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一旦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政权就会转到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那个阶级手中，换言之，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要立即说明，这决不排斥非无产阶级社会集团的革命代表参加政府。他们能够、也应该参加政府：无产阶级（如果它足够明智）会允许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主要领袖在政府内占有一席之地。整个问题在于:谁来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谁构成政府中稳固的多数？民主进步阶层的代表参加工人控制的政府，这是一回事，无产阶级的代表以「可敬的政治人质」的身份参加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完全是另一回事。

自由资产阶级的路线虽然是动摇、退却和背信弃义的，但却是十分明确的。无产阶级的路线比资产阶级还要明确和完备。知识分子（主要特点：社会上的中间性质和政治上的顺应性）、农民（主要特点：社会复杂性、中间地位和愚昧无知）、城市小资产阶级（主要特点：优柔寡断、中间地位和完全缺乏政治传统）——这三个社会集团的政治路线是完全不明确、不具体，充满各种可能性，因而充满意外的。

只要想象一下一个没有无产阶级代表参加的革命民主政府，就立即可以明白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谬！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参加革命政府，会使这样一个政府立即倒台，因而等于背叛革命事业。但是在客观上，无产阶级参加政府是极可能的，原则上也是可以容许的，只是这种参加要具有统治的和领导的性质。当然，人们可以把这样一个政府说成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专政，甚至说成是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关键在于谁在政府中掌握领导权，并通过政府领导全国？当我们说到工人政府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政府的领导权应该属于工人阶级。

作为雅各宾党人专政机关的国民议会决不是单单由雅各宾党人组成的。不仅如此，雅各宾党人在其中甚至是少数派，但是无套裤汉在国民议会以外的影响以及国家对激进政策的客观需要，使得政权落到了雅各宾党人手中。因此，虽然国民议会形式上是国民的代表机构，其中包括雅各宾党人、吉伦特党人以及大批摇摆的被称为「沼泽派」的中间分子，本质上它仍然是雅各宾党人专政。

当我们说工人政府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工人阶级代表在其中占统治和领导地位的政府。

无产阶级不扩大革命的基础，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

许多劳动群众阶层，尤其是农村中的劳动群众，只有在革命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才能第一次被吸收到革命中来，并在政治上组织起来。革命鼓动和组织工作将靠国家财力来进行。最后，立法权本身将成为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强大工具。

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部负担放在无产阶级肩上的我国社会历史关系的性质，一方面给工人政府造成巨大困难，同时也会（至少在政府成立的初期）给予它难以估量的优越性。这会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当中表现出来。

在1789——1793年和1848的革命中，政权首先从专制制度转到温和资产阶级派手中，是后者解放了农民（怎样解放的是另一回事）之后，革命民主派才接受或者准备接受政权的。解放了的农民对「城里人」的政治花样，也就是对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再不感任何兴趣，并像块沉重的基石立在「秩序」的下面，把革命出卖给了霸权专制的或历来专制的反动势力。

俄国革命还没有、在将来的一个很长时期内也不会容许建立任何可以解决最起码民主任务的资产阶级宪政秩序。至于维特和斯托雷平之类官僚改革家所作的一切「启蒙」努力，都因他们自相残杀的上层内斗而化为乌有了。因此，农民——即全体农民——的最基本革命利益的命运，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产阶级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执政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农民的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

无产阶级的统治不仅意味着民主平等，自由的自治权，把税务负担转移到富裕阶级身上，常备军改为全民武装，取消强制性的教会捐，而且还意味着承认农民在土地关系方面所进行的一切革命变革（没收土地）。无产阶级将使这些变革成为国家在农业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农民在革命初期最困难时期对于维护无产阶级政权（「工人民主」）的兴趣，无论如何不亚于法国农民对于维持拿破仑·波拿巴军政府的兴趣（拿破仑政府曾以强大的武力向广大小农保证后者土地的不可侵犯性）。这意味着，得到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召集的人民代表机构，无非是无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外衣。

但是，农民是否有可能把无产阶级推开并取而代之呢？

这是不可能的。一切历史经验都驳斥这种假定。历史经验表明，农民绝对不可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1]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城市征服农村的历史。在西欧，城市工业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中的封建关系最终无法再延续下去。而且，农村本身没有产生一个能够革命性地消灭封建关系的阶级，这个阶级诞生在城市。城市使农村屈服于资本，并把革命传播到了农村，使后者在政权关系和财产关系上服从新秩序。再后来，农村在经济上彻底地成了资本的俘虏，而农民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俘虏。后者在议会选举中复活了某种「民主封建制」，随意支配农民选票。在当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税收和军国主义，使农民落入金融资本的手心，并通过教会、学校和军营灌输奴隶思想，推搡着农民为银行家们卖命。

俄国资产阶级正在把所有革命阵地让给无产阶级，其中也包括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的情况下，农民只需归顺工人民主制度就行了，即使农民在这样做的时候，其觉悟程度并不比他们归附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时候更高！但是，当每个资产阶级政党在获得农民选票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利用其权力掠夺农民，使后者丧失对前途的一切希望和信心，然后在情况极其不妙的时候，把政权让给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这时候无产阶级便会依靠农民发动一切力量，以便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怎样看待「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专政」的概念。问题并不在于我们认为这种专政在原则上是否可以允许，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政治合作的形式。我们只是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百分之百的兑现它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这样一种联合的前提要么是某个现存资产阶级政党对农民有支配影响；要么是农民自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独立政党，但是我们已经尽力证明，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的。

　　[1] 难道「农民联盟」以及后来的劳动派在杜马国会里的兴起和发展，驳倒了这些论据吗？一点也不。「农民联盟」是什么？这个联盟包括一些寻求群众支持的激进民主派，再加上一些最有觉悟的农民（显然不是农民的最下层），联盟所依据的是民主革命和土地改革的纲领。
至于谈到「农民联盟」的土地纲领（「平均使用土地」这就是它成立的目的），必须指出下面一点：农民运动发展得愈广泛愈深入，愈接近于没收和分配土地，农民联盟就分裂得愈快，这是由于阶级、地区、日常和技术性质的无数矛盾不断激化的缘故。「农民联盟」的成员将在农民委员会、即地方的土地革命机关保留一部分影响，但是不待说，作为经济行政机构的农民委员会，不能消除农村对城市的政治依附，这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点之一。
劳动派的激进主义和不确定性，是农民革命愿望中的矛盾的表现。在抱有立宪幻想的时期，政治软弱的劳动派一直追随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解散的时候，它当然就受社会民主派的领导了。农民代表的缺乏独立性，到了必须表现坚决主动亦即在政权转到革命派手中的时候，将会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列．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