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布于2026年3月11日
Leon Pinsky 社会主义替代（美国ISA）
一个世纪前，1925年12月18-31日，在苏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也是列宁逝世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 「一国社会主义」的政策；其主张一个国家可以在国内单独建成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
它彻底颠覆了党先前的国际主义立场；然而，对于代表大会而言，这并不令人意外。早在一年半前这项政策就已经被提出，被作为日益壮大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与左翼反对派斗争的一部分。
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内建成的想法与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再到包括列宁在内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领袖都认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始终需要国际主义的视角。
在1847年发表的《共产主义原理》（实际上是《共产党宣言》的草稿）中，恩格斯写道：
「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
而在1918年，俄国革命后不久，列宁也阐明了：
「这一切对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还不够吗？当然不够。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做出更多的事情来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也还是给社会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还是支持了不可战胜的世界革命的发展。」
科学上的不可能
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基于人类需求、消除阶级分化和消灭逐利剥削的社会，需要足以消除社会中的一切匮乏的、高度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这意味着其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都远超衰朽的资本主义。实现如此高水准生产的唯一途径是在整个社会中建立彻底的民主架构。但是，从苏联到古巴再到越南，一系列所谓的「社会主义」官僚政权抹杀、扭曲和曲解了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要求，它们仅仅视自己为资本主义的某种竞赛对手；事实上，这些国家也从未达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或民主）水平。
资本主义本身就包含内在矛盾。一方面，它是一个不断扩张的体系，因此需要在全球扩张；另一方面，它又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组织起来，无法克服民族国家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始于19世纪末，彼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彻底突破了国界，而这种突破对于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至关重要。
为了满足全世界所有人的基本需求，社会主义必然会将生产远远扩展到资本主义的限度之外，因此它不可能将生产力重新缩回到民族国家的边界内。它必须跨过国界，进行全球合作；这对竞争激烈且饱受战火的资本主义而言是陌生的。
始于1970年代中后期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一度让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对民族国家的依赖。但在过去十年里，美国乃至全球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兴起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终结，都已证明这种观点大错特错。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实现国际市场的真正「全球化」。
此外，当帝国主义依然统治世界时，试图在一国内建立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资本主义透过经济或军事手段复辟的威胁始终存在。然而，即便如斯大林和赫鲁雪夫（中港：赫鲁晓夫）后来所试图实现的那样，奇蹟般地做到了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对外贸易也意味着工人国家的贸易、定价等仍然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以利润为目的的剥削。社会主义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得以发展。
换言之，社会主义不可能作为资本主义海洋中的孤岛而存在。
革命的失败与路线转向
在1917年俄国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已经明白，革命不可能在单一国家内胜利，尤其是在像俄国这样一个落后、饱受战争摧残、带有半封建性质的国家。他们始终寄望革命能向世界扩展。为了推动这一目标，他们甚至于1919年成立了共产国际。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工人都受到1917年革命的鼓舞，接连发动革命，起身反抗压迫者。
其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德国革命。德国工人阶级曾多次尝试从欧洲工业强国中的剥削阶级与军国主义者手中夺取政权。
尽管这些革命原本拥有改变世界历史的力量，建立一个以工人民主与团结为基础的新世界，但最终却因领导层接连犯下错误而失败。造成这些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于社会民主党内改良主义领袖的路线；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正在崛起的苏联官僚体系本身所提出的错误建议与指示，也逐渐成为重要因素。由于欧洲那些经济较先进国家的革命未能成功，苏联因此陷入更深的孤立。
到了1920年代初期，各种条件都逐渐成熟，使斯大林官僚集团得以夺取权力。集中于大型工业场所的产业工人——也就是在先进工业中生产商品的劳动者——原本是计划经济能够实现民主控制的关键力量，因为他们具备组织能力，也习惯于合作与集体决策。然而，当时俄国人口的大多数并非工人，而是分散在乡村、生活于半封建条件下的农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长达三年的内战，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整个社会满目疮痍。尤其是在俄国内战中，许多最具政治觉悟、阶级意识最强的工人，为了保卫革命，数以万计地志愿加入红军，结果大量牺牲。战争同时也对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
其中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是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这对俄国革命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扩展的前景造成了沉重打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党内部偏保守的右翼开始转向，不再以推动世界工人革命为核心，而是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
在代表大会正式支持「一国社会主义论」，并将其作为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之后，官僚集团便把原本追求国际革命的斗争彻底颠倒过来。新的政策主张与压迫民族和平共处，以便为俄国争取时间，在国内建成社会主义。这项政策被宣传为必要的策略，但实际上，它源自一个深刻的理论错误。如果在单一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真有可能，那么这种政策或许还可以被视为一种战术性、暂时性的安排而加以讨论，甚至获得某种程度的合理化。然而，正如前文所说，「一国社会主义」本身在科学上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真正能够实现经济与科技发展、并满足所有人需求的方式，不只是计划经济，更必须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而且这种计划必须具有国际性的规模。然而苏联当时所走的方向，实际上正与此完全相反。
1925年的苏联，仍处于「新经济政策」时期。这项政策是在数年前提出的，目的是在内战造成巨大破坏后，透过重新允许部分私有制来恢复经济运转。当时人们将其视为一种必要的暂时性让步，因为若没有这样的过渡措施，社会主义经济便难以发展。新经济政策最初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1922至1923年间，生产总量翻了一倍，而到了1926年，整体生产也恢复到战前水平。然而此时，正在崛起的官僚集团却开始把新经济政策视为一种更根本、甚至能与「社会主义经济」共同发展的长期政策。这其实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彻底歪曲。
实际情况是，来自农村的粮食与原材料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城市工业发展的速度，导致农民无法获得相应的工业机械或贷款作为回报。结果，许多农民不再愿意为城市生产，而是重新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者转向黑市交易，甚至发动罢工，进一步加剧了物资短缺。此外，正如托洛茨基在其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指出的那样：「小商品经济必然会产生剥削者。随着农村逐渐恢复，农民内部的分化也开始加剧……富农（即雇用劳工的富裕农民）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体农业的增长。政府打着『面向农村』的口号，实际上却是在向富农妥协。」
然而仅仅数年之后，由于担心富农势力与财富不断膨胀，官僚集团又来了一次彻底的政策大转弯，主张全面消灭私有制，并将所有农业生产集中到国家手中。于是，新经济政策被五年计划所取代。而官僚集团丝毫不认为这种来回摇摆的政策存在矛盾，反而继续把新的五年计划也视为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五年计划带有极强的自上而下色彩，整个苏联社会都被动员投入劳动，其中甚至包括数以万计的囚犯，而他们之中许多人原本是反对斯大林政权的马克思主义者。苏联的发展并不是建立在国际性的民主计划之上，而是依照少数领导人物狭隘的意志推行。尽管如此，苏联经济仍然快速成长，其发展水平甚至超越了除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种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计划经济本身的特性，即便它是以官僚化、自上而下的方式运作，而非民主地进行规划。
从此之后，随着新政策的推行，以及保护苏联经济免受外国干涉的需要，官僚集团开始主张：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应当与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中所谓「进步」的一翼进行妥协甚至合作，同时将斗争重点放在反动势力身上。于是，共产国际也从原本推动世界革命的工具，逐渐转变为苏联官僚集团外交政策的工具。
中国工人阶级——政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中国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事件。中国工人阶级起来反抗那些维持军阀割据和半封建统治的帝国主义列强，这就是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
为了自身的生存目的，正在崛起的苏联官僚集团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与由反动的蒋介石所领导、主要代表民族主义和资本家利益的国民党结盟，而不是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
这绝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临时的策略性联合，作为他们合作事业的一部分，国民党在经济和军事训练上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蒋介石作为尊贵的宾客被邀请至俄罗斯进行访问，国民党甚至也被承认是共产国际的同情成员！中共党员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加入国民党，以及服从国民党的命令。革命以国民党的机枪向数以万计的工人群众扫射屠杀而告终。其中包括许多中共党员。这项合作政策在1926年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苏联官僚集团与英国工党领导层握手言和，英国那场具备革命潜力的总罢工，就这样被迫夭折。
苏联官僚集团指示共产党与进步的资本主义势力联合，于是全球便出现了一系列「人民阵线」政府，但这些政府无一例外都以灾难性和血腥的失败收场——从1930年代的法国，到1960年代的印尼，再到1970年代的智利。
在美国，共产党将它自身埋没于民主党之中，未能发展成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独立政党。以及在1948年，巴勒斯坦共产党被指导以支持新建立的以色列国，当时以色列正在赶走七十五万多名阿拉伯裔巴勒斯坦人，逼迫他们流离失所。
革命二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一国建成论是一个理论性的错误，它旨在解释革命的失败以及正当化官僚集团对于国际主义的背弃。它从理论性的错误出发，最终酿成了历史性的战略灾难。「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已不再是单纯争取时间的权宜之计，而是被发展成二阶段理论的核心基础理论。
这个理论最初是在20世纪初由俄国孟什维克提出的。他们教条地试图把俄国套用法国大革命的模板，认为工人阶级应该竭尽全力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封建制度，只有等到很久以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确立稳固了，才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斗争。当然，这套理论与俄国革命本身的实际经验完全矛盾——俄国革命一举推翻了沙皇专制，直接建立了工人国家。
孟什维克利用这个理论来反对俄国革命本身，认为革命时机未成熟，他们未能理解20世纪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这个理论后来被领导俄国革命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所采纳，最终导致世界革命在往后多年内彻底断送。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斯大林主义者已经与英、美帝国主义之流结盟，借口说他们是「进步的」资本家，正在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所有关于有朝一日要扩大革命的伪装，都被彻底抛诸脑后。由于不想得罪苏联这些新朋友，共产国际最终在1943年被解散。
左翼反对派
这些历史性的背叛和震撼世界的事件，正好说明了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决定影响有多么重大。到这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俄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已经被斯大林的独裁政权在政治上彻底击败。他早已被解除一切重要职务，尽管他此前是红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曾在俄国内战期间击败了帝国主义的军队。一年后，他被开除出党，随后被驱逐出苏联。他不断逃避斯大林特务的追杀，直到1940年在墨西哥被暗杀身亡。
到代表大会召开之时，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早已组织数年，形成了左翼反对派。他们反对日益膨胀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坚持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并主张开展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斗争。
与建立一国社会主义这个严重错误的想法形成鲜明对比，托洛茨基曾经将其形容为「某种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反对派则提出了永久革命（或「不间断革命」）的理论，这一思想实际上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和对社会的科学分析。其中一个关键内容是：工人阶级仅仅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不够的，为了取得胜利，这场斗争必须不可避免地从民族范围发展为国际范围。如果没有这种发展，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建成。试图在单一国家内以官僚统治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中间道路」，最终只会导致两种结果：要么工人阶级从官僚领导层手中夺回政治权力，要么资产阶级重新夺取政权。后一种情况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发生，而且至今仍是古巴等国家面临的真实危险。
左翼反对派同时也反对与资产阶级力量组成人民阵线这种具有破坏性的政策，主张实行工人阶级的联合阵线——即在与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如工会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进行共同斗争的同时，保持独立辩论不同思想的权利。反对派利提出联合阵线的方针，既反对人民阵线，也反对斯大林主义者在不同时期采取的极端宗派主义「第三时期」路线。当时斯大林主义者错误地把社会民主党称为一种法西斯主义，因此拒绝与其他组织进行任何共同工作。如果当时能够实行联合阵线，本来有可能击败法西斯主义，阻断希特勒在接下来十年内上台的道路，从而永远改变世界历史。
到那时，左翼反对派已有数万名成员在斯大林的牢狱中受尽折磨，或被驱逐出境，或在劳改营中被劳役至死，或遭处决。还有数百万人遭遇同样的下场。大规模的处决行动，以及将1917年革命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清洗殆尽，使得斯大林的官僚集团面对其扭曲的思想，再也没有任何真正的反对力量。
今天起为国际社会主义斗争
共产党领导层的堕落始于1923年左右（尽管列宁和托洛茨基此前已发出过警告），并因德国革命的失败以及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压制关于该失败真正原因的讨论而加速。 同时，围绕着新成立的工人国家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关于内部经济政策的争论也随之展开。由于对国际情势的持续误判，在斯大林统治下，领导层疯狂地左摇右摆：先是与「进步」的资本主义大国结盟（1924-1928年），继而彻底决裂并谴责所有非共产党（「第三时期」，1928-1934 年），再到后来在「人民阵线」政策下，彻底转向与帝国主义亲善。自然而然，由于这些政策的后果，大多数共产党后来不可避免地完全放弃了革命思想，转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者以及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的监督者。
1930年代流亡期间，托洛斯基将1925年视为斯大林反革命胜利之年。一个世纪后，经过百年的革命与失败，世界再次被大规模抗议和起义所撼动，这些运动往往推翻了腐败且专制的资本主义政府——从尼泊尔到马达加斯加再到塞尔维亚。
俄国革命及其后的局势带给我们的教训，对今天的革命者绝对不可或缺。在已开发的帝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战争的推动力正日益成为其显著特征，这一点尤其重要；而在那些被帝国主义视为其「游乐场」的新殖民地国家也是如此。这些教训包括1923-1925年的历史性辩论。 正如当今新殖民地国家的群众一样，当年的俄工人在一个饱受数十年剥削、债务、腐败和难以想像的不平等压榨的国家中，与帝国主义的桎梏作斗争。
在斯大林采取行动有效扼杀世界革命前景之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曾向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伸出援手，呼吁共同斗争，建立一个基于工人控制、全民繁荣与和平的新社会主义社会。随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剥削的出现，重建一个真正的国际运动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