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打壓削弱政府的統治基礎

2019年四月月29日 上午 1:29

民主運動若果要成功,必須與內地工人階級連結起來,共同挑戰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制度

《社會主義者》(香港版)第52期社論

林鄭政府繼續推進對民主權利的攻擊,並試圖將親中共勢力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但同時其統治愈來愈顯得進退失據。幾乎每個月政府至少推動一項新政策而引發巨大批評,受到反對派甚至是部分建制派阻撓。

在推動逃犯修訂條例中,政府不但受到民主派支持者的反對,連香港資本家也害怕修例後因自己在內地的經濟犯罪而被引渡。雖然逃犯修訂條例已經得到大財團的支持,但資產階級對林鄭的不信任將繼續存在和加深。香港政權的體制與中共不同,港府只是服務資本家利益的奴婢,並不如中共那樣有一部能鎮住資本家的強大國家機關,不受資產階級直接擺布(當然中共的政策最後還是為資本主義統治利益所服務)。林鄭月娥在今次即使能夠過法案,其統治基礎也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起初林鄭似乎不是受命於中共,而是主動發起今次進攻,企圖舒緩中共強硬派施加的壓力。因為中共強硬派不斷施壓要求港府盡快推動廿三條。然而發展至今,因為中共知道港府不能在這一次戰役中顯示失敗,否則會削弱其統治權威,甚至影響日後推動進一步的打壓措施。

最高權威

林鄭月娥向中共提交禁制香港民族黨的報告。這做法是為了打開一個先例,表明特首正在執行中共下達的命令。由於基本法48條表明特首可以直接執行中央指令,意味著在此情況下特首的施政就會擁有最高權威,完全無法受到資產階級的其他代表機關(議會和法院)的制衡。即使作出司法覆核,法院也會視中央為最高權威。這進一步集權於特首一人,打破過去親政府勢力的內部格局,也揭下原本用於緩和群眾不滿的「民主」裝飾。這做法展現了梁振英任特首時所說的「特首超然地位」和習近平的「全面管治權論」。正如中聯辦主任最近談及「國家安全」時極為囂張露骨的說到,香港只有「一國」沒有「兩制」。現時有傳人民代表大會會直接為廿三條立法釋法,然後快刀斬亂麻迫使立法會通過。由於廿三條只需要一半議員就能通過,建制派一定會夠票的。

但這種做法勢必加劇建制派與政府的衝突。在今年年初林鄭強硬提高長者綜援年齡門檻時,就有建制派指責林鄭「目中無人」,「搞到建制派與林鄭政府關係愈來愈疏離」。習近平想將中共獨裁統治模式複製到香港,但反而在動搖港府的統治基礎。

政府與建制派的衝突可以令民主派支持者更有信心抗爭,但如果對統治集團的任何派別及其背後的大財團抱有幻想,那會是致命錯誤。他們不滿林鄭集權,但更害怕群眾運動摧毀他們的統治地位。建制派曾對修訂逃犯條例提出質疑,但在林鄭對富豪讓步、取消9項經濟罪之後,建制派已經基本歸邊,主要只有代表香港較小資本家的自由黨田北俊一派仍然要求撤回修例,或者只可引渡在香港會被判處7年以上刑期的嚴重罪行,其4名議員中有3名很可能會反對修例,令修例能否通過仍存變數。田派代表的香港本土資本家不滿中國資本湧入香港,此前就曾和港府發生衝突(例如2012年挺唐反梁),因此被中共和港府邊緣化,並因其搖擺立場,成為建制派中騎牆派。

政府發動政治打壓,就如啟動了一部他們自己不能停止的機器,不論是否對其統治利益和穩定有利也好,政府必然走向愈來愈壓迫性的統治方式。這不僅是基於香港本地的政治狀況,更重要的是鎮壓愈發嚴酷的中共政權不會容許香港成為「民主飛地」。由於泛民一再退卻,在加上習近平的背書,林鄭政府看起來像滿有信心,同時推動佔中九子的政治審判、國歌法立法、逃犯條例修訂等,但同時反抗聲音也一浪接一浪沒有停止。唯有有組織的群眾反擊才能停止這部鎮壓機器。

欠缺替代方案

無疑雨傘運動失敗所帶來的陣痛,至今仍然存在於群眾意識之中,同時也感到「中共太過強大」而難以打敗,因此難以有爭勝的信心。但每當政府推動親財團或打壓民主權利的惡法時,群眾都會基於義憤而作出即時反應,敢於走上街頭表態。歸根究底,群眾運動面對今天的困局和怒火與失望交織的複雜情緒,始終是來自泛民領導的軟弱及其所引致的失敗。泛民無法與資本家決裂,在資本家的壓力下始終不願以有組織的群眾運動和工人運動直接對抗威權統治,使鬥爭在欠缺一個有戰鬥力的替代方案。

在前傘運時期,當群眾情緒仍在升溫時,給予溫和泛民巨大的壓力迫使他們要參與群眾鬥爭。正因為他們害怕群眾的激進化浪潮會把他們邊緣化,他們需要騎在群眾的頭上並盡快煞停它。正如佔中三子最近在受審時承認,雨傘運動完全是他們預料之外,他們當時想盡快結束運動。

今天較激進的勢力受到政府的猛烈打壓,泛民少了競爭對手的壓力,其保守和軟弱性更加突顯出來。民主黨在林鄭上任以來第一次要求特首下台,足以見到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的群眾反彈,還是對溫和泛民造成相當的壓力。但溫和泛民主要考量到今年區議會選舉,因此也要高舉反對旗幟獲取支持,但還是不會願意真正發動鬥爭。

溫和泛民一開始並無心動員群眾反對逃犯修訂條,但3月31日上街人數超過一萬,遠遠超出他們預期。然而,當激進民主派準備在4月28日發起第二次遊行時,溫和泛民又再次表示沒有信心動員群眾,害怕人數少變成「示弱」。他們的「擔憂」只是將他們自己的無力軟弱投射到群眾身上。真正沒有能力鬥爭的是他們,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沒有任何打倒中共專政,而希望與政權作出妥協。但在中共吋步不讓的情況下他們節節失退。

聯結到內地

要克服這樣的困局,真正為民主權利鬥爭的勢力,包括左翼組織和工人階級力量,需要在政治上獨立於溫和泛民,呼籲所有想要反抗威權政權的人在群眾鬥爭中達成最大程度的團結,但同時每一步行動都要挑戰溫和泛民軟弱、妥協的親資產階級立場。要想在政治上將民主鬥爭重新武裝起來,關鍵力量是擁有民主架構和社會主義綱領的新工人政黨。這個新工人政黨需要主張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而且至關重要的是要提出終結富豪統治。

民主鬥爭一定要蔓延至香港以外的地區。可惜的是,無論是泛民還是本土派都想將民主運動限制在一個城市裡,這是綁住了自己的手腳。歷史上從來沒有反專制運動在一個城市之內勝利。香港的運動若果要成功,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內地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連結起來,共同挑戰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制度。這場鬥爭甚至不只是全中國的鬥爭,而是一場國際的鬥爭;中國和香港的經濟由權貴操控,需要專制政權來捍衛它。梁振英就承認過,對於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來說,不可以有真普選,因為不能讓窮人有權決定政策。因此,民主鬥爭也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一場爭取工人階級替代方案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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