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为浩大而壮阔的运动之一。尽管过着牲畜般的生活，在英勇的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数以亿计的中国群众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聚集，强烈震撼了中国本土及帝国主义的封建地主制与资本主义根基，以此追求解放与建立新社会。与1917年十月的俄国相比，中国当时的情况更为有利，因此革命完全有可能成功。
Peter Taaffe，本文于2010年5月19日首次发表在《社会主义者（The Socialist）》报
然而，革命成功道路上的一大阻碍，在于当时由斯大林及其在共产国际的核心领导圈子所推行的错误政策。他们主张工人阶级与被剥削的农民应当与“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在中国组成一个“四个阶级的联盟”。
这本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失败政策，却又被移植到了中国的土壤。伊罗生（Harold Issacs）的作品精彩地论证了，这正是革命的“悲剧”所在。自那以后，斯大林及其主义的辩护者们对此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但伊罗生以大量事实和对群众运动的描述予以回击，不仅瓦解了他们的论调，更佐证了他本人与托洛茨基的观点。
但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以极富文学感染力的笔触，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它生动地再现了那些饱受残酷剥削的中国工农，在决心改造世界的征途中所展现出的舍生忘死精神。
该版本的独特价值在于它重现了原版风貌，完整收录了托洛茨基那篇极富启迪意义的序言——该序言在后来的“删节版”中被剔除。托洛茨基逝世后，随着伊罗生本人的立场右转，他便只允许出版这部作品的“删节版”。即便如此，该版本仍具价值；尽管作者本人的立场发生了动摇，但书中内容依然有力地证实了托洛茨基对这场革命分析的正确性。
然而，删节版终究不如这个复原的完整版有力。托洛茨基自己评价道：“（伊罗生这部作品）从头至尾代表着一本科学的著作。他秉着科学的良心，研究了大量直接材料与补充材料，乃以此种研究作为本书的根据。”
需要补充的是，在年仅28岁的伊罗生撰写此书时，托洛茨基曾与其交谈过，并在出版前逐行审阅了此书。尽管后来伊罗生背弃了自己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立场，也否定了托洛茨基本人的思想，这本书仍然精彩地演绎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尤其是有关不断革命论在中国的实践这一关键问题。
这一理论主张：在如今的新殖民主义世界，若要实现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包括实施彻底的土地改革、肃清社会中一切封建与半封建的土地关系、解决民族问题，建立民主制度和议会选举等，由工人阶级充当这场革命的领导力量才是唯一可行的途径。而反过来，工人阶级若要领导革命赢得最终胜利，前提则是其必须在斗争中带领农民阶级，特别是农民中的底层。
不平衡发展
开篇章节“叛乱的种子”堪称一部小型的文学杰作。它通过描写中国大众的生活，生动展现了“混合与不平衡发展”规律，而这正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核心精髓。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在中国大城市的边缘上，高耸的工厂烟突的阴影横陈于田畴间，这些田畴尚用木犁来耕耘。在海港的码头上，近代定期航船卸下来的货物掮在人背上搬走，或者用原始的驳船装运到内地去。
“在街道中，巨大的运货卡车和喧闹的电车隆隆然驶过那些靠人拉着的车子，这些拉车人宛如牲口驾着他们的重载。飘忽的汽车暴怒地向那些穿过交通的小道的人力车和手车攘喇叭。街道两旁排列店铺，店铺里男男女女尚借一双赤手和简陋的工具来制造他们的货品，但这些街道却一直通达那些使用轧轧作声地发电机的大工厂。飞机和铁路横贯广漠的区域，这些区域仅仅靠那些上了千年的人行道和运河连结起来。新式汽船航行于沿海和江河，夹杂驶过那些古老模样的民船。
“从城市到农村，在这个有许多江河流域（这些江河流域都是从大海伸到亚洲腹部去的）的疲敝的国土上，这些矛盾和对照积聚很多。它们体现了将近五万万人民为生存的斗争。”
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后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他的儿子，阿诺德‧艾萨克（Arnold R. Isaacs），在新版序言中试图解释其中原委。他承认，父亲在撰写此书时，在意识形态上确实与托洛茨基完全一致，但他随即指出：“他（伊罗生）对托洛茨基根本信念的看法，则应另当别论。”
尽管如此，伊罗生之子也承认，正如托洛茨基在序言中所赞许的那样，这本书是年轻时的伊罗生以“革命者”的身份写就的，只不过“这些观点很快就发生了转变”。然而，13年后，在一部未能呈现出本书全貌的新删节版问世时，用阿诺德·艾萨克在序言中的话所讲，“他（伊罗生）已不再认同托洛茨基至死（1940年）都坚持的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了”。
对于伊罗生的转变，其解释在于他不同意这样一条原则，即“由单一革命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革命政权中独揽大权”。然而，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却被强加在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乃至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头上。
俄国后来出现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该短语当年的含义与今日截然不同，因为它当时确实代表着工人民主）的一党制政权，并非源自托洛茨基的思想，而是缘于俄国革命面临的危急形势与重重困难。
正如托洛茨基与我们多次解释过的，布尔什维克最初仅取缔了一个政党——反动的“黑色百人团”。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等所有其他党派只要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在政治上反对布尔什维克，都被允许继续存在。直到后来，许多党派诉诸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暴动——例如1918年的社会革命党所作所为，以及孟什维克和其他派别转而支持各路保皇党将领或白军将领时，它们才遭到镇压。
后来，虽然这些党派中的部分成员确实转而拥护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但就整体而言，这些党派最初是站在敌对一方的。正如阿诺德·艾萨克在序言中所述，伊罗生后来试图论证：“苏联的经验教导我们，威权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彻底的矛盾。政治生活被一党垄断，进而演变为官僚寡头统治，这一后果显然源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某些基本前提。”
这是一套老生常谈的说辞，声称斯大林主义——即“威权主义”——源于布尔什维克及其行事方式。然而事实上，斯大林主义恰恰是靠着彻底摧毁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成分，才得以巩固其地位的。
布尔什维主义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历史上最民主的群众政党。斯大林主义不得不在1930年代恐怖的大清洗中，以血流成河的方式彻底消灭了这个党。后来的一党制政权源于俄国革命被孤立的处境，而非布尔什维主义的初衷。
人们原本的希望是，内战结束后苏维埃民主能够得到恢复。然而，革命的孤立却导致了一个官僚阶层的固化，正是这个阶层在革命73年后，成功让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复辟。
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并非本书的主旨，因为本书探讨的是1925-1927年那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这场宏大运动的动力源泉——正如激励了中国群众的俄国革命本身一样——植根于“资本主义已无力带领社会继续前进”这一事实之中。
我们强烈呼吁所有有条件者购买此书，或至少与他人合购。阅读此书将使年轻一代深刻理解1925-1927年革命的完整性质。
这也将让他们看清，1944年至1949年由红军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力量，与1925年至1927年时的力量截然不同；后者是一场经典的工人阶级革命，它曾领导中华民族的广大群众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斗争之中。
这本书同时具有当代的现实意义，因为当年中国工农所面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完成”的难题，在如今占据人类2/3人口的地区，依然是通往真正解放的巨大障碍。因此，我们敦促读者购买并讨论这本书，希望以此作为理解新殖民主义世界未来走向的一种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