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偉大的革命者托洛茨基被史太林特務懦夫地暗殺的80週年紀念。托洛茨基當時在墨西哥流亡，但史太林獨裁仍然懼怕他的思想，還有以1917年十月革命的真正思想來建立個群眾性革命馬克思主義國際的潛力。
托洛茨基與同列寧共同領導了當年的革命。為了紀念托洛茨基對於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巨大政治和理論遺產，以及他在1930年代反抗史太林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可怕反動的勇毅，我們在此首次地以中文出版一系列相關文章。
托洛茨基通過對反資本主義和史太林主義的分析與鬥爭；為今天的階級鬥爭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經驗與教訓（本文是首次於2010年8月出版，內容有微調）
Per-Ake Westerlund，社會主義正義黨（ISA瑞典）
1940年8月20日，史太林僱用的殺手拉蒙·梅卡德爾（Ramon Mercader）用冰鎬暗殺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像獅子一樣與殺手進行了搏鬥，從而阻止了更多的打擊（殺手還配備了手槍和刀）。但因為冰鎬所造成的傷口實在太嚴重了，一天後托洛茨基辭世了。這次對托洛茨基的第13次暗殺，終於成功了。
他的秘書約瑟夫·漢森（Joseph Hansen）說托洛茨基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堅信第四國際的勝利–前進。」8月22日開始追悼和遺體告別會，在5天內共有30萬墨西哥人前來瞻仰。由於美國當局拒絕給予托洛茨基遺體進入美國的簽證，所以最後葬禮在墨西哥舉行。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身份是政治難民。1929年，他被史太林從蘇聯驅逐出境 。經過在土耳其和法國各逗留數年後，他於1935年夏天到達挪威，但即使是挪威的社會黨政府由於史太林當局的壓力也希望盡快擺脫他。1936年12月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納塔利婭·謝多夫（Natalia Sedova）由一艘貨船送往墨西哥，因為這是整個地球上唯一一個願意接受他的政府。
對托洛茨基的謀殺是一場單方面內戰的結果。史太林的秘密警察格別烏（GPU）和內務人民委員會（NVKD）投入巨大的資源以企圖將托洛茨基和他身邊最親密的夥伴們進行肉體上的滅絕。第四國際領導層的成員、托洛茨基的兒子列昂·謝多夫（Leon Sedov）就是在1938年2月住院期間被暗殺的。在1936至1938年的莫斯科大審判期間，列寧時代的大量布爾什維克領導成員被被指控與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合作而遭到立即處決，而當時托洛茨基和利昂·謝多夫就是被作為主要被告而缺席審判的。在隨後的相關審判中，共有800萬人被送往監獄或勞改營地。200萬人死亡，100萬人被處決。
史太林不滿足於所進行大清洗。托洛茨基比莫斯科大審判中的任何被告都更代表了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記憶。他是當時仍然唯一還倖存的俄國革命的領導人物，而史太林本人在1917年革命中只擔當了次要角色。而且也正是托洛茨基將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應用到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嶄新而複雜的世界局勢中。
1940年8月，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爭已經持續了近一年之後，托洛茨基預測的由於勞工運動推翻資本主義和其可怕矛盾的努力的失敗和由於未能防止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而將導致戰爭的爆發已經得到證實。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對史太林與希特勒簽訂軍事與外交協議進行了無情的批評。托洛茨基指出該交易將無法防止德國對蘇聯的進攻。1941年6月，希特勒對蘇聯發動了大規模軍事進攻。托洛茨基強調解決的辦法不是為與英國和美國結盟而作出重大政治讓步，而這正是史太林在遭遇德國的攻擊之後所作出的選擇。莫斯科的獨裁者於1943年解散了共產國際–從而表明國際工人階級已不再是蘇聯的主要盟友，而外國政府和外交則變得更為重要。
儘管戰爭構成了重大威脅，並帶來極大的困難；但是1938年第四國際仍然得以成立。史太林深知道托洛茨基對他的獨裁專專制說進行的馬克思主義批判具有巨大的潛在支持。
當墨西哥共產黨的兩位高層領導人瓦倫丁·坎帕（Valentin Campa）和赫爾曼·拉沃爾德（Herman Laborde）反對秘密暗殺托洛茨基的計劃時，他們於1940年3月被開除出黨。第一次直接暗殺的企圖發生在2個月後的5月24-25日。一夥武裝分子強行闖入托洛茨基的住宅用機槍向臥室進行掃射。然而此後他們試圖縱火焚燒房子和安裝炸彈炸毀房子的企圖都遭到了失敗。墨西哥警方所逮捕的嫌疑人此前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經參加國際縱隊。在當地的史太林主義者用與蘇聯相同的方法來對付左翼反對派，而嫌疑人也與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有所聯繫。
1938年，拉蒙·梅卡德爾以一個假身份開始了與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維雅·艾格萊夫（Sylvia Ageloff）的情侶關係 ，這給他提供了拜訪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南部柯亞昆（Coyaocan）市的住宅的機會。以要求托洛茨基看他寫的文章並提供意見為借口，梅卡德爾得以接近托洛茨基並進行了8月20日的致命襲擊。隨後，梅卡德爾的母親被史太林授予列寧勳章。兇手在1960年從監獄被釋放出來，隨後他居住在蘇聯和古巴，他被當時莫斯科的統治當局授予了蘇聯英雄的地位。對於史太林主義而言，這種政治謀殺是一種英雄主義行為。
但對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方法是反對資本家和官僚的鬥爭和實現民主社會主義世界的目標所必不可少的工具。
托洛茨基主義–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當工人階級在1917年10月奪取政權的時候，在全世界範圍內列寧和托洛茨基成為了俄國革命兩個最有名的領導人。隨後更發生了戲劇性和解放決定：結束戰爭、將土地從地主的手中轉讓給耕種它貧困群眾、授予那些希望民族獨立的民族自決權（芬蘭獨立就是很好的例證）、禁止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實現婦女和同性戀權利。在工業方面，工人控制得以應用，任何圖謀破壞的資本家的公司都被國有化。
只有當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強國 ──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等──與反動的沙皇將軍進行合作開始入侵時，布爾什維克和新工人政府才建立了一支軍隊。而托洛茨基則從「外交部長」成為了紅軍的領導人。
在20世紀20年代，布爾什維克仍希望不發達、貧困和遭受戰爭蹂躪的俄羅斯能夠得到其他較發達國家的革命勝利的支持。但由於這一情況未有發生，從而促使俄國國家和布爾什維克黨自身內部發展出了官僚主義傾向。其代表人物就是約瑟夫·史太林（Joseph Stalin）。對於1922年病倒和1924年去世的列寧而言，其生命中最後一場未有完結的鬥爭就是反抗已經出現的史太林主義官僚體制。這也促使托洛茨基在20世紀20年代領導的左翼反對派反對史太林。史太林的政治弱點導致其謹慎地和嘗試性地試圖尋找新的「進步」資產階級盟友。反過來，這也導致了工人階級在1923年德國革命、1925-1927年中國革命和1926年英國總罷工的決定性失敗。在這一時期，史太林增強了他在蘇聯對於政府和黨的控制力。當 1927年托洛茨基在黨大會上被開除之後，這成為了最後一屆可以表達兩種觀點的黨大會。
1929年他被蘇聯流放；在此後10多年的時間裡，托洛茨基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於一系列新現象的分析。他預先警告了來自德國納粹主義的危險，並主張兩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社會民主黨和史太林主義的共產黨應該進行聯合鬥爭以阻止納粹，但雙方都拒絕了這一想法。
托洛茨基對1931年到1937年西班牙革命中諸多錯誤的批判和提出的替代性鬥爭路線至少具有一樣的重要性。他揭露了人民陣線是如何導致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力量在內戰中贏得勝利，在當時工人階級的領導層（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自願地服從於資產階級共和派。對於工人階級而言，要贏得勝利必須要與貧苦農民和少數民族一起共同鬥爭，與資本主義進行徹底地隔絕從而實現真正的革命變革。
也許托洛茨基最偉大的理論成就就是他對於史太林主義的反動專制民族國家官僚制度的分析，雖然這一制度建立於計劃經濟的基礎之上，但卻摧毀了一切形式的工人民主。托洛茨基預測這一矛盾的狀態或將通過一場新的工人革命得以解決，或將導致資本主義的復辟，而那些所謂的「共產主義「前官僚們將會成為這場復辟的主角。
史太林主義──工人國家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蘇聯所形成的令人作嘔的獨裁制度，其自稱「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而這也是右翼反社會主義勢力所使用的主要論據。但蘇聯發生了甚麼事情？它是怎麼樣的社會？雖然史太林主義的蘇聯在20年前的1990年解體，但至今資產階級對蘇聯仍沒有貫徹的分析。他們仍然利用蘇聯政權來詆譭所有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縱使後者被史太林官僚合理地被視為他們最大的敵人。
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讓工人們獲得了政治及經濟權力。史太林和官僚集團透過政治反革命來摧毀了工人的政治權力。但在社會及經濟方面來說，國有制被保存了下來，產權關係並沒有回復到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權。這是因為官僚的權力與特權在當時仍扎根在國有制當中。因此出現的是一種獨特的情況──國家不再是資本主義，但卻是個殘暴的獨裁制度。這是怎麼可能的呢？
新生的工人國家是在一個落後的國家裡誕生，當時八成人口為農民，而農業發展也很落後。國家非常貧窮，食物嚴重短缺。自1918年國家陷入了到內戰之中，帝國主義軍隊與「白軍」將領聯手入侵。在革命後幾年，列寧就警告共產黨雖然官方地執政，但已經失去了主導發展的能力。當時的「社會主義」只是覆蓋在舊社會的一層面紗。新政權因此被迫要向農民進行妥協，並且依賴舊沙俄官僚來運轉。
列寧如此地終結當時的情況：「我們所自稱擁有的機器，實際上仍然對我們來說十分陌生，這是個資產階級和沙俄的拼裝車，而且在過去五年我們在缺乏其他國家的幫助下是不可能解決的，也是因為我們大多數時間都在『忙於』處理軍事行動和應付饑荒。」
列寧擔心官僚傾向正在布爾什維克黨中擴散，殘暴的黨總書記史太林正累積大量權力。在後來的列寧遺囑中，他要求撤換史太林。黨需要任命「另一人取代史太林同志，特別要在一方面跟他不同，就是對待同志更忍耐、更忠誠、更友善、更體諒，並且沒有那麼喜怒無常等。」
關於對工人及黨的事業不忠一點，這是對史太林的嚴重指控。在列寧逝世後，史太林主義者一直否認這個「遺囑」的存在，直到史太林死後三年的1956年。當時，這符合新一代官僚領導的利益，將所有罪行歸咎於史太林一人身上，縱使他們都是負責實行他命令的幫兇。
由於國際間工人階級遭遇一連串嚴重失敗，史太林的權力獲得提升。弔詭地，史太林自身的錯誤也導致了這些挫敗。在1925-1927年的中國革命，經驗尚淺的中共被指導要從屬於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史太林將後者稱為資產階級革命派。但這個國共聯盟讓國民黨領導得到自由空間去扼殺工人鬥爭與中共，最終革命血流成河。托洛茨基展示了史太林的政策實際上就是孟什維克在1917年屈服於俄國資產階級的翻版，當時列寧與布爾什維克堅決反對這條路線。
在蘇聯的孤立狀況下，史太林提出了「一國社會主義論」。他主張俄國配備所有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這個理論的到國家官僚支持，但同時也迎合了那些對於國際工人階級未能取得更多勝利而失望沮喪的人們。早在1920年代，史太林就宣告社會主義已經完成了「九成」。這是個令人震驚的聲稱，極端貧窮的國家維一得到強化的，僅是鎮壓機器，正是這個根據馬克思和列寧認為在社會主義下會逐漸消亡的機器。
「一國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一切相違背。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是個國際主義的政黨，清楚明白俄國革命單靠自身是不可能成功的。1920年代末，史太林政權向左轉，其目的要剷除富農的威脅，他們當時依靠市場化的經濟讓步累積了相當財富。史太林過去曾批評托洛茨基與左翼反對派的經濟計劃和自願性農業集體化的提案，現在卻專制地實行這個政策。農民被強行集體化，導致災難性的食物短缺。當局以政令及獨裁手法來實施計劃經濟。這就是史太林的「第三階段」，一段維持數年的極左政策，甚至把所有非共產黨視為「法西斯」。但在1934年，莫斯科又重新回歸到與資本主義政府進行階級合作。
政治革命的綱領
托洛茨基在1936年出版的《被背叛的革命》一書中完整地分析了史太林主義，書中展示了官僚如何透過模仿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實現快速經濟增長。但是官僚無法發展出優質的高科技和消費品。這代表官僚並不能帶領蘇聯在經濟上超越資本主義國家，而這恰恰就是社會主義的定義──比資本主義更具發展力、更發達的制度。
他解釋道，蘇聯是個過渡性的社會。必然的危機會導致新的工人鬥爭，並有爆發政治革命的可能，這是一個改變其政治制度的革命，但會保留國有制的經濟基礎。這樣的革命會粉碎獨裁制度，並引入經濟的民主工人控制，這就是邁向真正社會主義的方向。
托洛茨基與他推動下建立的第四國際，發展出俄國新工人革命的政治綱領。其核心跟1871年的巴黎的工人奪權下的巴黎公社，還有1917年布爾什維克綱領一樣。這代表所有特權會被廢除、所有官員由選舉產生、沒有鎮壓機器、輪替所有民選崗位、確保工會自由及所有不主張武裝反抗革命的政黨的自由。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資本主義復辟。托洛茨基認為這會是在官僚的領導下發生的。史太林及其繼任人只是在對他們有利的情況下，才會繼續捍衛計畫經濟，及裝扮成俄國革命的繼承者。換句話說，托洛茨基預料到了蘇聯和東歐的危機，縱使史太林主義由於二戰而比他預計的存在更久。
托洛茨基的先見之明，跟視蘇聯為不變的鐵板一塊的資產階級立場，形成鮮明對比。譬如在1980年，瑞典社民黨青年部(SSU)出版了幾十年來唯一一本書刊。書名叫《瑞典的打入主義》，並且是針對工國委支持者（當時叫Offensiv）的攻擊。書中把蘇聯描繪成「世界上政治最穩定的國家之一」，以反駁工國委同志建基於托洛茨基分析的論述，指史太林主義只能發展經濟到一定程度，而危機是必然的。
世界各地的共產黨由於俄國革命的巨大權威，而紛紛支持和跟隨史太林主義。這是唯一一場資本主義被擊敗的戰爭，這也是史太林經常提到的。各地的共產黨都更為年輕及弱小，而蘇聯的新制度縱使有其問題，依然對群眾非常具吸引力，特別是1930年代和二戰期間的嚴重資本主義危機。很多共產黨都是由一些相對新手擔當領導位置。1928年的共產國際大會的黨代表沒有一人是參加過1919年的成立大會。在全球的史太林主義共產黨內，出現了專制主義──領導層的話語是不可批評的。這些成為了捍衛蘇聯官僚政策的「領事政黨」。
對於今天的社會主義者來說，史太林主義的分析是個重要的議題。我們主張民主社會主義，也就是支持群眾革命鬥爭，和反對所有官僚和獨裁的傾向。在這個鬥爭當中，需要有群眾基礎、有意識的社會主義政黨，並組成一個真正的新社會主義國際。
左翼反對派的鬥爭
蘇聯的官僚政權要等到單方面內戰後的十年，才能實質地鞏固起來。托洛茨基及左翼反對派在俄國工人階級由著強大的基礎和支持。托洛茨基在1924年出版了《新路向》一書，當中發表了反對黨內官僚的綱領，並同時發佈在黨報《真理報》上。當時托洛茨基的位置仍然強大，史太林不敢太過公然發動組織性的手段對付他。
列寧的前夥伴卡米涅夫和季諾維耶夫在1920年代中和史太林聯手領導黨的時候，為其統治提供了一層布爾什維克的面紗。季諾維耶夫是共產國際和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而卡米涅夫則是莫斯科的黨領導。但史太林日益增加的權力導致他們二人後來也加入了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對派。季諾維耶夫後來提到他對史太林的支持，比起他1917年公開反對發動十月革命，是個更加大的錯誤。
1926-27年間，在數個狀況下足見反對派的群眾支持。數以千計的支持者舉行多次集會，抗議史太林把反對派領袖以無意義的「任務」送離莫斯科。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被革除出共產黨。挪威作家Yngvar Ustvedt引述托洛茨基妻子納塔利婭·謝多夫關於此後一個月，托洛茨基準備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的狀況：
「車站有大型集會。民眾在站著等待。有人高喊：『托洛茨基萬歲！』但你看不到他。他在哪裡呢？興奮的人群集結在安排給我們的車廂裡。有年輕人在車頂上放置了一幅托洛茨基的大型畫像。人們熱烈地歡呼。火車開始啟動。一下、又一下…火車動了些微後又停了下來。聚集民眾走到車頭前面、挽著車輛，把火車停了下來，一路喊著托洛茨基的名字。群眾間有傳格別烏的特務把托洛茨基偷運上車，並阻止他與民眾見面。車站的興奮情緒難以形容。民兵跟格別烏特務發生衝突，雙方各有受傷，多人被捕。火車要等待一個半小時才能離開。不久，我們的行李從車站被送到家裡。電話響個不停。朋友們都在想知道我們是否安全在家，車站裡究竟發生甚麼事。」
在被流放後，托洛茨基繼續反對活動。他與全俄數千名支持者通信，包括批評共產國際1928年的綱領（收錄在《列寧後的第三國際》）。革除托洛茨基的決定在黨大會中獲得通過，當時已經被史太林所牢牢操控。跟隨其後，又有1500名黨員被革除。後來，卡米涅夫和季諾維耶夫答應作出羞辱性的道歉，並「承認」他們對黨的「罪行」。這些道歉開啟了他們二人最終被史太林處決的道路。
有人會問為甚麼托洛茨基不利用他在軍隊中的支持來剷除史太林。但是，史太林主義與左翼反對派之間的鬥爭並不是軍事問題，而是政治性的。在社會缺乏強大的物質基礎下，再好的思想也是不能夠勝利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意識的青年及工人，是被反動基層的非正式聯盟所打敗的──官僚、富農、被動的農村群眾和國際資本主義。
不斷革命論
1917年的俄國革命為今天帶來重要就教訓，特別是對於前殖民世界的革命。許多國家跟俄國一樣，有著脆弱的資本主義、一小撮地主壟斷農村、未解決的民族問題，加上比例上細小的工人階級。俄羅斯在1900年代初雖然佔有地球表面面積的六分之一，但僅佔全球生產的3%。該國依賴外國資金投資，許多產業為跨國企業所擁有。沙俄政權是個巨大的障礙，但俄國弱小的資產階級害怕工人階級和農民，更大於他們對沙皇的不滿。
透過對俄國的分析，托洛茨基發展出不斷革命論。這理論指出俄國的資產階級太過軟弱，無法像1789-1810年法國大革命那樣完成資產階級任務的經典任務。其中一個任務是解決土地問題，透過廢除封建地主制度。但俄國的城市資產階級自身往往也是地主，這代表資產階級無法解決土地問題。同樣地，沙俄帝國內受壓迫民族（波瀾、芬蘭、烏克蘭）的資產階級，太過依賴中央政府，也太害怕群眾，而不願意領導真正的民族解放鬥爭。資產階級也無法推翻沙皇，並建立出任何現代政體來推動更迅速的經濟發展。
托洛茨基總結，工人階級必須要成為革命的領導。要以土地改革的綱領來把廣大的農民群眾吸引到工人一方。工人是唯一一個能夠完成資產階級民主的任務，而這個革命必然同時完成其社會主義任務。在這方面，托洛茨基比列寧更加清晰，後者在1917年提出更開放的論述「工農民主專制」，不過列寧也一直強調工人階級必須獨立於資產階級。這跟孟什維克不同，他們認為資產階級民主任務只能由資產階級在工人支持下完成。
俄國革命確定了托洛茨基的分析。從二月當沙皇被推翻，到十月期間，沒有任何一個資產階級革命任務得以實現。為了抹黑布爾什維克，諸如Peter Englund之流的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提出「人民的二月革命」，但二月革命後一戰繼續進行、土地維持在地主的手裡、飢荒惡化。直到十月革命工人奪權後，才首次地出現解決資產階級革命問題的基礎。資產階級以軍事武力回應十月革命，使得國有化工業和經濟的社會主義任務加速。
不斷革命論也顯示出社會主義革命是國際性的，不能夠在狹隘的民族國家框架內完成。俄國革命爆發後，革命出現在其他國家，特別是德國，成功的話將能夠打破俄羅斯的孤立局面，並改寫人類歷史。史太林企圖強迫經濟回歸到民族國家的侷限，並將此成為共產黨的官方政策，標誌著共產國際及蘇聯的崩壞。
反法西斯鬥爭
希特勒在1933年1月在德國上台，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一個災難性打擊。德國共產黨的領導，尤其是遠在莫斯科的國際領導，需要為未能阻止納粹承擔全部責任。
托洛茨基在其許多文章、小冊子中解釋了法西斯（還有其分支德國納粹）跟其他反動政黨或軍事政權的不同。法西斯是個在資本主義危機中發展出來的群眾運動，並組織了社會中被摧毀的中間階層──前農民、小商家、學生等。從一開始，這是個針對攻擊工人鬥爭和組織的武裝運動。其最終目的並不只是要建立反動獨裁，而且也要粉碎所有工人階級組織方式。
托洛茨基因此呼籲所有工人政黨，特別是社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阻止納粹。但兩黨的領導都拒絕這樣做。共產黨沉醉於「第三時期」（見上方），並將社民黨稱為「社會法西斯」。史太林和德共領導層並沒有認真看待納粹的威脅，而認為希特勒的權力只是短暫的。
德共當時有600萬選票和20萬黨員，還有不少武器，但在1933年1月沒有進行任何行動來阻止希特勒上台。3月，共產黨被禁止，其資產被沒收，黨員被拘捕並送到集中營。然而這些都沒有引起國際間的共產黨的任何辯論，對於托洛茨基來說，這證明了共產國際已死，就如社民派的第二國際在一戰前夕崩潰那樣，各國社民黨紛紛支持各自資產階級政府。
在德國的歷史性挫敗後，史太林直到1934年才開始警告法西斯的威脅。但這次還是沿用過去的路線，找尋資產階級政客和政府作為盟友。他與法國政府簽訂軍事合作協議。未來數年，資產階級政黨獲邀請加入其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但德國和意大利已經證明，資產階級在關鍵時期會倒向法西斯來打擊工人。托洛茨基把人民陣線稱為「破壞罷工的陰謀」，因為這樣的團結代表工人的訴求不能去爭取，更不會被提出。
在德國與西班牙，史太林主義的政策都造成嚴重失敗。史太林左搖右擺的政策迷惑並癱瘓了世界的共產黨。今天，研讀托洛茨基批評史太林主義的分析，能夠讓我們準備好反抗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右翼政治。
第四國際
托洛茨基在1920和30年代的思想大多建基於他在俄國革命的經驗。這顯示工人階級需要一個強大、民主及有政治意識的政黨。德國社民派直到一戰還是全球最主要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卻在大戰前夕屈服於民族主義。該黨在1918年更加成為反革命的一方，而當時共產黨仍太過弱小。改良主義的社民派未能指出前進道路，然而史太林主義也如是，其政策導致了國際間的失敗和蘇聯國內的獨裁。
托洛茨基自1933年起努力籌組第四國際，並在1938年的黨大會正式成立。其最大優勢在於政治。托洛茨基主義一詞原本是史太林主義者的攻擊術語，但現在已經成為了個擁有獨特階級綱領的政治潮流。在《過渡綱領》中，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總結了他們在之後大戰和國際社會主義的綱領。
但同時，第四國際包含了許多細小的組織，他們許多遭受史太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嚴重攻擊，亦由來自社民派官僚和國家的打壓。許多托派領導在1930年代末和二戰期間被謀殺。雖然如此，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在部分國家建立了群眾基礎──斯里蘭卡、越南、玻利維亞。而在其他地方，譬如瑞典，則缺乏托派傳統。
在二戰後，被稱為第四國際的組織是一堆缺乏經驗和托洛茨基領導的團體，他們犯下了許多錯誤。其中典型的，是他們傾向於「新運動」──支持南斯拉夫的鐵托、毛主義、學生運動、崇尚游擊戰等。他們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主張工人階級的關鍵角色，他們也調低了革命綱領。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是個建基於托洛茨基、馬克思、恩格斯、盧森堡和列寧分析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我們介入我們時代的鬥爭和辯論，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嶄新的馬克思主義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