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荒谬的抗疫措施 百上加斤的医疗系统

2020年12月30日 下午 9:00

需要民主控制公共财政,令科技不再成为监控民众的工具,大幅增加公共医疗开支,透过民主监督的政府推行全民检测和封关等措施

大坑东 社会主义行动

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于十一月爆发以来,连日新增确诊人数高企,累计确诊人数超过七千人。重症患者有年轻化趋势。据香港大学及理工大学分析,病毒并非来自此前的第三波疫情,而是新的新一轮输入个案引起。

政权不检讨入境和隔离政策,不增加公营医疗资金和支援,林郑政府一面收紧限聚令,一面先后让不同岗位和身份人士,例如机组人员、船员外国领事和官员等,豁免检疫,彷佛病毒是会因人的职业和身份而不作感染。

据香港理工大学研究指出,近期爆发的第四波疫情源头是来自尼泊尔和印度输入个案的GH型病毒株,又推算9至10月至少25%的个案于机场走漏(图源:香港01)

更为严重的,是疫情令香港公营医疗系统负荷加剧,现时公立医院内科住院病床使用率整体达99%,深切治疗负压病床亦已达七成满。有报导指,公立医院本已长达数年轮候期的专科医疗服务,在疫情的影响下进一步恶化。

第三世界水平

部分专科轮候期延长5个月,增幅达四成,九龙东医院联网眼科新症轮候时间更长达172星期,即须轮候3年半!香港公共医疗开支占生产总值比例长年为第三世界水平,政府却在施政报告中全无着墨。实际上,即便没有爆发大瘟疫,香港的公共医疗体系早已长时期处于超负荷水平。

世界各地处理新冠疫情的经验已表明,日常充足的医疗资源是有效控制疫情的重要手段。对付这种高感染性低死亡率的瘟疫,重点在于社区医疗系统的快速而全面医疗反应服务,并防止医院病患过载崩溃,令死亡率暴升。而偏偏日常医疗资源正是香港一直所缺乏的。万幸至今为止香港的社区爆发尚未算非常严重,否则以本地薄弱的公共医疗体系与之抗衡,情况将惨不忍睹。

相对地,公私营医疗失衡问题亦对抗疫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公立医院仅有香港45%的医院医生,却面向服务90%的香港病人,而私家医生约7,000多人,占整体55%,则只照顾香港一成病患。在抗疫过程中,私家医院坐拥大量医疗资源,却拒绝接收诊治新冠肺炎病人,仅仅提供有限且非面向所有民众的检测服务。可见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医院,在疫症灾难面前仍不愿伸出援手,只想营营苟苟地维系自身利益。

隔离政策同样为人诟病。除获豁免人士以外,大部分从海外抵港人士需要强制隔离检疫14天,检疫地点则是酒店或自家住所。但防疫存在漏洞,受检疫人士并非专人专车送到隔离地点,前往检疫地点时有机会接触群众,而他们所入住的酒店或住所,亦可能与其他人接触。例如同住的家人可以如常上班,或是所住酒店仍会开放给其他顾客。

“秋后算帐”

另一方面,医护界在年初发动罢工,部分地成功迫使政府收紧出入境检疫政策,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士一直都面临被政权“秋后算帐”报复的风险。然而,林郑政权现时迫于外界舆论和工会组织的压力,特别是疫情反覆爆发,医护工人不可或缺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全面打击和清洗的企图。医管局宣布,对于2月份参与罢工的7000员工,只会收回“缺勤”期间的薪金,而不会再作出“其他人力资源方面的跟进”。这无疑是一次工人和工会的胜利,假如医护工会能进一步强化组织和工人参与程度,将可成为一支更强大的工会力量。

林郑自己也承认,所谓对疫症“全力以赴,力争清零”,只是一句戏言,并没有什么有效的计划。为方便市民纪录行踪的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亦被质疑为全民监控铺路。

归根究底,抗疫和民主斗争是一体的。需要民主控制公共财政,令科技不再成为监控民众的工具,大幅增加公共医疗开支,透过民主监督的政府推行全民检测和封关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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