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与教育真的公平吗?

2019年7月18日 上午 10:42

公共教育资源不足,填鸭教育这种低成本的模式成为普通家庭学生的唯一选择

周毅 中国劳工论坛

2019年高考於6月7-9日进行,报名人数达1031万。高考被视为大多数学子与家庭改变命运的最可行途径。为激励高三学生拼命,高考前夕的中学校园也不乏“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丶“吃苦受累,视死如归”等极端标语。

高考这一基本只考察学校课业知识丶以分数为唯一评价标准的筛选机制,被很多人视为最公平丶最利於普通人家向上流动的通道。但正如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所说:“高考是阶层性的考试,农村地区越来越很难考出来,我是中产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这种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决定了我在学习时能走很多捷径”。熊轩昂的父母都是外交官。

家庭背景影响教育资源

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能够得到的教育资源,包括家庭内的日常教育和补习班,进而影响他们的成绩和升学机会。根据“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就读北大丶清华和人大的学生中,有30%自我评价来自中上或上层经济地位的家庭,而在北京的其他大学该比例不到18%。在建基於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之下,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教育和考试制度。教育紧缩(特别是农村过去的撤点并校)丶户籍制度和各地区经济不平衡令问题更加复杂丶严重。

富豪家庭的子女乾脆可以避过高考。中国目前有逾800所国际学校,入读这些学校的学生可以躲避高考丶进入国际顶尖名校,而高中毕业後直接出国读大学的学生亦有数十万,但是入读国际学校与出国读大学的费用仅少数富裕家庭可承受。不久前,西安步长制药集团董事长赵涛被揭发花了650万美元进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更是引发热议。

由於公共教育资源不足,填鸭教育这种低成本的教育模式成为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学生的唯一选择(其实甚至不能说是选择)。他们必须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死记硬背语文丶数学丶外语等“主要科目”的知识,牺牲了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在高考“指挥棒”下,人文教育非常薄弱,体育丶音乐丶美术等课程也常被“主要科目”占用。为了学校的升学率,大部分中学生还须在校晚自习,在周末与寒暑假还被迫到校补课。如此处境下的学生,难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发展兴趣爱好或关心时政,而完全沦为考试机器。越来越多年轻人批评中国畸形的教育制度甚至不能满足就业需要!中共政权哀叹中国“人才匮乏”,这其实是它自己的资本主义紧缩政策造成的结果。

高考带来的巨大压力,也催生了“祈福”产品市场,这些商品本质上只是普通的笔丶蜡烛等物件,仅因为和高考扯上关系而价格涨上数倍,而算命等迷信服务也在高考期间受到部分考生家长追捧。更有部分家长给孩子服用“聪明药”,期望提升学习能力。然而这类“聪明药”属於中枢神经兴奋剂,并不会真的提高服用者记忆力或智力;服用者需要每日不断增加剂量以保持原有效果,迅速停药後会出现显着副作用。诉诸迷信或“聪明药”是学生与家长面对“一考定终身”极度焦虑的表现。

前景黯淡

尽管工人和农民家庭的花费如此巨大的努力考上大学,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却越来越黯淡,特别是那些不是毕业於“精英大学”的学生。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2018届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4624元,面对持续上涨的衣食住行成本显得捉襟见肘。该报告还指出,部分专业毕业生连续三年存在失业率高丶薪资和就业满意度低落的问题。

此外,随着职场对学历的要求持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毕业生选择深造,希望获得更高的起薪,但是读硕士丶博士需要投入时间和金钱以及推迟就业丶较晚开始得到收入所带来的压力。

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一开始,基层家庭的学生就处於不利地位,而现在高考已成为筛选出“中间阶层打工者”的机器。没有上过大学或者只是受过职业教育的年轻人更是沦为“廉价劳动力”。社会主义者主张,所有公共教育机构全面公有化,由教职工丶学生与家长民主制订课程与政策,让每一名学生不论出身如何都有享受免费丶优质丶全面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需要民主的公有制和计画经济,让工人管理经济和社会,从而使每个人得到平等丶优质的生活条件,才能消除教育以及整个社会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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