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但是这并没有防止「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乌托邦。

在发言反对社会主义化和合作化纲领的时候，罗日科夫提出了如下「马克思毫不动摇地为社会主义规定的必要先决条件」。罗日科夫问道：「现在难道已经具备了这种制度的物质客观先决条件，包括这样的技术发展，它足以使个人追求利益和个人努力的存在（？）、进取和冒风险的动机减到最低限度，因而使社会生产提到首要地位？这种技术水平首先要求大生产在一切（！）经济部门中差不多占完全（！）统治的地位。难道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结果了吗？现在连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提高——提高到足以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达到团结一致的程度这样一个主观心理上的先决条件还不具备」。罗日科夫继续说道：「其次，我们知道现在有像在法国阿耳比的著名玻璃工厂和法国的几个农业协会这样一些生产者协会的例子……但是法国经济再好不过地表明：合作生产甚至在法国这样一个先进国家的经济条件下，都还没有占统治地位。这些企业只是中等规模，它们的技术水平也没有超过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现在它们还没有站在工业发展的前列，更没有领导工业发展，而只是接近中等水平而已。只有当个别生产者协会的经验表明它们在经济生活中起领导作用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接近了新制度，只有到了那时候我们才能确定，这种新制度实现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罗日科夫：《论土地问题》〔Н. Рожков. 《К аграрномувопросу》〕，第21、22页）

我们尊重罗日科夫同志的好意，但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所谓社会主义先决条件的问题上，即使在资产阶级的文献里也很难找到像他那种混乱的概念。谈论一下这种混乱是值得的——如果不是为了罗日科夫，至少也是为了弄清问题。

罗日科夫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枝术发展，它是以使个人追求利益和个人努力的存在〔？〕、进取和冒风险的动机减到最低限度，因而使社会生产提到首要地位。」这一段的意义很难明白。显然罗日科夫同志是想说，首先，现代技术不足以消除工业中的人力劳动；其次，为了消除这种人力劳动，首先需要大型国营企业在一切经济部门中「差不多」占完全统治的地位，也就是说国内全体人民「差不多」已完全无产阶级化。

据说这就是「马克思毫不动摇地规定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先决条件。

我们不妨用罗同志的方式设想一下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企业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差不多占完全统治的地位」，正如上面已经说过，意味着工农业中所有中小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也就是全体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但是机器技术在这些大企业中占完全统治的地位，会使人力劳动的雇用减到最低限度，因此国内绝大多数人口（譬如说百分之九十）会变成劳动后备军，在济贫院里靠国家维持生活。我们说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但如果把这一逻辑推论到底，我们不妨碍设想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生产是一部自动化机器，属于一个辛迪加，只需要一个训练有素的猩猩作为一个活劳动力。我们知道，这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教授一贯持有的堂皇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不仅占据「首要地位」，并且支配一切方面。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全国除了占人口百分之十的托拉斯业主以外，都靠公费生活在济贫院里，当然也就只限于社会消费了。因此，我们在罗日科夫同志身后看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熟悉面孔。社会主义这时候可以登台了：千军万马从济贫院里同时杀出来，三下五除二剥夺有产者集团。革命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显然是多余的。

据罗日科夫说，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时机成不成熟，还要看另一个经济信号，即国内合作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可能性。甚至法国的阿耳比合作玻璃工厂的水平，还没有超过其它任何资本主义企业。社会主义生产只有当合作社站在工业发展的前列，成为领导企业的时候才有可能实行。

这整个论据从头至尾是因果倒置。合作社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是不可能领先的，这倒不是因为经济发展没有达到足够的程度，而是因为经济发展已向前走得太远了。毫无疑问，经济发展会为合作化创造基础，但是它为哪种合作化创造基础呢？是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合作化创造基础，——每家工厂都呈现出这种资本主义合作化的图景。随着技术进步，这种合作化也越来越重要了。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究竟能以什么方式把合作社推到「工业中的前列地位」呢？罗日科夫同志希望合作社能够挤垮辛迪加和托拉斯，并且取代它们在工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他这种希望究竟有什么根据呢？显然，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时合作社只需自动没收一切资本主义企业，然后只需相应地把工作日减少到足以为全体公民提供工作的程度，并且规定各部门的生产数量协调一致，以避免危机。这样就可以得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这又一次明显地表明，革命和工人阶级专政都完全没有必要。

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心理条件：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达到能使绝大多数人民团结一致的水平。」在这一点上，团结一致的意义显然是自觉的社会主义团结，也就是说罗日科夫同志认为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组织在社会民主党之内，是培养社会主义心理方面的先决条件。因此罗日科夫显然假定：资本主义把小生产者投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把大部分无产阶级投入劳动后备军的队伍，就可以为社会民主党在精神上统一和启蒙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人民群众创造可能性。

罗日科夫的假定不可能在残暴的资本主义世界内实现，也和合作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竞争领域内占统治地位一样。但是如果这个假定能够实现的话，那末自觉地在精神上统一起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当然会毫无困难地粉碎少数几个资本泰斗，并在没有任何革命和专政的情况下组织社会主义经济。

但是这里我们又会碰到下面的问题。罗日科夫是以马克思为师的。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社会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的马克思，认为1848年革命是表明社会主义迫近的前奏。当然现在，过了六十年，人们勿需多少洞察力就可以明白马克思是错了，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依然存在。但是马克思怎么会发生这样错误的呢？当时大规模企业并没有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生产者合作社也没有站在大企业的前列，绝大多数人民也还没有在《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基础上统一起来，难道他看不到在1848年这类东西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呢？很显然，同当代许多永远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机械人相比，1848年的马克思可以说是个愤青幻想家！……

我们明白，虽然罗日科夫同志决不属于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那伙人，但他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由于罗日科夫一贯表达了我党党内两大派别中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所共有的观点，这里有必要详细说明一下他的错误的原则的、方法论的基础。

说实在的，必须看到罗日科夫关于合作社的论据完全是他个人的发明。我们还从没有在任何地方碰到过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既相信生产的集中和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这种简直无法抗拒的过程，同时又相信生产合作社在无产阶级革命前会起领导工业的作用。在实际经济发展中，使这两个先决条件统一起来要比在人的想象中统一它们更困难得多（在想象中统一它们也几乎永远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我们先来讨论形成更典型成见的另外两个「先决条件」。

毫无疑问，生产集中、技术发展和群众觉悟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但是这些条件的发展过程是同步的，它们不仅相互促进，并且也相互妨碍和限制。这些过程中的任何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都需要另一种过程的某种发展处在较低的水平。但是，任何一种过程的充分发展同其它过程的充分发展都是不调和的。

技术发展的理想极限无疑是只使用一部自动机器，这部机器从大自然取得原料，然后把制成的消费品放在人的脚旁。如果资本主义的存在不受阶级关系和从阶级关系所产生的革命斗争的限制，我们有某些理由可以假定：接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只使用一部自动化机器这一理想的技术水平，会自动取消资本主义。

从竞争规律引起的生产集中，有使全体人民无产阶级化的趋势。单就这个趋势而论，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假定：如果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不被革命所打断，资本主义是会把它的工作进行到底的；但是当阶级力量对比达到某种程度，革命就会成为不可避免，在资本主义还远远没有把大多数人变成幽禁在社会大监狱里的劳动后备军之前就是如此。

其次，由于日常斗争的经验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自觉努力，觉悟无疑会不断提高，单就这一过程而论，我们可以想象这一过程的发展可一直进行到大多数人民都参加了工会和政治组织，由于团结精神和目标一致而联合起来为止。如果这个过程真能在数量上继续增长而在质量方面没有改变，那末社会主义可以通过21世纪或22世纪的一致自觉的公民法案而和平实现。

但是重要之点在于：在历史上先于社会主义的这些过程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并在达到某一阶段的时候，受到许多情况的支配（但是这已远远超过这些过程的数学限制），会经历质的变化，并在错综复杂地相互影响的情况下造成我们所理解的社会革命。

我们从最后一个过程，即觉悟的提高开始。如大家所知，这个过程不是发生在实验室里，以便可以把无产阶级人为地「冷冻」50年、100年、500年，这个过程是发生在阶级斗争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过程中。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可以改造这种阶级斗争，使它具有更深刻、更具原则的性质，并引起统治阶级的反应。早在大企业开始支配一切经济部门之前，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愈来愈尖锐的阶级斗争就会达到它必然的结局。

此外，政治觉悟的提高还取决于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无产阶级的人数必须增加到足以克服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抵抗的时候，才能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绝大多数」人民必须先变成无产阶级，而「绝大多数」无产阶级也必须先变成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下面这一点当然也很明白：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革命大军必须比资本家的反革命大军更强大；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能够把人民中的中立、猜疑或冷漠的阶层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而不是把他们推到敌人方面去。不用说，无产阶级的政策必须有意识地考虑到这方面。

这一切又必须先有工业对农业的领导，城市对农村的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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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将尽力按一般性渐减规则和复杂性渐增规则来研究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一）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平均分配的问题，同时也是有计划生产的问题。社会主义，即大规模合作生产，只有在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大企业能比小企业生产出更多产品的阶段才可能实行。大企业愈胜过小企业，也就是技术愈发达，生产社会主义化在经济方面的优越性也就愈明显，因而在以计划生产为基础的平均分配的情况下，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必然愈高。

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客观先决条件早已存在，自从社会分工导致工场手工业内部出现分工的时候起；自从工场手工业被采用机器的工厂所代替的时候，这个条件就开始存在了。大企业已愈来愈显示出优越性，这一点也意味着如果对大企业实行社会主义化，就可以使社会愈来愈富足。很明显，如果把所有手工业作坊变为全体手工业工人的共有制，那并不会使手工业工人略为富足些，而当工场手工业转变为各业工人的共有制，或者工厂转到厂中雇佣工人手中（或者不如说把大工厂的生产资料转给全体人民），那末无疑会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大规模生产所达到的阶段愈高，物质生活水平就会提得愈高。

在社会主义文献中常常引用英国下院议员贝勒斯[1]的建议，贝勒斯早在1696年，也就是在巴比夫密谋之前一个世纪，就曾经向议会提出一个建立独立供应自身一切需要的合作社的计划。根据这个英国人计算，这种生产者合作社将由200到300人组成。在这里我们不能试验他的论断，我们也没有必要这样作。重要的是即使是100人、200人、300人、500人组成的集体经济，早在17世纪末就已显示出生产的优越性了。

在十九世纪初，傅立叶设想了他的生产消费者协作社「法郎吉斯特」，每一个协作社有2000人到3000人。傅立叶的计算决不能说是很精确的，但无论如何，当时工场手工业发展情况已向他指出了一个比前例更大得多的经济集体化的场所。但是很明白，无论是约翰·贝勒斯的合作社或者是傅立叶的「法郎吉斯特」，在性质上都同无政府主义者所梦想的自由经济公社十分接近，自由经济公社的乌托邦性质不在于它的「无法实现」或「违犯自然」的特点（美洲的共产公社证明它们是可能的），而在于它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过程100年到200年。

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机器生产，已经使得现在能够大规模利用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唯一合作体，就是国家自己。此外，无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看，社会主义生产在个别国家闭关自守的范围内是容纳不下的。

在上世纪末，一位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德国社会主义者阿特兰基喀斯[2]，曾经计算过象德国这样一个单位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得到的经济好处。阿特兰基喀斯并不以好发奇想闻名。他的想法一般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经济常规的范围。他的论据是以现代权威的农学家和工程师的著作为根据的。这一点不仅不能削弱他的论据，而且正是他的论据的有力方面，因为这使得他不致于过份乐观。无论如何，阿特兰基喀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适当地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在运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的技术能力的条件下，工人们的收入可以增加一倍或两倍，而工作日可以缩短一半。

当然我们不应该认为阿特兰基喀斯第一次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方面，大企业的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为经济危机所证明的实行计划生产的必要性，这两方面在证明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上比阿特兰基喀斯算的账更有说服力。阿特兰基喀斯的功绩只是在于，他用较为具体和与事实相近的数字表明了这种优越性。

从以上所说的，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如果人类的技术力量的进一步增长将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愈来愈明显，那末足以实行某种规模的集体生产的技术先决条件已经存在了一二百年，而在目前，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在世界规模内实行社会主义技术上都是可行的。

但是，单是社会主义的技术优越性还不足以使社会主义得以实现。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性不是以社会主义形式而是以资本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贝勒斯的计划和傅立叶的计划都没有能实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还不存在准备并能够实现它们的社会力量。

（二）我们讨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技术上的先决条件，现在再来谈社会经济方面的先决条件，这不是一般的而是更复杂的条件。如果我们这里所谈的不是阶级对抗的社会，而是能自觉地选择其经济制度的统一协作社，那末阿特兰基喀斯的计算无疑已很足以证明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了。阿特兰基喀斯本人是庸俗的社会主义者，他正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劳动的。

在目前条件下，这样一种观点只能适用于个人或股份公司之类的私人经济范围内。我们可以假定：任何经济改革计划，如采用新机器、新原料、新的劳工管理方式、新的报酬制度，只要这个计划能提供商业利益，总是能被厂主接受的。但是这里我们所谈的是社会经济，那就很不够了。在社会中对立的利益彼此冲突着。对一个集团有利的事往往对另一个集团不利。一个阶级的利己主义不仅同另一个阶级的利己主义对立，并且也违背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阶级中有一种社会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其客观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且强大得足以克服敌对的利益和抵制，以便实现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功绩之一，在于它从理论上发现了这样一种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并且表明这个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阶级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得救；无产阶级的整个地位驱使它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学说最后将成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因此不难了解，当阿特兰基喀斯相信下述情况时，他离开马克思主义后退了多远：一旦证明「生产资料转到国家手中，不仅全体人民的福利可以得到保证，并且工作日也可以缩短，那末有关资本集中和社会中间阶层消失的理论是否会得到证实，便成为无关紧要的事了」……

根据阿特兰基喀斯的意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旦得到证明：「就勿需把希望寄托在对经济发展的迷信上了，为了从私有生产向国家或『社会』生产过渡，我们应该作广泛的调查并开始〔！〕作全面而彻底的准备。」（阿特兰基喀斯：《未来的国家》，彼得堡「事业」书籍出版社1906年版，第22-23页）

在反对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的敌视策略并建议立即「开始」准备向社会主义改造过渡的时候，阿特兰基喀斯忘记了社民党人仍然缺乏为作这种准备而需要的权力，而威廉二世，标洛（Bülow）和德国议会的多数议员虽然大权在握，却丝毫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意愿。阿特兰喀斯的社会主义计划对于霍亨索伦王朝并不比傅立叶的计划对于复辟的波旁王朝更具说服力，虽然傅立叶的政治乌托邦主义依靠的是激情如火的口才，而阿特兰基喀斯靠的是有说服力的、清醒的计算。

社会分化必须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得到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先决条件呢？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必须达到怎样的比重呢？它必须达到全人口的一半、三分之二还是十分之九呢？

企图为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先决条件确定一个数字限度是完全无望的事。首先，在进行分类的时候，我们必须确定哪些人该归入「无产阶级」。是不是应该把半无产阶级－半农民的广大阶层包括进去？是不是也该把城市无产阶级的后备群众（他们一方面搀和在乞丐和小偷的寄生无产阶级中，一方面作为小商贩充斥市街，对整个经济制度来说是起着寄生者的作用）包括进去？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无产阶级的意义完全决定于它在大规模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在为政治统治地位而斗争的时候，资产阶级依靠的是自己的经济力量。在能够取得政权之前，它必先把国家的生产资料集中到自己的手里；这也就决定了它的重要性。但是无产阶级尽管有种种合作社之类的幻想，在实际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一直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它所以具有社会力量，是由于资产阶级手中的生产资料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才能运转起来。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无产阶级也是一种生产资料，它同其它工具一齐构成一架完整的机器。但是无产阶级是这架机器中唯一非自动的部分，不论资产阶级尽了怎样的努力也不能把无产阶变成自动的部分。这种情况使无产阶级能够按自己的意志通过局部罢工部分地或完全地停止社会经济的正常活动。

从这里可以明白，无产阶级（假定其数目不变）的重要性是随着它使之运行的生产力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也就是说，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大工厂的无产者在社会上的地位比一个手工业工人更为重要，城市的无产者比农村的无产者更重要。换句话说，随着大规模生产支配小生产、工业支配农业和城市支配农村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是愈来愈重要了。

如果我们看一看英国或德国的某个历史时代，那时它的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同现在俄国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相同，我们就可以明白，当时的英德无产阶级不但没有起到俄国工人阶级今天的作用，而且按照他们的客观地位也不可能起到今天俄国无产阶级起到的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同样的道理也可适用于城市的作用。当德国的城市人口同俄国今天的情况一样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的时候，自然不能想象那时的德国城市能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起到俄国城市今天起到的作用。大工业和商业机构集中在城市，以及城市和各省由铁路系统联接起来，这些情况使城市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城市居民所占的比重；城市重要性的增长已经大大超过城市人口的增长，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也超过了全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在1848年意大利的手工业工人（不仅有无产阶级而且还有独立的工匠）的数目达到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也就是差不多同俄国手工业工人和无产阶级在今天所占的比例相同。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比现代俄国工业无产阶级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

从上面的说明可以明白，企图事先设定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时刻究竟应在全部人口中占有多大比例是徒劳无益的。相反，我们要提出一些粗略的数字来说明目前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相对数字。

1895年德国有职业的人口是2050万人（不包括军队，国家官吏和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在这个数目中，有1250万无产阶级（包括农业、工业、商业中的雇佣工人和家庭仆役）；工农业工人的数目是1075万。至于其余的800万人，许多人实际上也是无产阶级（例如家庭工业中的工人，家中的劳动者等等）。单是农业中雇佣工人的数目就有575万。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6%。我们再说一遍，这些都是1895年的数字。从那时以来的11年中，无疑已有很大的变化——基本上是朝着一个方向：同农业人口相比，城市人口的比例增加了（1882年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2%），与全国人口相比，无产阶级的比例增加了，与农业无产阶级相比，工业无产阶级的比例增加了，最后，与1895年相比，每一工业无产者相对的生产资本也增加了。但是，即使是1895年的数字也已表明，德国无产阶级早已经成为国家的主要生产力。

比利时有七百万人口，是一个纯工业化国家。在每100个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当中，有41人是在纯粹的工业中工作，只有21人受雇于农业中。在300多万自立的人口当中，大约有180万，也就是60%是无产阶级。如果我们在急剧分化的无产阶级中再加上与它有关的社会成分——只是形式上独立而实际上受资本家奴役的所谓「独立」生产者、低级官员、士兵等等，那末这个数字就更具有说服力。

但是，在经济工业化和人民无产阶级化方面占第一位的无疑是英国。在1901年，英国农业、林业和渔业中所雇用的人数是230万，而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中雇用的人数是1250万。

因此，我们看到，在主要的欧洲国家中，城市人口在数量上超过了农村人口。但是城市人口的优势不仅在于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大得多，还在于它的质量方面。城市把农村中最强健、最能干和最有知识的分子吸引了来。要从统计上证明这一点很困难，虽然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年龄构成为这一点提供了间接证明。而年龄构成本身也具有独立意义。例如，1895年德国有300万人受雇于农业中，有800万人受雇于工业中。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按年龄分组，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农业中从14岁到40岁的最有工作能力的人比工业中少100万人。这一点表明，留在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

这一切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发展（工业的增长，大企业的增长，城市的增长，整个无产阶级的增长，尤其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增长），不仅已经为无产阶级争取政权、并且为夺取这个政权准备好了战场。

（三）现在我们再来谈社会主义的第三个先决条件——无产阶级专政。

政治是社会主义的客观先决条件和主观先决条件互相交叉的场所。在一定技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一个阶级会自觉地为自己确定一个目标——夺取政权；它需要团结自己的力量，衡量敌人的实力并估计形势。

但是，即使在这第三个方面，无产阶级也不是绝对自由的。除了主观的因素，如阶级觉悟、准备程度、主动精神（这些因素也有它们发展的逻辑）以外，无产阶级在执行其政策时会碰到许多客观因素，如传统政治、现有国家机关（军队，阶级学校，国教教会）、国际关系等等。

我们首先来谈主观条件：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

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观点来说，技术水平已经使社会主义经济具有优越性这一点当然是不够的。在这种技术基础上发展的社会分化已经造成了一个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由于其人数和经济作用成为主要阶级，并且在客观上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这一点也是不够的。这个阶级还必须认识到它的客观利益，它必须认清除了社会主义外别无出路；它应该团结成为一支强大得足以在公开斗争中夺取政权的大军。

在目前否认无产阶级有这样从事准备的必要是荒谬的。只有过时的布朗基主义者，才会指望依靠脱离群众的叛乱组织的主动精神获得拯救；以及处在另一个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期待群众自发的大暴动，这种暴动的目的谁也说不上来。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夺取政权是革命阶级的自觉行动。

但是许多社会主义理论家（其实不是什么理论家，而是把一切都弄颠倒了的糊涂鬼）总是把社会主义准备的问题与从精神上改造无产阶级连在一起。他们说，无产阶级甚至全人类都必须首先抛弃自私性，让利他主义的动机成为社会生活中占优势的东西；由于目前我们距离这种情况还很远，「人性」的改变也非常缓慢，因此社会主义的到来还要推迟几个世纪，等等。这种观点也许看起来很现实和渐进，实际上只是肤浅的道德说教而已。

有人说，在社会主义到来前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心理」，换句话说，他们以为群众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可能形成一种社会主义心理。在这里，人们决不能把自觉地趋向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心理混淆起来。后者要求首先摒弃经济生活中的自私动机；而趋向社会义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心理所产生的。不论无产阶级的阶级心理和没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心理之间具有多少共同之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反对剥削的联合斗争，在工人的心中引起了许多光辉的理想主义幼芽，同志式团结感，和自我牺牲精神；但同时，个人的生存斗争，永远敞开的贫困深渊，工人队伍本身的分化，来自下面的落后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政党的腐蚀活动，都不容许这些光辉的幼芽充分发展。

主要问题在于：尽管一般工人还有小市民的自私残余，尽管他们在「人的」价值上还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一般水平，他们都从生活经验中确信，他们最起码的愿望和本性的要求，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废墟上才能得满足。

理想主义者完全像基督教徒描绘第一个基督教公社的成员一样，来描绘配得上享受社会主义的遥远后代。

不论第一批基督教新教徒的心理如何（我们从《使徒行传》中知道有过侵吞公社财产的案件），但无论如何，到了基督教更流行的时候，基督教不仅没有能使一切人的灵魂获得新生，而且连它自身也堕落了，变成贪图物质和官僚主义的了，它从兄弟般辗转相传的惯例变成了教皇政治，从流浪行乞变成了僧侣寄生制度，总之，基督教不仅没有能改造它所处的环境的社会条件，它自己反而被这些条件所改造了。这并不由于基督教的神父和教士缺乏才能或贪得无厌，而是由于人的心理属于社会劳动和生活的条件的无情规律。基督教的神父和教士只是表明了他们自身的这种从属性质罢了。

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在旧社会的范围内创造新的人性，那这种社会主义就仅仅是道学家乌托邦的新翻版……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心理来作为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而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生活条件来作为社会主义心理的先决条件。

[1] 约翰·贝勒斯（John.Bellers）并不是国会议员，而是一个教友会的地主，他是以向议会演讲的方式提出他的计划的。——英译者注
[2] 即格·杰克（G.Jaeckh）——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