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布于2025年12月29日。Zuhair Al-Anhar, 社会主义替代(美国)
1987年12月，在经历20年来惨绝人寰的占领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被点燃。四名巴勒斯坦劳工在以色列国防军检查站被卡车司机杀害后，抗议运动升级成了一场全国性反抗，那场随之而来持续六年的起义将永远活在反压迫战士们脑海中：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挣脱桎梏。
两年来在加萨残暴的种族灭绝，使当前局势显得绝望。停火协议作为缓解虽然是必要的，它却无法解决任何关于民族压迫的根本问题。话虽如此，第一次大起义仍为所有反压迫战士带来了宝贵的教训：这种群众斗争能带来民族的解放。
占领土地上反抗的种子
巴勒斯坦人已在军事镇压下生活数十年，遭受驱逐、宵禁、残暴对待和政治与教育压迫，被迫迁、监控甚至谋杀。1986年，两名比尔宰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缩写 BZU）的学生被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杀害，工人持续动员了整整一年，政权却以草率逮捕与镇压作为回应。以色列的执政党以色列联合党(Likud party)的领导人甚至呼吁要将巴勒斯坦人「迁移」出本属于他们的家园。
那四名遇害工人穿梭在无数军事检查站在以色列与迦萨地区间，在贾巴利亚与其他难民营中这样的经验其实并不少见。1967年，当以色列占领加萨、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及其他土地时，为以色列资本工作的巴勒斯坦劳动力达146,600人；1974年，这个数字来到了254,800人。除了没收土地外，占领地也成为以色列廉价的劳动力来源。
在贾巴利亚——巴勒斯坦最大的难民营——为遇害工人举行的葬礼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示威，并且蔓延至整个贫困地区。以色列国防军虽然向抗议者开火，却并未平息起义，反而火上浇油。
奋斗，劳动阶级团结起来！
自1970年代起，起义由学生、劳工和女权运动主导的基层组织作为先驱。考虑到民族压迫与阶级剥削的关联，工会高度政治化，并组织整个社区与城镇的工人。学生和青年约占占领区人口的75%，组织校园并积极参与政党活动。这个网络提供了医疗和建筑修缮等基本服务。
其中最重要的是遍布于占领区的「妇女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根据「一工人一票」集体化和民主化家务劳动，建立了识字与政治教育计画，并组织女性劳工共同争取更好的工资和条件。大多数委员会明确支持社会主义，后来组成巴勒斯坦妇女委员会联盟(Union of Palestinian Women’s Committees，缩写:UPWC)。
这些建设在起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缩写:PLO)的领导层要么被流放到突尼斯，要么被监禁，要么遭到杀害。而这场运动又来得令人措手不及，使工人对巴解组织的信心逐渐下降，最终由有机地组成的工人组织负责协调和管理起义，组成了一个广泛的基层联盟：起义统一民族领导部(Unified Na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Uprising，缩写:UNLU)。
他们发起示威、群众集会和每日的罢工。工人们每天早晨游行，中午关闭商店，在青年们的领导下，将示威、游行、罢工由自发转变为定期，并成立了直接行动、教育、卫生和农业单位。
以色列为了镇压起义采取了关闭学校、逮捕、驱逐和动用暴力，但这一切的努力都被群众的一系列集体行动所削弱。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臭名昭著地推行「军队、武力与殴打」政策，命令士兵「打断抗议者的骨头」。
误导与失误
不幸的是，大起义的群众性质因由巴勒斯坦共产党(Palestinian Communist Party)、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s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emocratic Fronts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等政党组成，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法塔赫(Fatah)领导的巴解组织缺席而被削弱。自称社会主义的政党与亲资本主义的法塔赫组成联盟放弃集体阶级斗争的纲领，转而追求资本主义统治下立即的民族独立。他们发送传真声明反对群众斗争，反而依赖削弱工人权力的民兵行动。巴解组织政党也对工会施压，并将劳工运动划依政派划分为三个「一般」工会网络。
此外，大起义也见证了哈玛斯(Hamas)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的崛起，这些组织带有反动且反工人的立场。哈玛斯源自穆斯林兄弟会 (Muslim Brotherhood)，自1970年代起，曾受到以色列的资助与支持，作为对抗世俗民族主义的巴解组织的力量。哈玛斯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反共、反左翼的武装民兵组织。在此之前，政治性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在以世俗为主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并未扮演重要角色。其极右派意识形态，包括对女性的歧视、对性少数的恐惧与排斥，以及宗教原教旨主义，都通通体现在其对巴勒斯坦与犹太劳工的恐吓、绑架、酷刑与杀害行为中。哈玛斯至今仍被描述为一支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力量，资金来自卡达与伊朗，而这两者被视为分别与美国与中国帝国主义结盟的国家。在巴解组织缺席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填补了权力真空，为整个解放斗争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被背叛的革命
这种虚假的领导剥夺了运动的潜力。那个缺席的亲资本主义巴解组织假装代表巴勒斯坦群众，于1993年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催生了「两国方案」的神话——一个三十多年后未兑现的承诺。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政权被迫坐到谈判桌上，这场胜利是靠巴勒斯坦工人群众斗争促成的。但法塔赫领导的巴解组织作所出的种种妥协，当中包括不保证建国或拆除以色列定居点等，使这场胜利空洞无力。
法塔赫接管了约旦河西岸和加萨，奉行妥协协作政策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监督占领行动。而哈马斯于2007年将他们赶出加萨，开始了他们的恐怖统治。这种失败导致了绝望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Second Intifada)，起初延续了前者的群众性质，但随后迅速恶化，被哈玛斯等恶毒势力主导，并以恐怖攻击和自杀炸弹攻击为主要手段。这些破坏性战术对坐拥360亿美元军费的以色列国防军毫无用处。以色列则以残暴大屠杀、封锁、掠夺土地以及建造压迫性的隔离墙作为回应。
奥斯陆协议被兜售给工人，宣称能和平地结束长期流血冲突的解决方案，并以建立两个资本主义国家能摆脱殖民侵略。然而这却是个谎言，协议分散了运动的能量，并为侵略打开了永无止尽的大门。以色列和美国从未承认巴勒斯坦国，在加萨化为废墟之后，欧洲和加拿大的国家才表面上承认了某个边界未明且模糊的国家。
接下来该向哪条路前进？
我们迫切地需要回归基层、工人主导与民主组织，如妇女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侵略的自卫权，必须由这些组织民主管理。我们必须明确反对，如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等右翼军事力量；巴勒斯坦工会总联合会(Palestinian Gener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必须积极参与这场斗争；以色列内部必须展开斗争，取代以色列工会主要网络「希斯塔德鲁特」(Histadrut)的保守派领导层，以建立信任并共同奋斗，坚决反抗占领。也必须优先考虑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工人的共同利益，并反对极右以色列政权压迫。在隔离墙的两侧必须建立工人政党，年轻以色列人焚烧征兵卡(draft cards)、拒绝对巴勒斯坦工人实施种族灭绝及抗议战争等英勇榜样必须被进一步巩固。历史性的义大利大罢工将国际运动带入高潮、码头工人的罢工也为阻断武器流通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国际运动必须继续领导潮流。
最后，所有中东国家，拥有受保障的自决权，必须为工人民主和一个摆脱帝国主义、占领与战争蹂躏的社会主义未来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