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布於2025年12月29日。Zuhair Al-Anhar, 社會主義替代(美國)
1987年12月，在經歷20年來慘絕人寰的佔領後，巴勒斯坦解放運動被點燃。四名巴勒斯坦勞工在以色列國防軍檢查站被卡車司機殺害後，抗議運動升級成了一場全國性反抗，那場隨之而來持續六年的起義將永遠活在反壓迫戰士們腦海中：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掙脫桎梏。
兩年來在加薩殘暴的種族滅絕，使當前局勢顯得絕望。停火協議作為緩解雖然是必要的，它卻無法解決任何關於民族壓迫的根本問題。話雖如此，第一次大起義仍為所有反壓迫戰士帶來了寶貴的教訓：這種群眾鬥爭能帶來民族的解放。
佔領土地上反抗的種子
巴勒斯坦人已在軍事鎮壓下生活數十年，遭受驅逐、宵禁、殘暴對待和政治與教育壓迫，被迫遷、監控甚至謀殺。1986年，兩名比爾宰特大學(Birzeit University，縮寫 BZU）的學生被以色列國防軍士兵殺害，工人持續動員了整整一年，政權卻以草率逮捕與鎮壓作為回應。以色列的執政黨以色列聯合黨(Likud party)的領導人甚至呼籲要將巴勒斯坦人「遷移」出本屬於他們的家園。
那四名遇害工人穿梭在無數軍事檢查站在以色列與迦薩地區間，在賈巴利亞與其他難民營中這樣的經驗其實並不少見。1967年，當以色列佔領加薩、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及其他土地時，為以色列資本工作的巴勒斯坦勞動力達146,600人；1974年，這個數字來到了254,800人。除了沒收土地外，佔領地也成為以色列廉價的勞動力來源。
在賈巴利亞——巴勒斯坦最大的難民營——為遇害工人舉行的葬禮迅速演變成大規模的示威，並且蔓延至整個貧困地區。以色列國防軍雖然向抗議者開火，卻並未平息起義，反而火上澆油。
奮鬥，勞動階級團結起來！
自1970年代起，起義由學生、勞工和女權運動主導的基層組織作為先驅。考慮到民族壓迫與階級剝削的關聯，工會高度政治化，並組織整個社區與城鎮的工人。學生和青年約佔佔領區人口的75%，組織校園並積極參與政黨活動。這個網絡提供了醫療和建築修繕等基本服務。
其中最重要的是遍布於佔領區的「婦女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根據「一工人一票」集體化和民主化家務勞動，建立了識字與政治教育計畫，並組織女性勞工共同爭取更好的工資和條件。大多數委員會明確支持社會主義，後來組成巴勒斯坦婦女委員會聯盟(Union of Palestinian Women’s Committees，縮寫:UPWC)。
這些建設在起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因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縮寫:PLO)的領導層要麼被流放到突尼斯，要么被監禁，要麼遭到殺害。而這場運動又來得令人措手不及，使工人對巴解組織的信心逐漸下降，最終由有機地組成的工人組織負責協調和管理起義，組成了一個廣泛的基層聯盟：起義統一民族領導部(Unified Na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Uprising，縮寫:UNLU)。
他們發起示威、群眾集會和每日的罷工。工人們每天早晨遊行，中午關閉商店，在青年們的領導下，將示威、遊行、罷工由自發轉變為定期，並成立了直接行動、教育、衛生和農業單位。
以色列為了鎮壓起義採取了關閉學校、逮捕、驅逐和動用暴力，但這一切的努力都被群眾的一系列集體行動所削弱。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臭名昭著地推行「軍隊、武力與毆打」政策，命令士兵「打斷抗議者的骨頭」。
誤導與失誤
不幸的是，大起義的群眾性質因由巴勒斯坦共產黨(Palestinian Communist Party)、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s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Democratic Fronts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等政黨組成，資本主義民族主義的法塔赫(Fatah)領導的巴解組織缺席而被削弱。自稱社會主義的政黨與親資本主義的法塔赫組成聯盟放棄集體階級鬥爭的綱領，轉而追求資本主義統治下立即的民族獨立。他們發送傳真聲明反對群眾鬥爭，反而依賴削弱工人權力的民兵行動。巴解組織政黨也對工會施壓，並將勞工運動劃依政派劃分為三個「一般」工會網絡。
此外，大起義也見證了哈瑪斯(Hamas)與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的崛起，這些組織帶有反動且反工人的立場。哈瑪斯源自穆斯林兄弟會 (Muslim Brotherhood)，自1970年代起，曾受到以色列的資助與支持，作為對抗世俗民族主義的巴解組織的力量。哈瑪斯將自身定位為一個反共、反左翼的武裝民兵組織。在此之前，政治性的伊斯蘭主義組織在以世俗為主的巴勒斯坦解放運動中，並未扮演重要角色。其極右派意識形態，包括對女性的歧視、對性少數的恐懼與排斥，以及宗教原教旨主義，都通通體現在其對巴勒斯坦與猶太勞工的恐嚇、綁架、酷刑與殺害行為中。哈瑪斯至今仍被描述為一支由帝國主義支持的力量，資金來自卡達與伊朗，而這兩者被視為分別與美國與中國帝國主義結盟的國家。在巴解組織缺席的情況下，這些組織填補了權力真空，為整個解放鬥爭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被背叛的革命
這種虛假的領導剝奪了運動的潛力。那個缺席的親資本主義巴解組織假裝代表巴勒斯坦群眾，於1993年簽署了奧斯陸協議，催生了「兩國方案」的神話——一個三十多年後未兌現的承諾。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政權被迫坐到談判桌上，這場勝利是靠巴勒斯坦工人群眾鬥爭促成的。但法塔赫領導的巴解組織作所出的種種妥協，當中包括不保證建國或拆除以色列定居點等，使這場勝利空洞無力。
法塔赫接管了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奉行妥協協作政策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監督佔領行動。而哈馬斯於2007年將他們趕出加薩，開始了他們的恐怖統治。這種失敗導致了絕望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Second Intifada)，起初延續了前者的群眾性質，但隨後迅速惡化，被哈瑪斯等惡毒勢力主導，並以恐怖攻擊和自殺炸彈攻擊為主要手段。這些破壞性戰術對坐擁360億美元軍費的以色列國防軍毫無用處。以色列則以殘暴大屠殺、封鎖、掠奪土地以及建造壓迫性的隔離牆作為回應。
奧斯陸協議被兜售給工人，宣稱能和平地結束長期流血衝突的解決方案，並以建立兩個資本主義國家能擺脫殖民侵略。然而這卻是個謊言，協議分散了運動的能量，並為侵略打開了永無止盡的大門。以色列和美國從未承認巴勒斯坦國，在加薩化為廢墟之後，歐洲和加拿大的國家才表面上承認了某個邊界未明且模糊的國家。
接下來該向哪條路前進？
我們迫切地需要回歸基層、工人主導與民主組織，如婦女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巴勒斯坦人反對以色列侵略的自衛權，必須由這些組織民主管理。我們必須明確反對，如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等右翼軍事力量；巴勒斯坦工會總聯合會(Palestinian Gener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必須積極參與這場鬥爭；以色列內部必須展開鬥爭，取代以色列工會主要網絡「希斯塔德魯特」(Histadrut)的保守派領導層，以建立信任並共同奮鬥，堅決反抗佔領。也必須優先考慮巴勒斯坦與以色列工人的共同利益，並反對極右以色列政權壓迫。在隔離牆的兩側必須建立工人政黨，年輕以色列人焚燒徵兵卡(draft cards)、拒絕對巴勒斯坦工人實施種族滅絕及抗議戰爭等英勇榜樣必須被進一步鞏固。歷史性的義大利大罷工將國際運動帶入高潮、碼頭工人的罷工也為阻斷武器流通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而國際運動必須繼續領導潮流。
最後，所有中東國家，擁有受保障的自決權，必須為工人民主和一個擺脫帝國主義、佔領與戰爭蹂躪的社會主義未來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