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法西斯聲稱民族”神聖利己主義”是唯一的創造性因素。在把人類歷史簡化為民族的歷史之後，德國法西斯進一步把民族簡化為種族，把種族簡化為血統。此外，在那些政治上還沒有興起–或更確切地說是蛻化為–法西斯主義的國家中，經濟問題越來越被迫納入到民族的框架中。並非所有的國家都有勇氣在它們的旗幟上公然寫上”獨裁”二字。但各地的政策的都正在盡可能地像種族隔離一樣把民族生活與世界經濟疏離開。僅僅20年前，所有的教科書都說，產生財富和文化的最強大的因素是基於人類在自然的和歷史的條件下發展所形成的世界範圍內的勞動分工。但現在變成了世界範圍內的交流是所有不幸和危險的來源。回家吧！回到民族家園中吧！我們不僅必須糾正美國海軍佩裡將軍打破日本傳統”專制”統治的錯誤（譯者註：日本歷史上著名的”黑船來航”，美國海軍准將佩裡（Matthew Perry）率領4艘炮艦於1854年強迫日本開放貿易）；同時還必須糾正克裡斯托弗-哥倫布所犯下的更大的錯誤，是他使得人類文明領域如此過度擴張。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發現的”民族之不朽價值”正與19世紀所創造的”虛偽的價值：民主和社會主義”進行著決死對抗。由此我們進入了與舊的初級讀物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中；更糟糕的是，步入了與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中。只有惡意的無知才能在民族和自由民主之間形成如此鮮明的對照。事實上，現代歷史上以荷蘭獨立鬥爭為肇端的所有解放運動都兼有民族和民主的性質。為將被壓迫和被分裂的民族喚醒，從而使他們的鬥爭統一起來而擺脫外族統治；如果沒有一場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是不可想像的。法蘭西民族就是在18世紀末所爆發的民主革命風暴中得以統一。而意大利和德意志兩個民族國家也是從19世紀的一系列戰爭和革命中所形成的。而美利堅民族的強有力發展也是始於18世紀的起義而得自由之洗禮，後於內戰中北方對南方的勝利而得以最終保證。即非希特勒也不是墨索里尼發現了民族。現代意義上的-或更確切地說資產階級意義上的-愛國主義是19世紀的產物，法國人的民族意識也許是最保守和最穩定的，但它恰恰就植根於民主的傳統之中。

世界經濟的增長

但是，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早已推翻了中世紀的”排他主義”，也不可能止步於民族的邊界。世界交流的發展和民族經濟的形成是平行發展著的。這種發展的趨勢-至少對發達國家而言–通過經濟重心從國內市場向國外市場的轉移而得以表現。19世紀是以民族的命運和經濟生活的命運相互的融合為標誌，但我們這個世紀的基本趨勢卻是民族和經濟生活之間日益增長的矛盾。

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其中最有活力的一個因素。在19世紀中葉，德國人認為自己被圈禁在幾十個封建邦國的籠子之中。德意志帝國建立後不到40年，德國工業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被嚴重窒息。世界大戰（譯者註：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根源之一是德國資本在爭取突破到更廣泛的領域。希特勒作為一個下士在1914年至1918年參與的鬥爭的目標不是統一德意志民族，而是在著名的”統一歐洲”的口號下為建立超民族的帝國的計劃而戰。如果歐洲在德國軍國主義的統治之下統一起來，歐洲將需要為完成一個更大的任務-統一整個地球-而成為練兵場。

但是德國並不例外。她只是以比其他民族的資本主義經濟更激烈的和更具侵略性的形式表達而已。這些趨勢之間的衝突導致了戰爭。確實就如所有的歷史宏劇一樣，戰爭所導致的諸多方面的歷史問題也附帶地促進了歐洲較落後的部分-沙俄和奧匈帝國-的民族革命。但這些都只是對已經過去的一個時代的遲來的回聲罷了。從本質上講，這場戰爭是帝國主義性質的。試圖用致命的和野蠻的方法解決歷史進步發展的問題-即把世界範圍的勞動分工形成的各地區經濟生活組織起來。

沒有出路

不用說，戰爭並沒有成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相反，它使得歐洲的分崩離析變得更為嚴重。這加深了歐美之間的相互依存；但同時，也加深了他們之間的對立。它推動了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同時也在殖民地市場中加深了中心城市間的相互依賴。由於戰爭，過去所有的矛盾被進一步激化。在戰爭結束後的前幾年裡，當歐洲處在美國的援助下從上到下忙著恢復其被破壞的經濟，人們可以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恢復的生產力必然意味著重新興起導致這場戰爭的所有邪惡因素。當前的危機綜合了過去所有資本主義的危機，也標誌著民族經濟生活的危機。

國際聯盟試圖將軍國主義的方式轉變為外交的方式來解決戰爭未能解決的任務。魯登道夫（譯者註：裡希-魯登道夫（Eric Ludendorff）德國元帥）未能用劍”統一歐洲”，布里昂（譯者註：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 Briand），法國外交家，國際聯盟發起人之一）企圖用如飴的外交手段來建立”歐洲合眾國”。但是，一系列無休止的政治、經濟、金融、關稅、貨幣會議所展現給我們的是，在時代所賦予的不可推延和急迫的任務面前統治階級無恥的破產。

理論上這一任務可以歸納如下：當要確保所有居住在歐洲的人都能享有文化發展的完全自由之時，歐洲又如何得以保證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統一的歐洲如何融入整合的世界經濟之中？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也許並不是將民族神聖化，而是與此相反，需要完全解放民族國家強加給生產力的束縛。但是，歐洲的統治階級由於軍事和外交方法均遭破產而士氣低落，從相反的方向來處理今天的任務；也就是說，他們企圖用武力使經濟從屬於過時的民族國家。古代希臘傳說中，強盜們將人置於床上而鋸成一致尺寸的故事正在以更大的規模重現。不是給現代技術提供更大空間使其發揮，而是統治者把活生生的經濟有機體切分為碎片。

在最近的一次施政演講中，墨索里尼歡呼”經濟自由主義”的死亡 ，即自由競爭專制統治的死亡。這個觀念本身並不是一個新問題。自把自由競爭打入冷宮之後，早已進入了托拉斯、辛迪加和卡特爾的時代。但托拉斯比自由資本主義的企業更難以與受限制的國內市場調和。隨著民族的市場從屬於世界經濟，壟斷相應地吞噬著競爭的份額。經濟自由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同時成為過時的東西。試圖通過接種民族主義屍體上的病毒上來挽救經濟生活最終導致的是”血液中毒”-法西斯主義。

人類希望使用最少的勞動付出而獲得數量上盡可能多的產品推動著歷史的發展。這一促進文化發展的物質基礎也為我們評價社會制度和政治綱領提供了最深刻的標準。勞動生產力的法則對人類社會來說猶如萬有引力法則對於力學一樣重要。”年久失修”而喪失社會功能的舊社會形態的消失只是體現了殘酷的社會法則，該法則決定了奴隸制取代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封建制取代奴隸制、僱傭勞動制取代封建制的歷史進程。勞動生產力的法則從來不是呈線性發展，而是以一種更為矛盾的方式向前推進，忽而高歌猛進，忽而曲曲折折；甚至會陡然間跨越地理意義上、人類學意義上的尺度，而突破舊有”規則”的限制。

19世紀實現勞動生產率最有效的主要形式是自由競爭，這使得資本主義經濟在週期性波動中保持動態平衡。但是，恰恰是因為競爭的進步作用導致了駭人聽聞的托拉斯和辛迪加的集中，而這又意味著經濟和社會矛盾的集聚。自由競爭就像母雞一樣最終發現從蛋中孵化出的不是小雞而是一條鱷魚，也難怪她無法掌控她的後代！

經濟自由主義完全過時了。這就好比莫希根人(譯者注:美國印第安人)對於自然界中各種力量會相互自動轉化的信念越來越淡。需要新方法去使得摩天大樓般的托拉斯能符合人類的需求。社會和經濟結構必須發生徹底的變化。但是，新的方法會與舊的習慣產生衝突，更重要的是會與舊的利益產生衝突。勞動生產力的法則會痙攣般突破它自己所產生的障礙。這也就是現代經濟體系危機的核心所在。

一個悲劇性的悖論

保守的政治家和理論家不知道民族和國際經濟的破壞性傾向，傾向於得出結論認為技術的過度發展是目前罪惡的主要的原因。很難想像一個更悲慘的悖論！法國政治家和金融家約瑟夫-卡約（Joseph Caillaux）在機械化的過程中，看到人為的局限性中拯救之途。因此，自由學說的開明的代表們從100年前搗破織造機的無知的工人的情緒中突然得到了靈感。如何使得經濟和社會關係與新技術相適應的發展任務被顛倒過來成為如何限制和削減生產力以使之適應舊的民族界限和舊的社會關係。大西洋兩岸絞盡腦汁設法把鱷魚放回雞蛋。超現代化的經濟民族主義無可挽回地注定了其本身的反動性質，它阻礙和降低了人類的生產力。

該封閉經濟政策意味著人為地限制這些能夠成功地給其他民族經濟和文化提供養分的工業部門，這還意味著人為扶植那些在民族土壤上缺乏有利條件進行增長的行業。經濟自給自足的幻想在兩個方向上產生巨大的間接支出。除此之外是通貨膨脹。在19世紀，黃金作為一種普遍的等價物成為名副其實的所有貨幣體系的基礎。脫離黃金標準比關稅壁壘更為成功地把世界經濟撕裂成碎片。通貨膨脹本身就是內部關係紊亂和民族之間的經濟關係混亂的反映，通貨膨脹加劇了混亂，並幫助把它從功能性的缺損轉化成有機性的。因此，”民族”貨幣體系使得險惡的經濟民族主義工作圓滿完成。

該學說最勇敢的代表們用民族的前途來自我安慰，在封閉的經濟體系下會變得更加貧窮,變得更加”統一”，世界市場的重要性在下降，與外部衝突的理由也將減少。這種希望只能證明獨裁的教條是完全反動的和空想的。事實是，民族主義滋生之地也是今後衝突的可怕實驗室，帝國主義已經像一隻飢餓的老虎一樣縮回到本民族的巢穴以便聚集自己的力量進行一次新的跳躍。

資產階級的理由

實際上，似乎立足於”永恆的”種族法則的經濟民族主義理論只是表明了世界危機事實上是多麼令人絕望-這是將不得不做的事情偽裝成大發善心的又一個經典案例。正如失事列車上的旅客在荒廢的小車站中坐在光禿禿的長椅上戰慄，卻不得不盡可能保持堅忍以互相撫慰他們正在遭受創傷的身心。但是，事實上這些人都夢想著能有輛火車將他們帶到一個新的地方，在那裡他們可以在乾淨的床單上舒展他們疲憊不堪的身軀。所有國家的商業界現在唯一的指望是在本民族市場這張木板硬床上支持下去， 無論如何要生存下去，即使處於昏迷的狀態中也要生存下去。但所有這些被迫的自苦者們嚮往的是一個新的世界”轉機”，一個嶄新的經濟階段。

這一嶄新的階段會到來嗎？由於當前的整個經濟體系結構性擾亂，如果這不是完全不可能，那至少進行如此的預測也是困難。舊的工業週期，如健康身體具有穩定的心跳和脈搏。自從大戰以來我們不再能看到經濟秩序的有序；舊心臟出現了心率不齊。此外，還有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在無休止的利益面前和社會的危險的驅使下，政府採取緊急措施干預經濟領域，但在多數情況下它本身不能預見其影響。即使不考慮有可能爆發新的戰爭，戰爭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擾亂基本經濟力量的發揮作用以及有意識地計劃控制，但我們可以預見到從危機和蕭條趨向復甦的轉折點，無論在英格蘭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在美國是否已出現復甦的跡象，但時間會證明第一批燕子們並沒有帶來春天。危機破壞性的作用如果還沒有達到其頂點，那麼它就一定會達到這一頂點，即貧困的人類需要大量新的物品。煙囪將重新，車輪將重新轉動。只有當復甦達到足以明顯時，商業界才回擺脫昏迷而且迅速忘記昨日的教訓，將自我否定理論及其作者們輕蔑地拋棄到一邊。

但是，即將來臨的復甦將對解決目前的危機則將是一個最不切實際的妄想。童年時、青壯年時和衰老時的心跳的頻率是截然不同的。在資本主義的上升階段，接連不斷的危機有著短暫的特點和臨時生產的下降，而在下一階段就能得到補償並且補償的比原來還要多。現在卻不是這樣。我們已經進入一個經濟復甦曇花一現，而蕭條變得越來越深重的時期。瘦牛不知疲倦地吞噬著，但肥牛卻仍然飢腸轆轆而叫個不停。

一旦經濟氣壓的指數繼續上升，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到那時都將變得更加具有侵略性而且毫無耐心。爭奪國外市場的鬥爭將變得空前尖銳。專制所具有優勢的虔誠的想法將立刻被拋在一邊，實現民族內部和睦的傳說也將被扔進廢紙簍中。這不僅適用於帶有爆發性的德國資本主義或遲來的卻貪婪的日本資本主義，而且還適用於儘管有著新的矛盾但仍強有力的美國資本主義。

美國代表了最完美的資本主義發展類型。其內部相對均衡和似乎取之不盡的市場保證美國對歐洲具有決定性的技術和經濟優勢。但其干預世界大戰的事實卻說明內部平衡已經被打破。由戰爭引入的美國結構所帶來的變革影響了全世界同時也給美國資本主義本身帶來了生死存亡的問題。有充分證據表明，這個影響具有極端的戲劇性。

勞動生產力的法則在北美和歐洲的相互關係中具有決定性意義，並總體上決定了美國未來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國佬適應勞動生產力法則的最高形式被稱為儲運、標準、或大規模生產。看來阿基米德撬動世界的槓桿支點已找到。但是，舊的星球拒絕轉動。每個人保護自己以反對別人，用關稅壁壘和刺刀藩籬來保護自己。歐洲既不購買任何商品也不支付任何債務，相反還進一步武裝自己。飢餓的日本用可憐的五個師就控制了一個國家。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面面對低得多的技術所形成的障礙似乎突然無能為力了。勞動生產力法則似乎失去了力量。

但是，這只是看起來如此。人類歷史的基本法則必然會對派生的和次級的現象進行報復。遲早美國資本主義會以我們整個地球的長度和廣度為標準為自己開闢道路。通過什麼方法？通過所有的方法。生產力的高係數也意味著破壞性力量的高係數。我鼓吹戰爭嗎？絕對不。我不是鼓吹什麼。我只是試圖分析世界局勢，並從經濟機制中得出結論。當他們的觀念或偏見與事實以及趨勢發生矛盾的時候，沒有什麼比”鴕鳥政策”的躲避心理更為嚴重怯懦和糟糕的。

只有在世界發展的歷史框架內，我們可以指出法西斯主義的適當位置。它並不具有什麼創意，也沒有什麼獨立性。其歷史使命可以簡化為理論的荒謬和經濟實踐的僵局。

經濟民族主義在它的時代促進了人類的向前發展。即使是現在，它仍然能夠在東方的殖民地民族中發揮進步的作用。但是，腐朽的法西斯民族主義為世界舞台準備了火山般爆發的巨大衝突，結果只有毀滅。我們在過去25或30年裡在這方面的擁有的所有的經驗與迫在眉睫的地獄樂章相比將只是田園詩的序曲。這一次，它帶來的不再是一個暫時的經濟衰退，而是完全的經濟崩潰和整個文化的毀滅，除非艱苦奮鬥而富有思考的人類能夠及時駕馭生產力的韁繩並在歐洲和世界範圍內上正確地組織所有力量（以防止這一局面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