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遇刺80週年之後

2020年8月27日 下午 10:14

今年是偉大的革命者托洛茨基被史太林特務懦夫地暗殺的80週年紀念。托洛茨基當時在墨西哥流亡,但史太林獨裁仍然懼怕他的思想,還有以1917年十月革命的真正思想來建立一個群眾性革命馬克思主義國際的潛力。

流放與迫害 

托洛茨基與同列寧共同領導了當年的革命。為了紀念托洛茨基對於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巨大政治和理論遺產,以及他在1930年代反抗史太林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可怕反動的勇毅,我們在此首次地以中文出版一系列相關文章。

托洛茨基通過對反資本主義和史太林主義的分析與鬥爭;為今天的階級鬥爭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經驗與教訓。

這篇有關托洛茨基遇刺的文章,於1980年首次刊登於戰鬥派(the Militant tendency,即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英威蘇支部於當時的前身)的理論性季刊。

「史太林在完全不同的層次上鬥爭,他不是攻擊對手的思想,而是攻擊對手的頭顱。」

Lynn Walsh,原文寫於1980年,現內容有微調

今年(1980年)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逝世40週年。

在1940年8月20日,拉蒙·麥卡德(Ramon Mercader)用冰鎬對托洛茨基造成致命一擊,前者身份為史太林秘密警察「格別烏」(GPU,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派往墨西哥的特工。史太林這麼做是為了謀殺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被放逐的革命者,過去是十月革命領袖列寧身旁的戰友,曾創立並領導紅軍,同時也是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創始人之一。

托洛茨基遇刺,不僅僅是史太林的惡毒的邪念所造成的。

這還是針對所有世代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及所有的後輩青年革命者而來的系統性血腥恐怖之終極表現,因為他們正準備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思想,並對抗為官僚所控、充滿壓迫的政權。

當格別烏1940年拿下托洛茨基時,他的家人、許多密友和合作者,以及無數國際左翼反對派領導人和支持者,已被謀殺或被逼上自殺之路。

儘管官僚們謀殺了整整一個世代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以排山倒海的力氣要把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歷史作用埋葬在謊言、誹謗和史實扭曲捏造之下,托洛茨基的思想卻從未像現在 (原文年代為1980年代初)這樣對工人階級中的活躍份子產生連結和吸引力。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受限的前殖民地國家,以及俄羅斯與東歐的畸形工人國家當中,無疑有著新革命得以發展的遠景。

今年8月,資產階級媒體也無疑會很不情願地承認這點。可預見資產積極媒體一定又會因為不能理解托洛茨基的真正歷史作用,又或故意掩蓋混淆和托洛茨基有關的政治問題,而寫下一大堆廢文。

例如,儘管存在無可辯駁的證據(當時已有些明確證據,後來又發現了更多佐證),一些週刊(例如1978年12月8日的《新政治家》)似乎仍在急切地為史太林主義開脫,甚至試圖否定格別烏在托洛茨基被謀殺一案中的罪嫌。

但從根本上來說,有個老問題將不可避免地被人——例如1930年代的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提出:如果托洛茨基是布爾什維克黨其中一位最重要的領導人兼紅軍統領,那麼為何他讓史太林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為何托洛茨基為何不親自奪權就好?這些問題無疑將再次引起托洛茨基「太過教條主義」、他的政治觀「不切實際」以及史太林比他「聰明得多」的論點。而提出這些論點則必然意味著史太林比托洛茨基來得更加「務實」,而且也更為「精明」和「有力」。

托洛茨基則親自完全地駁斥了這些觀點,不僅是在回答馬克斯·伊斯特曼的問題上,並還對蘇聯工人國家的墮落原因進行了全面分析,而且批判了官僚們的政治觀。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把1923年以後所爆發的沖突僅僅歸結於彼此對立的領導人之間的權力鬥爭是個完全錯誤的看法。

托洛茨基在1935年寫道:「從世界革命仍在走下坡路的觀點來看,這點預先注定了官僚政治的勝利,因而也是史太林的勝利。無用的觀察家和蠢人把這種結果歸因於史太林有著強大的個人力量,又或者至少認為這是因為他它特別狡猾。其實,導致這種結果的更深原因在於歷史的推動力。史太林的出現是作為革命的第二章──『黎明以後』 的半自覺表現。」 (《流亡中的日記》,第38頁,參考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流亡中的日記(1935年)》,下同)

托洛茨基和1917年的任何一名布爾什維克領導,都不認為俄羅斯工人階級能夠在一個經濟與文化還處在原始狀態的國家中孤立地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他們堅信工人必須掌權才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務,但是當論及如何完成推進社會主義革命的迫切任務時,俄國工人階級便只能與更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一同合作進行才行,因為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需要更高級的生產力和物質文化水平。

1923年德國革命的失敗(這得歸咎於史太林和布哈林所組成的領導層之誤判)令蘇聯更加被孤立,被迫退而採取新經濟政策,加快了官僚階層的形成,他們將自己追求安寧、渴望特權和使自己能夠舒適生活的私慾擺在世界革命的利益之上。

官僚中的統治階層們「迅速的發現到史太林其實是他們的一份子」,而且他反映了官僚層的利益。史太林開始與「托洛茨基主義」作鬥爭,他創造出了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和列寧外皮的異形怪物,以便歪曲和污衊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所捍衛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思想的真正意涵。官僚們害怕反對派恢復工人民主的計劃會在新世代的年輕工人們中得到回響,從而為反對腐敗官僚的鬥爭提供新動力,而這激起了史太林對反對派的血腥鎮壓。反對派的信念是「史太林的夢魘,因為他知道信念是有爆炸力的,知道自己在信念面前是軟弱無力的,這便是這個殘忍的傢夥惶惶不可終日的根源。」(《流亡中的日記》,第66頁)

這種恐懼也說明了史太林為何會產生渴望對托洛茨基及其家人報仇的個人情緒。如托洛茨基所說,史太林「夠聰明到能了解就算今天的我,也不會和他換位思考、對他予以同情……因此我在他這人的心理如鯁在喉。」(於1935在法國的一間「感化院類型的監獄」中所寫)

驅逐與流亡

托洛茨基預先地指正了「沖突在某種程度上只是『誤解』或不願妥協的結果」這種錯誤的想法。托洛茨基談到了當他在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圖時,有位「富有同情心」的工程師(其實可能是「秘密地派來以了解托洛茨基意向」的探子),問他是否認為自己不可能用任何方法與史太林和好?而托洛茨基是這麼回答他的:

「我回答他的大意是說在那時重新和解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因為我不想和解,而是由於史太林不肯同我和平相處。官僚主義迫使他把這個進程繼續進行到底。他問:『它將怎樣結束呢?』我回答說:『最後只會個糟糕的結局,史太林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方法來解決它。』看來,我的來訪者大吃一驚。顯然它沒有料到這樣一個回答,於是他匆匆離去。」(《流亡中的日記》,第39頁)

自1923年起,托洛茨基在俄國共產黨發起了一場黨內鬥爭,他寫下一系列的文章(這些文章被發表在《新路向》書中),開始警示革命後所會出現的危機。落後國家的革命勢力被孤立於一地,導致布爾什維克黨和國家的官僚制度開始萌芽,托洛茨基開始對抗黨在史太林統治下所結成的官僚主義之肆意妄為。

在列寧1924年的去世不久前,他曾同意與托洛茨基一同對抗在黨內出現的官僚主義風氣。

當托洛茨基和一群左翼反對派開始為復興工人民主而進行鬥爭時,政治局出於權責而承諾恢復共產黨內的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但是史太林及其同夥人卻設法使這項諾言停留於一紙空文。

四年後(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的第十週年),托洛茨基被迫離開克里姆林宮,並與他的反對派同仁們一同避難。一週後,托洛茨基和共產國際的第一任主席季諾維也夫被開除黨籍,在那第二天,托洛茨基的反對派同志兼好友阿道夫·越飛(Adolph Joffe)自殺,以死來抗議史太林的獨裁領導。越飛是托洛茨基的同志、朋友和家人中第一個被史太林政權逼死或直接殺害的人。史太林政權系統性地殘酷鎮壓其反對者,並在真正的工人民主制與自己官僚機構的極權手段之間闢築了一道由鮮血所匯流的長河。

在1928年1月,托洛茨基第三次被迫流亡國外。他先是被驅逐到中國邊境附近的一個俄羅斯小鎮阿拉木圖(Alma-Ata,今天是哈薩克斯坦的一部分),然後又從那裡被驅逐到土耳其,並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馬爾馬拉地區(現伊斯坦堡)的比於卡達島(Prinkipo Island)上居住。

為了使托洛茨基的寫作和政治工作陷於癱瘓,史太林襲擊了他的由五、六個親密合作者所組成的小「核心班子」: 「格拉茲曼被迫自殺;布托夫死於格勃烏的監獄中;布魯姆金被槍殺;謝爾穆克斯和波茲南斯基被流放。史太林沒有料到甚至沒有一個祕書,我也能繼續進行有計畫的寫作,還能夠建立一個新的核心班子來替代舊的。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最機敏的官僚主義者都表現為一個不可思議的目光短淺的人!」(《流亡中的日記》,第40頁)所有這些革命者在過去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內戰期間擔任軍事秘書處成員,或是在托洛茨基的武裝部隊中效命。但是,這正如托洛茨基所說的,史太林「正在另一個戰場上用著另一個手段進行著鬥爭」。

但是如果史太林在流放托洛茨基後便隨即將秘密警察的大部分力量(秘密警察的各種名稱:契卡Cheka、格別烏GPU、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內衛部隊MVD和克格勃 KGB)投入到策劃和執行暗殺托洛茨基的行動,那麼為什麼史太林為何在起先時會允許讓他的敵人被流放呢?

在1932年1月致政治局的公開信中,托洛茨基公開示警說史太林將會著手於奪走他的生命。他寫道:「在1924~1925年期間,史太林就提出過對本信的作者使用恐怖手段的問題。史太林在少數人的會議上曾經權衡過同意和反對兩種理由。同意的理由是清楚而明顯的。反對的主要理由是這樣的:勇於獻身的青年托洛茨基分子太多,他們可能會報以反恐怖行動。」(《訴狀》 1932年,第9頁,翻譯取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致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委主席團的信》一文)。

而這些會議內容是由曾短暫與史太林組成「三駕馬車」,但後來又突然開始反對史太林的二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向托洛茨基通報的。

迫害

但「史太林後來得出結論,認為將托洛茨基驅逐出蘇聯是個錯誤」,托洛茨基寫道:

「…與他的盤算相反,事實證明,思想有自己的力量,即使沒有機關和沒有經費也一樣。

共產國際是一個龐大的機構,但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卻完全一無所有。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自然也包括革命的列寧主義)的未來,今後是同左翼反對派的國際幹部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什麼樣的捏造也無濟於事。

反對派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主要著述,都將用各種語言出版。所有國家都存在堅不可摧的幹部隊伍,儘管目前人數還不多。

史太林清楚地知道,國際反對派思想的堅定性和蓬勃發展對於他本人、對於他那虛假的『威望』、對於他那波拿巴主義的力量,是多麼可怕的危險。」(《托洛茨基文集》,1932)

在他流亡到土耳其的初期,托洛茨基寫下了不朽的《俄國革命史》和他輝煌的自傳《我的生平》。通過與其他國家反對派的大量通信,特別是通過《反對派通訊》(1929年秋出版),托洛茨基開始凝聚起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國際反對派的核心力量。托洛茨基曾預測,史太林會利用格別烏進行殘酷的清洗,並試圖摧毀一切對他不利的東西,這一預言很快得到證實。在土耳其流亡的最後一段時間裡,托洛茨基遭到了殘酷的打擊,他的女兒季娜伊達(Zinaida)因為疾病與抑鬱,在柏林自殺身亡。她的丈夫普拉東·沃爾科夫(Platon Volkov)是一名年輕的反對派激進分子,後來被捕並永遠消失。托洛茨基的第一任妻子亞歷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婭(Alexandra Sokolovskaya)是第一個向托洛茨基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她被送往集中營,在那裡死去。後來,托洛茨基的兒子謝爾蓋(Sergey),一名沒有任何政治興趣或政治交際的科學家,以「毒害工人」的罪名被捕——托洛茨基後來得知他已死在獄中。除了對思想的病態恐懼,「個人報復的動機向來是史太林制定鎮壓政策時的一個重要因素。」(《流亡中的日記》,第66頁)

此外,格別烏從一開始就滲透進托洛茨基的住所和左翼反對派團體。出沒於歐洲的反對派組織、或到比於卡達(Prinkipo)訪問協助托洛茨基的人裡,都有可疑人士。例如,雅各布•弗蘭克(Jakob Frank),一位曾在比於卡達與托洛茨基工作過一段時間的立陶宛猶太人,後來轉向史太林主義。另一個名為卡林(Kharin,別稱約瑟夫Joseph)的人,將一版《反對派通訊》的文本交給了格別烏,從而嚴重破壞了該份通訊的製作。還有密爾(Mill)(保羅.奧肯Paul Okun,或奧賓Obin)的例子,他也投奔了史太林主義者,這讓托洛茨基和他的合作者不確定這些人到底只是叛徒還是格別烏臥底。

為什麼這些人會被接納為真正的合作者呢?在評論密爾的背叛時,托洛茨基指出:

「從組織的角度來看,左翼反對派處於極其困難的處境。過去沒有一個革命黨遭受過這樣的迫害。除了受到各國資本主義警察的鎮壓外,反對派還受到史太林主義官僚機構不擇手段的打擊…當然,俄羅斯支部的處境是最艱困的…

但要在國外找到一個俄國人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即使是為了純粹技術上的職能,也是一項極其困難的任務。這一點,也只有這一點,解釋了密爾有一段時間能夠進入左翼反對派的行政書記處。當時需要一個既懂俄語又能擔任書記職務的人。密爾曾經是官方政黨的一員,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可以聲稱有一定信心擔任這個職位。」(《托洛茨基文集》,1932,第237頁)

回顧過去的經驗,缺乏足夠的安保措施顯然會造成悲慘的後果。但是由於資源極其有限,而且托洛茨基知道,對滲透的恐懼、對支持反對派工作的人過分懷疑,可能會適得其反。此外,托洛茨基對人的性格有著積極、樂觀的看法,他不願讓個人蒙受種種盤問與針對個人的調查。

然而,有一位到訪比於卡達的訪客絕對是一位專業的格別烏特務。這名特務的奸計很久之後才被發現,從而使人看到了格別烏謀害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手段。這個人就是亞伯拉罕·索伯勒維丘斯(Abraham Sobolevicius),他被稱為「塞寧」(Senin),是德國左翼反對派的領導成員,與他同夥還有他的兄弟,魯文·索伯勒維丘斯(Ruvin Soblevicius),他以「羅曼·維爾」(Roman Well)的名字為人所知。

兩兄弟密謀破壞德國小組的活動,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1933年,希特勒掌權後,他們回到了位於莫斯科的格別烏總部。但在此之前的1932年,托洛茨基短暫到訪哥本哈根,與「塞寧」當面對質,並譴責這名「所謂的托洛茨基派」是「八成是史太林主義者的特務」。托洛茨基寫道:「用好聽的說法,我們只會稱這些人(索伯勒維丘斯兄弟)是革命的敗類。」他還評論說,這些特務和莫斯科的格別烏之間肯定有聯繫。

大清洗審判

很久之後,「塞寧」本人親自證實這點,他承認:「我服務蘇聯秘密警察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931年」(儘管幾乎能肯定他們從更早就開始)。「這份工作是替約瑟夫·史太林監視托洛茨基,史太林癡迷於了解他憎恨的對手的一舉一動與所思所想,甚至是在流亡的期間……在1931年和1932年的兩年時間裡,我暗中監視托洛茨基和他周圍的人。托洛茨基毫無懷疑,邀請我到他在土耳其比於卡達戒備森嚴的家中做客。然後我向克里姆林宮匯報了托洛茨基私下告訴我的一切,包括他對史太林的尖酸評論。」

這件事於1957-8年間在美國被揭露,「塞寧」現在的名字是傑克·索布爾(Jack Sobel),作為俄羅斯在美國的一個間諜組織的核心成員受審。傑克·索布爾在口供中、在受審時、在其同夥茲博羅夫斯基(Mark Zborowski)受偽證審判時、以及有關間諜活動的參議院聽證會的證詞中,他和他的兄弟(現在被稱為羅伯特.索布爾Robert Sobel)詳細證實了格別烏在謀害托洛茨基及其家人和支持者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托洛茨基渴望逃離孤立的比於卡達,找到一個更靠近歐洲事件中心的基地。但是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根本不願意給予托洛茨基政治庇護的民主權利。最終,在1933年,托洛茨基獲準進入法國。然而,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特別是民族主義和法西斯右翼勢力的壯大,很快導致法國達拉第(Daladier)政府下令驅逐他。幾乎每個歐洲政府都已拒絕給予他政治庇護。正如托洛茨基所寫,他生活在一個「沒有簽證的星球」上。1935年,托洛茨基在挪威找到了一個短暫的避難所,在那裡他寫下了《被背叛的革命》(1936)。

托洛茨基在法國時寫道:「說謊、弄虛作假、偽造以及濫用審判,達到了迄今以前歷史上所未有的地步……」(《流亡中的日記》,45頁)。但在他抵達挪威後不久,莫斯科的第一次大清洗審判就在全世界面前爆發了。「目前蘇聯正在進行一場擾亂人心的審判。」托洛茨基在日記中評論道;「史太林專政來到全新的界線。」

在第一次駭人聽聞的作秀公審,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爾什維克黨的其他重要領導人都以捏造的罪名被控罪,背後是偽造供詞、殘酷施壓、施以酷刑和威脅被告家屬。主要被告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史太林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達到了高潮。

在這些大清洗的審判中,托洛茨基作為缺席的主要被告,被指控進行了數不清的陰謀活動,據稱其目的是暗殺史太林、沃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和其他蘇聯領導人,並秘密勾結希特勒和日本天皇,意圖摧毀蘇維埃政權並使蘇聯解體。

與此同時,史太林對挪威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以限制托洛茨基,防止托洛茨基對莫斯科的卑鄙指控作出回應和反駁。為了避免遭到監禁,托洛茨基不得不另尋避難所,他急切地接受了墨西哥卡德納斯政府提供的庇護。途中,托洛茨基回憶起了他寫給政治局的公開信,在信中,他預見了史太林的「世界範圍的官僚主義誹謗運動」,並預言了對他的暗殺企圖。托洛茨基以令人不寒而栗的預感補充道:「史太林在完全不同的層次上鬥爭,他不是攻擊對手的思想,而是攻擊對手的頭顱。」(《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44頁)

在俄羅斯,清洗的範圍並不僅限於少數老布爾什維克或左翼反對派。每有一位領導人出現在公審中,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秘密地關押起來,或被送到北極的勞改營等死,或在監獄的地窖裡被草草處決。在大清洗中,至少有800萬人被捕,還有500到600萬人在勞改營裡無人過問,其中許多人被處死。毫無疑問,左翼反對派的支持者,托洛茨基思想的追隨者,承受著最殘酷的鎮壓。

利奧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曾被捲入格別烏裡面,在他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但當時有誰抗議?誰站出來表達他的憤怒?」(《偉大的遊戲》The Great Game, 1977)。他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托洛茨基派可以要求這一榮譽。這群人以他們的領袖為榜樣,這位領袖被史太林用冰鎬的一端獎勵他的頑強不屈,他們與史太林主義戰鬥到死,而且他們是唯一這麼做的人。大清洗的時候,他們只能在冰冷的荒原上大聲反抗,他們被拖到那裡等著被消滅。在勞改營裡,他們的行為令人欽佩。但他們的聲音消失在苔原上。今天,托洛茨基派有權利指責那些曾經狼狽為奸的人。然而,請他們不要忘記,他們擁有比我們更大的優勢,即擁有一個能夠取代史太林主義的連貫的政治體系。在目睹革命遭到背叛的極度悲痛中,他們仍有一些信念必須堅持。他們不『認罪』,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認罪對黨和社會主義都沒有好處。」(56頁)

俄羅斯的大清洗也與史太林對革命以及1936年夏天西班牙爆發的內戰進行直接的反革命介入有關。通過莫斯科控制的西班牙共產黨的官僚領導、蘇聯軍事顧問機構以及格別烏的「特別任務小組」,史太林將他的恐怖鎮壓伸向了無政府主義者、左翼激進分子,尤其是阻礙他政策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與此同時,史太林的秘密警察也加強措施,破壞由托洛茨基的兒子列夫·謝多夫(Leon Sedov)領導的,位於巴黎的國際左翼反對派中心。

1936年,格別烏竊取了托洛茨基存放在巴黎的部分檔案,此舉旨在削弱托洛茨基回擊莫斯科大審中駭人指控和偽證的力量。但對托洛茨基本人和整個反對派來說,更沈重的打擊是謝多夫的死。

協助托洛茨基著述、籌備和分送《反對派通訊》、維持國際反對派團體間的聯繫,這些工作中謝多夫不可或缺。同時,謝多夫也為反對派的工作做出了傑出的、獨立的貢獻。

然而,1937年初,他懷疑患上了闌尾炎。在他最親密的合作夥伴「艾蒂安」(Etienne)的建議下,謝多夫進入了一家診所進行手術——後來發現這家診所由「白俄」後裔(指的是革命及內戰後遷居國外的俄羅斯移民,通常反對蘇維埃政權,其中大多數是白軍的支持者)和有史太林主義傾向的俄羅斯人經營。謝多夫一度從手術中恢復了過來;但不久之後,他死於極度神秘的癥狀。

證據以及至少一名醫生的意見都將死因指向中毒,進一步的調查表明,他的病最初是由複雜的、幾乎無法察覺的中毒引起的。

托洛茨基為他死去的兒子寫了一篇感人的悼詞:《兒子·朋友·戰士──悼列夫.謝多夫》(《托洛茨基文集》,1937-38,166~179頁)。他讚揚了謝多夫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思想,反對史太林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但在文章中 ,他也透露出這對他個人來說是多麼沈重的打擊。托洛茨基為自己和娜塔莉婭(Natalia Sedova)寫道:「他是我們夫妻倆的一部份,是我們青年時期的一部分。我們的思想與感情,每天經過幾百個孔道傳達到巴黎的他。我們的兒子一死,留在我們心中的一切青年時代的東西,也都跟著死去了。」

隨後,有消息透露,謝多夫被「艾蒂安」背叛了,這個人是一個格別烏特務,比以前滲透到托洛茨基圈子裡的間諜和奸細要陰險無情得多。艾蒂安後來被揭露其真實身分為馬克·茲博羅夫斯基,他和索布爾兄弟一樣,20世紀50年代末在美國被揭露為格別烏美國間諜網絡的關鍵人物。

被捕的時候,茲博羅夫斯基已經犯下一連串的背叛、沾染不少鮮血。茲博羅夫斯基在美國的審判中承認,他曾讓格別烏進入托洛茨基的檔案室,並負責「處理」克萊門特(Rudolf Klement)(托洛茨基的秘書,1938年在巴黎被謀殺)、沃夫(Erwin Wolf)(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前往西班牙並在1937年7月被謀殺)和賴斯(Ignace Reiss)(一個格別烏高級特務,拋棄了史太林的恐怖鎮壓機器,並宣布支持第四國際,1937年9月在瑞士被謀殺)。

據他自己承認,茲博羅夫斯基自1931年或1932年以來一直是一名專業的格別烏特務(不過更有可能是從1928年開始的)。他可能曾經是波蘭共產黨的一員(儘管他否認了這一點),但他無疑是一個史太林主義的特務。毫無疑問,他與巴黎的傑克.索布爾有聯繫,也與格別烏在西班牙的「特別任務小組」的特務有聯繫。「特別任務小組」在巴塞隆拿謀殺了沃夫,在這個小組裡還有臭名昭著的愛廷貢上校(Colonel Eitingon)。

正是愛廷貢這個人,利用許多假名在墨西哥指揮了針對托洛茨基的暗殺行動,一同行動的還有他的格別烏同夥兼情人,卡里達·麥卡德(Caridad Mercader)以及她的兒子拉蒙·麥卡德(Ramon Mercader),後者正是殺害了托洛茨基的特務。茲博羅夫斯基還負責將麥卡德打入托洛茨基的圈子裡。在暗殺的近兩年前,他精心策劃了一個陰謀,讓麥卡德引誘年輕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爾維婭·阿格洛夫(Sylvia Ageloff),以此作為進入托洛茨基家的手段。

莫斯科審判和血腥大清洗

「史太林專政來到全新的界線……

當時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了格別烏謀殺了托洛茨基、他的兒子列夫·謝多夫和其他主要支持者。

後來,這一點得到了充分的證實,不僅是索布爾兄弟、茲博羅夫斯基或其他人,在19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被迫在美國法院和參議院聽證會上的證詞,他們給出了詳細證據,而且還有一些逃離俄羅斯的格別烏高級官員,揭露了他們所涉入的謀殺活動的真相。

首先遇害的是出身格別烏的賴斯,他很快就因為譴責史太林的罪行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後來,內戰期間在西班牙擔任格別烏主管的奧爾洛夫(Alexander Orlov)逃到了美國。他試圖警告托洛茨基,有人在密謀危害他的生命,儘管警告只有部分成功奏效,因為托洛茨基害怕被奸細誤導,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奧爾洛夫在向美國政府提供的證據和他所寫的《史太林肅反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中,詳細地證實了茲博羅夫斯基、艾蒂安和麥卡德的角色。更有力的證據是由後來其他的格別烏叛逃者提供的,比如克里維茨基(Krivitsky)(1941年被格別烏追蹤並殺害),以及後來逃到澳大利亞的弗拉基米爾·彼得羅夫(Vladimir Petrov)上校和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hlov)上尉。霍赫洛夫證實:

「托洛茨基的暗殺行動是由愛廷貢少將組織的,他當時在西班牙的名字是卡托夫(Katov)將軍…招募西班牙人是為了替蘇聯情報機構進行牽制活動。」

霍赫洛夫補充道:

「在那裡,他招募了一個西班牙人,他被帶到蘇聯,被詳細地介紹了情況,後來化名麥納德(Mornard,即麥卡德或「傑克森」Jacson)並被派至墨西哥。」(引用艾薩克·唐·萊文Isaac Don Levine《刺客的思想》,1960年,第34頁)

武裝突襲與暗殺

「報應將會回到卑劣的謀殺者身上。」

1937年1月,托洛茨基、娜塔莉婭與一群關係親密的人抵達墨西哥。

墨西哥的卡德納斯(General Lazaro Cardenas)政府是托洛茨基在世上最後幾年的生涯中唯一準予其庇護的政府,與其他地方的政府接待狀況形成鮮明對比,托洛茨基在這裡受到了官方的盛大歡迎,並住在他的友人兼政治支持者,知名墨西哥畫家疊戈·里維拉(Diego Rivera)借給他位於墨西哥城郊區科約阿坎的房子中。

托洛茨基剛抵達墨西哥時,莫斯科正恰逢第二次莫斯科審判,且在不久之後又迎來了第三次、更為怪誕的審判。

娜塔莉婭提及此事:「我們聽著收音機,打開信件與莫斯科的報紙,在墨西哥,亦或是在挪威,我們都感受到同樣的瘋狂、荒唐、憤怒、受欺和鮮血淋漓從四面八方朝我們洶湧而來。」(《托洛茨基的生與死》,第212頁)

托洛茨基再次揭露這些駭人的作秀中使用的假證據如何自相矛盾,並且在一系列文章中徹底反駁了那些專對他本人以及支持者的所有不實指控,此外,事實更證明了是可能組織一個由美國自由派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主持的「反審判」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完全免除所有針對托洛茨基的控訴。

托洛茨基警告道,大審判的目的只是為了讓接下來新一波的恐怖浪潮合理化與正當化——這恐怖浪潮將落在所有會對史太林獨裁統治產生任何一丁點小威脅的那些人頭上,無論是積極的反對派,還是潛在的官僚敵手,又或是僅僅讓他感到尷尬的過往同夥,托洛茨基深知對他宣判的死罪不純粹是柏拉圖式的判決。

從托洛茨基抵達那刻起,忠於莫斯科路線的墨西哥共產黨,開始呼籲要對托洛茨基的行動加以限制,防止他回應作秀公審的種種指控,最終目標是要將他驅逐出國。共產黨與由共產黨控制的工會聯合會(CTM)發行的報紙和期刊提出一連串誹謗的指控,宣稱托洛茨基對卡德納斯政府圖謀不軌,還打算跟法西斯分子、反動人士進行合作,托洛茨基清楚意識到,史太林主義新聞界所用的是那些主事者的措辭,不是用選票而是用機關槍。

5月24日至25日深夜,托洛茨基生命中遭遇第一次遇襲,一群武裝分子闖入他的住宅,用機槍掃射臥室,接著蓄意放火摧毀托洛茨基的文稿與檔案庫,盡可能造成最大的破壞,托洛茨基與娜塔莉婭伏在床底下,驚險地逃過了死亡,他們的孫子塞瓦(Seva)遭子彈輕傷。

幸虧入侵者留下的一顆巨大炸彈並未爆炸,後來發現施襲者是由保鑣哈特(Robert Sheldon Harte)放入的,顯然他遭到了某個他所熟識且信任的武裝分子的欺騙,他的屍體後來被發現埋在石灰巖坑洞當中,另外,施襲者知道建築物與安全設備的佈局——代表他們確確實實有內應。儘管有指責的聲音聲稱哈特為幫兇,但他無疑是被欺騙了,像托洛茨基當時所強調的那樣——被熟悉不過的人愚弄了。沒有誰比麥卡德(外號「傑克森」,1940年8月以冰鎬刺殺托洛茨基者)更能驗證這個推論了。

一切證據都指向幕後黑手是墨西哥的史太林主義者以及在他們身後操控的格別烏,通過詳細分析遭遇突襲前幾週的史太林主義新聞媒體,托洛茨基清楚表明,他們已經預料到將有一場對自己性命的武裝襲擊,並且有所準備。墨西哥警方很快地逮捕了襲擊者中的次級同夥,他們提供的證據立刻使墨西哥共產黨的主要成員被定罪。首先,涉嫌人曾經參與西班牙國際縱隊——早已因成為史太林的特工而惡名昭彰。線索很快指向西基羅(David Alfaro Siqueiros),此人跟里維拉一樣都是知名畫家。但與里維拉維拉大相逕庭的是,西基羅是墨西哥共產黨的主要成員,他曾在西班牙居住,長期被懷疑與格別烏有聯繫。雖然史太林主義者蠻橫地試圖描述這次襲擊為托洛茨基「自導自演」的把戲,為了抹黑共產黨和卡德納斯政府,但警方最終還是逮捕了包括西基羅斯在內的主成員,但是由於共產黨和工會聯合會施壓,西基羅斯和其他人在1941年3月被釋放,理由是「缺乏實質證據」!

西基羅斯沒有否認他在襲擊中所擔任的角色,事實上,他還公開地吹噓此事,共產黨感到尷尬不已——不全然是因為這件事情本身,而是因為它的失敗,他試圖讓自身同襲擊事件分割,將一切歸咎於「不受控的因子」與「密探內奸」。史太林主義媒體一邊稱讚西基羅斯為英雄,一邊又稱他為「半瘋癲的狂人」或「不負責任的冒險家」——甚至還收受托洛茨基的金錢!共產黨媒體以無恥的「邏輯」斷言這次襲擊是針對共產黨和墨西哥國家的挑釁行為,因此托洛茨基應立即被驅逐出境。

然而,三十八年後,墨西哥共產黨的一位主要成員承認了事實。該黨的資深成員坎帕(Valentin Campa),在1978年由墨西哥共產黨自身出版社出版的回憶錄中,斷然反駁該黨官方否認參與一事,並詳細說明了他們企圖謀害托洛茨基生命所做的準備。坎帕回憶錄的關鍵摘錄發表在更具影響力的法國共產黨日報上(1978年6月26日至27日,人道報),該篇文章得到該黨總書記馬爾凱斯(George Marchais)的授權(參見我們在1978年10月出刊的《戰鬥派》)。

坎帕講述了1938年秋天,他與卡里略(Raphael Carrillo,墨西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如何被黨的總書記拉沃爾德(Herman Laborde)叫去獲悉「極其秘密和精細的事務」。拉沃爾德告訴他們,一位共產國際代表(實際上是格別烏代表)曾拜訪過他,告知他「除掉托洛茨基的決定」,並要求他們落實「肅清托洛茨基的任務」。但在經過坎帕積極的分析後,他們拒絕了這項提議。

「我們的想法是,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早就結束了,他的影響力根本趨近於零,這件事我們在世界各地都如此頻繁地說過。此外,他被除掉的話,將對墨西哥共產黨和墨西哥革命運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的作用造成極大的損害。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提議除掉托洛茨基顯然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然而,由於他們反對意見,拉沃爾德和坎帕被指責為「宗派機會主義」,且「對托洛茨基持柔和態度」,隨後便被開除出黨。

為墨西哥共產黨做好謀殺托洛茨基的準備的人,是一些實施過莫斯科主子殘酷命令的史太林主義者:曾在西班牙活躍的西基羅斯,大概從1928年就是個格別烏特工了;阿根廷史太林主義者科多維拉(Vittoria Codovila)曾在西班牙的愛廷貢旗下工作,他有可能參與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領導人安德烈斯·寧(Andreas Nin)的嚴刑和謀殺;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切卡(Pedro Checa),實際上這個假名是從蘇聯秘密警察「契卡」衍伸而來;以及化名為維達利(Vittorio Vidali)的孔特雷拉斯(Carlos Contreras),他曾以「卡洛斯(Carlos)將軍」的假名活躍於西班牙格別烏的「特別任務小組」。當然,無所不在的愛廷貢上校統籌了他們的作為。

在西基羅斯與其黨羽意圖強行入侵托洛茨基的住處失敗之後,坎帕寫道,「第三種替代方案付諸實行,麥卡德在1940年8月20日晚上暗殺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認為從西基羅斯的突襲中逃過一劫只是「緩刑」。娜塔莉婭寫道:「住處再次遭到入侵的可能,以及為此做的防備,沖淡了我們對救贖的喜悅之情。」托洛茨基的住所加強住宅防禦,也採取了全新的預防措施。不幸的悲劇是,儘管懷疑家庭中有幾位成員對此人的奇怪性格起疑,但最後仍未徹底認出來這個最終被證實是刺客的人。

托洛茨基抗拒他的保安替他提出的一些額外安保措施:例如,讓保鑣隨時跟在他旁邊。娜塔莉婭寫道:「怎麼可能將一個人的生活完完全全轉變為自我防衛⋯⋯在這種情況下,生命失去了它應有的價值。」然而,鑑於托洛茨基的工作至關重要、不可或缺的性質——以及他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暗殺行動,毫無疑問,安全方面存在嚴重缺陷,應當採取更加嚴密的應變措施。

比如說,在其保鑣哈特被綁架的不久前,托洛茨基注意到他允許加固房屋的工人自由進出庭院。托洛茨基抱怨說這很粗心,諷刺地是,這還只是哈特被害一週前的事情。「你可證明了你是粗心大意的第一位受害者。」(納塔莉婭,《父子》)

在西基羅斯突襲幾天後,麥卡德首次遇到了托洛茨基,但已為他的暗殺行動準備已經很長時間了。通過茲博羅夫斯基和其他滲透到美國托洛茨基支持者間的格別烏特工,麥卡德在法國被引介認識年輕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爾維婭·阿格洛夫 (Sylvia Agaloff),這位托洛茨基主義者隨後到墨西哥的科約阿坎(Coyoacan)為托洛茨基工作。格別烏特工成功地誘惑她,並使她成為麥卡德罪行裡的隱性幫兇。

麥卡德的「精心掩飾」儘管引來了許多懷疑,不幸地是他最後依舊達到目的。麥卡德加入西班牙共產黨,並在1933-36年成為活躍基層黨員,當時該黨早已史太林主義化。他的母親卡里達·麥卡德(Caridad Mercader)早已是格別烏特工並與愛廷貢有所聯繫,麥卡德本人大概是通過母親而也進入了格別烏底下。史太林對西班牙革命的破壞下,西班牙共和國戰敗後麥卡德便前往莫斯科,在那裡他為自己的未來角色作準備。1938年在巴黎與西爾維婭.阿格洛夫會面後,他隨後於1月陪同她前往墨西哥,並逐漸與托洛茨基的家人討好關係。

在獲得托洛茨基一家的接納之後,麥卡德以討論他寫的一篇文章為藉口安排親自與托洛茨基會面。托洛茨基認為這是一段令人尷尬到近乎無聊的過程,從而興趣缺缺。第一次會議顯然是一次暗殺的「彩排」。

他下次來是8月20日上午。儘管納塔莉婭和托洛茨基的保鑣感到不安,但麥卡德又被允許單獨訪視托洛茨基。「過了三到四分鐘,」納塔利婭說:「我在隔壁的房間裡,聽見可怕的刺耳叫聲……列夫·達維多維奇(Lev Davidovich,托洛茨基本名)出現,靠在門框上。他的臉上沾滿了鮮血,藍色的眼睛閃閃發亮,沒戴眼鏡,胳膊彎曲地垂在了身旁…」麥卡德用藏在他雨衣裡的短冰鎬予以托洛茨基後腦劇烈的擊打。但是擊打並沒有立即致命。正如麥卡德本人所說的那樣,托洛茨基「尖叫了很長時間」。托洛茨基勇敢地與刺客搏鬥,擋下更多的攻擊。

納塔莉婭說:「醫生說傷勢不是很嚴重。」

列夫·達維多維奇表情毫無波瀾地聽著,就像在聽俗套的安慰一樣。他指向自己的心臟的位置,用英語對漢森說:「我覺得…這裡…到此結束…這次他們成功了。」(《托洛茨基的生與死》,第268頁)

托洛茨基被送往醫院進行手術,術後存活超過一天,於1940年8月21日去世,享年60歲。麥卡德似乎希望,在西基羅斯受到寬容處置之後,他也可能會被判輕刑,但他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然而,即使通過指紋和其他證據都已經確定了他的身份,他仍然拒絕供出自己是誰或誰命令他謀殺托洛茨基。

儘管罪刑幾乎普遍歸咎於史太林和格別烏,但史太林主義者明目張膽地否認所有責任。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麥卡德的母親與愛廷貢從墨西哥逃亡,她被帶到史太林身邊,並為她的兒子和她自己贏得了很高的官僚榮譽。服刑期滿後,麥卡德本人很榮幸回到東歐,即使他選擇保持緘默,但現在仍然可以從在美國受審的俄羅斯間諜的詳盡證詞,還有在不同時間叛逃到西方國家的高級格別烏特工以及史太林主義者遲來的回憶錄中獲得的一連串證據,都顯示麥卡德與史太林位在莫斯科的秘密恐怖機器有所連結。

最後,史太林成功地謀殺了與列寧齊名的無可爭議的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領袖。但是,正如納塔莉婭·謝多娃隨後寫道:「行兇者將得到報應。列夫·達維多維奇在他整個英勇、精彩的生活中,都相信人類在未來將會得到解放。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的信仰並未動搖,但是相反,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成熟、更加堅定。從一切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未來人類將戰勝各種脅迫……」(《事情如何發生》How It Happened,1940年11月)

托洛茨基的重要角色

「用革命性的方法為新一代武裝……

很多人嘗試將托洛茨基描繪成「悲慘」人物,暗示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蘇聯的政治革命的觀點是「高尚」……但卻是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這是艾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在托洛茨基傳記《流亡的先知》第三卷中所隱含的觀點,其中他否定了托洛茨基為重新組織和武裝新的國際馬克思主義領導人所做的努力,駁斥托洛茨基頑強而艱苦的工作並視之為徒勞。另一本最新托洛茨基傳記的作者羅納德.西格爾(Ronald Segal)為其著作取名為《托洛茨基的悲劇》。

但是,如果托洛茨基的生活中有悲劇性的因素,那是因為在勝利的俄國革命之後,他的整個生活和工作都與國際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密不可分——這段時期先是撤退,然後是災難性的失敗。

由於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因素,他的過往已預示了他也將隨著革命的消退,而被迫流亡和處於政治孤立。但是,當膽怯的人和懷疑論者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並與史太林主義或資本主義(或兩者兼而有之)乞求相安無事時,托洛茨基和少數仍然致力於反對派思想的夥伴,為重新武裝新一代的革命領袖的鬥爭,為工人運動的復興而奮鬥。

在流亡期間,托洛茨基以鉅量的著作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著述,但他遠未接受他僅僅是歷史學家和評論員的角色。托洛茨基在他的《流亡日記》(第53-54頁)中寫道:

「我現在只能限縮於通過報紙進行對話,或者通過報紙發表事實和觀點。

但我仍然認為,儘管從事的工作極其不足和零碎,但我現在從事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重要,比內戰時期或任何其他時期都重要。

說得更明確清楚一點,如果我不曾在1917年出現在聖彼得堡,那麼在列寧在場並指揮的情況下,十月革命仍然會發生。如果列寧和我都不曾在場,就不會有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將會阻止它的發生,對此我絲毫沒有懷疑!如果列寧不在聖彼得堡,我懷疑我是否能夠克服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抵制,這些領導份子與『托洛茨基主義』(即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會從1917年5月就開始,於是就很難確保當時這場革命的成功結局。

但我重複一遍,如果列寧的存在,無論如何十月革命將是勝利的。內戰雖然可以說是第一次,特別是在辛比爾斯克(Simbirsk)和喀山(Kazan)陷落之時,但總的來說,也是可以這樣說的,列寧動搖了,並被疑惑所困擾,但這無疑是一種過渡時期的情緒,當時列寧的心情除了我以外他可能沒有和人講過。

因此,即使在1917年至1921年之間,我的作品談不上「不可或缺」。但是,從我的眼光來看,現在我的作品是「不可或缺的」。這主張一點也不自大。兩個國際組織的瓦解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而它們是這些國際組織的領導人都沒有能力解決的。我個人命運的變遷使我面對了這個問題,並為我提供了處理這一問題的重要經驗。

現在,除了我以外,沒有人可以執行以第二和第三國際領導為前車之鑑的革命方法,來武裝新一代的使命。我完全同意列寧(或者更確切地說,屠格涅夫)的觀點。最糟糕的惡行是活過55歲!我至少需要再進行大約五年的不間斷工作才能確保將這份能力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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