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者》文革專題
赤道 中國勞工論壇
今年正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五十週年。自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公開否定文革，將之評價為「十年動亂」及「十年浩劫」。
中共在鄧小平以來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領，在胡錦濤時期進而強調經濟發展及和諧穩定，到習近平上台後，他大量引用毛主義的話語來製造愛國宣傳，大力發動反腐運動和權力集中化，予人好鬥的強人形象，自由派傳媒和學者將這現象形容為文革復辟。
習近平搞文革？
但比起毛澤東今天的中共喪失了革命權威，統治意識形態出現真空狀態，習近平並沒有運動群眾和駕馭群眾的能耐。習近平準備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將會引起工人階級的反抗浪潮，任何政治意識形態的討論被禁制，文革也被視為引起反抗的意識形態。而且中共避免毛澤東時期的中國被拿來與今天作比較，以免突顯今天資本主義的中國社會更為不平等、壓迫和剝削更為嚴重。至於對中國、香港及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則利用文革災難去詆譭一切群眾運動，利用社會動盪的歷史來散播社會主義的意識混亂以及對階級鬥爭的恐懼。
中國以毛派為首的泛左分子，今天仍對文革有很多浪漫化的幻想。文革結束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逐漸走上市場開放改革的道路，一些毛派分子以毛澤東的失勢意味著資本主義復辟，證明文革是一場反對「資產階級當權派」的運動。但歷史事實遠遠複雜得多。文化大革命宣稱是一場反對官僚特權階層和壓迫者的鬥爭，但它實際上不是一場文化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而是各派黨官僚系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發動的群眾運動，自發運動始終從屬於黨派系之間的權鬥。從一開始，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黨中央的官僚都害怕運動失控，甚至禁止政治活動和獨立組織，繼而以軍事暴力鎮壓運動告終。文革不是一場具階級自覺的獨立工運，工人在文革後陷入政治冷漠和迷惘，對「社會主義」產生更多懷疑和誤解。
但是，僅以無原則和深不可測的權術來解釋文革的一切現象，就會擺脫了背後的社會各階層與中共官僚的社會關係，無法解釋統治層與被統治層如何互為影響。不解釋這一點，就不能了解毛澤東如何繼承斯大林主義，以至畸形的社會主義革命造成的經濟及社會大災難。
文革的背景
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在中國奪得政權，即使消滅了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但從來沒有建立工人民主制。中共政權以農民主導的解放軍為基礎，沒有工人階級的群眾監督，中共政權很快官僚化和墮落。官僚集團的統治是不穩定的，力求在各社會階層之間取得平衡而自保。
農民的矛盾體現於1959年中共提出的「三面紅旗」概念（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其主張急速推動中國工業化生產和集體農莊的極左經濟路線。毛澤東主張可以「三年苦幹換來共產主義千年樂園」。在沒有成熟的城市工業技術作為條件，農民失去生產的動力，農業生產陷於癱瘓停頓。結果，大躍進令中國進入了三年的計劃經濟冒險，造成了飢荒及貧瘠的大災難，好比俄國斯大林在1930年代的強制性的急速農村集體化一樣，而規模及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三面紅旗失敗後，毛澤東受到黨內官僚的批評而被孤立。中共領導人轉為「務實」的經濟和技術發展，官僚等級制和地位制在中共黨內再度恢復，造成制度性的不平等，並逐漸擴大到整個社會。政府容許在農村恢復半市場關係以刺激生產，造成農民之間的經濟差別；而國有企業的工人被大量裁減，令社會出現收入低得多的普通工人。大躍進時的農村社會建設被取消後，城鄉生活水平差別急劇增加。群眾怨氣加深，社會極為不穩定。
中國的斯大林主義
中共政權模仿了斯大林主義的蘇聯模式，雖然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基本上已被廢除，但掌握政治權力的黨官僚篡奪了工人的政治權力，他們寄生在國有經濟之上享有特權。尤其在中俄這種落後國家，官僚階層更需要建立一個獨立於各社會階層之上的軍警系統，讓統治層在不同階層之間作出平衡。而毛澤東時而極左、時而向右的經濟政策，就是平衡社會不同階層利益的結果。這種統治模式是不可能穩定的。相比起斯大林的蘇聯，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更為如是。毛澤東革命後的中國一開始就是一個沒有工人民主制的畸型工人國家，他和中共官僚因此更不受群眾監督，從第一天中共就比蘇聯1927年斯大林鞏固其專制時更為官僚化，而俄國官僚化的過程則要消滅十月革命的傳統和物質基礎，包括工人階級的革命記億和工人民選的組織機關。
文革爆發
中共官僚的統治不穩定，黨內權鬥很快演變成公開的分裂。毛澤東成立的文革小組起初主要是批評文學藝術，但北大事件聶元梓的大字報事件後，文革演變成他沒有想過的一場2千萬紅衛兵的大型運動。在1966年10月下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承認：「文化大革命闖了一個大禍，就是批了北大聶元梓一張大字報」。毛澤東在1966年5月16日正式發動文革，運動正式演變為群眾運動。起初他號召學生成立學校組織，指責劉少奇一派的官僚為「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這些組織在各地迅速自發成立起來，統稱為「紅衛兵」。國家主席劉少奇很快成立工作組，企圖將鬥爭對象轉為「資產階級權威」，反過來批判知識分子、教師和教授等。各種造反組織旋即成立，工人階級主要分裂成兩派，一派老工人和技術工人，受惠於國有企業的工資制度，傾向於支持現存黨機關；另一方為年輕的非技術工人和學徒工的階級，通常是來自農村的臨時工和合同工，傾向於投入造反運動。
知識分子和學生之所以最先被動員起來，因為官僚一直壓抑了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文革釋放了他們發表創見的情緒。上海工人很快加入鬥爭，在無北京指示下自己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他們要求市委支持工人在工廠建立組織，挑戰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甚至衝擊市政府要求銷毀針對造反組織的黑名單。由於毛澤東挾著革命的無上權威，兩派的組織宣稱效忠毛澤東及其思想，但他們都是根據官僚派別的利益，來詮釋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理論和毛澤東思想，教條式的口號背誦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詆譭。在不同時期他們對理論的解讀會有截然相反的意思。11月後，劉少奇已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並受到監禁，最後於1969年11月病死。
文革最進步的一些元素，就是工農的組織發起抗議和罷工，迫使地方領導人改善普通工人的工作條件、解決住房問題和等級隔離的戶口問題。毛澤東將提出這些訴求的工農扣上「經濟主義」帽子而大力打壓。單從這點就可知道，毛澤東在文革中決不是站在工人階級反官僚特權的一方。同時，紅衛兵用過很多流氓手段對付政敵，包括群體施壓、精神折磨，甚至是肢體暴力和武裝衝突。紅衛兵亦到處破壞歷史文物和焚燒古籍，並在「清掃封建殘餘」的名義下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社會掀起民粹恐怖，知識分子變成「資產階級權威」，學校被關閉，獨立科研幾乎停止。這些都完全違反馬克思主義對待歷史文化的觀點，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將會繼承資本主義時期的歷史文化，並在更高的經濟及文化水平之上發展它。
「巴黎公社模式」的謊言
到1966年底，在全國各省的黨機關都受到衝擊，機構陷於癱瘓，黨已經不能作為一個全國性的機器運作。紅衛兵運動已經失去控制，12月31日，在不斷發生的罷工浪潮、政治示威遊行和日益加劇的武鬥的背景下，紅衛兵宣佈進行總罷工，使上海經濟完全癱瘓。此時，毛澤東為了重新掌握對運動的控制權，提出「奪權」的口號來團結造反派組織在自己的旗幟下，並宣佈支持以「巴黎公社」的模式重組政府。1967年1月，上海的紅衛兵推翻了市委，成立所謂的「上海公社」。
文革從一開始宣傳巴黎公社模式，由於對過去黨專政的不滿情緒，特別在上海吸引了很多活躍分子的支持。但是，上海公社從一開始就不是按照馬克思在1871年提出的原則建立的。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則：包括政府官員通過民主選舉產生，沒有任期；群眾有權隨時罷免官員。但所謂「上海公社」的最大權力來源是毛澤東，它決不是巴黎公社或者蘇維埃的工人民主機關，而當工人企圖將之民主化的時候，「公社」就很快被取締了。
毛澤東很快否定「上海公社」，只批准建立以「三結合」──毛派紅衛兵代表、政府官員和軍──為基礎的革命委員會。當然，「三結合」由軍方而非獨立組織主導，而軍方很快又將權力交回給黨機關。巴黎公社理論始終只許講、不許做。後來的四人幫之一的上海公社領導人張春橋，動用公安和解放軍的力量，用武力迫使工人返回工廠，拒絕工人增加工資，鎮壓罷工，重建政治秩序。
文革前後外交政策的改變
在文革期間，毛澤東借助軍方的力量去控制和鎮壓失控的紅衛兵，而1969年掌握軍權的林彪因此成了毛主席的「接班人」。1966年美國國攻打越南期間，劉少奇感提出恢復中蘇聯盟，抗衡美國在越南的威脅，但這計劃會延緩文革的發動，因此受到毛澤東反對；而毛澤東則反對與蘇聯結盟，他將中國形容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因此「國內文革鬥爭比國外更重要」。但兩派觀念都與世界革命無關，只是以不同戰略去維護中國統治官僚外交的民族利益。
在文革後，中蘇關係大為惡化，尤其在蘇聯對捷克的佔領後，引起了中國對與蘇聯發生戰爭的擔憂。在文革過後，毛澤東的外交政策急速轉向右翼，主張與美國達成聯盟以抗衡蘇聯。曾經在50年代被毛澤東定性為「社會主義」的蘇聯，70年代時已變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
1967年9月，解放軍開始恢復秩序，要求紅衛兵交出武器，解散「極左」的造反組織，過中程充斥流血衝突和無數死數。這是文革中最大的暴力。1969年，真正群眾鬥群眾的文革時期結束，毛澤東利用解放軍的力量戰勝其他官僚，最終的結果是強化了軍隊這個最官僚化、最具強制性的黨機器在黨國中的地位。這樣的結果足以解釋毛澤東並不是一場反官僚政治革命的領導者。在1927年上海革命被蔣介石鎮壓以來，文革是中國的工人階級首次政治再活躍起來，期間一定程度發現出獨立組織（雖然這些組織的最高權力還是在毛澤東手中），並且有抗議和罷工行動迫使地方領導人作出經濟上的妥協，但運動沒有超出毛澤東的控制。
文革後的宮廷鬥爭
1969-71年期間，毛澤東與林彪主要在兩個問題上出現分歧，一是在外交政策，二是在文革後重新分配權力。毛澤東主張中國對美採取緩和戰略，以求制衡蘇聯。而林彪雖然不是真正的主張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者，但他鼓吹強硬對待美國。第二，毛澤東在文革後主張恢復黨的舊秩序，重新建黨和讓舊官僚復職，林彪阻撓此一做法，因為害怕會失去在黨的決策權力。
毛澤東與林彪在一系列的權鬥後，據中共官方稱，林彪於1971發動了未遂的政變，企圖殺害毛澤東失敗後，乘搭一架逃往蘇聯的飛機時，飛機墜毀身亡。不管這是否事實，及後軍隊和政府機關發生一場清洗，21名政治局委員中，有11人被解職，這時已是隱藏在群眾背後的秘密權鬥。
毛澤東從文革時期站在官僚權鬥中的「左翼」，動員底層群眾反對官僚；在文革後，很多支持過毛澤東的幹部被打成「極左分子」及「無政府主義分子」。毛澤東在政治上反覆無常，巧妙地在政權中找到平衡點以自保權位。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這樣形容蘇聯官僚：「官僚層的政策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和反覆無常的。但是從鞏固新統治層的權力觀點看來，則此同一政策卻是一貫不變的。」
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倒台後，中共內部出現權力繼承的問題，加上計劃經濟官僚化造成的經濟困境，令官僚被官僚的統治資源被虛耗至枯萎。正如托洛茨基在30年代預示蘇聯官僚需要私有財產作為繼承權力的媒介，中共官僚在權鬥中開始不自覺的走上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四人幫和林彪所代表的不是文革中的「革命左派」，這些稍具獨立性的力量已在清洗和鎮壓中被消滅，而是從文革中在黨機關裡找到仕途的的新官僚，而鄧小平是文革前舊官僚的代表。
鄧小平起初是從現實角度出發，為了解決中國當時的經濟問題上而恢復市場關係，是摸著石頭過河、見步行步的，而不是所謂「改革開放的建築師」。今天仍有不少毛派認為，如果在1975-76年那段中共宮庭鬥爭勝出的是親毛的四人幫，中共就不會走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錯誤的想法在於不了解兩派官僚的本質是一樣的。官僚的分野主要不在於其密謀派別的本身，而是其所代表階級和階層的社會關係的客觀反映。由於文革令大批社會中層乃至黨官僚徹底失望，加上東亞資本主義國家以快速的國家投資來達到相對的穩定，為鄧小平創造了奪權的社會條件。
總結
從歷史上，無論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觀目的是什麼，客觀上他做過的改革官僚制度，然後很快撤回這做法，便轉而壓抑群眾鬥爭。毛澤東雖然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官僚層的統治從來極不穩定。今天中國已經完成資本主義復辟，與毛澤東時期的官僚工人國家性質完全不同，但習近平同樣是一個波拿巴主義者，企圖依靠強大的國家機器而成為各階級之間的仲裁者。習近平愈是獨攬大權，政體就會愈不穩定。中國需要一場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革命推翻獨裁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