——特別是在那些與工作場所組織脫節最嚴重的圈子裡——「做好分內工作」這一指示，很少涉及任何實際的組織工作。相反，這通常是呼籲自我反省與自我完善。這些本身並不是壞事。圍繞壓迫議題進行政治教育，是工人運動的重要且迫切的任務。挑戰內部的性別歧視或種族歧視思想與行為，對於確保其團結至關重要。然而，過於嚴厲與不寬容的態度——特別是針對無意的微歧視（microaggression）、或明顯因缺乏教育而造成的錯誤，也可能導致社運人士因反省而陷入癱瘓、甚至完全陷入不活動的狀態。同樣，提高我們自身的認識水平，本身並不會挑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產生、維持壓迫的龐大物質力量。
「受害者崇拜」
事實上，由於人們過度關注主觀問題，以致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如何建構、以及為何會產生不平等和壓迫等問題反而常常被推到次要地位。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沙卡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更深入地理解世界的最有用的思想體系。她將《共產黨宣言》中「雄心勃勃」地號召建立「絕大多數人」的運動，與當今許多左翼組織空間中發展起來的「受害者崇拜」進行了對比。她將「受害者崇拜」描述為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中，暴力與壓迫的生活經驗成為賦予個人政治權力的一種籌碼。
這本書準確地描述了競爭性受害者心態不僅存在於左翼政治中。沙卡稱右翼存在著「多數派的身份政治」。她切實描繪了右翼如何建構這樣一種敘事，將邊緣化少數群體描繪成與神秘的「精英」有聯繫，並密謀壓迫多數群體。這打造了一個混亂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順性別女性面臨的主要威脅是跨性別女性，種族主義的真正受害者是白人，住房危機中的罪魁禍首是難民、而不是百萬富翁房東們。
在一個有趣的章節中，沙卡敘述了本世紀圍繞階級的政治討論的演變。特別的一點是，她詳細描繪道，工人階級從被說成無能的「低俗一族（chavs）」，到目前對所謂「白人工人階級」大力推崇。在這種敘述中，「白人工人階級」的利益與觀點，與所有其他工人的利益與觀點完全不同、且相互矛盾。令人尷尬與震驚的是，她揭露了某些資產階級評論人士（特別是德林波爾[James Delingpole]和菲利普斯[Melanie Phillips]）幾乎在一夜之間，將白人工人階級的描述從「粗野」改成「深沈、熱情、愛國、且熱愛民主的人」。
階級鬥爭
描述這一過程的章節指出，2011年的騷亂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治時刻。這些事件的起因是警察殺害手無寸鐵的黑人達根（Mark Duggan）。騷亂始於托登罕（Tottenham），槍殺事件就發生在當地。但該次騷亂迅速傳遍全國，各個種族背景的年輕人都參與其中。在此，她正確地指出，不同族群工人階級青年所面臨的一些相似的社會條件。這些無疑是造成這種普遍無組織的（並且在許多地方，具有很少政治意義的）憤怒爆發的核心原因。
但2011年也是工人階級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有機會展現自己力量的一年，而這一點在書中全然被忽略。騷亂發生僅幾個月後，就爆發了事實上的公共部門總罷工，展現了多元化工人階級團結的力量。這場鬥爭的意義，以及它的失敗（工會的右翼領導層造成的）是一個重要的背景，但這部分卻在書中隻字未提。如果英國工人階級能夠在反對緊縮政策的鬥爭早期取得重大勝利，那麼這或將有助於剷除分化工人階級思想滋生的基礎，正是這些分化思想使得工人階級為了爭奪稀缺資源而相互對抗。
從統治階級的角度來看，這也正是挑起「文化戰爭」的最終目的。他們的目標是將社會的分裂引導到階級以外的其他界線上，從而分化並削弱工人運動，並將對其制度所引發災難性危機的責任轉移開來。沙卡回顧了馬克思提供的關於階級的科學認識，嘗試在現代背景下解釋這一點，這樣子的分析解釋很有用處。她將此與資產階級媒體常用的模糊的文化定義、或僵化的推銷分類進行了對比。
《少數派統治》生動地描述了大量的「新聞業」如何墮落為大量生產誘餌式標題、從而助長文化戰爭敘事。社交媒體放大的是「熱度而非亮度（譯者註：即對於議題認識的清晰度）」。沙卡強調指出，政治人物可以通過充當權威，而參與進入資產階級媒體的商業模式。他們常常表現得好像自己的主要任務是評論人士而非政治參與者一樣——他們可以對最新的媒體「微事件」侃侃而談，但卻完全無法解決社會面臨的大問題。
資本主義的反動轉向
也許這本書最大的缺點是，它有時過於注重表面內容。國際右翼勢力的崛起，根源在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持續深刻危機。這是統治階級無法「用舊方式統治」的表現。
這與近年來全球發生的重大變化有關。我們已經從一個時代過渡到了另一個時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已經到達極限。我們現在已經進入的歷史時期，是一個以帝國主義衝突為特徵的時期。軍國主義、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和威權主義是這種轉變的政治表現。面對危機，資產階級為了自保，日益轉向反動。「中間派」新自由主義政治人物所殘存的社會基礎，正迅速而急劇地瓦解。文化戰爭的誘餌式標題大軍必然有助於強化這些進程。但這更多的是一種症狀，而不是原因。
儘管有這樣的弱點，《少數派統治》最終還是令人耳目一新地重申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沙卡正確地指出：「我們所處的政治是社會階級力量平衡的反映」。她指出了團結鬥爭的潛力：「當人們能夠克服分歧，把他們的憤怒集中在一個向上的目標上時，沒有什麼比這更讓那些囤積權力和財富的人害怕的了。」
這是一個積極的結尾。但特朗普2.0和英國右翼勢力的崛起，特別是法拉奇領導的英國改革黨，使得這項呼籲變得更加迫切。正如沙卡所言，這並不意味著放棄圍繞身份與壓迫問題的鬥爭。事實上，這些鬥爭需要大力加強。但這確實意味著要以一種戰鬥的方式組織起來，建立團結。這意味著依靠我們身為工人的經濟實力，採取統一行動，特別是罷工行動，來實現改變。在社會主義替代看來，這意味著要迫切爭取一個新左翼政黨，而這樣一個政黨要紮根於工人階級與被壓迫者的鮮活鬥爭。這意味著為革命社會主義變革而鬥爭——而這只有在多種族、多性別的工人階級的「巨大運動」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