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六四天安門大屠殺31年

2020年6月4日 上午 2:26

1989年的北京大屠殺粉碎了民主運動,也強化了中國政權對資本主義的擁抱


抵抗 中國勞工論壇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殺31週年。 1989年4月爆發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使全國陷於群眾革命運動,北京癱瘓了七個星期,運動蔓延到300多個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廣場也像天安門那樣被成千上萬的人群佔領。

6月4日北京的鎮壓行動中,普遍認為大約有1,000人被殺,另外還有更多人在中國其他城市的鎮壓中死亡、受傷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軍坦克和裝甲車隊從四個方向進攻北京,他們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該殺的殺」

5月底,20萬清場部隊(這個數量足以入侵一個國家)被北京的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不可思議地攔截了15個晝夜,被迫紮營在郊區。當局最高領導人本以為,僅通過展示軍事力量就足以震懾群眾並恢復「秩序」(即他們破碎的專制權力)。

但是,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勇氣挫敗了最初的軍事部署。士兵們不想攻擊人民,軍官們也意見不一,不清楚哪股勢力在控制政權,以及領導人想達到怎樣的目的。軍方將領的遲疑給政權造成了危機——這是最終暴力鎮壓如此極端的一個關鍵原因。

陳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從我們的電郵chinaworker.isa@gmail.com訂購)一書中描述,15天里裡,超過一百萬人參加組成了阻攔「人牆」,並拉攏與解放軍。我們不是要輕視學生,但遠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場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革命鬥爭。美國駐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說,他們不得不派車去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大院接他們的中國同行,因為中國外交官的司機正在街頭參與示威。

親鄧小平的解放軍軍頭王震說:「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血腥鎮壓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曾揚言「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

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國。這個表面打着「共產黨」旗號的世界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體,拒絕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過去五年反而將國家鎮壓和政治控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觀點認為六四屠殺來自邪惡的毛派「共產主義」,而實際上,中國變得越資本主義,就越具有鎮壓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的20歲馬克思主義抗爭青年對《華盛頓郵報》(2019年5月25日)說:「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你會發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兩回事。他們把法西斯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就像掛羊頭賣狗肉。」

中共的超級警察機器的規模龐大,眷養了1000萬個網絡間諜。2017年中國維穩費(1.24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埃及的國內生產總值。這個警察機器的主要就是為了阻止工人階級組織起來。

勞工維權人士韓東方表示:「中國在過去的40年裡一直將市場為信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揮舞着共產主義的旗幟,但實際上中共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和叢林法則的最大信徒。」[金融時報,2019年5月24日]

獨立工會

韓東方在六四屠殺後被監禁,因為他是八九運動中出現的獨立工會的先鋒。後來獨立工會成為政權鎮壓的主要目標。為扼殺工人階級的力量、新成立的獨立工會、以及八九運動最後一段時間的廣泛罷工,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進行了最可怕的鎮壓。當年設在天安門廣場的獨立工人工會總部就正是六四當晚鎮壓最血腥的地區。。

即使是1989年北京「頭號通緝犯」名單上的少數學運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監禁,當然,這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在之後的幾個月裡,據估計有兩萬人被捕,當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組織罷工(「搞破壞」)和秘密工會(「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

沒有學生被判處死刑,但這一厄運發生在幾十名工人身上,還有其他工人被判無期徒刑或多年勞改。其中一例就在上海,經過6月21日短暫審判後,3人被處決。他們犯下的「罪狀」是在縱火燒掉一列空載的火車,該列火車早前直接撞向在路軌上支持民主的示威人群中,將6人輾斃。

學生運動?

大多數報道都把八九運動描述為「學生運動」,但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學生們湧入並佔領了天安門廣場,點燃了這場鬥爭,展示出英雄主義和勇氣,但他們更多是對以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

趙紫陽主張中國實行漸進、有限的民主化,而強硬派主張加強專制統治,認為趙紫陽很有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走得太遠了。兩派都致力於繼續讓中國向資本主義過渡,分歧集中在隨之而來的政治開放的速度和程度上。

大多數天安門事件報道中遺漏了工人階級的關鍵作用。到運動後期,學生們已經極度疲憊。學生抗議已過了高潮,許多學運分子在5月開始大規模絕食抗議中耗盡了能量。

最初的學生領袖大多來自北京的精英學校,並與中共官方機構的聯繫緊密得多。而後來取而代之的學生則是來自北京以外的新鮮力量,而且他們具有更多工人階級背景。學生在運動中的比重上也減少了,北京的工人階級青年開始發揮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當政府宣布戒嚴、軍隊進入北京後,這一轉變更為明顯。

八九運動一開始作為學生抗議運動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對更專制強硬的「元老」,但後來發展成為一場以工人階級為主的鬥爭,更堅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權,儘管他們的想法並不完全清晰。工人對於趙紫陽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沒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沒有明確的想法或策略,沒有推進運動的訴求和方案。發起這場鬥爭的學生領袖害怕「走得太遠」,在開始時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為害怕激怒政府)。而隨後加入鬥爭的更無產階級的群眾和學生則沒有這樣的保守思想。

他們看到這場運動正在迅速成為生死攸關的鬥爭,政權毫無做出讓步的準備。但當時缺乏明確的計劃和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去準確把握形勢並及時重新定位群眾運動。

中共高層的權鬥

當局在應該讓步還是武力鎮壓的問題上發生權力鬥爭。權力鬥爭在1989年5月達到頂峰,趙紫陽遭遇決定性的失敗。這是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趙紫陽被軟禁直到2005年去世),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鄧小平和他的同夥在6月3日至4日發動了這種無端和過度的暴力。

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並非是親資本主義派和反資本主義派之間的鬥爭——沒有中共領導人主張回到改革前時代的計劃經濟。這一分裂發生在那些希望為抗議行動提供一些民主讓步、從而將一部分學生和知識分子吸納入該政權的一派,與那些主張嚴厲血腥鎮壓以殺雞儆猴、展示中共是不可挑戰的一派之間的。鄧小平傾向的強硬派勝出權鬥,自那以後一直是中國政權的標誌——資本主義與嚴格的專制控制相結合。

1989年5月23日,《紐約時報》的A. M. Rosenthal寫道:「1989年5月,中國政府一度失去控制權。」這是個準確的描述。 31年前,這位評論員提出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由於沒有任何能夠介入局面的權威力量,中國政府可能將能夠重整旗鼓,恢復國家權力。」

1989年的中國正位處在革命(群眾運動)和反革命(鄧小平的親資政權)之間的殊死搏鬥之中。群眾運動沒有發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沒能呼籲群眾運動更進一步、建立人民政權的機關(如全國各地相互聯結的民主委員會),沒有讓正在組織獨立工會的工人帶頭建立工人和窮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錯失了時機。

鄧小平政權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鎮壓。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鳥。 首先,工人組織是主要目標。政府以如此殘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議者,對整個國家造成長達數十年的威嚇。血腥鎮壓的另一個目標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因為改革派曾向學生抗議者提供支持或讓步。鎮壓要發出的一個訊息是,雖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資本主義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卻是禁忌。

六四屠殺並非如一些評論家所聲稱的那樣導致了非資本主義的斯大林(港:史太林,台:史達林)主義政權的重新鞏固。中國的斯大林主義體制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開始瓦解。六四屠殺名義上是捍衛「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推動中國政權徹底變成資本主義的決定性時刻(儘管帶有獨特的中國特色)。1989年是一場失敗的政治革命,儘管它沒有完全表達出自己的目標。

殘暴的資本主義復辟

特別是在1992年歷史性的「南巡」後,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繼續走向資本主義,但這個過程受到中共威權政府的控制,以確保黨內精英(尤其是「太子黨」) 可以掌握資本主義經濟成長中最圖利的部分,同時保持鐵腕政治控制,以保持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消除任何對殘暴資本主義復辟的抵制。國企私有化在1990年代末達到高潮,有多達6000萬名工人下崗。永久性工作被不穩定的臨時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國的國企僱用了6,000萬名派遣工,他們的工資和社會福利都低於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仿英國戴卓爾將住房大幅私有化。今天,95%的中國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的所佔比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國的私人房屋佔51%,美國佔65%。房價已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巨大負擔。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平均房價與收入比名列世界最高的位置,比東京貴一倍,比倫敦貴三倍。

 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25週年

一些旁觀者誤以為工業的高度國有化表示中國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仍是不同社會制度的混合體。 國家經濟佔中國GDP的30%左右(包括銀行、能源、電信等關鍵部門和相當一部分製造業)。在1990年代,國有經濟被用來創造出新的資產階級,中共官員的親戚和朋友從中坐上了最有利的高位。

 這正符合托洛茨基對史大林主義的預測:假若工人未能夠成功透過政治革命實現國有經濟與政府的民主控制(例如1989年的中國),就會有如此的結局:

 「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即具有一種兩者擇其一的性質:或者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一個機關,它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且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開啟到社會主義之路。」(托洛茨基,《過渡綱領》,1938年)

中國的專制資本主義植根於對群眾抗爭的恐懼以及資產階級精英的不安全感。資產階級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體控制和國家宣傳的幫助下,很大程度上將其財富隱藏起來。中國的資本主義模式不是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場」,而是東亞的威權資本主義,就像是蔣介石的台灣、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朴正熙的韓國。

近期可靠的媒體報導表明,中共高層「太子黨」之一習近平的家族擁有1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員也同樣地極為富有。以美元計,中國億萬富翁人數很久之前就已超過了美國,去年為819對571人。這些是國家控制或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完全」資本主義政權。按美元計算,中國不僅擁有比美國更多的億萬富翁,而且在過去的一年中,美國每新增一名億萬富翁,中國就新增三位。

 自從鄧小平在1970年代末開啟中國資本主義復辟之路以來,中國的財富從最貧窮的多數人向超級富豪的精英的轉移比美國或歐洲都要多。 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一項研究顯示,從1978年至2015年,中國最富有的1%人口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每年成長8.6%,高於美國的3%和法國的1.4%。

香港紀念晚會

與往年不同,今年的六四31週年紀念晚會不會在香港聚集大批群眾。香港是中共唯一可以容忍6月4日大屠殺示威和紀念的城市。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和禁止8人以上聚集的社交距離法律,意味著每年舉辦六四紀念晚會的歷史傳統在今年被中斷。

各處將舉行較小規模的象徵性活動。但是六四的記憶不僅仍存,還可能成為更強大的因素,因為隨著上個月全國人大通過了港版國安法,中共政權奪取了對香港的直接政治統治。 中共政權鎮壓香港的民主鬥爭,令鬥爭將會更加激烈。

 在中國其他地區,中共繼續進行空前的鎮壓。如今,習近平治下龐大的審查機器,導致無法在武漢地方一級有效遏制2019年12月初新冠病毒爆發,從而令它成為全球災難。中國實際上已經建立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大流行預警系統之一,但在實際需要時,該系統因審查制度、虛假信息和極權國家機器的掩蓋而失靈。

  2018年佳士工人鬥爭之後,左翼活躍青年、學生和工人遭到鎮壓。雖然鎮壓規模比新疆小,但卻是習近平鎮壓加劇的重要事證。這些工人和青年還被國家宣傳機器不實指控為「受到境外勢力操控」,中共在香港使用這樣的抹黑打壓一切的反對派。

 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體居民都面臨官方恐怖手段,超過一百萬人被關押在名為「職業培訓中心」的集中營。新疆的面積相當於半個印度。它已經成為警察國家電子監控的巨大試驗場,配有臉部識別監控系統、DNA採樣和強制安裝手機間諜軟體等尖端監控技術。

儘管由於歷史原因,中共偽裝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它今日的政策與共產主義毫無關係,也不妨礙習近平政權將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列為頭號罪犯。六四屠殺週年讓政府更加緊張,因此習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說中國正面臨「難以想像的危險」。

中美「新冷戰」

近年來,中美帝國主義衝突急劇升級,這波衝突始於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並迅速擴展到投資、技術、學術交流、地緣政治和軍事競賽。這相當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新「冷戰」。這是兩大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而不是像上個世紀兩個不相容的社會經濟制度(即所謂「共產主義」的史太林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

 在如此背景下,基於各自的利益,中國和美國也開始互相攻擊對方的「人權」記錄──兩國今天突然開始大談人權,這是20多年來從未見過的情形。中國官方媒體沈迷於關注特朗普,電視上鋪天蓋地地報導他的事情、報導全美各地反警察暴力的群眾抗議。 同時,他們歪曲香港群眾抗議活動,並散佈相關謊言。美國統治階級反過來做同樣的事情,指責美國示威者為「恐怖分子」,同時讚揚香港的抗議活動。

 私底下,美國的主要資產階級代表都贊同1989年的鎮壓是「必要之惡」。特朗普過去曾稱八九運動為「暴動」,並表示欽佩中共獨裁政權的鐵腕鎮壓。 1989年6月,美國老布殊政府迅速採取秘密行動,派遣國安顧問布倫特.斯諾克羅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領導層保證美國對中國的有限制裁和對大屠殺的官方譴責只是暫時的,並表示華盛頓希望保持「接觸」。

英國戴卓爾政府也採取了相似的立場。2017年解密的英國政府文件顯示,戴卓爾政府和美國時任總統布殊同意,西方在中國具有需要保護的重要「戰略利益」,因此不應支持可能「將中國人帶入蘇聯懷抱」的民主抗議活動。

 中國政府也同樣向西方政府發出私下保證,請他們無視中國對「西方干涉」和「境外勢力」的公開攻擊,因為這些攻擊不過是是中共對國內的宣傳策略。中共也保證繼續推行過去十年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領導者來說,決定因素是經濟利益和本國公司的市場,而不是人權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現在西方資產階級政客一百八十度轉變,只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中國和美國的統治階級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並把對方描繪成惡人。

 記取教訓

要在中國和全球建設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資本主義,1989年運動的教訓至關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國史太林主義/毛澤東主義政權到1970年代已經耗盡自身、無法再讓經濟發展。當時中國與俄國及東歐其它史太林主義官僚獨裁政權一同陷入深刻危機,於是中共高層把倒退回資本主義視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當時中國新一代的工人運動也受到西方工運領袖及其右翼親資思潮的阻礙,無法及時將自身組織起來、提出清晰和必要的綱領,以阻止「共產主義」官僚摧毀計劃經濟並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

 雖然資本主義似乎給中國帶來了驚人的GDP,卻同時產生前所未有的問題:嚴重的不平等、慘不忍睹的污染、超長工時和實質收入停滯不前。今天中國的社會緊張局勢比1989年更加嚴重。疫症大流行引起的經濟衰退導致中國1/5的工人失業,而仍有工作的工人面臨著嚴重的減薪。從習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國正醞釀著新一波大規模群眾運動。

 正如現在被習近平政權關進監獄的左翼青年那樣,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而且這場運動正在中國逐步建立起來。儘管現在當局不斷製造苦難,但多強的國家鎮壓也不能避免未來這個局面。我們要釐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讓中共高層可以下令屠殺,才能最佳地建設新一波以工人政黨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以反對專制、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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