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佈於2026年3月11日
Leon Pinsky 社會主義替代（美國ISA）
一個世紀前，1925年12月18-31日，在蘇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也是列寧逝世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 「一國社會主義」的政策；其主張一個國家可以在國內單獨建成先進的社會主義經濟。
它徹底顛覆了黨先前的國際主義立場；然而，對於代表大會而言，這並不令人意外。早在一年半前這項政策就已經被提出，被作為日益壯大的斯大林主義官僚與左翼反對派鬥爭的一部分。
認為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內建成的想法與馬克思主義水火不容。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再到包括列寧在內的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領袖都認為，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始終需要國際主義的視角。
在1847年發表的《共產主義原理》（實際上是《共產黨宣言》的草稿）中，恩格斯寫道：
「這種革命能不能單獨在某個國家內發生呢？不能。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緊地聯繫起來，致使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著另一國家的事變的影響。」
而在1918年，俄國革命後不久，列寧也闡明了：
「這一切對取得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還不夠嗎？當然不夠。一個國家是不可能做出更多的事情來的。但是……布爾什維克的策略也還是給社會主義帶來了很大的好處，還是支持了不可戰勝的世界革命的發展。」
科學上的不可能
社會主義社會－一個基於人類需求、消除階級分化和消滅逐利剝削的社會，需要足以消除社會中的一切匱乏的、高度發達的經濟發展水平；而這意味著其所需要的生產力水平和技術都遠超衰朽的資本主義。實現如此高水準生產的唯一途徑是在整個社會中建立徹底的民主架構。但是，從蘇聯到古巴再到越南，一系列所謂的「社會主義」官僚政權抹殺、扭曲和曲解了社會主義的這一基本要求，它們僅僅視自己為資本主義的某種競賽對手；事實上，這些國家也從未達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發展（或民主）水平。
資本主義本身就包含內在矛盾。一方面，它是一個不斷擴張的體系，因此需要在全球擴張；另一方面，它又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組織起來，無法克服民族國家的限制。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始於19世紀末，彼時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徹底突破了國界，而這種突破對於生產力的不斷進步至關重要。
為了滿足全世界所有人的基本需求，社會主義必然會將生產遠遠擴展到資本主義的限度之外，因此它不可能將生產力重新縮回到民族國家的邊界內。它必須跨過國界，進行全球合作；這對競爭激烈且飽受戰火的資本主義而言是陌生的。
始於1970年代中後期的新自由主義時代一度讓一些人認為資本主義已經擺脫了對民族國家的依賴。但在過去十年裡，美國乃至全球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興起以及新自由主義的終結，都已證明這種觀點大錯特錯。資本主義根本無法實現國際市場的真正「全球化」。
此外，當帝國主義依然統治世界時，試圖在一國內建立社會主義就意味著資本主義透過經濟或軍事手段復闢的威脅始終存在。然而，即便如斯大林和赫魯雪夫（中港：赫魯曉夫）後來所試圖實現的那樣，奇蹟般地做到了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對外貿易也意味著工人國家的貿易、定價等仍然依賴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以利潤為目的的剝削。社會主義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下得以發展。
換言之，社會主義不可能作為資本主義海洋中的孤島而存在。
革命的失敗與路線轉向
在1917年俄國革命前後，布爾什維克已經明白，革命不可能在單一國家內勝利，尤其是在像俄國這樣一個落後、飽受戰爭摧殘、帶有半封建性質的國家。他們始終寄望革命能向世界擴展。為了推動這一目標，他們甚至於1919年成立了共產國際。事實上，世界各地的工人都受到1917年革命的鼓舞，接連發動革命，起身反抗壓迫者。
其中最重要的，或許就是德國革命。德國工人階級曾多次嘗試從歐洲工業強國中的剝削階級與軍國主義者手中奪取政權。
儘管這些革命原本擁有改變世界歷史的力量，建立一個以工人民主與團結為基礎的新世界，但最終卻因領導層接連犯下錯誤而失敗。造成這些失敗的主要責任，在於社會民主黨內改良主義領袖的路線；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正在崛起的蘇聯官僚體系本身所提出的錯誤建議與指示，也逐漸成為重要因素。由於歐洲那些經濟較先進國家的革命未能成功，蘇聯因此陷入更深的孤立。
到了1920年代初期，各種條件都逐漸成熟，使斯大林官僚集團得以奪取權力。集中於大型工業場所的產業工人——也就是在先進工業中生產商品的勞動者——原本是計劃經濟能夠實現民主控制的關鍵力量，因為他們具備組織能力，也習慣於合作與集體決策。然而，當時俄國人口的大多數並非工人，而是分散在鄉村、生活於半封建條件下的農民。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後長達三年的內戰，造成數百萬人死亡，整個社會滿目瘡痍。尤其是在俄國內戰中，許多最具政治覺悟、階級意識最強的工人，為了保衛革命，數以萬計地志願加入紅軍，結果大量犧牲。戰爭同時也對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
其中一個具有決定性的事件，是1923年德國革命的失敗。這對俄國革命向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擴展的前景造成了沉重打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共產黨內部偏保守的右翼開始轉向，不再以推動世界工人革命為核心，而是提出了「一國社會主義」理論。
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
在代表大會正式支持「一國社會主義論」，並將其作為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之後，官僚集團便把原本追求國際革命的鬥爭徹底顛倒過來。新的政策主張與壓迫民族和平共處，以便為俄國爭取時間，在國內建成社會主義。這項政策被宣傳為必要的策略，但實際上，它源自一個深刻的理論錯誤。如果在單一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真有可能，那麼這種政策或許還可以被視為一種戰術性、暫時性的安排而加以討論，甚至獲得某種程度的合理化。然而，正如前文所說，「一國社會主義」本身在科學上就是不可能實現的。
事實上，斯大林及其追隨者已經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解。真正能夠實現經濟與科技發展、並滿足所有人需求的方式，不只是計劃經濟，更必須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之上的計劃經濟，而且這種計劃必須具有國際性的規模。然而蘇聯當時所走的方向，實際上正與此完全相反。
1925年的蘇聯，仍處於「新經濟政策」時期。這項政策是在數年前提出的，目的是在內戰造成巨大破壞後，透過重新允許部分私有制來恢復經濟運轉。當時人們將其視為一種必要的暫時性讓步，因為若沒有這樣的過渡措施，社會主義經濟便難以發展。新經濟政策最初確實取得了一定成效：1922至1923年間，生產總量翻了一倍，而到了1926年，整體生產也恢復到戰前水平。然而此時，正在崛起的官僚集團卻開始把新經濟政策視為一種更根本、甚至能與「社會主義經濟」共同發展的長期政策。這其實是對社會主義發展理論的徹底歪曲。
實際情況是，來自農村的糧食與原材料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城市工業發展的速度，導致農民無法獲得相應的工業機械或貸款作為回報。結果，許多農民不再願意為城市生產，而是重新回到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或者轉向黑市交易，甚至發動罷工，進一步加劇了物資短缺。此外，正如托洛茨基在其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指出的那樣：「小商品經濟必然會產生剝削者。隨著農村逐漸恢復，農民內部的分化也開始加劇……富農（即僱用勞工的富裕農民）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整體農業的增長。政府打著『面向農村』的口號，實際上卻是在向富農妥協。」
然而僅僅數年之後，由於擔心富農勢力與財富不斷膨脹，官僚集團又來了一次徹底的政策大轉彎，主張全面消滅私有制，並將所有農業生產集中到國家手中。於是，新經濟政策被五年計劃所取代。而官僚集團絲毫不認為這種來回搖擺的政策存在矛盾，反而繼續把新的五年計劃也視為建設「一國社會主義」的一部分。
五年計劃帶有極強的自上而下色彩，整個蘇聯社會都被動員投入勞動，其中甚至包括數以萬計的囚犯，而他們之中許多人原本是反對斯大林政權的馬克思主義者。蘇聯的發展並不是建立在國際性的民主計劃之上，而是依照少數領導人物狹隘的意志推行。儘管如此，蘇聯經濟仍然快速成長，其發展水平甚至超越了除美國以外的大多數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這種高速增長，主要得益於計劃經濟本身的特性，即便它是以官僚化、自上而下的方式運作，而非民主地進行規劃。
從此之後，隨著新政策的推行，以及保護蘇聯經濟免受外國干涉的需要，官僚集團開始主張：世界各國的共產黨，應當與資產階級統治集團中所謂「進步」的一翼進行妥協甚至合作，同時將鬥爭重點放在反動勢力身上。於是，共產國際也從原本推動世界革命的工具，逐漸轉變為蘇聯官僚集團外交政策的工具。
中國工人阶級——政策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與此同時，中國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大事件。中國工人階級起來反抗那些維持軍閥割據和半封建統治的帝國主義列強，這就是1925-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
為了自身的生存目的，正在崛起的蘇聯官僚集團主張，中國共產黨應該與由反動的蔣介石所領導、主要代表民族主義和資本家利益的國民黨結盟，而不是進行獨立的政治鬥爭。
這絕不是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臨時的策略性聯合，作爲他們合作事業的一部分，國民黨在經濟和軍事訓練上得到了蘇聯的支持。蔣介石作爲尊貴的賓客被邀請至俄羅斯進行訪問，國民黨甚至也被承認是共產國際的同情成員！中共黨員也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加入國民黨，以及服從國民黨的命令。革命以國民黨的機槍向數以萬計的工人群衆掃射屠殺而告終。其中包括許多中共黨員。這項合作政策在1926年也表現得淋漓盡致：由於蘇聯官僚集團與英國工黨領導層握手言和，英國那場具備革命潛力的總罷工，就這樣被迫夭折。
蘇聯官僚集團指示共產黨與進步的資本主義勢力聯合，於是全球便出現了一系列「人民陣線」政府，但這些政府無一例外都以災難性和血腥的失敗收場——從1930年代的法國，到1960年代的印尼，再到1970年代的智利。
在美國，共產黨將它自身埋沒於民主黨之中，未能發展成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獨立政黨。以及在1948年，巴勒斯坦共產黨被指導以支持新建立的以色列國，當時以色列正在趕走七十五萬多名阿拉伯裔巴勒斯坦人，逼迫他們流離失所。
革命二階段理論
社會主義一國建成論是一個理論性的錯誤，它旨在解釋革命的失敗以及正當化官僚集團對於國際主義的背棄。它從理論性的錯誤出發，最終釀成了歷史性的戰略災難。「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已不再是單純爭取時間的權宜之計，而是被發展成二階段理論的核心基礎理論。
這個理論最初是在20世紀初由俄國孟什維克提出的。他們教條地試圖把俄國套用法國大革命的模板，認為工人階級應該竭盡全力幫助資產階級奪取政權，消滅封建制度，只有等到很久以後，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確立穩固了，才能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鬥爭。當然，這套理論與俄國革命本身的實際經驗完全矛盾——俄國革命一舉推翻了沙皇專制，直接建立了工人國家。
孟什維克利用這個理論來反對俄國革命本身，認為革命時機未成熟，他們未能理解20世紀資產階級的反動本質。這個理論後來被領導俄國革命的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所採納，最終導致世界革命在往後多年內徹底斷送。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斯大林主義者已經與英、美帝國主義之流結盟，藉口說他們是「進步的」資本家，正在共同對抗法西斯主義。所有關於有朝一日要擴大革命的偽裝，都被徹底拋諸腦後。由於不想得罪蘇聯這些新朋友，共產國際最終在1943年被解散。
左翼反對派
這些歷史性的背叛和震撼世界的事件，正好說明了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所作出的決定影響有多麼重大。到這次代表大會召開之時，俄國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托洛茨基，已經被斯大林的獨裁政權在政治上徹底擊敗。他早已被解除一切重要職務，儘管他此前是紅軍的創建者和領導者，曾在俄國內戰期間擊敗了帝國主義的軍隊。一年後，他被開除出黨，隨後被驅逐出蘇聯。他不斷逃避斯大林特務的追殺，直到1940年在墨西哥被暗殺身亡。
到代表大會召開之時，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早已組織數年，形成了左翼反對派。他們反對日益膨脹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堅持工人階級的獨立性，並主張開展國際範圍的社會主義鬥爭。
與建立一國社會主義這個嚴重錯誤的想法形成鮮明對比，托洛茨基曾經將其形容為「某種在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門羅主義」。反對派則提出了永久革命（或「不間斷革命」）的理論，這一思想實際上根植於馬克思主義和對社會的科學分析。其中一個關鍵內容是：工人階級僅僅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是不夠的，為了取得勝利，這場鬥爭必須不可避免地從民族範圍發展為國際範圍。如果沒有這種發展，社會主義根本不可能建成。試圖在單一國家內以官僚統治限制社會主義發展的「中間道路」，最終只會導致兩種結果：要麼工人階級從官僚領導層手中奪回政治權力，要麼資產階級重新奪取政權。後一種情況最終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蘇聯發生，而且至今仍是古巴等國家面臨的真實危險。
左翼反對派同時也反對與資產階級力量組成人民陣線這種具有破壞性的政策，主張實行工人階級的聯合陣線——即在與其他工人階級組織（如工會和其他社會主義政黨）進行共同鬥爭的同時，保持獨立辯論不同思想的權利。反對派利提出聯合陣線的方針，既反對人民陣線，也反對斯大林主義者在不同時期採取的極端宗派主義「第三時期」路線。當時斯大林主義者錯誤地把社會民主黨稱為一種法西斯主義，因此拒絕與其他組織進行任何共同工作。如果當時能夠實行聯合陣線，本來有可能擊敗法西斯主義，阻斷希特勒在接下來十年內上台的道路，從而永遠改變世界歷史。
到那時，左翼反對派已有數萬名成員在斯大林的牢獄中受盡折磨，或被驅逐出境，或在勞改營中被勞役至死，或遭處決。還有數百萬人遭遇同樣的下場。大規模的處決行動，以及將1917年革命的所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清洗殆盡，使得斯大林的官僚集團面對其扭曲的思想，再也沒有任何真正的反對力量。
今天起為國際社會主義鬥爭
共產黨領導層的墮落始於1923年左右（儘管列寧和托洛茨基此前已發出過警告），並因德國革命的失敗以及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壓制關於該失敗真正原因的討論而加速。 同時，圍繞著新成立的工人國家所面臨的嚴峻局勢，關於內部經濟政策的爭論也隨之展開。由於對國際情勢的持續誤判，在斯大林統治下，領導層瘋狂地左搖右擺：先是與「進步」的資本主義大國結盟（1924-1928年），繼而徹底決裂並譴責所有非共產黨（「第三時期」，1928-1934 年），再到後來在「人民陣線」政策下，徹底轉向與帝國主義親善。自然而然，由於這些政策的後果，大多數共產黨後來不可避免地完全放棄了革命思想，轉而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者以及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的監督者。
1930年代流亡期間，托洛斯基將1925年視為斯大林反革命勝利之年。一個世紀後，經過百年的革命與失敗，世界再次被大規模抗議和起義所撼動，這些運動往往推翻了腐敗且專制的資本主義政府——從尼泊爾到馬達加斯加再到塞爾維亞。
俄國革命及其後的局勢帶給我們的教訓，對今天的革命者絕對不可或缺。在已開發的帝國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戰爭的推動力正日益成為其顯著特徵，這一點尤其重要；而在那些被帝國主義視為其「遊樂場」的新殖民地國家也是如此。這些教訓包括1923-1925年的歷史性辯論。 正如當今新殖民地國家的群眾一樣，當年的俄工人在一個飽受數十年剝削、債務、腐敗和難以想像的不平等壓榨的國家中，與帝國主義的桎梏作鬥爭。
在斯大林採取行動有效扼殺世界革命前景之前，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曾向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伸出援手，呼籲共同鬥爭，建立一個基於工人控制、全民繁榮與和平的新社會主義社會。隨著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和剝削的出現，重建一個真正的國際運動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