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於2026年4月1日。Per-Åke Westerlund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國際政治委員會成員
一個多世紀以來，伊朗始終處於全球重大歷史事件的核心位置。直到1979年革命之前，帝國主義列強一直主導著這一地區的發展。正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泰德・格蘭特（Ted Grant）在1979年所指出的，伊朗被當作「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既半工業化，又半殖民地化」來對待。
伊朗歷史上還經歷過1906年與1979年的兩次革命，以及多次起義與群眾反抗運動、民族解放鬥爭，甚至一度嘗試建立蘇維埃政權。2026年1月的群眾鬥爭與當前的戰爭，則構成了這一豐富歷史的最新篇章。
在20世紀初的最初幾年裡，許多專制國家中都出現了不斷增長的群眾反對力量，最終引發了一系列革命：1905年的俄國革命、1906年的波斯（伊朗）革命，以及1908年的鄂圖曼帝國革命。1905年的俄國革命對波斯群眾產生了重要的啟發作用。沙皇帝國的壓迫在當地同樣深重，而俄國人民的鬥爭則證明了抗爭是可能的。
資產階級歷史學家通常將波斯革命與鄂圖曼帝國青年土耳其人的運動描述為「立憲革命」，認為其目標是實現現代化。伊朗成功制定新憲法，常被拿來與1905年俄國革命的失敗相提並論。然而，這部新憲法幾乎沒有為波斯廣大群眾的民主權利與生活水平帶來實質改善。自2019年以來的國際群眾運動中，統治階級透過推出新憲法來平息運動的做法，也起到了類似的作用。相對而言，俄國在1905年革命失敗中吸取的經驗——尤其是工人委員會（蘇維埃）的建立——為12年後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奠定了基礎。
石油與佔領
在波斯，1906年革命後僅一年，俄羅斯與英國便簽署了祕密協議——《聖彼得堡協定》，將波斯瓜分為各自兩個勢力範圍以及一個中立區。1908年，在俄方一定程度支持下波斯發生了軍事政變，並引發內戰。來自各省的武裝力量擊敗了中央軍隊，重新恢復了「立憲君主制」。
自1908年發現石油（這也是中東地區最早的石油發現）之後，波斯迅速成為全球列強爭相掠奪的重要目標。各大帝國主義國家紛紛試圖控制這一地區及波斯本身。這一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表現得尤為明顯——當時波斯被俄國與英國共同佔領，並成為對抗鄂圖曼帝國的前線戰場。戰爭期間，波斯人民遭受巨大苦難，從而對佔領勢力產生了深刻的仇恨。
俄國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與工人階級跟帝國主義體系決裂，使得英國成為波斯唯一的主導帝國主義力量。戰爭結束時，當地爆發大規模饑荒，約有兩百萬人喪生。然而，英國與美國都拒絕提供援助。
憤怒的群眾力量一方面被戰爭帶來的苦難所削弱，更重要的是，由於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工人階級政黨，最終無法轉化為政治力量。這為禮薩・沙阿（Reza Shah）的獨裁統治鋪平了道路。1921年至1925年間，他逐步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一方面，他試圖推動現代化改革，以土耳其凱末爾（Atatürk）政權為模樣，包括實施禁止佩戴面紗的政策；另一方面，他又強調波斯兩千多年悠久歷史的傳承，並從波斯在皈依伊斯蘭教前的通用語言中，取用「巴列維」（Pahlavi）這一名稱。
第二次世界大戰
禮薩・沙阿同樣意識到國內強烈的反英情緒，因而逐漸轉向親德立場，並自1933年起公開支持納粹政權。1930年代，他將國名由波斯改為「伊朗」（意為「雅利安人的國度」）。他向德國靠攏的政策引起了二戰同盟國的高度警惕，最終伊朗再次遭到英國與蘇聯的聯合佔領。禮薩・沙阿被迫退位並流亡海外，而他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則在倫敦與莫斯科的支持下繼位為新國王。
二戰結束後，曾被紅軍佔領的伊朗北部地區，在阿塞拜疆與庫爾德地區建立了各自的蘇維埃共和國。這些政權的目標既包括民族解放，也包括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與許多國家一樣，戰後伊朗共產黨迅速壯大，在主要工業場所與軍隊中都擁有相當影響力。
然而，伊朗共產黨完全從屬於莫斯科史達林政權，而後者在各國都竭力壓制獨立的工人階級的運動。史達林與英美帝國主義達成的協議，使其得以控制東歐，作為交換，他則接受帝國主義在希臘、伊朗等地推動的反革命。這其中也包括莫斯科同意解散伊朗境內的蘇維埃共和國。
1953年：中央情報局主導的政變
儘管得到莫斯科方面的支持，帝國主義勢力仍不得不費力維持對伊朗的控制。由於共產黨尋求與「進步資產階級力量」結盟，為自由派民族主義的「國民陣線」留下了政治空間。其領導人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q）反對外國勢力（包括蘇聯）控制伊朗石油產業，並主張推動石油國有化。當時，英國石油巨頭「英伊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今為英國石油公司 British Petroleum，BP）掌控了全國51%的石油資源。
在擔任首相期間，摩薩台於1951年實施了石油國有化。在戰後社會壓力高漲的背景下，他與其他一些政府類似，也推行了若干進步改革。然而，帝國主義無法接受失去對伊朗石油生產與儲備的控制。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策動政變推翻摩薩台。與許多自由派及社會民主主義領導人一樣，摩薩台低估了這一威脅，甚至要求那些為支持政權而動員起來的群眾解散並返回家中。
美國帝國主義與國王統治
這場政變使國王穆罕默德・禮薩（Mohammad Reza）獲得了全面權力，並成為美國帝國主義的重要盟友。英國與美國企業各自獲得40%的石油生產份額，而法國與荷蘭公司則共同分得剩餘的20%。
此後，美國帝國主義實際掌控了伊朗。正如泰德・格蘭特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伊朗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既半工業化，又半殖民地化」。莫斯科的史達林政權接受了這一新秩序，其首要目標是維持穩定，同時也希望保住與伊朗的貿易關係，包括液化天然氣（LNG）的進口。
美國帝國主義希望將伊朗政權打造成該地區的戰略堡壘，以確保石油供應並防止革命爆發。這一長期戰略利益，同樣是當前戰爭的重要背景因素，也反駁了部分左派認為華盛頓只是為以色列行動的說法。事實上，美國帝國主義在這場衝突中擁有自身的利益，其中包括與中國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與對抗。
1957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協助伊朗國王建立了臭名昭著且極為殘酷的秘密警察機構——SAVAK。這支力量與謀殺、酷刑、失蹤與大屠殺劃上了等號。1975年，國王正式宣布伊朗為一黨制國家。他與帝國主義的合作，也使其獲得巨額收入，最高可達石油利潤的50%。這些資金成為推動大規模工業化的基礎。同時，一項主要有利於大地主的「土地改革」，加速了城市化進程，大批農村青年轉變為新的工人階級。
社會上對美英企業及其支持國王鎮壓政策的強烈不滿依然存在。伊斯蘭學者霍梅尼（Khomeini）正是利用了這種情緒，成為反對伊朗「出賣給外國勢力」以及批判統治階級腐敗的最有影響力聲音之一。隨後，他遭到政權打壓並被迫流亡海外，這反而進一步提升了其作為反對派領袖的地位。清真寺數量迅速增加，到1979年已達5萬座，並同時承擔起為貧困家庭提供支援的功能。這一切發生在政黨被禁止的背景下，而共產黨則在莫斯科的指示下支持國王的工業化政策。
那些批判莫斯科路線的左翼團體，則轉而受到毛主義與游擊戰思想的影響，將重心放在山區的武裝鬥爭，而非城市中已具規模的工人階級。有些團體甚至開始傾向某種激進伊斯蘭主義，被稱為「紅色什葉派」。不少立場混亂的左翼組織誤以為，他們與伊斯蘭主義者在反對資本主義方面具有共同立場。
國王過著奢華而腐敗的生活，試圖在其「現代化」政策與伊斯蘭影響之間維持平衡。他擁有中東地區最強大的軍隊，並在國際上被視為一個穩定政權的領導者。然而，革命的爆發仍然震驚了整個世界。
1978–1979年：革命年代
沒有任何一場革命是從天而降的，它的徵兆早就已見苗頭現。在伊朗，反對鎮壓、腐敗與帝國主義的抗議，最初由學生與青年發起。這確實是一場革命：到了1978年，廣大群眾走上歷史舞台，社會已經無法再維持原狀。當鎮壓導致數千名抗議青年喪生時，工人階級也加入了鬥爭。
政權的回應，與2020年代的群眾抗議類似，一方面作出有限讓步，另一方面持續鎮壓。然而，這些讓步反而強化了抗議運動。到了9月，SAVAK屠殺數千人，使運動進入新的階段。石油、鋼鐵等行業的工人相繼發動罷工，最終發展為持續四個月的總罷工。
革命的氣息無處不在。軍隊開始瓦解，士兵逐漸倒向工人一方。左翼組織迅速發展，各類報刊與公共辯論大量湧現，工會也快速壯大，當中許多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組織。然而不幸的是，這些力量主要受到莫斯科路線、毛主義以及各種小型左翼團體的影響。
在越南戰爭受挫之後，美國已無力直接干預伊朗局勢。1979年1月16日，國王被迫逃離國家。然而，一個關鍵問題隨之浮現：這場革命將由誰來領導？在基層，是青年與工人，但在上層呢？
霍梅尼（Khomeini）透過從巴黎傳出的訊息，將自己塑造成反對美國與國王的最高領袖。1979年2月他返回德黑蘭時，數百萬人走上街頭。然而，當時並不存在一個有力的左翼替代力量。史達林主義的共產黨——圖德黨（Tudeh），以及勢力強大的費達因多數派（Fedayeen Majority），都選擇支持他，並尋求與其結盟。
儘管迅速成長的左翼力量仍然薄弱，工人階級的鬥爭卻持續深化。在各個工作場所中，工人建立了稱為「Shoras」的工人委員會。青年渴望推動革命，但正如泰德・格蘭特所指出的：「伊朗的革命學生既沒有被引導走向工人階級，也沒有被引導去制定工人行動的綱領，反而被各種派別引向無力的個人恐怖行動。」
霍梅尼與宗教領袖（毛拉）將自己塑造成民主派，聲稱支持恢復1906年革命時的憲法。在群眾壓力之下，霍梅尼的政策被迫走得比他原本預期更遠。他推動銀行與經濟主要部門的國有化，並實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免費醫療與交通、取消電費與水費，以及在預算中撥出5億英鎊補貼基本生活消費品」（引自《Militant International Review》）。
反革命之前
1978至1979年的革命事件，對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體系構成了重大打擊。這也解釋了此後數十年間，尤其是美國統治階級始終試圖進行報復的原因。
與美國帝國主義的對抗，使當時相當一部分左翼陷入混亂。共產黨（圖德黨）在莫斯科指示下，向霍梅尼提出組建「人民陣線」的合作要求；費達因多數派則希望能進入政府；人民聖戰者組織（People’s Mujahedeen）甚至支持所謂「忠誠的資本家」。這些力量都沒有提出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也沒有發展出獨立的工人階級政策。多數小型左翼組織也對霍梅尼的激進政策表示讚揚。
霍梅尼並未能立即建立獨裁統治。當時社會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氛圍，鬥爭也在持續。1979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數十萬女性走上街頭，反對強制佩戴頭巾（hijab）的政策，迫使霍梅尼暫時後退。隨著罷工持續進行，更多國有化措施也被推動落實。
霍梅尼在其最初的政府中，也任用了典型的自由派「傀儡人物」，例如首任總理巴扎爾甘（Bazargan），他是一名自由派的伊斯蘭改革者。
馬克思主義綱領
那麼，如何才能阻止全面的反革命？與其他政治力量不同，出版英國報紙《Militant》（ISA的前身）的國際馬克思主義者，強調建立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以及提出革命綱領的重要性。
這一綱領首先應從民主訴求出發。泰德・格蘭特寫道：「一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政黨，應當首先提出組織自由、言論自由、選舉自由、新聞自由，以及西方工人階級經過數代鬥爭所爭取到的一切民主權利。」他進一步指出：「同時還應提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五天工作週，以及與物價掛鉤的工資浮動制度。這些訴求還應與建立革命制憲議會的要求結合起來……並最終剝奪那個長期控制伊朗的腐敗集團財產。」
一個社會主義綱領，必須與實際鬥爭結合，依託工人的行動委員會，同時爭取鎮壓機器中的士兵倒向人民一方，並向國際工人階級尋求支援。
反革命
反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背棄召開制憲議會的承諾。原本源於1906年憲法的12人「監護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被轉變為一個伊斯蘭神權機構，並擁有否決國家一切決策的權力。更為關鍵的是，新政權先是呼籲停止罷工，隨後將罷工定為非法，並開始逮捕工人領袖、將其投入監獄。為了壓制學生日益增長的批評聲浪，自1980年4月起，大學被關閉長達兩年。
反動的伊斯蘭法律逐步推行，民族主義宣傳也佔據主導地位。當伊拉克入侵伊朗並爆發長達八年的戰爭時，這一趨勢進一步升級。戰爭使社會全面軍事化，鞏固了毛拉政權的獨裁統治，自1981年6月起形成全面獨裁。大規模處決成為政權的標誌性手段，主要針對左翼力量與工人組織。殘存的左翼抵抗則被局限於「武裝鬥爭」，甚至有部分勢力與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領導的伊拉克結盟。
1979年革命的結果，並非命中註定。當時迅速激進化的工人階級所展現的力量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推翻了國王統治，並對全球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造成衝擊。然而，由於缺乏一個擁有革命綱領的群眾性工人政黨，伊斯蘭勢力得以填補這一政治空間。自1979年以來，伊朗已經出現了5至6次具有歷史意義的群眾運動，持續挑戰伊斯蘭資本主義獨裁體制。這一鬥爭傳統至今仍然存在，即使在當前帝國主義戰爭衝擊與獨裁統治仍在持續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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