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仁 社會主義行動
今年是六七暴動的五十週年。整件事由五月和平罷工開始，警察鎮壓將事件推向暴動，直至十二月左派分裂、疲乏，事件告終。據港英政府統計，暴動中832人受傷，51人喪生，其中15人被炸彈炸死，被捕者達4498人，其中2077人定罪。六七表現了勞苦大眾反英帝國主義的渴望，不甘忍受資本剝削以及種族歧視。然而，軍警鎮壓造成的憤怒一觸即發，但受到毛澤東錯誤的思想及鬥爭手段的影響，這股力量被誤導至恐怖襲擊和暴動的方向，失去了廣大群眾支持而形於孤立，港英統治反倒得以強化起來。
港英統治下的社會矛盾是引發暴動的主因。六十年代，工人工時極長，沒有有薪假期（連週日也沒有），被解僱時往往拿不到遣散費，社會缺乏廉價醫療及教育系統。60年代免費教育並不存在，15-19歲的年輕人中，只有13%在學校讀書。1964年，全港有近五十萬人住在山邊木屋或天台小屋。當時居住環境擁擠、貧富極為懸殊、工作環境惡劣、政府部門貪污猖獗、華人受到歧視，在此背景下66年天星小輪加價激起抗議，後來警察鎮壓挑起民憤，引致騷亂。最後一名騷亂者被殺，超過1,400名青年被捕。這可說是六七事件的前奏。
與對待文革的歷史一樣，親泛民的媒體美化英殖民地統治為自由、民主、開明的化身，片面將所有反抗者定性者為受「土共思想」洗腦的暴徒，掩蓋了工人和青年抗爭的正當性，也無視社會矛盾及警察暴力才是挑起暴動的主因。這就像中共抹黑去年旺角騷亂者為港獨暴徒一樣掩蓋事實。當年一些參與暴動的青年成為了今天建制派的一員，為全球其中一個最新自由主義的香港政府效犬馬之勞，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就因為當年派發傳單被捕。親北京建制派視六七暴動為「路線錯誤」，是他們的歷史包袱，也不敢完全否定之。前年，香港警隊修改網站上的六七歷史，被質疑企圖淡化中共和香港左派在文革的角色，就體現了他們處理這宗歷史事件的做法。當然，建制派今天變成統治集團的一員，打壓任何形式的反對運動，是已經徹底打倒了昨日的我。每當他們指責今天反中共的示威者是暴徒時，總會被公眾翻起六七的舊帳來嘲諷。
罷工、鎮壓、暴動
在1967年的五一勞動節，九龍新蒲崗的膠花廠工人不滿資方苛刻的條例發起罷工，結果資方解僱工人代表及遣散300多名工人。5月6日當工人阻止工廠出貨時，警察進行暴力鎮壓，向群眾發射催淚彈和木彈，百多人被拘捕並在警署被毒打。十天後以工聯會為首的左派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介入運動。5月底至6月初，交通服務、食品製造、零售業、紡織廠以至政府部門都爆發罷工。6月初警察射殺多名工人，並且不經審訊就拘留示威者，禁止使用喇叭廣播，禁止示威者張貼大字報。這些做法都是打壓和平示威權利和言論自由。此時示威者最多投擲物品和縱火，遠遠未稱得上是恐怖主義。6月底，左派工會發動「聯合大罷工」，得到約6萬工人響應，及後還發動了一天的罷課和罷市。
警察瘋狂的暴力挑起工人憤怒，加上在文革浪潮下工人受到毛派恐怖手段的影響，運動開始轉向恐怖主義和暴力襲擊。7月8日，共產黨民兵越境到港與港英警察爆發「沙頭角槍戰」，是暴力全面不可收拾的轉捩點。7月9日觀塘警署發生了第一次炸彈襲擊。毛派工人開始在炸彈襲擊開始對警車、「防暴隊」、警署、警崗、兵營、警察宿舍、政府機關的投彈襲擊。後來襲擊目標擴大至戲院、公園、街市等公眾地方，很多無辜平民受到威脅，後來更有孩童被炸死，令工人在輿論被定性為暴徒，失去群眾支持且孤立起來。8月商台節目主持人林彬被活活燒死，令港英的輿論攻勢更為猖獗。暴動分子在左派辦事處及學校等地方製造炸彈，讓政府有藉口擴大警察對他們據點的搜查。
在1967年9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開始超出中共控制範圍。中共開始派出解放軍恢復秩序，與此同時北京也對六七暴動鳴金收兵。12月中旬，周恩來要求香港毛派停止炸彈風潮，持續8個月的六七暴動最後以失敗告終。 暴動退潮時左派陣營陷入分裂和瓦解，很多左派領袖和示威者（不論是和平示威者和暴動分子）被逮捕和判監。毛派在香港工人階級之間的實力大大削弱，六七暴動的宗派鬥爭和個人恐怖手段令香港群眾意識與中國大陸隔離，更集中只關於香港事務。但即使如此，港英政府也要被迫推動社會改革，殖民統治才得以鞏固起來。
文革風潮的影響及中英關係
中英在六七暴動前後的外交關係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構成了北京對六七暴動的取態。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要分析這點就先要了解毛澤東政權的政治本質。毛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斯大林式的民族主義者，對他來說中國外交政策不是為了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服務，而是為了有利中共官僚在帝國主義陣營之間作出權力平衡。這是為了官僚集團提高在世界政壇上的民族地位，並且保障他們的安全和現狀。
二戰後英國明確和美國建立特殊關系的外交政策，在越南問題、中印邊界問題甚至台灣問題上追隨美國。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中共拉一派、打一派，與英國採取妥協調和態度，使它不會與美國的對華政策跟得太緊，靠得太攏。即使1949年革命後解放軍兵臨深圳河北岸，基本上可以在一夜之內接管香港，但中共決定讓英國繼續治港。原因是毛澤東希望與英國保持亦敵亦友的關係，一方面想利用香港作為通往世界的窗口，作為獲取外匯的管道和中國資產階級的聚合點；另一方面爭取英國在外交戰略上與中國妥協，例如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英國則成為了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西方大國，以求換取香港地位不變，並保障在中國的巨額投資。當時的英國正處在戰後經濟的恢復時期，加上美國強硬敵視中共，英商於是把握機會擴展在華經濟利益。這種亦敵亦友的關係形成了中共對港「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方針。
在這政治背景下，中共從沒打算真正解放香港，而只希望通過六七暴動增加對英的外交的籌碼。網媒《眾新聞》報道了美國中情局當年的一份檔案，當中中情局作出了一個相當合理的評估：「北京不希望開戰，但希望用一年時間，在港做到『澳門123事件』的效果，即雖然法律上和名義上沒取回香港主權，但實際上卻能控制香港，將港英政權架空。」六七暴動開始後，除了口頭聲援和給予少許罷工經費外，並沒有多少實質支持，正如報告總括暴動左派失敗因素之一，是「北京拒絕向英國認真施壓，或向港共提供實際援助」。
5月16日，北京舉行10萬人集會，聲討港英當局暴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亦有出席。然而不過是三個月後，當萬多人在北京英國代辦處示威者放火焚燒辦公樓時，周恩來卻譴責領導這場抗議的紅衛兵。在毛澤東的同意下，他向英國作出正式道歉，更投入巨資修繕了被燒毀的館舍。
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遠遠超出了毛澤東起初所能想像的範圍，而正如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認為，六七暴動也「是這股追求解殖的歷史慾望在長期壓抑下反彈出來的失控爆發」。的而且確，沒有文革浪潮的話香港毛派不會有自信發起一場持續七、八個月的鬥爭。但與文革一樣，中共希望將六七暴動置於官僚的黨爭和外交利益、而不是階級鬥爭的利益之下，可以讓他們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很自然地，六七暴動也成為了大陸文革中官僚權鬥的另一個戰場。正如文革出現邀進和溫和的派系，香港左派也是如此。較溫和的派別由本地紅色銀行家及富商組成，希望可以通過與英國進行政治交易走向世界。激進派是由本地底層工人和學生組成，支持用暴力，得到大陸文革「造反派」支持，他們希望通過衝擊港英統治增加在大陸權鬥的籌碼。
後果
暴動後港英殖民統治得到更大民眾支持，警察的權威大大提高，加上在經濟繁榮的背景下，港英政府有空間實施一定社會改革以買來穩定，包括1970年實施的每週一天強制休息。後來英國工黨執政時期下的麥理浩政府更推出十年建屋計劃，改善並普及化醫療服務，並在1971年開始實施小學免費教育等。然而，港英改革是被今天的資產階級媒體所誇大的，尤其在維護殖民者政治權力上沒有讓步。港督戴麟趾在暴動後停止政制改革，拒絕成立民選議會。而1974年雖然訂明中文是法定語文，但實際上中文繼續在政府部門和法律機關受盡歧視，直至1989年才用中文頒佈法律。直至1980年代中，過半數高級公務員職位仍由外籍人把持。
當年的確有很多真誠的工人和青年希望反英抗暴而擁護毛澤東思想，但錯誤的路線和鬥爭方法的使一整代的工人運動陷於迷失和孤立。左派分子和社會主義被資產階級妖魔化，群眾意識大大倒退。左派組織要麼癱瘓和分裂，要麼走向更為官僚化和去政治化的路線（例如工聯會），工人運動陷入一段時間的低潮。本土派去年的旺角騷亂雖然與六七事件有著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歷史條件，但在兩件事中騷亂都運動退潮時的一次冒進主義的反彈，在注定失敗的騷亂後運動則急速擺向保守主義。
社會主義者支持反對殖民地的鬥爭，但我們反對六七暴動中的個人恐怖主義行動。正如我們反對2016年旺角騷亂的手段一樣，因為這不是對抗政權的有效方法，反而會令群眾運動失去大眾支持，並換來國家機關的鎮壓。然而我們必須指出，在1967和2016年事件中最大暴力的來源始終是統治階級及國家機關（警察、法院等）。在港英軍警武裝鎮壓的形勢下，工人階級當然有武裝自衛的合理性，但需要的是通過民主組織的自衛委員會，由下而上決策來抵抗警察暴力、捍衛罷工及示威的方向，而非發動無差別的恐怖襲擊。工人階級的解放沒有捷徑，只能依靠集體鬥爭和自我組織才能完成。徹底官僚化的中共當時根本不能以民主及國際主義的方式來組織鬥爭，也不能爭取英國工運的階級支持，而只能由上而下操弄群眾運動，將之作為中共與資本主義政府博奕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