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27年的中國革命堪稱人類歷史上最為浩大而壯闊的運動之一。儘管過著牲畜般的生活，在英勇的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下，數以億計的中國群眾在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聚集，強烈震撼了中國本土及帝國主義的封建地主制與資本主義根基，以此追求解放與建立新社會。與1917年十月的俄國相比，中國當時的情況更為有利，因此革命完全有可能成功。
Peter Taaffe，本文於2010年5月19日首次發表在《社會主義者（The Socialist）》報
然而，革命成功道路上的一大阻礙，在於當時由斯大林及其在共產國際的核心領導圈子所推行的錯誤政策。他們主張工人階級與被剝削的農民應當與「民族資產階級」結盟，在中國組成一個「四個階級的聯盟」。
這本是俄國孟什維克的失敗政策，卻又被移植到了中國的土壤。伊羅生（Harold Issacs）的作品精彩地論證了，這正是革命的「悲劇」所在。自那以後，斯大林及其主義的辯護者們對此進行了無休止的爭論。但伊羅生以大量事實和對群眾運動的描述予以回擊，不僅瓦解了他們的論調，更佐證了他本人與托洛茨基的觀點。
但這本書的價值遠不止於此。它以極富文學感染力的筆觸，為讀者展開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它生動地再現了那些飽受殘酷剝削的中國工農，在決心改造世界的征途中所展現出的捨生忘死精神。
該版本的獨特價值在於它重現了原版風貌，完整收錄了托洛茨基那篇極富啟迪意義的序言——該序言在後來的「刪節版」中被剔除。托洛茨基逝世後，隨著伊羅生本人的立場右轉，他便只允許出版這部作品的「刪節版」。即便如此，該版本仍具價值；儘管作者本人的立場發生了動搖，但書中內容依然有力地證實了托洛茨基對這場革命分析的正確性。
然而，刪節版終究不如這個復原的完整版有力。托洛茨基自己評價道：「（伊羅生這部作品）從頭至尾代表著一本科學的著作。他秉著科學的良心，研究了大量直接材料與補充材料，乃以此種研究作為本書的根據。」
需要補充的是，在年僅28歲的伊羅生撰寫此書時，托洛茨基曾與其交談過，並在出版前逐行審閱了此書。儘管後來伊羅生背棄了自己過去的托洛茨基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立場，也否定了托洛茨基本人的思想，這本書仍然精彩地演繹了托洛茨基的理論，尤其是有關不斷革命論在中國的實踐這一關鍵問題。
這一理論主張：在如今的新殖民主義世界，若要實現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包括實施徹底的土地改革、肅清社會中一切封建與半封建的土地關係、解決民族問題，建立民主制度和議會選舉等，由工人階級充當這場革命的領導力量才是唯一可行的途徑。而反過來，工人階級若要領導革命贏得最終勝利，前提則是其必須在鬥爭中帶領農民階級，特別是農民中的底層。
不平衡發展
開篇章節「叛亂的種子」堪稱一部小型的文學傑作。它通過描寫中國大眾的生活，生動展現了「混合與不平衡發展」規律，而這正是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核心精髓。文章開頭這樣寫道：
「在中國大城市的邊緣上，高聳的工廠煙突的陰影橫陳於田疇間，這些田疇尚用木犁來耕耘。在海港的碼頭上，近代定期航船卸下來的貨物掮在人背上搬走，或者用原始的駁船裝運到內地去。
「在街道中，巨大的運貨卡車和喧鬧的電車隆隆然駛過那些靠人拉著的車子，這些拉車人宛如牲口駕著他們的重載。飄忽的汽車暴怒地向那些穿過交通的小道的人力車和手車攘喇叭。街道兩旁排列店鋪，店鋪里男男女女尚藉一雙赤手和簡陋的工具來製造他們的貨品，但這些街道卻一直通達那些使用軋軋作聲地發電機的大工廠。飛機和鐵路橫貫廣漠的區域，這些區域僅僅靠那些上了千年的人行道和運河連結起來。新式汽船航行於沿海和江河，夾雜駛過那些古老模樣的民船。
「從城市到農村，在這個有許多江河流域（這些江河流域都是從大海伸到亞洲腹部去的）的疲敝的國土上，這些矛盾和對照積聚很多。它們體現了將近五萬萬人民為生存的鬥爭。」
令人遺憾的是，作者後來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立場。他的兒子，阿諾德‧艾薩克（Arnold R. Isaacs），在新版序言中試圖解釋其中原委。他承認，父親在撰寫此書時，在意識形態上確實與托洛茨基完全一致，但他隨即指出：「他（伊羅生）對托洛茨基根本信念的看法，則應另當別論。」
儘管如此，伊羅生之子也承認，正如托洛茨基在序言中所讚許的那樣，這本書是年輕時的伊羅生以「革命者」的身份寫就的，只不過「這些觀點很快就發生了轉變」。然而，13年後，在一部未能呈現出本書全貌的新刪節版問世時，用阿諾德·艾薩克在序言中的話所講，「他（伊羅生）已不再認同托洛茨基至死（1940年）都堅持的列寧主義基本原則了」。
對於伊羅生的轉變，其解釋在於他不同意這樣一條原則，即「由單一革命政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在革命政權中獨攬大權」。然而，這完全是一個錯誤的結論，卻被強加在了托洛茨基主義者乃至當今的馬克思主義者頭上。
俄國後來出現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該短語當年的含義與今日截然不同，因為它當時確實代表著工人民主）的一黨制政權，並非源自托洛茨基的思想，而是緣於俄國革命面臨的危急形勢與重重困難。
正如托洛茨基與我們多次解釋過的，布爾什維克最初僅取締了一個政黨——反動的「黑色百人團」。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等所有其他黨派只要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在政治上反對布爾什維克，都被允許繼續存在。直到後來，許多黨派訴諸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武裝暴動——例如1918年的社會革命黨所作所為，以及孟什維克和其他派別轉而支持各路保皇黨將領或白軍將領時，它們才遭到鎮壓。
後來，雖然這些黨派中的部分成員確實轉而擁護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但就整體而言，這些黨派最初是站在敵對一方的。正如阿諾德·艾薩克在序言中所述，伊羅生後來試圖論證：「蘇聯的經驗教導我們，威權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間存在著徹底的矛盾。政治生活被一黨壟斷，進而演變為官僚寡頭統治，這一後果顯然源於布爾什維主義的某些基本前提。」
這是一套老生常談的說辭，聲稱斯大林主義——即「威權主義」——源於布爾什維克及其行事方式。然而事實上，斯大林主義恰恰是靠著徹底摧毀布爾什維主義的一切成分，才得以鞏固其地位的。
布爾什維主義
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是歷史上最民主的群眾政黨。斯大林主義不得不在1930年代恐怖的大清洗中，以血流成河的方式徹底消滅了這個黨。後來的一黨制政權源於俄國革命被孤立的處境，而非布爾什維主義的初衷。
人們原本的希望是，內戰結束後蘇維埃民主能夠得到恢復。然而，革命的孤立卻導致了一個官僚階層的固化，正是這個階層在革命73年後，成功讓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復辟。
無論如何，這些問題並非本書的主旨，因為本書探討的是1925-1927年那場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這場宏大運動的動力源泉——正如激勵了中國群眾的俄國革命本身一樣——植根於「資本主義已無力帶領社會繼續前進」這一事實之中。
我們強烈呼籲所有有條件者購買此書，或至少與他人合購。閱讀此書將使年輕一代深刻理解1925-1927年革命的完整性質。
這也將讓他們看清，1944年至1949年由紅軍和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力量，與1925年至1927年時的力量截然不同；後者是一場經典的工人階級革命，它曾領導中華民族的廣大群眾投身於改造社會的鬥爭之中。
這本書同時具有當代的現實意義，因為當年中國工農所面對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未完成」的難題，在如今佔據人類2/3人口的地區，依然是通往真正解放的巨大障礙。因此，我們敦促讀者購買並討論這本書，希望以此作為理解新殖民主義世界未來走向的一種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