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不代表我！群眾抗爭反對一黨專政是唯一出路
社會主義行動 報道
全國人大常委就普選框架「落閘」，堅持特首候選人必須為親中共人士，由中央操控的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無視民眾對普選的訴求。此舉形同清楚証明了一個殘酷現實：中共一黨專政下並不可能有真普選。北京不但落閘，更準備放狗咬人。
人大決定令公眾震驚、憤怒、絕望甚至是被背叛。民主鬥爭若要前進，就需要一場群眾運動去引導社會上的憤怒。這場運動一定要包括罷課罷工、佔領行動、杯葛等公民抗命。
人大決定的提名程序的門檻比現時小圈子選舉的更高。連曾經提倡妥協方案的溫和派湯家驊都坦承方案「比想像中更不民主」。六月湯家驊與親中人士舉行政改論壇討論妥協方案，社會主義行動當時到場抗議。
人大決定的重點不僅在其內容，其強硬語調亦不可忽視。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明言中央已「心理上準備香港會有事發生」。建制陣營猛烈抹黑民主勢力與佔中運動，尤其最近幾個月指控其為「違法行為」。
「堅持佔中只會頭破血流」
人大決定發表之際，當局發言人驟然改為強調「國家安全」，外國勢力借香港顛覆中國。這指控是毫無根據的，英美等西方國家政府與中國交涉時從來都是商業利益行先，人權為後，根本不會關心香港是否有民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指，中共獨裁者只讓「愛國人士」出選特首，正如美國也不會容許恐怖分子的首領擔任州長。陳佐洱在港台節目更表示，如果堅持佔中「只會是頭破血流」，近日也有不少中共高官發表過同類言論。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社評指，香港不免面臨攤牌，而中共及其爪牙有「資源」（即國家鎮壓力量，包括解放軍）去應對危機，這闡述了人大常委強硬立場背後的「戰略意義」。
《環時》8月26日的社評指：「香港反對派存在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只要我們有不允許香港淪為西方勢力範圍的決心，中國內地和香港社會就有取之不竭的資源，將極端反對派和其背後支持力量最終推向絕望。」
人大決定等同向香港民主運動宣戰。中共似乎計算到之前與資產階級反對派領袖（泛民）的所謂「對話」已再無價值，現在是他們擺出強者姿態，在香港重新樹立權威。北京可能預計不免會有一些抗議發生，但他們有信心將其抑制，並重挫泛民主派的力量，令香港以至大陸的民主鬥爭敗退。這些舉行無疑反映出中共政權深陷危機，激烈權鬥正在進行。習近平需要展示其「強人」作風。
張德江等官員表示，當局已經準備鎮壓，由大規模逮捕清場，以至檢控或有可能拘留活動分子及公眾人物。這戰略可以惹來反彈，激起更大規模的抗議。正如《華爾街日報》指出，中共可能會發現自己與大批港人長期僵持不下。
歷史性的挑戰
北京不僅想令香港民主進程停滯不前，更要令其倒退，因此開始警察暴力對待示威者、打壓新聞自由，從而恫嚇並打壓批評政府人士。最近資助並動員反佔中等親政府「示威軍」，當然據稱的19萬反佔中遊行人士只是收錢的臨記，並非親政府的真正勢力。如果中共成功推動這些反革命措施，他們會繼而步步進迫，試嘗重推廿三條國安法，並對香港強加其他政治束縛。
因此，最近的事件為中港的民主鬥爭帶來歷史性的嚴峻挑戰。當務之急是要有果斷而有力的回應－大規模的群眾示威－去挑戰人大常委的政改框架，並向中共妖魔化佔中以及整場民主運動的輿論反擊。然而，為了這場反抗運動得以勝利，必須從最近的鬥爭經驗中汲取教訓，當中曝露了泛民領袖在綱領及戰略上的重大弱點。他們偏好妥協和逐步改革，避免以群眾鬥爭去公開挑戰獨裁統治。
佔中三子也是如此，他們政治及策略上親近溫和泛民，不斷拖延發動佔中，令運動的民氣不斷消耗，寄望於與港府及北京達成協議，但最後也不能說服北京不落閘。相反，他們一直拖延而導致錯失了建設運動的時間，而單單空談佔中去威嚇中共反而只勾起了中共對八九時的回憶，當時的危險幾乎令中共失去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一貫批評佔中三子及泛民主派拖延發起佔中及其犬儒懦弱的路線。我們強調若果要取得勝利，要打倒獨裁政權而不只搞一場象徵性的抗議，佔領只是運動開始的一塊跳板，讓運動升級至真正的群眾運動，包括罷課罷工是關鍵的元素。這連繫至建立群眾組織，尤其是戰鬥性的工會及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為民主鬥爭賦予經濟實力及政治領導。要拉闊民運戰線，從而取得中國群眾的迴響，就是要令民主運動走向反資的社會主義的路線，將民主訴求連繫至需要消滅貧窮、長工時及高樓價等民生問題。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長王振民指，需要提委會篩選候選人「保護」香港工商界精英的利益，在香港的一場論壇說：「目前主導香港政治的是少數企業界精英人士，他們控制著香港的命運。」他這樣說是為了合理化構成提委會都全是菁英。香港商界如何敵視佔領中環，而加拿大、印度及意大利在港的商會也是如此，由此可見資本家對民主的態度。
「我們被騙了」
前民主黨領袖李柱銘表達了很多港人的共同意見：「我們一次又一次被騙，民主一次又一次被拖延。」
社會主義行動一路以來警告，不能信任中共之前落實普選的承諾。期望獨裁者去舉行公平公正的選舉是荒謬的。可惜，泛民領袖的綱領和政策正是以此為前題的。在歷史上，民主權利都是直接間接通過反獨裁的革命性鬥爭中贏回來的。在歐洲大部分國家在1917年革命前並沒有普選權，因為1917年俄國革命後第一次成立工人政府，歐洲資本菁英害怕革命會蔓延至他們的國家，才在民主權利上作出退讓。
今天我們所需的是推倒一黨專政的戰略，這戰略是建基於香港以及至關重要的中國群眾抗爭。如果沒有這場鬥爭，尤其如果沒有面向中國受盡超額剝削的工人階級，單靠香港單方面的鬥爭是不能贏得民主訴求。
由於泛民領袖不願抗爭，香港「本土派」在這一片失望與沮喪中冒起，但他們並不明白這一現實。溫和泛民相信香港單獨與中共獨裁者媾和，而本土派則認為可以單靠香港與獨裁者對抗，其實只是同一錯誤的兩面，都無視中國當權菁英與工人群眾的截然對立。本土派種族主義的言論是團結兩地群眾反對中共的障礙，而兩地群眾團結抗爭是唯一出路。同時，人大決定及北京的強硬立場不免令香港愈來愈多人支持「真正港人治港」甚至港獨，而本土派可以從這情緒中收割政治資本。
泛民主派誇大了中共對改革的空口承諾的價值，為他們的騙局作掩護。正如李柱銘所言，這一次又一次發生。
運動若要向前走，就必須放棄幻想中共有心或有力在民主上作出退讓。在人大決定公佈後，顯然至少在基層活動分子、工人與青年之間，愈來愈多人終結這一幻想方面踏出了一大步。中共若果稍作讓步可能會贏得一些民意，乍看起來現在它寸步不讓的取態似乎難以理解。然而，中共之所以這樣做是有其邏輯的，因為它害怕若果未來香港的管治班子不受控制，將會波及全中國，有可能威脅獨裁者的存在。
要就要，不要就罷！
中共採取軟硬兼施的策略，向泛民領導威迫利誘，從而令泛民陣營分裂。溫和派害怕群眾鬥爭，更特別害怕佔領運動會失去他們控制，中共期望這會向泛民造成壓力而倒戈支持政府。雖然最有機會叛變的民主黨對人大決定深表震驚，但不能排除他們日後會倒戈。教協立法會議員、溫和派代表葉建源坦承評人大決定「比想像中更差」，民主黨劉慧卿形容方案「令人作嘔」。
對北京來說，似乎要準備出動Plan B。如果泛民沒有倒戈支持政府，而否決了政改方案，北京就會將責任推向泛民，指控他們阻礙落實普選的進程云云。
這會造成民怨爆發，民主運動進一步激進化，造成政府嚴重的統治危機。如果泛民倒戈支持政府方案，2017年特首普選可能會有大規模杯葛運動，造成大量白票。
泛民主派的危機
面對人大決定的結果，溫和泛民完全沒有預見這一情況，因而陷入了震驚與絕望。但這震驚不必令他們反省。雖然在本文撰寫之時，泛民領袖在群眾壓力下強烈譴責人大決定。中共的政策引致非常尖銳的政治兩極化，而令寄望於當權者賜予政改的所謂「中間道路」愈來愈窄。溫和派代表的湯家驊指溫和民主派在港從政「無路行」。
未來幾個月，中共會向這批政客施加心理壓力，令泛民支持政府方案從而防止這場「歷史性危機」。北京威脅如果政府方案被否決，香港未來十年都不會有普選。因此，現在只有群眾由下而上的壓力才能保證溫和派不會重犯2010的錯誤，讓政府通過方案。現在需要發起一場運動去鞏固關鍵的反對票，通過要求溫和派議員簽署承諾書，向他們施加壓力。
激進勢力，例如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希望再來一次「變相公投」，通過議員辭職去促發一場全港的補選。如果這可與切實的群眾運動配合起來，可以向溫和派施加最大壓力，迫他們否決假普選，成為鬥爭的重要平台。
雖然很多活動分子希望並假設人大決定會是佔中的開始，但佔中領袖面對鬥爭時一再表現得猶豫不決。戴耀廷現在提出「持續長期」、「一波又一波抗爭」的公民抗命。這本身不是錯誤的想法，但他可以用此作為掩飾自己無心行動的借口。局部、分散的抗議只會消耗民氣。
社會主義行動從沒講過佔領是唯一或主要鬥爭策略。由和平佔中提出開始，我們認為佔領可以是一個開始，但需要更有效的集體行動，例如由學校罷課開始，繼而推動罷工。我們亦解釋到無限期的佔領運動是十分難以持續的。從美國、西班牙、希臘以至其他國家中佔領運動的實際經驗，就可看到這一點。
組織起來 罷課罷工
現在民主鬥爭的一個極為正面的發展是，愈來愈多團體開始提出大學中學罷課（包括學聯），社義行動一直竭力倡議這抗爭方法。有組織的全港罷課，可以有力的指出鬥爭的前路。雖然歷史上工人組織在香港非常疲弱，而罷工很少發生，但學生的罷課可以掀起工作場所的罷工發生，而罷工是勝利的關鍵。
社義行動正於中學大學為建設罷課奮鬥，強調需要組織起來，建立罷課委員會，集體行動。有部分人認為讓個別學生「走堂」，或者由學系從上而上去領導一場被動的罷課，會是較易走而避免衝突的方法，但鬥爭若要成功，就要依靠大規模集體行動，並在每間學校和工作場所建立民主的戰鬥性組織。
人大決定打破了談判的幻想，削弱了妥協派，令社會上政治兩極化起來，為中港的民主鬥爭揭開新一頁。在這形勢，革命與反革命的元素都顯然存在，更迫切需要在民主鬥爭中建立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將民主訴求連繫至推翻貪污專制的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