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无产阶级政治制度
只有依靠全国的觉醒和全民的热情，无产阶级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将作为民族的革命代表，作为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暴政的斗争中公认的人民领袖参加政府。但无产阶级一旦执掌政权，就会开创一个新时代，一个具有革命立法和积极政策的时代。无产阶级为清除旧政权的历史垃圾和驱逐旧政权的寄生虫而采取的初步措施，将会得到全民族的积极支持，尽管自由主义懦夫们会大谈特谈「丑陋的俄国人」，渲染市井小民们的偏见思想如何顽固。
与政治清洗工作相配套的，是对全部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民主改组。在直接压力和要求的影响下，工人政府将不得不断然干预一切关系和现象……
工人政府的第一项工作，是把一切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人从军队和政府中开除出去，把犯有最严重的反人民罪行的部队清除掉或解散掉。在革命最初的日子就得作这项工作，也就是早在有可能实行负责官员选举制度和组织国民军之前就必须作。但事情并不是到此为止。工人民主会马上碰到工作日时间的问题，土地问题和失业问题。
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将一天天地加深，其阶级性质也将愈来愈明确。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和民族之间的革命关系将会破裂，农民的阶级分化会以政治形式表现出来，农民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对抗也将随着工人政府政策的明确化和由一般民主政策变为阶级政策而逐渐增长。
俄国农民和知识分子当中还没有形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传统和反无产阶级的成见，这一点有助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在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他们没有这种成见并不是由于政治觉悟高，而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愚昧无知，缺乏自我社会定位，幼稚和优柔寡断。所有这些本性和特点，完全不能为无产阶级的彻底有效的政策创造可靠基础。
消灭等级式农奴制，将得到作为纳税等级的全体农民的支持。按收入征收的累进税也会得到多数农民的支持。但是为保护农业无产阶级而实行的法律措施，不仅不会得到多数农民的积极同情，而且还会受到少数农民的积极反对。
无产阶级将会发现它不得不把阶级斗争推进到农村中去，从而破坏无疑每一个农民都有的——虽然是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那种共同利害关系。无产阶级在刚刚实行统治的时刻，就必须从农村的穷人和富人之间、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中寻找支持。但是如果农民成分的复杂性会为无产阶级政策的推行造成困难，并使实行这种政策的基础缩小，那末农民阶级分化的不成熟也会妨碍在农民中开展城市无产阶级可以信赖的阶级斗争。农民的愚昧幼稚常常使他们对无产阶级采取敌视态度。
农民的冷淡态度，他们在政治上的消极性，尤其是上层农民的积极反对，必然会对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发生影响。
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愈明确愈坚决，它的立足基础也就愈狭窄和愈不稳。这一切都极有可能，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无产阶级政策的两个主要特点早晚会遭到无产阶级战略同盟军的反对，那就是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
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格和政治上的幼稚愚昧，他们的局限于农村的短浅眼光，他们的不理解世界政治联系和依存关系，都会为无产阶级政权革命政策的贯彻造成极大的困难。
假设一下：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只是参加临时政府，在实行民主改革时期领导政府，为取得最彻底改革而斗争，并为此目的而依靠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然后在民主纲领实现后退出他们参与建设的政治大厦，以便让位给资产阶级政党而自己则退居反对派地位，因而开辟一个议会政治的时期，那末这种想法就破坏了工人政权的根本概念。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想法「违反原则」（抽象地提出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是因为这是完全不现实的想法，是最坏的乌托邦主义，是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
原因就在于：
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把我们的纲领划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原则意义。资产阶级执掌政府这一事实，就使我们的最低纲领中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兼容的一切要求不能存在，因为这些要求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先决条件。
但是政权一旦转到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革命政府手中，那时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区别，就失去了原则上的和直接实践上的意义。无产阶级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约束在这种区别的范围之内。以八小时工作日制的要求为例。大家知道，这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无致命矛盾，因此是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中的一条。但是让我们设想一下在群情激昂的革命时期实行这一措施的情况。新法令无疑会遭到资本家的抵制，譬如说，停工和关厂等有组织的坚决抵制。
数以十万计的工人会被抛到大街上。政府该怎么办呢？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不论多么激进，也决不会容许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因为一碰到关厂，它就会毫无办法。它就会被迫退却，八小时工作日制就会被取消，愤怒的无产阶级会遭到镇压……
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下，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一个政府希望依靠无产阶级而不像自由派那样依靠资本家，如果这个政府不希望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下担任「公正的」中间人的角色，那末对于这个政府来说，关厂就当然不能被资本家用来当作增加工时的借口。对于工人政府来说，解决纠纷的唯一办法是，没收关闭的工厂，由社会来组织这些工厂的生产。
当然人们还可以这样争辩：可以由忠于其纲领的工人政府颁布一项有关八小时工作日制的法令；如果资本家进行抵制，而这种抵制又不能依靠旨在保护私有财产制的民主纲领来加以克服，那末社会民主党人可以辞职并求助于无产阶级。这是从那一小帮参加政府的社会主义者的官员立场看问题，但绝不是从无产阶级观点出发的解决办法，也不是从发展革命观点出发的解决办法。因而在社会民主党人辞职以后，形势会和他们不得不执掌政权的时候完全一样。在资本家有组织的抵抗面前逃跑，是比在起初时拒绝执掌政权更为严重的对革命的背叛，因为不参加政府，比起参加政府只是为了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能然后退出，的确要好得多。
让我们再举另一个例子。执政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解决失业问题，因为参加政府的工人代表不能以革命是资产级性质为理由来答复失业工人的要求，这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如果单是由政府负责保证失业者的生活（以什么方式来保证，现在对我们说并不重要），那就意味着经济权力立即在很大程度上转到无产阶级方面。常常依靠存在劳动后备军的情况来压迫工人的资本家们，会感到自己在经济上软弱无力，同时革命政府也使他们在政治上无能为力。
既然政府保证支持失业者，那末它也就担负了保证罢工工人的生活的任务。如果政府不这样作，那末它就会立即无可挽回地破坏它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主除了停工，也就是除了关厂以外别无他法。十分明显，在生产停顿的情况下，雇主们能够支持的时间要比工人们长得多，因此，工人政府对于大规模的同盟歇业只能有一个回答，那就是没收工厂，至少在最大的工厂中实行国营或社会经营的生产。
在农业方面，由于实行没收土地也会发生类似的问题。决不能设想无产阶级政府在没收进行大型现代化农业生产的私有土地后，会把这种土地分割成小块出售给小生产者经营使用。唯一可行办法，是组织集体监督下的合作生产或者直接由国家组织生产，但是这是社会主义道路。
所有这些都十分清楚地表明，社会民主党人在参加政府的时候，是不能一方面事先对工人保证决不从最低纲领作让步，同时又向资产阶级保证不超越这个最低纲领的范围。这样一种两面的保证是绝对行不通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无权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参加政府这一事实，将消除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界限，这就是说，它将把集体主义提到日程上来。在朝这个方向前进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究竟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取决于力量的对比，而决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观意图。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特殊形式，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工人阶级不可能在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的同时又不越出其民主纲领的界限。对于这一点存任何幻想都是极端有害的。这种幻想从一开始就会危害社会民主党。
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要为政权斗争到底。在维持和巩固自己政权的斗争中的一大利器，是鼓动和组织工作，尤其是在农村；另一武器是集体主义政策。集体主义不仅将成为从执政党地位继续前进的必然道路，而且也将成为在无产阶级支持下保持这个地位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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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主义报刊出现不断革命论的声音以后——不断革命论意味着把消灭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并把后者同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特权不断进攻联系起来——，我们的「进步」报刊齐声发出了忍无可忍的怒吼。「进步」人士一窝蜂地表态道：革命属于非常措施。人民解放运动的目的不是没完没了地干革命，而是要尽快地把革命引上建设性常规发展的道路，等等，等等。
激进民主派人士没有用已有的宪政「成果」来反驳不断革命论的立场。因为甚至对他们来说，这种在议会制兴起之前就已出现的议会迷，也不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斗争武器。他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们用来作为自己立场根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他们所认为的事实，即所谓历史「可能性」，所谓政治「现实主义」，最后……最后甚至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呢？那个虔诚的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不是很机智地说过：
「魔鬼也会引证圣经来替自己辩护。」[1]这样一句话吗？
激进民主派不仅认为在俄国建立工人政府的想法是异想天开，而且否认在当前历史时期欧洲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必要的「先决条件」现在还不具备呀！真的吗？问题并不在于神神秘秘地为社会主义革命指定一个具体日期，而在于必须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历史前途。
[1] 引自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