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派（托派）領導的利物浦工黨市議會選舉勝利40週年
訪問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成員、1980年代戰鬥派於利物浦的全職組織人員Laurance Coates
傳奇般的戰鬥派領導的市議會在利物浦（當時是英國第五大城市）上台，已過去40年。1983年5月5日，工黨在利物浦地方選舉中獲勝，增加了12個席次，工黨得票率增長了40%。當時戴卓爾（Margaret Thatcher）保守黨政府於全國各地的得勢，這成為了一個驚人的例外。
當時的利物浦工黨是由托派的「戰鬥派」（Militant Tendency）所領導，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和我們的英威蘇（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支部也都源自戰鬥派。以社會主義政策為基礎、拒絕接受保守黨破壞就業機會和實施緊縮政策，我們在利物浦的選舉勝利為20世紀末英國最重要的其中一場工人階級鬥爭奠定了基礎。 在此，我們重新發布ISA瑞典支部黨報《進攻報（Offensiv）》於2004年對ISA成員Laurence Coates的訪問。文本經過編輯。Laurence Coates是1980年代戰鬥派在利物浦的全職組織者。
利物浦的鬥爭與今天有什麼聯繫？
利物浦的鬥爭展示出，在有個為了捍衛工人利益而進行真正鬥爭的一個政黨和一個領導時，我們能贏得什麼。當時和今天一樣，地方政府正在實施一系列緊縮、私有化或提高地方稅務以彌補中央政府削減撥款。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當時還未有這個字眼）。但利物浦不一樣。
利物浦市議會拒絕執行戴卓爾政府要求的削支政策。市議會政策、綱領以及至關重要的鬥爭過程中的策略，均由利物浦戰鬥派的力量決定。與批評我們的人散佈的謠言（聲稱馬克思主義者只參與他們控制的鬥爭和運動）相反，利物浦的工黨市議員有工黨左翼，甚至也有工黨某些右翼分子。事實上，戰鬥派的同志在人數上總是處於少數，但我們的政策和行動方案在大部分情況下都獲得通過。
如今，大部分國家的「左翼」政黨已成為「預算原教旨主義」的追隨者，堅持要達致收支平衡甚至追求盈餘。馬克思主義者並不主張在資本主義經濟實行赤字預算作為總體戰略，我們的替代方案是將大公司和銀行國有化並對其進行民主計劃。但在當時地方政府的情況下，我們認為利物浦應該實行赤字預算（即收不抵支），然後發起群眾運動迫使戴卓爾政府提供額外資源。
1983年5月，依靠與工黨在英國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綱領，工黨在利物浦市議會選舉一反全國趨勢，取得勝利。
有什麼不同之處呢？
首先，利物浦的工黨市議會實際上履行了選舉承諾。它承諾了取消由自由黨（自由民主黨前身）領導的前任政府推動的裁員2000人的計劃，而當選後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與當地保守黨在這座城市聯合執政十年的自由黨也完全凍結了公屋的建設。
我們啟動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要建造 5000 套新住房，在接下來的四年裡，利物浦將建造比英國所有其他地方當局加起來還要多的公屋。這一計劃創造了1.2萬個建築行業工作崗位。要記得，當時利物浦的男性失業率為 25%。該市某些地區的青年失業率高達 90%！至於住房條件，即使是戴卓爾夫人的部長詹金（Patrick Jenkin），在1984年造訪這座城市進行談判時，也承認他從未見過這樣的情況——他（對於當時惡劣的住房條件）感到震驚。
我們將市議會僱員的最低工資提高到每週100英鎊（為薪資最低的4000人加薪），並將每週工作時間從39小時削減到35小時，同時不減薪。雇用3萬多名工人的市議會是該地區最大的雇主。市議會工人工會是鬥爭的關鍵部分，擁有前所未有的控制權，包括提名一半候選人擔任新工作的權利。
我們曾經開玩笑說，我們革命者是唯一仍存的「改良主義者」。我們可以拿在利物浦通過鬥爭取得的大規模改革，與工黨領袖等改良主義者的記錄相比較。工黨領袖拋棄了為工人階級利益而進行的一切認真的改革承諾。
社民派聲稱「托派把利物浦搞到破產」⋯⋯
那只是個謊言！正是戴卓爾政府的政策差點把利物浦搞到破產。戴卓爾夫人削減對地方的撥款，意味著利物浦的財政自1979年戴卓爾政府上台以來少了3400萬英鎊。
保守黨政府想逼迫地方選舉中當選的政治人物進行鉅額削支。假如利物浦當時跟隨中央政府的腳步，我們在1984年的預算會比1980-81年萎縮11%。這意味著為了收支平衡，要再削減6000個市政工作崗位。
工黨全國領導人口頭上反對戴卓爾，但實際上卻什麼都沒做。他們告訴工黨地方議會「無論你們做什麼，都應當遵守法律」。遵守法律意味著，如果地方議會任意實施收不抵支的預算，可以被罰款甚至被解散。當時利物浦的議員們則說，我們不是多麼想可以違法，但是我們寧可打破惡法、也不可打壓窮人。
所以錢從哪裡來呢？戰鬥派反對上調地方稅率⋯⋯
當時，為了避免削支，許多工黨地方議會上調地方稅率，在某些情況中，上調的幅度還相當大，但這反而被保守黨利用來打擊工黨支持度。我們說這不是真正的替代方案，因為這同時會打擊工人階級家庭。如今，在很多國家和地方政府在削支和（給工人群眾）增稅之間二擇一時，我們也是持這種觀點。我們反對提升地方稅率來補償政府的現金限額。我們的替代方案是爭取更多的資源。
1984年，戴卓爾推出新的「地方稅限制法」，規定如果地方議會將向市民徵收的稅率設定高於中央政府的限制，將會受到處罰——這條所謂的退路就被這個新法切斷。在利物浦，我們採取的作法是，按照通貨膨脹率，較溫和地調升稅率，因為這是為擴充議會的服務提供資金。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僅僅為了填補中央政府削支所帶來的財政缺口而調升稅率。
市議會——特別是哈頓（Derek Hatton）和穆赫恩（Tony Mulhearn）等「戰鬥派」支持者、鬥爭的主要領導者——解釋道，戴卓爾政府偷走了利物浦和其他城市數以百萬英鎊計的國家撥款。「還我3000萬英鎊！」成為了運動響亮的口號，深入全英人口的人心。
1985年9月24日《每日郵報（Daily Post）》的一項民調顯示，在利物浦這個50萬人的城市中，60%支持應當從中央政府中取得更多的資源。只有24%的人反對。同一份民調顯示，有74%的人更表示，假如市政工人準備發動罷工支持市議會，他們可以容忍學校和垃圾收集等服務中斷。要記得，當時有著中央政府、媒體（甚至之後還有工黨全國領導層）對戰鬥派和利物浦發動的歇斯底里恐嚇行動。不止一次，戴卓爾威脅她將中止利物浦的地方民主，甚至要出動軍隊。但我們仍然贏得這座城市工人階級的支持。
你們是如何建立支持的？
工黨右翼辯稱，「戰鬥派」和托洛茨基主義的綱領和思想永遠不可能得到群眾的支持。他們說，我們的「極端主義」會把人嚇跑。但在利物浦，大家都很清楚誰才是真正的極端份子——正是戴卓爾和推動削支的勢力。當然，他們攻擊我們是極端主義者。但正如一封致函至當地報紙的信所寫，人民不為這些抹黑所影響。該封信寫道：「我不知道托洛茨基是誰，但從利物浦所修建的這麼多房屋看來，他一定是個瓦匠！」
我們一直都明白，這場鬥爭必須從議會內（地方議會大廳）轉移到街頭、工作場所和住宅區。我們只有通過動員工人階級作為地方議會的後盾，才有可能迫使戴卓爾讓步。比如，在1984年3月29日，即預算案實施日，我們發動了一天的總罷工。
塔夫（Peter Taaffe）在他與穆赫恩合著的出色的鬥爭史書籍《利物浦是一座敢於戰鬥的城市（Liverpool a City That Dared to Fight）》中寫道，這是「英國歷史上最大的全市範圍總罷工之一」。當天，5萬人在市政廳游行，以支持市議會的立場。從這時起，市議會的策略——拒絕緊縮或實施大幅上調地方稅——得到了群眾的支持。 與其他資產階級媒體一樣，對這場鬥爭懷有敵意的《利物浦迴聲報（Liverpool Echo）》，在其頭版刊登了一張巨大的遊行照片，標題為「群眾進行曲」。
是如何成就一場規模巨大的動員的？
這場罷工和遊行是數個月群眾運動的成果：全城群眾集會、在工廠閘外集會、上門家訪爭取支持和派發傳單。我們知道我們不能依靠資產階級媒體正確報導我們的立場。利物浦工黨在預算實施日前，發放了18萬份自己發行的報紙《不是利物浦迴聲報（Not the Liverpool Echo）》。在我們做這些事情的同時，工黨全國領導層不是去鼓勵鬥爭，反而敦促利物浦將地方稅提高60%！
你們相信單靠一個城市的力量 便可贏得勝利嗎？
不，我們採取了具體的步驟以爭取全國乃至國際的支持。全球各地的同志們都來到利物浦幫助我們。在比利時希素球場慘劇（Heysel Stadium disaster，在對賽雙方為英格蘭利物浦和意大利祖雲達斯的一場比賽中，球場部分圍欄倒塌，39名祖雲達斯球迷死亡）後，市議會領導人聯繫了意大利都靈的工人組織，並組織了官方訪問，探討兩座城市工人都面臨的問題。我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正正遭遇一場惡毒的全國媒體對我們的抹黑，對我們的指控當中，包括控訴利物浦人
我們特別在與其他市政工會（特別是倫敦市政工會）建立聯繫方面取得相當的成功。來自利物浦的代表到全國各地的會議上發表講話。「戰鬥派」組織了很多大型會議。 在1984年夏季，我們贏得了中央政府的讓步，獲得1600萬英鎊的政府資金，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在3月開始的礦工罷工。
戴卓爾知道她不可能兩線作戰，因此決定先集中對付礦工。 一些左翼批評我們與中央政府達成協議，特別是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稱這個協議是「出賣」行徑。但這從來不是礦工們的想法；從他們的角度看來，我們的勝利是一個巨大的鼓舞。我們總歸要證明，如果工人階級有一個堅定的領導和正確的綱領及戰略，是可以戰勝戴卓爾的。
當時我們贏得重大讓步，而我們幾乎不可能武斷拒絕政府提出的讓步、並繼續鬥爭。否則，那樣做的話，利物浦的工人會懷疑保守黨對我們的抹黑是真實的，即戰鬥派有一個密謀計劃：不惜任何代價，純粹搞對抗。
運動的領導層與其他團體之間是否存在緊張關係？你們是如何保持聯合陣線的？
最終，當工黨全國領導人開始使用史太林主義方法、封殺利物浦地區工黨組織時，分裂確實出現了。但在鬥爭的第一階段，即1983-85年，在我們的訴求和我們的運動策略背後的群眾壓力，讓批評者只得保持低調。
我們證明了，將一個非常廣泛的群眾運動團結在馬克思主義的戰鬥口號和方法下是可能的。這在今天很重要，因為在反戰和反種族主義等鬥爭中，一些人指責我們嚇跑了潛在的支持、「過於政治化」。
這類批評讓我們回想起史太林主義共產黨在利物浦的所作所為。他們站在運動一旁，聲稱戰鬥派的「宗派主義」局限了整場運動的范疇。他們想要廣泛的聯盟，包括教會、工黨右翼領袖，甚至保守黨的某些份子。最終他們求仁得仁，與保守黨與工黨領導層聯合在一起，反對利物浦地方議會、反對群眾鬥爭，反對在1983-87年間所取得的鬥爭成果。
統治階級對於利物浦鬥爭的勝利有何回應？
戴卓爾無法用民主的手段打敗戰鬥派和利物浦市議會。在那個期間，我們勝出了每一次選舉。1983年大選中，這座城市47%的選票（128,467張）流向工黨。經歷四年密集的鬥爭後，接下來1987年大選，工黨得票率增至57%（得票數增至155,083）。
利物浦47名工黨議員戰鬥至最後一刻，最終因上議院這一封建殘餘發動司法政變而被革職。順便提一下，這就是資本家要維持君主制和上議院等非民主機關的理由。
但這場打擊利物浦的政變，是在戴卓爾聯合起工黨全國領導層，才得以發動的。超過50萬英鎊的罰款和堂費強加在這47名議員身上，這些錢是通過工人運動募款才得以付掉的。
當我們和保守黨戰鬥之際，工黨領袖金諾克（Neil Kinnock）展開了針對我們的第二條戰線。 利物浦工黨被解散，然后又在威權專制領導之下重建。「戰鬥派」支持者被開除、不得再成為工黨候選人，而且受到前所未有的抹黑。
順便說一下，金諾克指責我們採用不民主的方法、涉嫌腐敗，而他後來去了布魯塞爾的歐盟委員會。歐盟委員會在1999年因大規模腐敗醜聞而集體辭職。金諾克聲稱工黨要想勝選、執政，必須走他的「溫和」路線，但他在任黨魁的時期，從未帶領工黨贏得哪怕一場大選。並且，他能被大家記住，很大程度上只因為他在1985年的會議演講中以真正的史太林主義格調誹謗利物浦和戰鬥派。想像一下，像這樣的人對利物浦議員指指點點，而利物浦市議員們唯一的「罪行」，就是為就業和公共服務而戰。
這些攻擊對於工會有何影響？
在利物浦反戰鬥派的舉動在工黨內部漸漸演變成一場政治反革命，最終工黨在貝利雅手上墮落成一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政黨。野心家們和史太林主義者從一開始就反對我們的政策，但這些人非常孤立。金諾克和建制將槍頭指向戰鬥派和利物浦市議會時，亦為那些追逐名利的野心家和史太林主義者壯膽。
當時出現的一個問題，便是所謂的「黑人小組（Black Caucus）」的反對聲音——他們是一個中產階級團體，他們自認為利物浦黑人社區的領袖。這個團體成為工黨右翼和媒體的焦點。當然，他們當中沒有人對黑人委員會僱員和工會運動人士的意見感興趣，但這些人才是在群眾鬥爭中發揮關鍵作用。利物浦工會官僚中的一部分人支持並鼓勵黑人小組。
這個團體攻擊利物浦市議會，因為市議會任命戰鬥派支持者邦德（Sam Bond）為市議會的種族關係委員；而這一攻擊被金諾克用來試圖分裂和混淆運動，抹黑市議會是種族主義，或無視有色人種遭遇的特定壓迫。市議會在就業、住房和反歧視政策顯示黑人社區得到的改善，而這些記錄駁斥了前述謊言。
史太林主義者在利物浦的人數很少，但他們佔有一兩個重要的工會職位。然而，史太林主義者沒有動員其組織去投入反削支的鬥爭，反而利用他們的地位去攻擊市議會。他們在教師工會的領導層起了破壞作用，在19
利物浦的鬥爭最終是如何被擊敗的？
1985年的戰鬥不同於1984。礦工罷工被挫敗，主要是由於英國工會聯合會（TUC）可恥的右翼領導人拒絕組織有效的團結行動。現在戴卓爾要向利物浦報復，徹底扼殺抗爭能贏得回報的戰鬥思想。
為了讓25個「左翼」工黨市議會組成反「地方稅限制法」的聯合陣線，儘管自身對此有很大保留意見，我們接受了所有市議會都同意採取「無稅率」的策略，以不設定稅率（也因此不設定預算）作為對抗。利物浦市議會則主張類似1984年單打獨鬥時的策略，制訂赤字預算的策略，因為這更容易向公眾解釋、動員大眾。
這一事件只是顯示我們如何處理聯合陣線的問題。戰鬥派和利物浦的勞工運動竭盡全力與其他工黨市議會達成共同行動協議。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們必然會遭遇攻擊，被貼上宗派主義、拒絕合作等標籤。
然而，這一聯合戰線幾乎是立即土崩瓦解，一個又一個工黨市議會放棄了「無稅率」的策略。利物浦只能孤軍奮戰（只有琳寶[Lambeth]倫敦自治市議會仍在戰鬥）。我們知道情況不如一年前那麼對我們有利。與此同時，除了削減開支之外別無選擇，只能戰鬥。
1985年9月，我們呼籲全體市政員工罷工的提議以微弱劣勢敗北——這是因為工會官僚從中作梗，令我們的處境非常艱難。即使如此，通過在法庭以拖延戰術等辦法爭取時間，我們令47名議員得以保留接下來一年半的議席，讓他們能做到1987年3月。
這反過來確保了房屋計劃沒有被自由黨和保守黨的重臨所推翻。從某方面來說，我認為比起在運動得勢的時期，我們的策略反而更令敵人在運動退卻時更措手不及。保守黨大臣夏舜霆（Michael Heseltine）對此深有感觸；他說，戰鬥派是個「永不停息的組織」。
新世代需要從這些事件中汲取經驗教訓。利物浦鬥爭表明，工人階級能打敗看起來勢不可擋的新自由主義攻勢。在決戰中，我們需要有一個明確的作戰綱領，需要植根於工人階級的組織，最後同樣重要的事，需要一個致力於認真評估敵人、預測他們的攻擊並以靈活的戰術回應的領導層。為了實現這一點，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有著群眾支持的、堅實組織的馬克思主義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