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26年4月1日。Per-Åke Westerlund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国际政治委员会成员
一个多世纪以来，伊朗始终处于全球重大历史事件的核心位置。直到1979年革命之前，帝国主义列强一直主导著这一地区的发展。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在1979年所指出的，伊朗被当作「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既半工业化，又半殖民地化」来对待。
伊朗历史上还经历过1906年与1979年的两次革命，以及多次起义与群众反抗运动、民族解放斗争，甚至一度尝试建立苏维埃政权。2026年1月的群众斗争与当前的战争，则构成了这一丰富历史的最新篇章。
在20世纪初的最初几年里，许多专制国家中都出现了不断增长的群众反对力量，最终引发了一系列革命：1905年的俄国革命、1906年的波斯（伊朗）革命，以及1908年的鄂图曼帝国革命。1905年的俄国革命对波斯群众产生了重要的启发作用。沙皇帝国的压迫在当地同样深重，而俄国人民的斗争则证明了抗争是可能的。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通常将波斯革命与鄂图曼帝国青年土耳其人的运动描述为「立宪革命」，认为其目标是实现现代化。伊朗成功制定新宪法，常被拿来与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相提并论。然而，这部新宪法几乎没有为波斯广大群众的民主权利与生活水平带来实质改善。自2019年以来的国际群众运动中，统治阶级透过推出新宪法来平息运动的做法，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相对而言，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中吸取的经验——尤其是工人委员会（苏维埃）的建立——为12年后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
石油与占领
在波斯，1906年革命后仅一年，俄罗斯与英国便签署了祕密协议——《圣彼得堡协定》，将波斯瓜分为各自两个势力范围以及一个中立区。1908年，在俄方一定程度支持下波斯发生了军事政变，并引发内战。来自各省的武装力量击败了中央军队，重新恢复了「立宪君主制」。
自1908年发现石油（这也是中东地区最早的石油发现）之后，波斯迅速成为全球列强争相掠夺的重要目标。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纷纷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及波斯本身。这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波斯被俄国与英国共同占领，并成为对抗鄂图曼帝国的前线战场。战争期间，波斯人民遭受巨大苦难，从而对占领势力产生了深刻的仇恨。
俄国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与工人阶级跟帝国主义体系决裂，使得英国成为波斯唯一的主导帝国主义力量。战争结束时，当地爆发大规模饥荒，约有两百万人丧生。然而，英国与美国都拒绝提供援助。
愤怒的群众力量一方面被战争带来的苦难所削弱，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政党，最终无法转化为政治力量。这为礼萨・沙阿（Reza Shah）的独裁统治铺平了道路。1921年至1925年间，他逐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一方面，他试图推动现代化改革，以土耳其凯末尔（Atatürk）政权为模样，包括实施禁止佩戴面纱的政策；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波斯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传承，并从波斯在皈依伊斯兰教前的通用语言中，取用「巴列维」（Pahlavi）这一名称。
第二次世界大战
礼萨・沙阿同样意识到国内强烈的反英情绪，因而逐渐转向亲德立场，并自1933年起公开支持纳粹政权。1930年代，他将国名由波斯改为「伊朗」（意为「雅利安人的国度」）。他向德国靠拢的政策引起了二战同盟国的高度警惕，最终伊朗再次遭到英国与苏联的联合占领。礼萨・沙阿被迫退位并流亡海外，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则在伦敦与莫斯科的支持下继位为新国王。
二战结束后，曾被红军占领的伊朗北部地区，在阿塞拜疆与库尔德地区建立了各自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些政权的目标既包括民族解放，也包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许多国家一样，战后伊朗共产党迅速壮大，在主要工业场所与军队中都拥有相当影响力。
然而，伊朗共产党完全从属于莫斯科史达林政权，而后者在各国都竭力压制独立的工人阶级的运动。史达林与英美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使其得以控制东欧，作为交换，他则接受帝国主义在希腊、伊朗等地推动的反革命。这其中也包括莫斯科同意解散伊朗境内的苏维埃共和国。
1953年：中央情报局主导的政变
尽管得到莫斯科方面的支持，帝国主义势力仍不得不费力维持对伊朗的控制。由于共产党寻求与「进步资产阶级力量」结盟，为自由派民族主义的「国民阵线」留下了政治空间。其领导人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反对外国势力（包括苏联）控制伊朗石油产业，并主张推动石油国有化。当时，英国石油巨头「英伊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今为英国石油公司 British Petroleum，BP）掌控了全国51%的石油资源。
在担任首相期间，摩萨台于1951年实施了石油国有化。在战后社会压力高涨的背景下，他与其他一些政府类似，也推行了若干进步改革。然而，帝国主义无法接受失去对伊朗石油生产与储备的控制。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策动政变推翻摩萨台。与许多自由派及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一样，摩萨台低估了这一威胁，甚至要求那些为支持政权而动员起来的群众解散并返回家中。
美国帝国主义与国王统治
这场政变使国王穆罕默德・礼萨（Mohammad Reza）获得了全面权力，并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重要盟友。英国与美国企业各自获得40%的石油生产份额，而法国与荷兰公司则共同分得剩余的20%。
此后，美国帝国主义实际掌控了伊朗。正如泰德・格兰特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伊朗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既半工业化，又半殖民地化」。莫斯科的史达林政权接受了这一新秩序，其首要目标是维持稳定，同时也希望保住与伊朗的贸易关系，包括液化天然气（LNG）的进口。
美国帝国主义希望将伊朗政权打造成该地区的战略堡垒，以确保石油供应并防止革命爆发。这一长期战略利益，同样是当前战争的重要背景因素，也反驳了部分左派认为华盛顿只是为以色列行动的说法。事实上，美国帝国主义在这场冲突中拥有自身的利益，其中包括与中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与对抗。
1957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协助伊朗国王建立了臭名昭著且极为残酷的秘密警察机构——SAVAK。这支力量与谋杀、酷刑、失踪与大屠杀划上了等号。1975年，国王正式宣布伊朗为一党制国家。他与帝国主义的合作，也使其获得巨额收入，最高可达石油利润的50%。这些资金成为推动大规模工业化的基础。同时，一项主要有利于大地主的「土地改革」，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大批农村青年转变为新的工人阶级。
社会上对美英企业及其支持国王镇压政策的强烈不满依然存在。伊斯兰学者霍梅尼（Khomeini）正是利用了这种情绪，成为反对伊朗「出卖给外国势力」以及批判统治阶级腐败的最有影响力声音之一。随后，他遭到政权打压并被迫流亡海外，这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其作为反对派领袖的地位。清真寺数量迅速增加，到1979年已达5万座，并同时承担起为贫困家庭提供支援的功能。这一切发生在政党被禁止的背景下，而共产党则在莫斯科的指示下支持国王的工业化政策。
那些批判莫斯科路线的左翼团体，则转而受到毛主义与游击战思想的影响，将重心放在山区的武装斗争，而非城市中已具规模的工人阶级。有些团体甚至开始倾向某种激进伊斯兰主义，被称为「红色什叶派」。不少立场混乱的左翼组织误以为，他们与伊斯兰主义者在反对资本主义方面具有共同立场。
国王过著奢华而腐败的生活，试图在其「现代化」政策与伊斯兰影响之间维持平衡。他拥有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队，并在国际上被视为一个稳定政权的领导者。然而，革命的爆发仍然震惊了整个世界。
1978–1979年：革命年代
没有任何一场革命是从天而降的，它的征兆早就已见苗头现。在伊朗，反对镇压、腐败与帝国主义的抗议，最初由学生与青年发起。这确实是一场革命：到了1978年，广大群众走上历史舞台，社会已经无法再维持原状。当镇压导致数千名抗议青年丧生时，工人阶级也加入了斗争。
政权的回应，与2020年代的群众抗议类似，一方面作出有限让步，另一方面持续镇压。然而，这些让步反而强化了抗议运动。到了9月，SAVAK屠杀数千人，使运动进入新的阶段。石油、钢铁等行业的工人相继发动罢工，最终发展为持续四个月的总罢工。
革命的气息无处不在。军队开始瓦解，士兵逐渐倒向工人一方。左翼组织迅速发展，各类报刊与公共辩论大量涌现，工会也快速壮大，当中许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组织。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力量主要受到莫斯科路线、毛主义以及各种小型左翼团体的影响。
在越南战争受挫之后，美国已无力直接干预伊朗局势。1979年1月16日，国王被迫逃离国家。然而，一个关键问题随之浮现：这场革命将由谁来领导？在基层，是青年与工人，但在上层呢？
霍梅尼（Khomeini）透过从巴黎传出的讯息，将自己塑造成反对美国与国王的最高领袖。1979年2月他返回德黑兰时，数百万人走上街头。然而，当时并不存在一个有力的左翼替代力量。史达林主义的共产党——图德党（Tudeh），以及势力强大的费达因多数派（Fedayeen Majority），都选择支持他，并寻求与其结盟。
尽管迅速成长的左翼力量仍然薄弱，工人阶级的斗争却持续深化。在各个工作场所中，工人建立了称为「Shoras」的工人委员会。青年渴望推动革命，但正如泰德・格兰特所指出的：「伊朗的革命学生既没有被引导走向工人阶级，也没有被引导去制定工人行动的纲领，反而被各种派别引向无力的个人恐怖行动。」
霍梅尼与宗教领袖（毛拉）将自己塑造成民主派，声称支持恢复1906年革命时的宪法。在群众压力之下，霍梅尼的政策被迫走得比他原本预期更远。他推动银行与经济主要部门的国有化，并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免费医疗与交通、取消电费与水费，以及在预算中拨出5亿英镑补贴基本生活消费品」（引自《Militant International Review》）。
反革命之前
1978至1979年的革命事件，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构成了重大打击。这也解释了此后数十年间，尤其是美国统治阶级始终试图进行报复的原因。
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对抗，使当时相当一部分左翼陷入混乱。共产党（图德党）在莫斯科指示下，向霍梅尼提出组建「人民阵线」的合作要求；费达因多数派则希望能进入政府；人民圣战者组织（People’s Mujahedeen）甚至支持所谓「忠诚的资本家」。这些力量都没有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也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工人阶级政策。多数小型左翼组织也对霍梅尼的激进政策表示赞扬。
霍梅尼并未能立即建立独裁统治。当时社会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氛围，斗争也在持续。1979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数十万女性走上街头，反对强制佩戴头巾（hijab）的政策，迫使霍梅尼暂时后退。随着罢工持续进行，更多国有化措施也被推动落实。
霍梅尼在其最初的政府中，也任用了典型的自由派「傀儡人物」，例如首任总理巴扎尔甘（Bazargan），他是一名自由派的伊斯兰改革者。
马克思主义纲领
那么，如何才能阻止全面的反革命？与其他政治力量不同，出版英国报纸《Militant》（ISA的前身）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以及提出革命纲领的重要性。
这一纲领首先应从民主诉求出发。泰德・格兰特写道：「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党，应当首先提出组织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新闻自由，以及西方工人阶级经过数代斗争所争取到的一切民主权利。」他进一步指出：「同时还应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五天工作周，以及与物价挂钩的工资浮动制度。这些诉求还应与建立革命制宪议会的要求结合起来……并最终剥夺那个长期控制伊朗的腐败集团财产。」
一个社会主义纲领，必须与实际斗争结合，依托工人的行动委员会，同时争取镇压机器中的士兵倒向人民一方，并向国际工人阶级寻求支援。
反革命
反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背弃召开制宪议会的承诺。原本源于1906年宪法的12人「监护委员会」（Guardian Council），被转变为一个伊斯兰神权机构，并拥有否决国家一切决策的权力。更为关键的是，新政权先是呼吁停止罢工，随后将罢工定为非法，并开始逮捕工人领袖、将其投入监狱。为了压制学生日益增长的批评声浪，自1980年4月起，大学被关闭长达两年。
反动的伊斯兰法律逐步推行，民族主义宣传也占据主导地位。当伊拉克入侵伊朗并爆发长达八年的战争时，这一趋势进一步升级。战争使社会全面军事化，巩固了毛拉政权的独裁统治，自1981年6月起形成全面独裁。大规模处决成为政权的标志性手段，主要针对左翼力量与工人组织。残存的左翼抵抗则被局限于「武装斗争」，甚至有部分势力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领导的伊拉克结盟。
1979年革命的结果，并非命中注定。当时迅速激进化的工人阶级所展现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推翻了国王统治，并对全球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造成冲击。然而，由于缺乏一个拥有革命纲领的群众性工人政党，伊斯兰势力得以填补这一政治空间。自1979年以来，伊朗已经出现了5至6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群众运动，持续挑战伊斯兰资本主义独裁体制。这一斗争传统至今仍然存在，即使在当前帝国主义战争冲击与独裁统治仍在持续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