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府主義或馬克思主義?

2007年8月26日 下午 2:00

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政治區別是什麼呢?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該問題是否還重要

Vincent Kolo, 中國勞工論壇

在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有幾個共通點——如反對官僚、摧毀資本主義國家,並與在現存國家機關內進行漸進改革的改良主義者截然不同。但是在理論、綱要和方法的關鍵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之間存在幾個重要的區別。

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許多日常鬥爭中會和無政府主義者合作,比如反法西斯主義黨派或者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國際運動(如反G8峰會或在澳大利亞即將來到的反APEC的抗議)但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反資本主義鬥爭中工人階級任務和角色上缺乏清晰的政治立場導致他們者常常犯下嚴重的政治錯誤。

隨著近20年前斯大林主義官僚計劃經濟的崩潰,野蠻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加速地推進,使本文的題目更加與今天有關。

原來的在口頭上支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政黨史無前例地向右轉,很多工會領導人變得極為消極,他們很多都與這些政黨有聯繫、甚至是這些黨的領導層的一部分。

這個變化在全球發生,使那些以前都憑籍工人和被壓迫階層支持的政黨——從英國工黨到印度的前毛派「共產黨人」——現在走向資產階級化,並毫無保留地為資本家的利益服務。這意味著在今天社會主義者和工運分子在組織工作方面將面臨更為複雜的問題,甚至比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時代更為複雜。這並不意味著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對未來變得悲觀, 但我們必須認清這一現實狀況,以便向前邁進。

對無政府主義者來說,解釋前工人政黨背叛的原因很簡單:所有的政黨本質上是邪惡和腐敗的!但是這說法完全沒有解釋我們應怎麼辦。ISA和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無政府主義簡單化和片面化分析的對我們來說,任務是重建社會主義工運,包括重建新的社會主義群眾政黨,確保新一代工人和青年能充分地吸取舊政黨蛻化的教訓。

  1. 什麼是無政府主義

在國際上,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有某程度上的復興——但不是以有組織的運動或連貫的思想實體的形式復興。一部分原因是無政府主義本質是鬆散的、內裡充斥不同的流派,因此本身與「組織」和「實體」是矛盾的。即使是無政府主義理論家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之間並不擁有共同的綱領和展望。

無政府主義這個術語來自希臘語,本意是「無統治者」。幾乎有多少個無政府主義者就有多少種無政府主義,其中包括右翼的「自由主義者」或仇視一切形式的國家管制、而只推崇市場法則的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者。但是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真誠地希望與資本主義鬥爭。即使這樣,無政府主義在很多問題上缺乏一致的立場,他們唯一一致的地方是對以下這點理想化:在無領導層以及最低組織的基礎上發起的「自發」行動!

一些歐洲無政府主義者並不反對1999年美國/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戰爭(當時美國「誤炸」了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並聲稱米洛舍維奇政府是反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的種族主義者和獨裁者。這兩點對米洛舍維奇政府的看法是正確的,但是這與歐美帝國主義者為了維護自身權力、聲望和地緣政治利益而發動戰爭毫無關係。因此社會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責任反對這場戰爭,但是我們也強調阿爾巴尼亞人的自決權。該例子表明無政府主義者對工人階級缺乏信心,導致他們缺乏政治獨立性並且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對敵對階級(在這例子裡是帝國主義)的武力。在1960年,在國際上很多無政府主義者盛讚毛澤東的公社和南斯拉夫斯大林主義鐵托政權的去中心化措施。

在瑞典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發行的報紙《工人》在2007年6月期裡,我們發現了無政府主義者前後矛盾性的另一個例子。該報指責在德國G8峰會期間抗議的「黑群」無政府主義者為「暴動的遊客」。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往往不贊成這些無政府主義在示威中所用的無序混亂的策略,但是我們不會像《工人》那樣,我們將罪責完全歸於德國警方的暴力。

從上述例子可以見到,由於無政府主義者反對政黨架構,因此出現混淆而且缺乏一致性,這使共同的研判變得不可能,也不能統一成共同的觀點。

  1. 「中間階級的社會主義」

話雖如此,當今多數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的青年根本完全沒有組織起來。他們當中有些鬆散地聯繫在一起,出現在遊行示威,但並不主張一個明確的意識形態。對於當今很多被無政府主義所吸引的中間階級和青年學生來說,成為無政府主義者與其說是從事政治鬥爭,還不如說是實踐流行文化中的「另類生活方式」。這是無政府主義的吸引力之一:和馬克思主義不同,它不需要建立政黨,參加會議、運動、或任何集體活動。你根據自己的一套定義成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你「改變」自己而不是社會。成為一個無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概念上是矛盾的,但是對無政府主義來說是可以的。

馬克思把無政府主義描述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這思想表達了中間階層對資本主義的反叛,而不是工人階級的反抗,同時也表達了對於無產階級的集體紀律和建立一個強大集中化的組織表現出極端的不信任。傳統上無政府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的運動在南歐和俄羅斯這些低工業化的國家是最為強大,並不是偶然的事情。在這些國家,農民的習慣思維在青年工人階級中依然很頑固。

在這個意義上,無政府主義代表了工業化時代前的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業化將工人階級集中在大工場裡,教育了工人階級需要集體對抗老闆的權力,而不是作出個體的反應。無政府主義的主要思想家反映了這一根本上是中產階級以個人為出發點的政治願景,而非從社會階級來看待問題。無政府主義的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巴枯寧,把俄國農民公社視為未來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的基礎。無政府主義理論不會將無產階級和中間階層(如農民)、甚至是小商人區分起來,並主張一切為別人利潤工作的都是工人階級。這看法顯然過度籠統,忽視無產階級作為與資本主義鬥爭的決定性角色。

無政府主義的共通點是推崇個人主義、而反對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的任何集中制,即便是受制於工人階級民主控制的集中制。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支持個體的發展,我們反對毛澤東主義那種人人穿同一套制服的荒誕劇。對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個人角色和政黨、集體紀律和共同行動計劃之間有著互動的辯証關係,而這關係由階級鬥爭來決定。

這些事情來自於工人階級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的日常經歷。當大會通過罷工的決議後,工人們努力確保該決議被大家(包括反對者)所擁護。一個選舉產生的領導被賦予各領域的責任:面對公眾、籌集基金、與其他工場的聯絡,組織糾察等。糾察是用來抵抗警察和罷工破壞者以保衛和執行罷工。這是在行動中「民主集中制」的一個基本例子。

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的概念是對該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以作為為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新社會而進行政治鬥爭的最有效手段。馬克思主義寧願以「一個聲音」說話以便贏得工人階級的信任。但是為了達到一致的立場,當然健康的爭論、批評和討論的文化是必要的,在「馬克思主義」名義下的斯大林主義對這些東西是無法容忍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角色是去累積工人鬥爭的經驗和提高覺悟,這做法是與無政府主義格格不入的。在面對新的政治問題時,無政府主義者經常一次又一次地從「零」開始。

3.直接運動

無政府主義所擁護的「直接行動」實際上無非是工人階級對政治攻擊、裁員和警察暴行的正常反應。2006年法國工人和青年抵抗右翼政府打壓青年工人(所謂的CPE法案)時作出的反應,就是群眾「直接運動」的一個例子。今天的無政府主義者試圖模仿它,但是並不太成功。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也支持依靠工人階級,農民和青年人的「直接行動」。在最近幾年,我們舉辦抗議和行動的規模是無政府主義團體不可相比的。

在美國,國際工人委員會(CWI)支部組織了數千學生罷課,反對小布什為了發動伊拉克戰爭而徵兵。2003年在德國、瑞典和愛爾蘭,有成千上萬的學生在我們的號召下罷課,反對伊拉克戰爭。2005年在巴基斯坦北部發生地震,導致40,000人遇難,巴基斯坦社會主義運動(CWI)組織了緊急救濟、災場醫院及臨時學校。該筆救濟金是從巴基斯坦和海外工人身上募捐而來的。CWI當地的同志將募捐活動與社會主義鼓動聯繫起來,以反對軍方統治者的無能和腐敗。在今天的斯里蘭卡,社會主義統一黨(CWI)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我們同志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險組織無數的遊行和集會,領導群眾反對種族主義政府對泰米爾少數民族發動的戰爭。

在愛爾蘭,CWI發動了罷交水費運動,借鑒了在英國90年代早期的經驗。當時CWI英國同志領導罷交人頭稅運動,最終導致1800萬人罷交稅,是一項巨大的勝利,結束了戴卓爾的政治生涯。

在鬥爭中,馬克思主義者倡議罷工、佔領、遊行和其他形式的無產階級行動。但是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同是,我們強調群眾性行動——需要通過民主討論和民主組織方法來吸納最多人參與。儘管很多無政府主義者口頭上也會同意這一點, 然而在實踐中很多無政府主義式的「直接行動」往往以秘密小團體來行動,只有很少群眾支持,更遑論參與。

這做法吸引了那些對今天工運不活躍感到沒耐心的人。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也能帶來消極的影響。正如列寧指出的,機會主義和工人組織領導的背後所帶來的代價,往往就是極左情緒的出現。舉個例子,在反法西斯鬥爭場合,馬克思主義者強調,需要動員群眾和訂明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作為制止法西斯組織壯大的關鍵手段;而無政府主義團體則強調秘密行動(防止警察和法西斯分子發現他們的計劃),並因此排斥動員群眾。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多次與無政府主義者辯論,指出他們的路線會所造成負面影響,這影響不限於對反法西斯運動。正如列寧和托洛茨基所解釋的,這個方法的最終結果是由小團體活動取代群眾運動,降低覺悟。假如出路是由一個「英雄」小團體從外部帶來解放,為什麼群眾應該自己參與鬥爭?無政府主義專心與法西斯主義者的個人肢體衝突上,將這凌駕於動員群眾和向群眾解釋政治立場之上。這做法在一些國家致使反法西斯鬥爭處在低迷狀態。

現在,法西斯主義者和極右組織不再如上世紀20和30年代那樣,對工人階級整體形成即時的威脅。可是他們對作為個體的移民、工會分子、社會主義者、同性戀者等法西斯的攻擊對象依然構成嚴重威脅。因此,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採取運動反對法西斯和極右黨團,以防止他們的威脅在未來擴大是很重要的。擊敗他們的最重要的方式是為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去取代資本主義、失業、低工資和過分擁擠的住房而鬥爭。法西斯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往往利用這些社會問題來爭取支持。我們反對所有法西斯遊行和集會,並製造群眾壓力阻止這些活動。我們並不要求警察或政府禁止法西斯的遊行示威,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寧願禁止和鎮壓左翼,在這樣的鬥爭中我們不能依賴它。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支持由我們自己的糾察隊用棍子等工具來保護反法西斯遊行。這做法經常被無政府主義者指控為「官僚」而反對。同時,無政府主義組織通常弱化與反法西斯運動相關的任何反資本主義宣傳,並主張政治是不太重要的,而阻止法西斯分子的行動就是一切。當他們在更廣泛運動或聯盟與其他人合作時,無政府主義者在大多數問題上傾向於採取機會主義和非政治化的立場,把他們的重心放在「行動」上。

這裡我們看到了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在方法和綱要上的基本區別。馬克思主義支持面向工人群眾鬥爭的方向,並將鬥爭連繫至社會主義立場,然而無政府主義支持沒有任何清晰的政治路線或工人階級參與的「行動」。在中國針對一狀況曾經有過很多歷史教訓,儘管在現階段在這個國家有眾多的明顯不同,所有的公共政治活動和運動都被認為違法的。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政策和國家鎮壓只有大規模的群眾鬥爭和工人組織才能阻止,而非僅靠一些孤立的少數人行動能改變的(無論發起人的意願是多良好的)。從中國工人近年來的遊行和罷工可見,中國的工人們本能地意識到這一問題。

4.國家

對一切國家權力抱著敵視的無政府主義,似乎不僅為資本主義、也對俄羅斯、中國和東歐的官僚斯大林獨裁的腐朽提供了膚淺的解釋。無政府主義者忽視俄羅斯工人國家在貧困和倒退的條件下處於孤立狀態,而為俄國革命是一早注定失敗的,因為「所有國家權力都導致腐敗」。

根據列寧的觀點,國家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間最大的政治分歧。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無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最有力挫敗無政府主義者的著作。有些無政府分子爭辯說列寧「竊取」了無政府主義的觀點,如號召廢除常備軍而支持工人民兵。相反,列寧的主張是為了防止官僚滋長(罷免一切官員的權力,廢除特權——民選代表領取工人水平的工資,官員職位的輪流制),是與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權力問題持有的辯證觀點完全一致的。無政府主義者說應該「在一次攻擊下」廢除國家。馬克思主義者同意必須廢除舊國家、資產階級國家,但是必須代之以民主的工人國家,以便防止被趕下台的資本家在國際資本主義的幫助下復辟。

列寧用術語「半國家」來描述工人國家。這是因為當民主經濟計劃和社會主義的措施根除了階級分化、並使人類文化提升到新的水平時,國家——一個階級用來鎮壓另一個階級的分離出來的機構——的必要性將消失。不同於歷史上種種類型的國家機關,工人國家作為一個過渡形式,隨著建立在人類團結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而「消亡」。

在俄羅斯1917年十月革命後,在一個經濟落後和被戰爭毀壞的社會裡建立起來的新工人國家受到孤立,國家消亡的過程沒有發生。工人革命產生的國家財產形式之上,形成一個寄生的精英階層,意味著扭曲的斯大林主義的產生,其原因是西歐和美國這些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革命的延遲。

也因為如此,在上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斯大林主義暫時性地向中國、東歐和其他國家擴展。正如我們所知,官僚階層只能在一開始成功發展計劃經濟,但之後卻不能繼續,最終大部分官僚把他們自己轉變成為財產所有者和資本家。同時,由於官僚以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來掩蓋他們的罪行,這個過程嚴重破壞了這個思想的聲譽。因此引起了90年代反社會主義的反彈情緒。但現在隨著新時代來臨,反社會主義已經開始降溫,社會主義思想注定回強勢回潮。

可是,考慮到斯大林主義的經歷及其在群眾意識產生的影響,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現在不再用馬克思的術語「無產階級專政」,因為這極易在工人意識中把社會主義和斯毛的一黨專政等同起來。現在,「工人民主」這個術語最能概括工人國家的概念。

  1. 反資本主義的教訓

全球反資本主義者和反財團運動受半無政府主義者觀點的影響,特別是無政府主義的抗拒政黨觀點。首先是因為建立的政黨組織,包括大多數的所謂的工人政黨,都在運動之外甚至對之敵視。因此不奇怪的是,一些青年甚或工人把政黨組織視作「舊派的」,而希望更廣泛的和更鬆散的活動網絡和社交論壇。

儘管如此複雜,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在各種反資本主義網絡、單一議題運動和論壇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CWI發起過許多這樣的運動——反對法西斯主義、反戰、反私有化、維護女權——並且正因為通過這些運動網絡,才能夠動員更廣泛的工人和青年階層。但是我們並不把建立臨時運動網絡與社會主義群眾政黨對立起來。與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包括那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相反,我們把階級鬥爭的當前需要和為實現無產階級的長遠利益的準備工作結合起來。

正如我們在其他的CWI的材料中已經解釋的,反資本主義全球化在現階段還不是一個明確的無產階級運動。在大多數國家,工會組織都幾乎沒有發揮作用,而非政府組織(NGOs)在決定運動理念、方法和口號上佔據著重要位置。儘管在現階段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參與的薄弱,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在運動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否則將是宗派主義的。

我們將這運動視為未來世界上工人鬥爭浪潮和政治覺醒(即社會主義意識覺醒)的前兆。因此馬克思主義者積極參與其中,為遊行進行動員,同時也明確提出取代資本主義(及其機構如IMF、G8等)的社會主義方案。

在2005年香港的反世貿的抗議中,只有CWI組織在運動中不僅僅反世貿和新自由主義,而且公開地反資本主義

。在香港的反世貿抗議裡,所有其他馬克思主義組織都採用了非政府組織認可的「官方」口號,例如「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CWI不使用這種極為模糊的口號,CWI隊伍在我們的文宣中採用「一個社會主義的世界是可能的」這句口號。

同樣在2005年蘇格蘭和2007年德國的反G8的抗議中,CWI的隊伍與「使貧困成為歷史」明確區分開來。這個運動由基督教教派、NGOs和各搖滾明星發起,甚至受到布萊爾的支持。我們提出「使資本主義成為歷史」的口號,我們隊員穿紅衣遊行,而其他的左派組織和無政府主義者則穿由教會和NGOs指定的官方白色衣服。

無政府主義者基於政黨是在工人階級中官僚主義和資產階級影響之來源,因此抱持反工人階級政黨的觀點。而這場運動的經驗確切回答了這一問題。

反全球化運動儘管具有組織鬆散和非政黨的性質,知識分子和名流實際上變相成為了運動的領導。這場運動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Naomi Klein、Susan George和Walden Bello對新自由主義做出了富有洞察力的批評。但由於他們不在民主監督,也不需要向有組織的群眾問責,他們也不可避免地犯下錯誤,並屈服於資本家的「公眾輿論」的政治壓力。如911後,抗議組織「課徵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ATTAC)的發言人Susan George發表聲明,表示支持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還有Walden Bello錯誤地主張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比其他亞洲國家要更嚴厲地對對抗外國資本,暗示這是其他國家的模範!

  1. 普選

無政府主義者是「棄權主義者」,反對參與任何選舉活動。貝克寧贊同蒲魯東的格言:「普選是反革命的」。順便提一下,這沒有妨礙蒲魯東後來成為法國國民議會中的政客!馬克思主義者同意資產階級「民主」是富人用來維護權力的工具,而作為社會多數的窮人則被欺騙他們有話語權。引述列寧的著名術語,我們不是「議會痴」,我們理解工人們必須在議會外加強他們的力量,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簡單地通過選舉而被消滅。

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資產階級統治可以數人頭,可以打人頭!」換句話說,當他們的權力、利潤或營商穩定受威脅時,資產階級就會準備去掉資產階級民主的偽裝而轉變為獨裁統治,正如我們在去年泰國所看到的。因此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對此抱有幻想,而我們支持創建工人政黨,並在選舉中為推行社會主義政策的積極活動。與無政府主義者相反,我們利用選舉活動來提升群眾的政治意識,贏得對社會主義思想的支持,我們不僅僅要贏得選票,而且要贏得積極擁護鬥爭的人。

特別在中國(包括在香港),無政府主義「棄權主義」立場將會對任何想要在未來得到工人階級支持的組織產生災難性的影響。中國群眾對民主渴求正處於覺醒的邊緣,將會抱有對「民主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污染、腐敗、不平等和壓迫——的強烈幻想。馬克思主義者警告除非推翻資本主義,是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而即使在「民主」政府下這些問題將依然存在下去。但是我們在旁邊冷言冷語,把普選視為「反革命」,我們會投入在鬥爭之中。

馬克思主義者是最積極為民權戰士,例如要求罷工權、工會權和結社權、自由選舉和結束一黨專政的。用列寧的短語說,我們是「堅定的民主派」,這意味著我們比羸弱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更徹底。如在香港,資產階級民主派試圖安撫中共領導人和香港富豪們放心在普選制度下是「安全」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向他們保證,他們不會威脅到大財團的超額利潤,也不會把普選由香港傳播到大陸。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的主張截然相反。我們說落實一人一票普選,同時必須為了作為多數的工人階級之利益而鬥爭,並且不限於香港!我們要求16歲以上人士有投票權和移民工的投票權,以真正受問責的人民議會取代橡皮圖章的立法會。人民議會有權力推行8小時工作制、體面的最低工資、扭轉私有化,並把主要的公司和銀行收歸公共。

我們批評指出泛民領袖每半年或一年舉行一次遊行的戰略是不夠前進的。我們主張:「現在要在職場發起運動,全力動員工人階級支持民主訴求。我們支持一天的總罷工,同時進行遊行和群眾大會,作為第一步。」(《要求全面民主權利——沒有讓步!》,中國勞工論壇,2005年12月30日。)

7.為民主權而鬥爭

將深遠的民主訴求與推翻資本主義的訴求連結起來,正是列寧所指的「社會主義的與民主主義的宣傳和鼓動有不可分割的聯繫,指明革命工作在這兩方面同時並進。」[列寧,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任務,全集第二卷]

這個方法是不限於香港,而且適用於大陸。馬克思主義者倡議工人民主——基於選出產民的工農民會議或者「蘇維埃」的直接民主——這是比最民主的議會更民主得要多。但是,不能無視政治客觀條件而在任何時候都提出蘇維埃的要求。只是在革命鬥爭的時期,工人階級和受壓迫階層才會響應這個號召。斯大林主義者在1928年中國革命遭到大挫敗後卻還提出「蘇維埃」的要求,就被托洛茨基批評為愚蠢。

在1925-27形勢高漲的時期,他們拒絕為「蘇維埃」發起鼓動,但是之後為了用激進形象包裝自己,卻提出完全不切實際且空洞的「蘇維埃」要求,反對立憲會議的口號。

托洛茨基解釋道:「民主的階段在群眾的進步過程中很重要。在一定的條件下,革命會允許無產階級超越該階段。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它將推動那根本上不容易的及預先根本不能保證成功的未來的發展,有必要利用它在這整個革命低潮期去耗盡資產階級的民主資源。這可以通過在廣大群眾面前宣揚民主口號和通過迫使資產階級在每一步中置他們自己於矛盾中來做到。」

「無政府主義者從來沒有理解過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政策。機會主義者(編者註:即斯大林主義者),對自己的工人害怕得要命,也不能理解這個政策。但是謝天謝地,我們既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是蒙羞的機會主義者,而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也是既理解帝國主義時代的意義、又理解其轉折之動態的革命辨證家。」[托洛茨基 中國和國民議會 1928年12月]

將民主訴求的鬥爭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結合起來,在中國就意味著與中共獨裁和警察恐怖扣連在一起,是新一代工人和青年鬥爭的重要任務。

民主訴求已經在最近的鬥爭中有限程度地浮面,包括在(嵊州和呼和浩特)的反暴力強遷、反污染(廈門和無錫)和珠江三角等地的罷工。假如革命者採納無政府主義的棄權主義和抗拒政黨的立場,他們會將自己隔絕於這個中國政治覺醒的過程。他們不僅會被邊緣化,還會將這個鬥爭陣地拱手相讓於裝扮成「民主派」的民族主義者、右派和其他親資力量。

  1. 新的工人政黨

無政府主義者在選舉鬥爭中毫無角色。這意味著他們把自己排除在階級鬥爭的一個重要陣地之外(當然這不是唯一的陣地)。在許多國家,工人、社會主義者和農運分子努力不懈地嘗試打破由新自由主義資本家政黨的政治壟斷。新的左翼組織——有些是政黨,有些是鬆散的選舉聯盟——在幾個國家户立,預視著未來更大的運動朝這方向發展。在巴西、比利時、德國、尼日利亞和蘇格蘭,CWI支部幫助發起和建立這類新左翼組織。

由於許多工人階級意識混亂,甚至是當中具戰鬥力的部分工人也是如此,新工人政黨或左翼組織一開始時不太可能就有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綱領。CWI所用的方法是馬克思所說:「一步實際行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輕視綱領和政策問題。CWI的同志一貫地主張採用清晰的社會主義政策將會強化這些新左翼組織。我們拒絕一些左派組織的觀點,包括如IST等所謂的托派所說——社會主義綱領是「嚇怕群眾」的障礙。

但是我們不會唯我獨尊地主張自己的觀點——即除非左翼組織採納完整的社會主義綱,否則我們不會參與和付出貢獻。正如在為民主權利鬥爭中一樣,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實際行動和成果證明,建立廣大的鬥爭與傳播社會主義思想之間是沒有矛盾的。

我們指出,除非社會民主派和斯大林派為何和怎樣蛻變為資產階級政黨的教訓被吸取,否則這些新組織的命運將會一樣,而且蛻化過程將更迅速,因為資本主義加速全球化下壓縮了民族的和改良主義的政策之空間。

新左翼政黨必須擁護清晰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並遵從民主路線完全允許派別的自由,面對階級鬥爭以避免依賴選舉。這些黨派中選舉出來的幹事必須言行一致,領取工人的工資維生,不能享有特權。除非這樣,否則即使是現在新生的左翼政團也可以官僚化、成為紙面組織、無法建立積極的工人階級成員基礎,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將不免被推向右翼。

CWI在五大洲都有一定的參選經驗。自2002年開始我們就有11個民選市議員,現在我們在澳大利亞、英國、德國、愛爾蘭、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瑞典,就有36名「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代表」的民選市議員,他們都領取工人水平的工資。我們運用這些民選職位去動員議會外的鬥爭,傳播社會主義思想,並揭露其它黨派的腐敗和親資本質。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甚至派代表進入沙俄橡皮圖章的杜馬國會,並以此作宣傳社會主義的平台。今天我們的工作也在同一傳統之下進行。

很清楚,無政府主義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是和馬克思主義完全對立的。該問題可以歸結為如何贏得工人階級的耳朵?多數在資產階級民主下的工人依然指望著議會的舞台去解決他們的問題,即使其理由是消極——希望通過投票防止那群最腐敗的政客上台,並懲罰那群最腐敗的政客。因此,像如無政府主義者那樣抵制議會的舞台,將議會這陣地讓給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本身也佔據著媒體、公共討論和流行文化了),會是個重大錯誤。

1986年,毛主義菲律賓共產黨(CPP)放任自己與反馬可斯(Marcos)獨裁的群眾運動切斷聯繫。因為菲律賓共產黨錯誤地視農民武裝鬥爭為第一位,忽視那實際上可以推翻馬可斯的城市運動。選舉伴隨著革命高潮舉行,但菲毛共在當中沒有發揮作用,把陣地拱手讓給了資產階級民主派阿基諾(Aquino)。然而菲毛共路線源於毛派「農民戰爭」的願景,而不是無政府主義觀點,總結果還是明顯一樣,該黨因為錯失革命機遇而力量被大大削弱。

有些情況抵制選舉是正確的,但不是以消極的姿態,而是作為反資本家的積極進攻的一部分。托洛茨基主張:「作為一般原則,一個革命政黨只有當它有能力推翻議會時, 也就是當可以通過總罷工和起義、直接奪權來取代議會行動時,才有資格聯合抵制議會。」[托洛茨基,《再一次:ILP》,1936年2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隨者在英國19世紀晚期在建立工黨和派出工會候選人中起著先鋒作用,卻曾經受到克魯泡特金的攻擊。克魯泡特金把這描述為「惡毒策略……在選舉部署他們全部的力量反對激進分子和自由主義者,等同於支持保守派……」[克魯泡特金,《Words of a Rebel》, 1885年]

克魯泡特金所用的觀點和現在美國民主黨反對左翼「第三政黨」的觀點完全一樣,他們稱這等於支持共和黨。在美國社會主義替代(CWI美國支部)在2000年和2004年的總統選舉中給作為反戰和反財團的候選人Ralph Nader給予批判性的支持。我們不支持Ralph Nader的所有政策主張,因為他不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但是他的參選吸引了青年和工人的支持和興趣,而他們正尋求打破「百事可樂對可口可樂」式樣的資產階級共和黨對資產階級民主黨的兩黨制。Nader在2000年總統選舉中贏得了3百萬張選票,這是在過去50年裡左翼獨立候選人所得到的最高的票數。

這裡我們又一次看到無政府主義缺乏統一的立場。2004年許多美國無政府主義者違背他們的棄權原則,投票給Nader。他們的說法像對伊拉克戰爭一樣,因為今次是「特殊情況」(而Nader是反對伊戰的)。他們並沒有如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那樣,採納一個共同立場,而是純粹以個人為基礎。因此在面對重大的歷史考驗,如戰爭和革命時,無政府主義者不再作為一個聯合的或者可辨認的政治力量,並且瓦解為個人主義者。他們當中的一些最無產階級的元素,靠近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但是他部分則走向自由主義。這與俄國革命時的狀況相似,當時很大批無政府主義戰士加入到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第三國際時。

  1. 政黨的任務

但是如何防止工人代表的出賣,變成和其他政客一樣呢?

無政府主義者指著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領導人的蛻化說:「看吧,我們是正確的!」問題是無政府主義者只是提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是的,有一個來自資產階級的壓力作用於工人代表身上,使他們與他們的階級根源斷裂。但是聯合抵制選舉不會解決這一問題。列寧評論說,無政府主義者相信工人階級能夠徹底改變社會,而又說他們沒有能力控制自己在資產階級議會中的代表,是多麼「幼稚」啊。

相同的資產階級的壓力施加在每一個群眾性組織上,政黨也好、工會也好,還是婦女或青年運動也好。西班牙的經歷,唯一一個無政府主義成為真正群眾力量的國家,表明即使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能免於這樣的壓力。在1930年代,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領導人在兩個資產階級政府中接受了部長職位,從而對工人階級導致了災難性的結果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如果沒有成百萬人參與的革命群眾運動,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群眾鬥爭中面對壓力、相互矛盾的訴求以及週期性起落是不可避免的。如無政府主義者的夢想那樣,預先嫁接一個能避免這些狀況的革命運動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支持建設革命政黨的原因。這個黨需要基於一個清晰的綱領、能應對這種壓力、分析每一個新階段形勢,並提出必要的口號和策略以推進群眾鬥爭。當中要求工人代表以工人的工資水平生活是關鍵點。這適用於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的工人組織,也適用於未來的工人國家。這是對抗官僚滋生和在工運中與資產階級影響作鬥爭的手段。對抗官僚主義並沒有現成的公式,唯有依靠有政治覺悟的工人階級成員積極的互動與監督。

這也是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者堅持,我們的公眾代表在黨的紀律和民主控制下對黨負責(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反對這種侵犯「個人」神聖權利的做法)。布爾什維克堅持在杜馬議會裡要有黨領導的機構。這個中央代表,如果必要的話,會修改議員的演講稿和文章,並且對他們的決定具有否決權。事實證明是有必要這樣做的。如在1914-18年的帝國主義戰爭中,例如當一些布爾什維克代表在資產階級愛國主義者的壓力下搖擺不定時。這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集中制的例子。但是不同於由官僚集中制的斯大林主義,列寧時代的集中制是嚴謹民主的,黨內進行過無數辯論,並有一個完全對黨員負責的領導階層。

10.西班牙的教訓

在1931-37年的西班牙革命時期,該國出現世上唯一一股群眾性的無政府主義力量。工人階級中最英勇、最革命的階層被吸引到無政府工團主義CNT-FAI的旗幟下。根據無政府主義者作家Daniel Guerin所說,當時CNT-FAI比西班牙的官方政府還有強大。

特別在巴塞羅納,無人能阻擋工人委員會奪取他們實際已經行使的權力。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幾十年裡,西班牙無政府主義告誡人們反對「政治」的欺詐,並強調「經濟」才是最重要的。在革命的邊緣,無政府主義者主張:「讓政客去做他們會做的,我們作為「非政治的人」將把精力放在經濟上。」[Daniel Guerin,《無政府主義月》,每月評論報,1970]

在1937年5月,在相當於彼得格勒和上海的革命巴塞羅納,斯大林的警察代表資產階級行動,企圖解除工人的武裝,並破壞工人對企業的控制,受到工人起義反對,導致革命懸在空中。斯大林分子起初被強大的工人起義擊敗。巴塞羅納和西班牙革命的悲劇是工人階級可以很容易地取得政權,但是他們的領導人——這次是CNT-FAI——基於無政府主義「反對所有權力」的主張而出來反對奪取政權。

正如Guerin在巴塞羅納所解釋道:「工人在斯大林派指揮官的命令下被解除武裝。在反法西斯聯合行動的名義下,無政府主義者禁止工人雪恨。」[同上]

無政府主義領導人最後接受兩個政府中的部長職務:第一個是在加泰羅尼亞,隨著是在國家政府。托洛茨基關於西班牙革命的著作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在西班牙革命中,無政府主義者沒有任何獨立的立場。他們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孟什維克主義之間來回搖擺。說得更準確些,無政府主義工人本能地向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道路靠攏(1936年7月19日起義和1937年五月事變),而無政府主義的領袖則竭力把群眾拉進人民陣線——即資產階級制度的陣營。」

「無政府主義者一心只想縮在自己的工會裡,躲在這個浸透了和平時期的墨守成規的氣息的組織裡面,對於工會大門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對於群眾、政黨和政府機關中間發生了什麼事不聞不問,這暴露了他們的致命弱點:他們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法則,不懂得革命的任務。假如無政府主義者是革命者,他們一開始就應該號召成立蘇維埃,把所有城鄉勞動者的代表團結起來,包括那些從未參加工會的受壓迫最深的階層。那樣的話,革命工人自然會在這些蘇維埃內佔據支配地位;斯大林黨也就仍然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少數派;無產階級也就會相信自己擁有無敵的力量;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就會懸在空中不上不下,只要狠狠一拳就能把它打垮。」[托洛茨基,《西班牙的教訓:最後的警告》,1937年]

  1. 結論

如上簡括的那樣,在1990年代舊的工人政黨右轉並且瓦解,導致在工人階級中產生巨大的困惑,並在一定程度上特別使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和替代資本主義市場制度的問題上的意識降低了。這個廣泛過程中的一個特點是無政府主義觀點在某一階層中復興,特別反對革命黨的偏見。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相信,在中國和國際上巨大的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而工人階級將重新獲取政治制高點和建立有力的社會主義工會和政黨。

這不是說去站在局勢之外,等待這個過程的成熟。現在CWI在現今不同的重大議題上鬥爭,這些議題不是我們自己能決定,但是表現著資本主義危機正在加深。無論是與種族主義的鬥爭,還是奴隸和拐賣的重新出現,還是婦女受壓迫、戰爭或環境破壞的問題,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和方法提供了唯一確切的前路。

1930年的西班牙無政府主義得到了機會,但是在歷史的考驗中失敗。革命馬克思主義是更為任重道遠之路。它需要艱苦的組織認真的研究和集體紀律但是超過150年的國際工人階級的經驗表明這是人類解放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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