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二月革命:俄國工人是如何打敗沙皇的

2017年2月21日 下午 8:38

自由派和資本家害怕革命、反對革命

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按現代曆法是三月),延續數世紀之久的俄國沙皇制度轟然倒塌。工人階級,主要是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階級,在英勇女工的鼓舞下行動起來,造就了這場革命。國際工人階級的紅旗是二月革命的標誌,它曾被沙皇禁止,但此時又突然出現在俄國首都的大街小巷。

這一事實本身就正確地說明了反抗沙皇的革命是由哪一個政治力量完成的。不是自由主義者,也不是外國「民主政府」,而是受社會主義影響的俄國工人階級,並引領著其他受壓迫階層。但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代表們——不管過去還是現在——努力掩蓋這一的事實,竭力用謊言把功勞據為己有,從而詆譭推翻資本主義並帶領工人階級奪權的十月革命。

儘管俄國資產階級,包括自由派的立憲民主黨(Kadet),事實上拚命想阻止革命、挽救垂死的沙皇政權,可是超出其控制的事件進程卻把他們推進了權力中心。一個支持基礎極度不穩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成立了。理解為什麼二月會出現這種自相矛盾的結果,對於理解整個俄國革命以及隨後一個世紀裡的其他革命運動非常重要。

俄國資本主義成功——儘管是暫時地——「騎劫」了他們在當中毫無功勞的二月革命。這是因為俄國工人階級乃至它的政治先鋒隊都沒有做好政治和組織上的準備,後者當時正從地下活動、大規模逮捕、流放以及在一戰頭幾年裡主宰俄國的民族主義毒害中掙脫出來。工人階級打敗了人類歷史上最殘暴的一個政權,但還沒完全瞭解自己的力量——我們在其他革命裡也見過這種現象。1917年的革命熔爐每個月都爆發出新的危機和劇變,在這裡俄國工人、士兵和貧苦農民學得很快。

革命的成功依賴於一個關鍵因素:一個馬克思主義群眾政黨的存在,也就是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後來改名為共產黨)。這讓工人階級得以迅速校正自己的政治方向,完全拋棄對資產階級政府的支持,團結在布爾什維克的綱領周圍,從而在農村群眾和其他被壓迫階層的支持下奪取政權。由此做好準備之後,十月革命完成了二月的「未竟事業」,並建立了有史以來第一個工人民主政府。正如這場革命的領導人所強調的,這標誌著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並受到全球工人與被壓迫民族的熱烈擁護。

1917年2月抗議的女工。

婦女指引道路

彼得格勒女工迸發出二月革命的第一粒火花。自1911年以來,國際婦女節(俄歷2月23日,也就是公歷3月8日)已經成為俄國工人階級集會和抗議的日子。1917年,通貨膨脹嚴重,食物短缺普遍,戰爭以及投機商囤積居奇加劇了問題,使那一年的紀念活動富有爆炸性。這讓我們想起近年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劇變,它們一開始都被資產階級評論人士嗤為「麵包暴動」。

女性佔彼得格勒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戰爭期間她們在經濟中的重要性大幅提升。自1905年革命以來,女工出現了明顯的政治化,煙草和紡織等僱傭大量女工的行業發生了數次重大的罷工。布爾什維克黨相當重視組織女工,並從1913年開始出版一份婦女報紙(直到被戰時審查法取締)。一名秘密警察在二月份非常準確地報告說:

「這些母親被漫長的等候隊伍折磨得筋疲力盡,看著半饑半飽的生病的孩子讓她們倍感痛苦,她們大概比米留科夫和羅季切夫諸位先生[立憲民主黨領導人]跟革命親近得多,當然她們也危險得多。」

《羅曼諾夫王朝覆滅》 馬克‧斯坦伯格(Mark Steinberg)及弗拉基米爾‧赫魯斯塔廖夫(Vladimir Khrustalev)著

一場運動從社會下層爆發了。2月23日,幾千名紡織女工走出工廠發起罷工,並且把她們的男同志也號召了出來。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連布爾什維克分子都大吃一驚。「打倒戰爭!打倒高物價!打倒飢餓!給工人麵包!」——一位布爾什維克工人回憶說,他當時聽見街上的婦女們喊著這些口號走向他所在的工廠。在這天結束之前,大約9萬人加入了罷工,第二天人數又翻了一倍。

而且,社會主義分子的主動介入——其中許多人屬於布爾什維克黨或是其外圍——加強了運動的政治怒火,反對沙皇專制的口號、有意識地擴大罷工、拉攏士兵的計劃超過了對麵包的訴求。到25日時,彼得格勒幾乎所有工廠以及許多商店和服務機構都關閉了。學生、白領工人和教師也走上街頭,加入工人的隊伍。

第二天,當局發動鎮壓,逮捕了大量工人活動分子,並命令軍隊向示威者開火。「這是一場流氓運動」,沙后亞歷山德拉(Alexandra)在給她丈夫的信裡寫道:「小伙子和姑娘們到處亂跑,大嚷著他們沒有麵包……然後工人就阻止其他人上工。」次日衝突和子彈仍在繼續,但是軍隊被同一種普遍的社會壓力撕裂了,內部的緊張情緒激起了嘩變。第一批叛變軍官起義的部隊引起骨牌效應。27日入夜前,整個彼得格勒衛戍部隊共15萬人——站在沙皇和革命之間的唯一力量——已經土崩瓦解。等到28日早上,政府顯然已是窮途末路。3月1日,沙皇遜位。

三年來的可怕戰爭已經為底層士兵的激進化打下基礎。1917年初,每月逃兵多達34,000人。俄國的死亡總人數達380萬,居於各交戰國之首。儘管二月革命也並非沒有流血,但死者只有1,443人,和戰場屠殺相比微不足道。(十月革命的死亡人數還要少得多,因為那時工人階級準備充分得多)。

1917年2月,彼得格勒的紅軍(工人民兵)和士兵。

沙皇的統治

沙皇制度依靠龐大的官僚系統和軍隊統治著這個大帝國。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II)因為統治期間多次屠殺,特別是1905革命後為恢復控制權而發動猛烈鎮壓,而被稱作「血腥的尼古拉斯」。據德國歷史學家希爾德邁爾(Manfred Hildermeier)所說,僅1905年10月至1906年4月就有48,000人遇害。

沙皇家族都是宗教狂熱分子和骨子裡的反猶分子,猶太居民慘遭駭人聽聞的集體迫害。尼古拉斯二世相信1905年革命就是由「猶太教的掌舵和毀滅之手」指揮的。他相信自己的祖父亞歷山大二世就是死於這樣的猶太陰謀。後來丘吉爾以及希特勒的納粹也鼓吹類似的「理論」,認為是猶太人造成了俄國革命。實際上,沙皇的種族主義民兵──黑色百人團(Black Hundreds)就是納粹黨和其他法西斯政黨的原型。

沙皇和俄國國教東正教有著緊密聯繫,其中沙皇是其頭領,而後者則代表那種深厚的集權主義意識形態。東正教會認為「西方議會制」不適合俄國,並聲稱只有沙皇專制能夠保護俄國免於革命和毀滅。這是統治集團天生的看法。沙后有一句名言:「俄國人喜歡受鞭打的感覺——這是他們的本性——施以慈愛之後要用鐵腕來懲罰和指引。」在她眼裡,黑色百人團的暴徒們是「健康的、思想健全的」俄國人的代表。

自由主義的危機

沙皇的強硬統治蔑視改革和讓步,導致俄國自由派發生了信仰危機,因為其整個政治存在都基於相信這個制度可以漸進改革而不必革命。但是,俄國資產階級不打算推翻沙皇制度,他們只是想在本國工人階級和外國資產階級競爭者面前獲得沙皇賜予的安全和特權。沙皇政府的利益和虛弱的俄國資本主義的利益由此結合在了一起。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解釋了這個過程,而且比他的任何同代人乃至列寧說得更加清楚,他卓越地預見到將來推動俄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階級力量關係。因此,與資本家利益扣連在一起的自由派代表開始進入政治妥協的過程,不斷垂下他們的目光,並淪為注定被沙皇政府拋棄的諫臣。在俄國,如托洛茨基所說,1905年革命是一個關鍵轉折點:

「自由派正當這個時候,即革命暴露出不僅要震撼沙皇制度,而且還要摧毀它的時候,它們就示威式的退出了革命。」

托洛茨基 《俄國革命史》

一想到一旦專制牢籠被打破,主宰局勢的將是工人階級而不是他們自己,俄國自由派就無力挑戰沙皇制度和它的鎮壓機器。在二月革命裡,他們被嚇得癱倒在地。他們絕對想不到幾天之後自己就要組建政府,並發表關於「保衛革命」的演說。一個杜馬(俄國偽議會)代表如此描述二月革命前夜的氣氛:「代表們像瘦弱的蒼蠅一樣來回踱步。沒有人還相信什麼。每個人都失去了信心。每個人都感到而且知道自己的無力。情勢令人絕望。」[斯坦伯格和赫魯斯塔廖夫]

這揭穿了今天反共產主義歷史學家的謊言,這些人謊稱領導二月革命的是他們的理論前輩,同時貶低受社會主義鼓舞的工人階級的決定性作用。推翻這種歷史歪曲的不是別人,正是立憲民主黨領袖米留科夫:

「我們不想要這場革命。我們尤其不希望它在戰爭時期到來。而且我們曾拚命地阻止它發生。」

勒布朗 《列寧與革命黨》

資本主義的「另類事實」

右翼歷史學家掩蓋俄國革命的真實經驗,為的不僅是過去,還有未來。資產階級統治集團正確地感覺到新一輪革命劇變就要來臨,而且最擔心工人和青年會再造一場以俄國革命、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為基礎的運動。特朗普主義崛起,8個超級富豪的財產與最貧窮的一半人口相當,這些都說明資本主義正在經歷一場全球的可怕危機。

親資本主義歷史學家將二月革命描述成一場「好」革命,它在俄國建立了民主制,但被十月的「壞」革命破壞推翻。前里根總統顧問派普斯(Richard Pipes),寫過幾本關於俄國革命的著作,就是這類人的典型。在去年的一次訪談中,派普斯說他計劃慶祝二月革命百週年但完全無視十月革命。

歷史學家費吉斯(Orlando Figes)用同樣的口氣說二月革命是「真正的革命」,而十月革命是一場「政變」。這些「專家」想隱瞞這樣一個事實:這兩場革命都是工人階級完成的,它們實際上是同一場革命的不同階段。

為了妖魔化布爾什維克和十月革命,費吉斯誇大了二月政權的民主成就:「在1917年春季,臨時政府以驚人的速度推行了一系列非凡的改革。俄國一夜之間真正變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列寧語)。人民被賦予了集會、出版和言論自由。對宗教、階級、種族和性別的法律限制被取消了。成人普選制實現了。」[www.orlandofiges.info]

列寧確實說過:「目前在世界各交戰國中,俄國是最自由的國家」(列寧《四月提綱》),不過他在這裡說的是革命成果,不是資產階級政府的政策。他也警告說:「這個政府在革命詞句的掩護下,任命舊制度的擁護者擔任國家要職」。

俄國工人階級非常明白,它剛贏得的民主權利是通過鬥爭而不是議會辯論實現的。這些自由是奪來的,不是政府「賦予」的。是工人組織——尤其是蘇維埃——的力量阻止了臨時政府與沙皇政權殘餘勢力聯手奪回這些成果(他們將愈發努力嘗試這樣做,八月份科爾尼洛夫將軍圖謀發動右翼政變就是例子)。

政府命令釋放政治犯不過是為既成事實蓋上橡皮圖章,工人和士兵已經自己強行打開了牢房。至於政府承諾的普選權,還不過是一紙空文。政府承諾組建立憲會議,但不斷推遲選舉,用這種拉布策略應付群眾的土地改革和停戰訴求。臨時政府本身就不是選舉產生的,而是由杜馬任命的,而後者又是由極其有限的選民選出來的,只有六分之一的成年居民有權投票。

當時只有很少幾個資本主義國家實行普選,紐西蘭和芬蘭就是兩個有名的例外——後者是1905年俄國革命的直接結果。在美英等主要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和大部分歐洲國家裡,要等到1917年十月革命及其引發的全球革命衝擊之後,資產階級政府才被迫落實全面普選。法國和希臘的婦女直到二戰後才贏得選舉權,而非裔美國人還要再等二十年。不管在哪個國家,民主權利都是靠群眾鬥爭贏來的,而1917年俄國革命對於推進全球鬥爭發揮了關鍵作用。

資產階級的虛偽

只是等到二月之後,面對革命的既成事實,世界資產階級才轉而支持「民主俄國」。由親沙皇的自由黨和保守黨政客當道的英國議會,虛偽地投票贊成向俄國人民表示「衷心祝賀」。就在一年之前,英國政府才剛剛授予尼古拉斯二世「英軍榮譽陸軍元帥銜」。英國的「自由出版物」對俄國獨裁者更是不吝溢美之詞。戰爭販子、媒體大亨諾思克利夫勳爵(Lord Northcliffe)手下的《泰晤士報》(The Times)曾向沙皇的「強硬性格」和「鋼鐵意志」拍手喝彩,稱他「受麾下將士的愛戴」。英國資產階級和政府一直認為沙皇獨裁對於「保持俄國完整」是必要的。

從1909年沙皇赴英格蘭進行國事訪問時的情況可見,反對沙皇制度的是英國和世界工人運動。當時數千人在特拉法爾加廣場舉行示威,反對此次俄國君主的國事訪問。示威人群前的橫幅上寫著「打倒暴君尼古拉斯」,讓人不禁聯想到今天反對美國總統的氣氛。

各國資產階級政府被二月革命嚇得倉皇失措,但只要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盟軍仍然掌控大局,而俄國新政權還會承還沙俄時期向西方銀行借來的債務,他們還可以暫時假意支持俄國「民主」的。

1917年俄國革命期間遊行的工人,士兵和水手。

臨時政府

在明白自己已失去沙皇政權之後,資產階級胡亂拼湊了一個臨時政府,不過它從一開始就癱瘓了。它被困在俄國已崩潰的資本主義框架之中,沒能解決任何一個壓在俄國社會肩頭的重要問題:戰爭、經濟崩潰以及最重要的土地問題(土地歸耕者所有)。

與此同時,工人階級通過二月起義的經驗和過去一個半世紀激烈階級鬥爭的經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組織程度和政治覺悟。蘇維埃是根植於未成功的1905年革命的經驗的,就這一方面來說,它以更大的規模重新出現,對革命是至關重要的。

彼得格勒蘇維埃有3000名來自大多數工廠和工作場所的民選代表。代表們沒有經濟特權,而且隨時可以被召回,讓蘇維埃成為有史以來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工人政府的雛形。蘇維埃湧現於俄國各地,而且吸收了士兵和農村群眾。

二月至十月存在一個「雙重政權」的局面,這在所有革命中都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出現過。如新任戰爭部長古契科夫(Guchkov)所承認的:「政府,唉,沒有實權:軍隊、鐵路和郵電都在蘇維埃手裡。可以乾脆說,只當蘇維埃允許之時,臨時政府才能存在。」

工人本能地對這個包含幾位俄國富商和地主的新政府抱以敵視。但是他們被自己的領導人——主要是二月裡佔蘇維埃絕大多數的「溫和派」孟什維克和社革黨——遏制住了。

除了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一人之外,新政府裡沒有一絲革命力量的痕跡。克倫斯基是社會革命黨(以農村為基礎的溫和派「社會主義」政黨)的律師,一開始擔任司法部長,後來升任總理。布爾什維克工人活動家卡尤羅夫(Kayurov)驚呼:「工人的血在彼得格勒街頭流了三天,難道就是為了用一個地主來代替另一個地主?」

在《俄國革命史》中,托洛茨基詳細解釋了這種矛盾局面產生的原因。工人階級中最具戰鬥性的階層,特別是那些受布爾什維克影響的階層,在二月起義裡發揮了關鍵作用。對於一場革命來說,「行動勝過一切」,自覺且堅定的少數在廣大群眾的支持下起到決定性作用。但是等到舊制度覆滅之後,事情就開始發生變化,過去消極被動的階層大規模湧上政治舞台。這些階層一開始還未能區分不同的政黨和團體,而後者又全都——包括資產階級政黨——開始用「革命」語言裝點自己的演說。

在這種情況下,最自覺的工人至少在一段時期內成了少數。二月後最初一段時期,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裡只有2%的票數(不過他們的代表會急劇增加,到九月份就贏得了多數)。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利用自己的主導地位為新資產階級政府做擔保,導致群眾對它產生幻想。

「即便在二月革命時,群眾的革命傾向也和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妥協傾向完全不相符。無產者和農民投票支持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不是支持這些人的妥協立場,而是支持他們對抗沙皇、資產階級和地主。可是投票給這些人之後,他們卻在自己和自己的目標之間築起了一座隔牆。現在他們假使想要前進,就一定會撞上這座他們自己立起來的牆,而且不得不推倒它。」

托洛茨基 《俄國革命史》

倒塌的沙皇亞歷山大三世頭像。

階段革命論

孟什維克和右翼社會革命黨堅持認為二月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因為俄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的落後經濟體。所以他們說,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必須支持資產階級政府而克制自己的訴求。這是最早的一種所謂「階段革命論」——以後就成為斯大林主義共產黨的標誌。在中國、西班牙、智利、伊朗以及其他國家,由於採取這種已經失敗過的孟什維克「階段」方法而不是1917年成功過的布爾什維克方法,絕佳的革命機會就一次次被浪費了。

二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內部對於俄國工人階級「不可能」奪權這種說法產生了困惑。第一批從流放中回到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包括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推動黨急劇右轉,支持臨時政府,支持繼續進行「護國」戰爭,支持同孟什維克合併。

列寧在1917年四月回到俄國之後立即掀起一場內部政治鬥爭來擺正黨的方向,他強調工人階級須要保持徹底的政治獨立性,並要求工作重心指向最受壓迫的階層,這些階層正對蘇維埃的妥協派「官方」領導人越來越沒有耐心。我們將在以後的文章裡討論這件事。

在我們這個時代,越來越多的工人和青年會理解這些重要的經驗,並重新把社會主義當作取代資本主義的強有力的群眾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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