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人動員、國際團結，以及在委內瑞拉與全拉丁美洲進行鬥爭，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回應帝國主義的攻擊與威脅。
André Ferrari 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ISA巴西）
（本文首次發表於2025年11月3日）
美國對拉美採取的帝國主義政策中，最具侵略性和挑釁性的部分已經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回歸。美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Peter Hegseth）在接受福克斯新聞（Fox News，美國保守派媒體）採訪時直言：「有了特朗普總統，我們將收復我們的後院。」他所指的「後院」是拉丁美洲地區。
對於奧巴馬和拜登政府，赫格塞斯批評道，他們讓中國等競爭對手在拉美發展壯大，威脅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統治階級一直視拉丁美洲為其「勢力範圍」內的地區，而近年來美帝用更隱晦的言辭掩飾對該地區的干涉。奧巴馬甚至虛偽地宣佈「門羅主義」的終結。自19世紀以來，門羅主義一直在宣揚「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旨在排斥其他大國在該地區的影響。而拜登則更進一步，聲稱拉丁美洲不是美國的後院，而是前花園，說得好像這比後院好得多一樣。
自20世紀以來，拉丁美洲在經濟和政治上一直處於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地位，尤其以美國為首要的帝國主義勢力，這構成了拉丁美洲邊緣處境、和依附性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構性特徵。反對這種依附地位的鬥爭，以及爭取該地區工人與受壓迫人民的社會與政治解放的鬥爭，始終貫穿拉丁美洲的歷史。拉丁美洲的革命進程尚未完成，政治政權不穩定，並且不時出現由帝國主義和地方精英支持的反革命反動行徑。
除了這種結構性的從屬關係之外，特朗普治下的美帝國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新一波進攻也體現在貿易戰、對多個國家實施更嚴厲的經濟制裁、對各國政府施加政治壓力，以及公開鼓勵並支持該地區最惡劣的極右勢力。但當特朗普調動軍艦前往委內瑞拉沿岸的南加勒比海地區，並以打擊毒品走私為藉口，開始對該地區船隻採取軍事行動時，這場進攻的性質變得更惡劣。同時，特朗普也公開威脅要對委內瑞拉進行直接軍事乾預。
迄今為止，在委內瑞拉附近的加勒比海海域，以及在哥倫比亞太平洋沿岸，已發生16起致命的船隻襲擊事件，造成至少64人死亡。這些襲擊事件當中，目前有兩名倖存者（一名哥倫比亞人和一名厄瓜多爾人），最近一次襲擊中可能還有第三名。儘管特朗普大肆宣傳這些襲擊阻止了毒品流入美國，並聲稱「拯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但這些襲擊都是在沒有法院命令、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遇難者為販毒集團效力的情況下進行的。
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威脅與行動升級主要發生在8月以來的時期。在8月的時候，特朗普簽署了一項秘密行政命令（法令），授權美國武裝部隊以打擊所謂的「涉毒恐怖主義」為藉口，在拉丁美洲領土上進行直接軍事行動。
此後，美國已向加勒比海的委內瑞拉沿岸派遣了十艘軍艦，其中包括三艘驅逐艦、一艘兩棲攻擊艦、一艘飛彈巡洋艦和一艘核動力潛艇，以及約一萬名士兵。最近，特朗普下令將世界上最大、最現代化的航空母艦「福特號（USS Gerald R. Ford）」航空母艦派往加勒比海。該航母早前部署在地中海，該海域毗連衝突不斷的中東地區，而如今它已從中駛離並航行至加勒比海，此舉凸顯了特朗普對拉丁美洲軍事行動的重視。
10月初，就在特朗普與赫格塞斯在五角大樓與美國全體軍方領導人會晤之前，這位美國總統發表聲明，暗示可能對委內瑞拉進行地面軍事乾預，聲稱是為了打擊販毒集團。特朗普後來公開承認，他已授權中央情報局（CIA）在委內瑞拉境內進行秘密行動。
此後不久，特朗普回應了佩特羅（Gustavo Petro）的批評，指責這位哥倫比亞總統是毒販，並重申了他直接乾預委內瑞拉的威脅。在委內瑞拉問題上，美國正式認定委國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是販毒集團頭目。今年8月，美國將懸賞金額提高至4000萬美元，以獎勵任何提供線索抓捕馬杜羅的人。
在與佩特羅的衝突中，特朗普還威脅要對哥倫比亞輸美商品加徵新關稅。雖然這項針對哥倫比亞的關稅上調尚未得到證實，但這無疑是一個重大威脅。哥倫比亞是南美洲少數仍以美國為主要貿易夥伴的國家之一，美國約佔其出口總額的27%。特朗普今年稍早宣佈的加徵關稅計劃已經引發了兩國關係危機，佩特羅一直在為哥倫比亞出口商品尋找替代市場，並積極推動哥倫比亞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毒品戰爭」的假藉口
特朗普發動「涉毒恐怖主義」戰爭的政策，是他在美國國內的其中一項重要宣傳，同時也是他向其他國家施壓、威脅乃至乾預的藉口。這種姿態並不新鮮。早在1970年代初，時任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就發起了所謂的「毒品戰爭」，到了80年代里根執政時期，這場戰爭的地緣政治性質更加鮮明，並在90年代共和、民主兩黨先後執政期間愈演愈烈。
尤其在拉丁美洲，「毒品戰爭」取代了先前的所謂「共產主義威脅」，成為了推動、合理化對該地區進行乾預、操控政變、扶植軍政府的藉口。 特別是在2001年9/11襲擊事件之後，「反恐戰爭」也被帝國主義利用來特別針對中東和中亞地區進行乾預。如今，特朗普針對拉丁美洲咄咄逼人的言論中，將毒品走私和恐怖主義結合起來，同時又保留了「反共」煽動成分，而他的這些行徑發揮著與先前那些帝國主義乾預相同的作用。
在美國，毒品濫用——特別是芬太尼等類阿片藥物（opioids）使用量的增長，對社會及公共衛生確實造成不容小覷的影響。同樣，在許多拉美國家，大型販毒集團的毒品走私給該地區數百萬人帶來了暴力、痛苦和磨難的噩夢。
但是，美帝國主義及其在拉丁美洲的走狗們數十年來發起的「毒品戰爭」完全無力解決這個問題，反而加劇了該地區的暴力、鎮壓、大規模監禁、種族主義、人權侵犯、腐敗以及對國家主權的打擊。
在特朗普的鼓勵下，打擊所謂的「涉毒恐怖主義」已成為整個拉丁美洲極右翼高舉的旗幟，用以於他們所在的國家捍衛並宣揚威權主義、鎮壓與暴力。薩爾瓦多總統布格磊（Nayib Bukele），以及厄瓜多爾總統諾沃亞（Daniel Noboa）等試圖效仿布格磊的人，都成為了多國極右翼宣傳的參考對象，從而幫助他們鼓吹強硬鎮壓及威權主義。
「毒品戰爭」這種殺戮性質、毫無效果的作法，在最近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便是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的阿萊芒（Alemão）和佩尼亞（Penha）貧民窟，超過120人（均為黑人和貧民）在一天之內被州長克勞迪奧·卡斯特羅（Claudio Castro）指揮下的警察部隊屠殺。巴西極右翼勢力正利用犯罪和都市暴力問題，試圖在前總統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被捕以及特朗普對巴西加徵關稅的負面影響之後，重振其政治影響力。博索納羅之子、參議員弗拉維奧·博索納羅（Flavio Bolsonar）甚至聲稱，美國應該像在加勒比海南部那樣，往里約熱內盧海岸丟炸彈。
在哥倫比亞，極右翼正嘗試運用同樣的策略，在2026年大選中推舉一個候選人，以能夠與佩特羅支持的任何「進步」候選人抗衡。哥倫比亞的歷史深受毒品走私及其相關的腐敗和鎮壓影響，這些都是這個國家依附型、邊緣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因素，而這種資本主義制度甚至無法推行最基本的社會改革。
所謂「哥倫比亞計劃（Plan Colombia）」是美國自2000年代起與充當帝國主義走狗的哥倫比亞政府合作推行的一項行動，堪稱證明「毒品戰爭」無效的經典案例。該計劃著重於極端軍事化的鎮壓，以及強制根除古柯作物——此舉嚴重影響了小農戶的生計，並因使用草甘膦除草劑（一種致癌物質）等手段而損害了環境與健康，然而這些措施遠未能解決問題。
佩特羅在上任後不久於聯合國的一次演講中表示：「『毒品戰爭』已經失敗，並最終引發了一場奪走百萬拉丁美洲人生命的、真實發生的種族滅絕。」儘管佩特羅至今未能在國內推動結構性的轉型、也未能提出對資本主義的有效替代方案，但他這番說法的確反映了現實。
就委內瑞拉問題而言，很明顯特朗普的目標純屬政治性的，旨在推翻馬杜羅及委內瑞拉現政權。與哥倫比亞不同，向美國販運的毒品並沒有多少來自委內瑞拉。聯合國2025年《世界毒品報告》估計，哥倫比亞生產的古柯鹼只有5％試圖經由委內瑞拉走私，而絕大部分則是經太平洋運出哥倫比亞。
委內瑞拉成為美帝國主義的攻擊目標
儘管特朗普在此及其他問題上的立場搖擺不定，帶來了混亂和錯誤信息，種種跡象依然凸顯，美帝國主義當前將委內瑞拉作為優先打擊目標。
在第二任期開始時，特朗普派出特使格雷內爾（Richard Grennel）與委內瑞拉政權展開談判，格雷內爾在委內瑞拉總統官邸觀花宮會晤馬杜羅，並以更務實的姿態宣稱：「外交手段回歸了。」
結果，委內瑞拉開始接收載有從美國遣返人員的航班，而馬杜羅政權也釋放了6名因涉恐指控被關押在委內瑞拉的美國公民。雙方還就是否繼續允許美國的石油公司（如雪佛龍）在委內瑞拉營運進行了談判。這些公司嘗試向美國當局施壓，要求其對委內瑞拉政權採取更務實的立場。
然而，在那之後，由國務卿魯比奧（Marco Rubio）所代表的更強硬立場開始佔上風，最終引發了最近的行動和威脅。如果真有任何外交回歸的話，那也僅僅是炮艦外交。魯比奧的首要目標一向是促成委內瑞拉的政權更迭，無論是通過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手段。他主張以極端的外部壓力製造委內瑞拉國家機器（包括武裝部隊）內部的分裂，並扶植委內瑞拉國內的極右翼反對派。
這一路線與特朗普在2019年第一任期內企圖實施的政變政策極為相似。當時，委內瑞拉國會議長、右翼政治人物瓜伊多（Juan Guaidó）自封為臨時總統，而美國對此予以承認。與此同時，美國沒收了委內瑞拉在美國的所有資產，實施了嚴厲的制裁，並對委內瑞拉展開政治、經濟和外交上的圍堵。
此外，特朗普甚至提出可能在鄰國極右翼政府（如巴西的雅伊爾·博索納羅，以及哥倫比亞的杜克[Ivan Duque]）的協助下，對委內瑞拉領土發動軍事入侵，以支持在委內瑞拉發動政變。然而，該計劃最終失敗了。
儘管馬杜羅政權日漸被削弱、顯得十分脆弱，政府仍設法保持了對軍隊的控制（以讓步和特權來換取，但也對潛在的異見者進行了強力鎮壓），控制了國家的官僚體系，以及部分資產階級群體（從來都不穩定）的支持。這些資產階級群體當中，突出的一部分是那些圍繞該政權形成並壯大的群體（所謂的「玻利瓦爾資產階級」）。另一個關鍵因素是，「查韋斯主義」在窮人和工人階級中所擁有的歷史性社會基礎，儘管他們對馬杜羅以及社會和經濟危機感到不滿，但仍然拒絕將極右翼視為替代選項。
隨後，拜登擔任美國總統後，美國開始嘗試採取更為務實的立場；當時政變政策已告失敗，委內瑞拉難民問題不斷惡化，加之烏克蘭戰爭及其對石油市場的衝擊所形成的新局勢。圍繞「巴巴多斯協議」，一些制裁措施被暫時取消，美帝國主義一度期待能通過極右翼反對派參與選舉，在不發生制度破裂的情況下推動政權更迭。然而，這一期望很快落空。馬杜羅在2024年7月的選舉中再次獲勝，但美國並未承認這一結果。
隨著特朗普重返總統之位，主張較務實路線的人在更具侵略性和乾預性的政策面前日漸失勢。然而，即便在帝國主義強硬派的代表中，對行動應進行到什麼地步，包括是否直接對委內瑞拉進行軍事打擊或乾預，仍存在反覆與爭論。
對委內瑞拉的攻擊將進行到何種地步？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期內，針對委內瑞拉近海船隻的攻擊很可能會持續下去。這些行動在美國國內起到了宣傳作用，同時對馬杜羅施加壓力，鼓吹他的政權已經難以為繼，從而有利於異議人士和極右翼反對派。這些攻擊同樣是美國用來在拉丁美洲秀肌肉的方式；此外，在美國與中國及其盟友之間的帝國主義角力中，這些攻擊也是美國向對手展示武力的手段。
儘管充斥著威脅和咄咄逼人的言辭，但在當前階段，地面入侵並不是美帝國主義唯一可能的選項，甚至也不太可能成為其選擇。
美國上一次出兵入侵拉美國家是在1989年12月對巴拿馬發動的一次行動，由老布什（George H. W. Bush）主導，目的是推翻他的前盟友、前中情局勾結對象諾列加（Manuel Noriega）。當時入侵的理由是諾列加與毒品販運有牽連，但顯然核心問題在於對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美國希望確保的是，在將巴拿馬運河正式控制權移交給巴拿馬的過渡過程中，不會對美帝的實際控制和影響力帶來任何風險。
美軍入侵巴拿馬並未得到聯合國甚至美洲國家組織（OAS）的支持，而是直接從美國在巴拿馬境內的軍事基地發起。軍事和政治設施、機場以及其他非軍事建築都遭到了轟炸，隨之而來的是地面攻擊。據估計，約有3000人在這些攻擊以及美軍對工人階級街區的突襲中喪生。
那一年在被諾列加操縱的選舉中本應獲勝的候選人恩達拉（Guillermo Endara），於入侵發生後數小時，就在美軍基地宣誓就任新總統。幾週之後的1990年1月，諾列加最終投降。隨後，巴拿馬的政治局勢恢復了正常，但這是在美國的監視之下實現的。
1989–1990年巴拿馬的情況與當今委內瑞拉之間確實存在一些相似之處，主要體現在美帝國主義在此類情況下所採取的運作手法上（例如指控其針對的國家與毒品販運有關、指稱該國存在選舉舞弊，以及中情局介入等）。但相似之處也僅止於此。今日的委內瑞拉的局勢相比起諾列加時期的巴拿馬截然不同。
首先，美國在巴拿馬擁有強大的軍事、政治、經濟等存在，使其能夠更快速、高效地實現目標。相比之下，在委內瑞拉，儘管美國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委內瑞拉政權也存在明顯弱點，但直接的軍事乾預將困難得多，結果也難以預料。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教訓顯示，此類入侵是多麼複雜，且可能陷入使侵略者難以自拔的泥淖。
除了純粹的軍事因素之外，如果美國發動入侵，社會和政治因素也將舉足輕重。儘管馬杜羅政權已經十分疲弱，不得不依靠鎮壓來維持權力，但他仍然擁有一定的支持基礎。而在廣泛對馬杜羅持批評態度的社會階層中，他們也強烈反感美帝國主義直接干涉委內瑞拉的想法。
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入侵行動不會像對巴拿馬那樣只持續幾天或幾週。即便計劃是快速突襲捉拿馬杜羅及部分政府官員，要做到這一點、並將自己與乾預所產生的後果撇清關係也絕非易事。
這很可能在整個南美引發抵抗和動亂，甚至產生更廣泛的影響。內戰和武裝抵抗外國佔領的局面將直接影響哥倫比亞等鄰國。這將給拉美各國政府帶來壓力，並進一步加劇政治極化。此外，這種情況還將帶來更多人道主義後果，例如危機和戰爭產生的新一波難民。
此外，由於在中東和中亞的軍事行動失敗且耗費甚鉅，目前美國公眾並不支持下一場入侵。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宣傳一直強調他是個和平締造者，反對持久的戰爭（當然，這實際上是為了集中力量與中國對抗）。
雖然美軍似乎並不太可能登陸委內瑞拉，但恰恰相反，正因如此更不能排除美國採取間接攻擊或空襲的可能性。要記得在最近所謂的「十二日戰爭」中，特朗普本人就曾鼓吹對伊朗的轟炸行動。
考慮到衝突升級的程度，美軍使用無人機空襲委內瑞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其目的未必是準備地面入侵，而是為了削弱政權穩定，讓民眾相信馬杜羅政權前景黯淡，煽動異議，為政變和極右翼領導的新政府鋪路。
儘管委內瑞拉右翼處於分裂狀態、全然墮落，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仍可恥地授予了極右翼領導人、政變策劃者、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以賦予委內瑞拉潛在的替代政權以合法性。
馬杜羅的政策無益於反抗帝國主義
面對美國的攻擊和威脅，馬杜羅公開將自己塑造成反帝英雄。他試圖借用歷史上的查韋斯主義標誌性元素，哪怕這些東西在當今現實中只不過是無本之木。
委內瑞拉政府強人、內政部長卡韋略（Diosdado Cabello）公開出現在電視上，手中拿著一本關於胡志明軍事思想的書籍，以展示他們正在積極備戰。但馬杜羅政府突出的一個現實特徵，便是收回革命進程的成果——而2002年那場人民起義最終挫敗了針對查韋斯的政變企圖，觸發了這個革命進程。
面對帝國主義的制裁和攻擊以及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馬杜羅並沒有深化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革命進程，以克服查韋斯執政時期的局限性。相反，他卻反其道而行之，向外國資本做出讓步，尋求與國內大資本結盟，保障高層文官與軍官的特權，以削減開支、極低工資並且不漲工資、推行私有化等手段犧牲人民和工人階級的利益，並鎮壓一切脫離他控制的抵抗和民眾鬥爭。
在與特朗普交鋒時，馬杜羅除了高喊抵抗口號外，實際上還試圖說服美帝，宣示他的政府能夠保證特朗普想要的一切——石油、礦產、稀土資源，以及外國大資本在委內瑞拉的利潤。
據國際媒體報道，馬杜羅已承諾向美國公司開放所有現有和未來的石油和黃金項目，並給予優惠合同。此外，他還承諾將委內瑞拉的石油出口對象從中國轉向美國，並減少委內瑞拉與中國、伊朗和俄羅斯公司的能源和採礦合同。
針對委內瑞拉政權的這些意向，特朗普表示，「馬杜羅許諾獻出一切，因為他不想得罪美國。」 從這個意義上講，馬杜羅正在與馬查多等極右反對派競相向美國資本做出更多讓步。
這已經發生在了雪佛龍公司等美國公司在委內瑞拉的特許權上。蘇納貢石油公司（Sunergon Oil）剛剛開始了在全球最大之一的奧里諾科（Orinoco）油田的開採。委內瑞拉擁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儲量，佔全球已探明石油儲量的18%。它還擁有全球第八大已探明天然氣儲量。此外，委內瑞拉還蘊藏著豐富的礦產資源，包括稀土、鋰、鎳等。
近期圍繞埃塞奎博（Essequibo）地區的衝突再次爆發。該地區歷史上曾被委內瑞拉聲索主權，現在屬於圭亞那，但衝突尚未解決，圍繞這一同樣擁有極其豐富石油和戰略資源的地區的爭端依然緊張。
這筆財富，加上在與中國爭霸背景下的戰略性地緣政治經濟考量，是美帝國主義對委內瑞拉採取行動的根本動機之一。
面對特朗普的威脅，委內瑞拉政府開始動員所謂的民兵組織，據稱可以召集約450萬名志願者。然而，受軍訓的志願者遠未達到這一規模。馬杜羅近期的諸多努力並非想組織真正的抵抗，而是為了加強內部鎮壓，以遏制批評、異議或反對派，包括反對其親資政策的左翼勢力。
馬杜羅傾向於加強鎮壓，收緊政治體制。宣佈國家處於「外部動亂狀態」的新法令等同於緊急狀態，賦予馬杜羅更多權力，允許他以國防的名義，在未經國民議會同意的情況下，採取政治、經濟和軍事措施，限制公民權利等等。
群眾動員、政治獨立和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委內瑞拉並不能通過對外國資本讓步與鎮壓工人運動，來成功抵抗美帝國主義的威脅和攻擊。馬杜羅政權無力抵抗到底。
只有工人階級運用自身的鬥爭方法、制定社會主義社會改造綱領的獨立行動，才能做到這一點；而這個綱領不僅能夠激勵委內瑞拉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還能激勵整個拉美乃至美國的工人階級。
在這個過程中，委內瑞拉工人階級將能夠重拾最優秀、最具戰鬥力的革命傳統，吸取過去的教訓，從而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替代方案，以對抗馬杜羅政權及其在委內瑞拉資產階級官僚機構和各階層中的支持者。委內瑞拉人民必須在沒有帝國主義介入的情況下與馬杜羅和極右勢力算清舊賬。
必須高舉旗幟，建立獨立於政府的工人階級、貧苦人民和受壓迫人民的鬥爭組織委員會，使其能夠組織抵抗帝國主義和政府的打擊，並有能力在帝國主義入侵時武裝自衛。
面對外部侵略，必須國有化外國公司（特別是美資公司）與國民經濟的關鍵部門，將其置於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必須終止委內瑞拉石油礦產資源的私有化；同時，必須停止償還外債，並將這些資金用於保障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包括工資、就業、住房、醫療和教育；還必須捍衛工人對國防的完全控制。
在此過程中，拉美國家間與美國國內的動員和團結至關重要。反對美國干預委內瑞拉必須成為世界工人運動的旗幟。
絕不能幻想中俄集團是所謂更為溫和的帝國主義替代方案，或以為它們是制衡美國的力量。
我們不能選擇在帝國主義集團間跳槽，而應該相信，社會主義和革命政治基礎上的拉美團結將產生巨大的抵抗和變革潛力——這在與任何帝國主義陣營結盟時不可能實現。
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團結行動絕不能放棄獨立的階級立場，也必須捍衛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拉丁美洲下一階段的運動，將以反對新老極右翼政府的抵抗和動員、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為標誌。我們必須為這些決定性的鬥爭做好準備，為工人階級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反帝國主義的和國際主義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