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工論壇的Peter Chan於2020年7月在ISA線上馬克思主義大學活動進行了主講。本文為這次主講經編輯的版本。如今是首次刊登本文。對於中共獨裁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資本主義如何在中國復辟，以及中國的資本主義形態的具體特徵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者一直都在討論、辯論。鑑於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決定性地位、及其與美國日益加劇的衝突，這些問題對於帝國主義鬥爭與階級鬥爭的展望具有重要影響。
我們可以把當今中國的性質描述為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它是一種特殊形式、很高階的國家資本主義。它複製了其他「國家資本主義」（例如新加坡、韓國以及過去的日本）經濟模式的一些特徵。但要先明確的是，中國是資本主義國家。 「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稱描述的是這種特定形式，而其本質，即國家與經濟制度的類型，是資本主義的。這不同於過去的各種左翼和宗派分子的理論，他們以為斯大林主義與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
毛澤東還說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從斯大林統治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轉變為其繼任者們統治下的「國家資本主義」，但從未解釋過這一進程是如何發生的。各種國家資本主義理論認為，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是一個龐大的單一資本主義企業，剝削工人階級。他們拒絕了托洛茨基的分析，而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主義由於其國有計劃經濟基礎，是一個工人國家，而且是一個非常畸形的工人國家。如此誤診會帶來嚴重的政治錯誤。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認為俄國與東歐的斯大林主義國家是國家資本主義，因此沒有明確地認識到20世紀90年代的反革命。他們認為這單純是從國家資本主義轉變為市場資本主義而已。事實上，包括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後，在中國發生的資本主義反革命以及官僚化計劃經濟的崩潰，對全球工人運動來說都是非常重大的挫敗。
畸形工人國家
要了解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的進程，首先我們必須回顧1949年。眾所周知，1949年的中國革命是一場規模宏大的偉大革命，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但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以蘇聯的斯大林主義獨裁統治為範本的畸形工人國家。實際上，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正在形成」的畸形工人國家——方向是明確的，但中國的社會力量使得這一進程比俄羅斯更弱、發展得更為欠缺。中國革命的階級力量與綱領並非馬克思主義工人革命，而是民族主義的、以農民為基礎的革命。因此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有很大不同。工人階級雖然支持革命，但在革命中只是旁觀者，沒有發揮積極作用。
與俄國不同， 中國工人階級從來沒有對國家與經濟有過任何控制權。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對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意識有著重要的影響。在毛澤東時代，官僚獨裁統治社會與經濟。毛澤東政權因其在社會上取得的巨大進步（特別是在其最初幾年），贏得了群眾的支持。土地改革、終結外國殖民統治、堪稱榜樣的醫療改革、教育的改善和價格低廉的住房。這些社會改革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資本主義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國有制與計劃經濟，但這些卻是建立在扭曲的官僚模式之上，而這一模式正是從斯大林的蘇聯沿襲而來的。
但從1949年起碼到1953年，中共並不想走這條道路。最初，毛澤東設想先實行資本主義一百年，然後「社會主義」才可能實現。在毛時代實現過巨大成就。1952年至1978年，中國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1.3％。今天，中國政權與全球資本主義掩蓋了這段歷史。他們說，GDP的快速增長只是從1980年代資本主義「改革開放」開始的。1952年至1978年，中國人均壽命由35歲提高到65歲，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下降到1980年的僅33%。
並非一個統治階級
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分析斯大林主義時解釋道，執政的官僚層是一種過渡的、不穩定的社會形式。它缺乏以財產所有權為基礎的穩定經濟基礎，以及統治階級的持久性。在20世紀50-60年代，中國處於更加落後與孤立的條件下（特別是在中蘇交惡之後），中共官僚比俄羅斯斯大林主義更加不穩定。這也解釋了毛時期無止盡的動亂，最明顯的案例便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這一事件當中包含了內戰特徵。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家有存在的必要。但在計劃經濟中，毛澤東-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的角色完全是寄生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說，是一種「癌症」。到了1970年代，中國的官僚層不再只是經濟發展的相對負擔，而是絕對負擔。因此，由於缺乏明確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及運動，中國革命是一場不完整且未鞏固的革命。要想捍衛革命的社會成果，唯一方法是工人發動一場新的政治革命，打破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權力，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中共政權陷入巨大危機。GDP衰退了1.5%，社會一片混亂。國營經濟運作不穩。中共官僚層受到毛澤東晚年動盪事件的衝擊，渴望安全與穩定，以確保其地位與特權，而這只有改變財產權關係才能實現，換句話說，唯一途徑是放棄國有計劃經濟、轉而實行資本主義經濟。1976年4月5日，逾百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此事被稱作「天安門事件」（注意：不要將其與1989年同樣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運動相混淆）。
對於政權、特別是其中的毛派人物，群眾廣泛地感到憤怒。中共擔心他們會在1976年被群眾推翻。1970年代末期鄧小平的上台，反映出中國官僚層和斯大林主義制度已經陷入全面僵局。鄧小平的計劃反映出他在探尋一個替代方案，而這樣一個方案建基於各種試驗與「改革」，當中包括資本主義措施。
「摸著石頭過河」
轉向資本主義並不是源自於一個精心制定的總體規劃。中共統治集團知道必須改變，但卻不清楚在哪裡改變、以及如何改變。鄧小平採取了一種他所熟知的方法，叫「摸著石頭過河」。最初，甚至在毛澤東去世之前，中共就已經開始關注斯大林主義統治下的匈牙利與南斯拉夫的「自由化」市場改革試驗。南斯拉夫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申請貸款，這一跡象顯示該國深陷困境。中共一直抹黑南斯拉夫為「修正主義」，但到70年代末時已經不再這樣講了。
早在1970年代末，中共與鄧小平就開始更多地從東亞尋求靈感。韓國、新加坡、台灣等東亞「四小龍」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的迅猛增長，成為中共改革的範本。對中共來說，一大吸引力在於這些經濟體也是一黨獨裁，但它們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基礎上。鄧小平訪問了這些國家。他說：「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麼落後。」
中共領袖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帶有些微馬克思主義內容的民族主義者。對於中國民族主義者來說，看到「小」國以及以前向中國朝貢的國家，如今以比中國快得多的速度現代化，感到不安與震驚。因此，對中共領導人來說，放棄計劃經濟、轉而採用東亞威權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從意識形態上並非巨大飛躍。
正如鄧小平的名言所說：「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中國最初的資本主義改革尚且溫和，但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改革步伐加快，並導致階級分化加劇。新的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經濟關係的發展，自有其強大的邏輯。中共高層內部形成了有意識的親資反革命階層。鄧小平宣稱他的市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這反映出中共官僚層中新興資產階級一翼的信心日益增強。
中共推行資本主義改革，大部分情況下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先在一個地區進行試驗，然後再擴大到更廣範圍。鄧小平政權首先開放外國投資，而這得益於1979年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他們允許私人公司在市場上運營，但最初的控制非常嚴格。同時，國營企業也轉型成為利潤驅動型企業。後來它們被私有化或部分私有化。目前最大的國營企業已經上市、並在股市起主導地位，但這是後話。
砸碎「鐵飯碗」
然而，親資改革並非沒有遭到自下而上的抵抗，在城市地區尤其如此。在所謂改革開放的頭十年，儘管沒有完全實施私有化，但市場改革已經為整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工人階級失去了永久的工作保障，即「鐵飯碗」的一部分、包括退休金與醫療保健服務在內。學校、幼兒園、住房，甚至電力，基本上都是由你所在的國營企業來組織的。中共用新自由主義和「撒切爾主義」的語言，指責「鐵飯碗」導致工人懶惰、「阻礙經濟發展」。鄧小平說，鐵飯碗要被「砸碎」。直到今天，中國大部分資本家仍然認為，歐洲的福利制度是這些社會陷入危機、GDP增長緩慢的原因。
1985年2月，中共取消了物價管制。他們轉向了價格雙軌制：一個是國家制定的中央配給供應價格，另一個是更高的自由市場價格。中共官僚利用手中的權力與特權，通過國家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投機來牟取暴利。消費品變得越來越難以負擔，通貨膨脹率在1989年飆升至31%以上。這是自1949年以來最嚴重的事件，也是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導火線。八九民運的核心訴求之一，就是反對雙軌制經濟中的投機行為。
然而，因為失敗的人民公社制度已經動搖了農民對計劃的信心，改革在中國農村面臨的阻力較小。在新採用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國家允許農民經營自有農場，直接買賣農產品。人民公社被解散了，這就催生了農民工這一新現象，這就帶來了龐大（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勞動力後備軍。
這使得國家能夠打破城市工人階級的抵抗。當然，地方的中共官僚能夠利用其地位，通過搶佔最好的土地與農村發展計劃，累積財富與私人資本。到1989年群眾運動爆發時，舊的中央計劃體制已經崩潰了很長一段時間。同時，鄧小平的改革方案也遭遇到越來越大的問題、遇到群眾越來越大的不滿。
這就是1989年4-6月震驚世界的七週鬥爭爆發的背景。 這場運動在右翼和左翼政治圈子都遭到廣泛誤解。這是一場朝著政治革命方向的運動，尚處於萌芽階段、且意識不夠，但規模龐大。超過300個城市爆發了大規模示威。在一些地區，發生了地區性的「天安門」抗議，市中心被佔領長達數週。這場運動幾乎推翻了鄧小平和中共的獨裁統治。但沒有明確的綱領與一個革命的工人政黨，中國政權鎮壓了這場新興的政治革命。
工國委的分析與辯論
當時，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我們國際ISA前身）誤解了這個進程。工國委將天安門鎮壓視為斯大林主義的反革命。但事實上這是錯誤的認識。總的來說，工國委的分析以及國際上同志們提出的綱領是正確的。但由於缺乏在中國的力量，我們不可能完全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
托洛茨基曾解釋道，在斯大林主義之下，工人階級是唯一能拯救計劃經濟、阻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力量。在1980年代的一段時期裡，工國委低估了斯大林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復辟的壓力。後來，根據我們對1990年代初東歐與俄羅斯局勢的分析，這一觀點得以糾正。這次糾正是導致當時工國委分裂的關鍵原因，其中分裂出去的勢力成為了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MT，如今更名為革命共產國際RCI）。
在中國，1989年的鎮壓不但沒有鞏固毛澤東-斯大林主義政權與國家機器，反而代表著工人政治革命的慘敗，以及資本主義復辟進程的快速推進。北京大屠殺之後，鄧小平與中共「元老」扶植了親資的領導層。最親資城市上海的領導人——江澤民與朱鎔基，被延攬到北京接手政權。所謂的強硬派李鵬出任總理，但1989年後政府的整體傾向比以前更親資本主義。
中共強硬派與改革派達成了共識：繼續實行獨裁統治，堅決反對任何政治改革與民主權利，同時加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同時，世界情勢也促使中共採取更大膽的資本主義政策。蘇聯和東歐斯大林政權的垮台，對中國的進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這也加速了資本主義全球化與全球範圍新自由主義的進程。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成立於1990年。如今，中國股市是美國之外全球規模最大的股市。
1992年鄧小平的歷史性南巡之後，更多國營企業被私有化並在股票市場上市。這使得更多的中共官員從官僚變為擁有私有財產與資本的資本家。同時，國營部門也出現大規模下崗失業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表示，1996年整體失業率高達21.4%。1990年代，江澤民領導時期，資本家被正式獲准加入中共。
江澤民在2002年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意味著中共黨國機器向資本家敞開大門，而這也成為中共章程和中國憲法的修正案，但這只是將一個已經在進行的過程正式講出來。到2011年，1/4的中共成員是「企業事業單位工作的管理人員與專業技術人員」。中共高層家族，即太子黨（中國特權階層的一種），擁有龐大的私人商業帝國。據報道，習近平家族擁有價值1萬億美元的資產，比貝佐斯（Jeff Bezos）富裕五倍多。《物權法》在 2007年得以通過，這是中國革命以來第一次正式恢復私有財產權。當然，私有財產權早就已經實際存在。
依賴獨裁統治的資產階級
儘管存在著官僚主義扭曲，毛時期的計劃經濟仍然很大程度上限制著執政官僚層。無論官僚偷竊多少國家財產，都不能轉化為私人財產——公司、股票和金融資產的所有權。如今，這些障礙已經消除，中共領袖親自掌控關鍵經濟領域，累積了龐大商業利益。一些觀察人士想準確指出資產階級反革命發生的歷史時刻。但現實情況更為複雜。我們處理的是歷史進程，是強大的社會矛盾和鬥爭的產物，而不是將革命或反革命視為單一的行為。
當今中國的資本主義建立在對大量廉價勞動力的血汗工廠剝削之上，而這些廉價勞動力的骨幹就是被迫離開農村的農民工。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進行殘酷鎮壓，包括禁止成立獨立工會的權利、禁止罷工權利。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最富有的10％的人控制著社會67％的財富。
現在的中共本身已不再是一個政黨，而是資本主義獨裁統治的龐大機器。中共的橡皮圖章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代表大會。2018年，中國人大代表連同政協委員，淨資產總額達到5890億美元。中國資產階級是作為中共政權的附屬品而發展起來的，與東亞其他地區的「裙帶資本家」階級的發展有某些相似之處。最強大的私營資本家與中共有密切聯繫，或本身就是中共成員。
因此，中國資產階級並不尋求挑戰現政權、也不要求激進的政治變革。中共領導人拒絕放棄政治控制，也拒絕嘗試「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自習近平上台以來，這種對「西方影響」和「政治改革」的抗拒尤其明顯。中共是否要推行民主改革，成為一個「正常」的資產階級國家，也是與工國委舊領導層長期爭論的話題。
在本系列文章第二部分，我們將探討馬克思主義者有關中國和中共階級性質的重要辯論，以及這如何影響我們對於未來群眾鬥爭的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