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群众的革命高潮扫清资本主义狭隘限制并动摇其制度基础的混乱的一年。
这也是越南民族解放阵线通过春节攻势决定性改变越南“万日战争”的一年，号称全球不可战胜的最强战争机器败在衣衫褴褛的农民之手。到当年1月为止美国已经在越南损失了约一万架飞机。在2月4日美国的亚特兰大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预言性的宣称：“我希望有人提到：马丁路德金试图将他的生命奉献给他人”。2个月后他被人枪杀。在3月份时包括尤金麦卡西（Eugene McCarthy）在内的230名议员要求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下台。于是约翰逊总统宣布他不再寻求连任。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赢得了新罕普郡的初选成为成为共和党新的候选人。四天后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宣布他将参加1968年总统竞选，但后来他遭到了与马丁-路德-金同样的命运。
在当年8月拥有特权的苏联官僚精英调动了20万华沙条约的军队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几天后美国学生们被芝加哥市长戴莱（Daley）的“民主”政策所镇压，他们哭喊道：“全世界正看着”。对这革命之年有强烈讽刺地是尼克松凭借其虚伪的提出“光荣而和平”的政策（peace with honour）结束越战的竞选口号而当选总统。1968年的英国群众针对右翼的哈罗德威尔逊工党政府的内外政策的反对也在不断增长；如在越南问题上，在3月和10月数万的英国民众在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游行示威反对越战。
骚动不仅仅发生在发达的工业国家里。在印度尼西亚，在中国-通过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在巴基斯坦，它的工农运动与同时在法国发生的运动有相似之处—反对的浪潮触及社会的各角落，整个社会被剧烈震动。
1968年也标志着文化复兴，尤其是影响了作家、音乐家、学生和社会的中间阶层。但更重要的是在1945年之后的阶段内在看似资本主义制度‘重生’而带来的社会稳定和死气沉沉中，工人阶级重新走上了前台。我们决不应该忘记1968年发生的革命事件，尽管1950年－1975年间的世界经济繁荣也并没有使工人阶级筋丧失斗志。事实上正如Paul Krugman在新书《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中引用Tom Wolfe关于美国1968年经济的话：“一个魔术般的经济”。
美国的剧变
在美国工资涨到历史最高点，1966年美国最低工资相当于今天的8美元/小时（高于现在的5.15美元/小时）。80％的人口拥有健康保险。约翰逊在任内不得不引入‘亲黑人的法律’，例如公民权利和投票权的法案。然而这只是美国繁荣的一面，由于当时越战不断上涨带来的巨额战争支出，社会福利遭到了削减，其结果之一就是在纽约有约14000名儿童由于贫穷的居住环境而导致被老鼠致残或杀害。当百万黑人们把他们自己视为革命者时，年青人处于反抗之中。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革命或革命前期的状态并不单单来源于是经济因素，也可能为政治事件所引发。
越战使美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发生腐烂，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法继续推行“大炮加黄油”政策。1968年群众觉悟的推进所呈现的戏剧性的展现也破坏了约翰逊的总统任期。当然不仅在美国也在欧洲及日本和其他地区的人口中大量阶层所获取的不容置疑的经济发展使资本家们断定其体制稳定得到了保障，一些过去的遗留问题完全可以被有技巧地“社会工程”所解决。
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
但这事实上错过和忽视了表层之下所发生的改变的进程。但资本家们不是唯一在这问题上犯错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掉进了印象主义陷阱，他们认为产业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所调和，或被消灭，或者在最低程度上被静化，因此在那个阶段无法有效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社会主义党的先驱们在战斗派中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捍卫—今天依然如此—马克思关于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地位的分析观点。这一是唯一一个由社会化工业大生产所组织起来和规范起来的阶级，从而能发展出必要的社会凝聚力和战斗力以推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今天这一观点仍然正确，尽管在英国和其他先进经济体中非工业化现象已经发生。“新”工人阶级阶层包括例如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压力下的公务员和教师，他们已经采用了工人阶级的方法，如罢工！当2008年4月24日英国教师大罢工的时候，公务员和高校讲师也会加入他们。
农民就其性质而言可以分为不同的阶层，上层趋向于与资本家们联合。而另一方面低层次的农民或小农场主则接近工人阶级，并在经济毁灭时趋向于降落为工人阶级。这同样适用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地区的现代中产阶级。
但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1968年之前就认为工人阶级是保守的，其中有的已经被”资产阶级化”了，因此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了。这导致他们在其他地方寻找救世主，如南斯拉夫“非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铁托，或者中国的毛泽东甚至或者古巴的卡斯特罗。在古巴无疑是有工人控制因素的人民革命，但是没有十月革命中俄国存在的工人民主。
那时战斗派的立场与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USFI)的信徒们发生了冲突。该组织的领导人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于1968年4月在伦敦进行了演讲。我们对曼德尔的观点发出了质疑，他认为只要美元仍然稳定，那么欧洲在至少20年内不会有根本的变革。而且当时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和曼德尔认为世界革命中心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已经转移到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世界。
战斗派一直重视解释和分析世界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一区域所发生事件的重大意义，因为1950-1970年代发生的灿烂的民族解放运动涉及到三分之二的人类。尽管如此，从全球视角来看，社会主义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仍然集中在不得不与新殖民主义运动建立联系的先进工业国家中。
这并不是在暗指我们认为世界应该“等待”，直到欧洲、日本和北美的工人们准备采取行动。我们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行动中都充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尽管其是在资产阶级或亲资产阶级势力领导下，如当时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反法斗争。但是正如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之前和1917年年曾表明的，在看似平静的年代里，其重要的是捍卫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变革主要动力的地位，尽管在表面上那不是显而易见的。
知识分子的转变
那时大多宣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或托洛茨基主义者主要是1968年前发展起来的激进学生和知识分子。正如俄国工人运动史中所证实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在工人运动发展中可以扮演关键性角色。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领导者们，更不用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逐渐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演变出来的。然而他们每个人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与其出身背景和周围环境中割裂开来。他们归纳总结工人阶级在观点、纲领、战术策略以及组织方面的经验。他们是准确而坚定的理论‘坚守者’，特别是在社会革命问题、工人阶级所需组织形式、革命制度以及所有由此带来的事情。他们与那些“知识分子”毫无共同之处，即使他们中许多宣称是社会主义者甚至“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巴尔扎克（Balzac）所说的，他们“像换衣服一样改变自己思想”。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甚至被资产阶级作家称为”观察敏锐的社会学家”，而在他们生活的年代他们却被称为“破坏分子”，特别是被他们的“社会主义反对者”所咒骂。因为他们有一个理论支柱，一个正确方法——如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对片面的情绪和使问题变复杂的时髦理论打了预防针，至少可以说，明确了斗争并对于工人运动有清晰的认识。这些知识分子在历史中不是独立的因素，而是有时在事前，但多数时候是在事后，有时而且是隐匿其社会基础地反映了运动的发生。
关于知识分子的有害作用可以见证斯大林主义崩溃之后的和资产阶级“自由市场”的思想运动。其中例外的可能是在拉丁美洲，那里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反对那些接二连三在欧洲和美洲甚至渗透到新殖民主义世界的知识界中呈压倒性的敌对宣传——无论它们是投降或迁就亲资产阶级的立场。不只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iyama）但大多数这些知识分子都默许阶级斗争已经死去的这一想法。
即使是在正如我们日常所观察到的世界资本主义“金融体制”日益衰退的今天，如《伦敦书评》的一些期刊还不断在文章提及“后意识形态时代”以及一个隐蔽的轻视社会主义的观点。Alain Badiou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中提到1968年遗产时竟令人难以置信的写道：“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大众民主，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20世纪的发明概念—已经不再有真正对我们有作用了。”（《新左派评论》2008年1-2月，《共产主义假说》“The Communist Hypothesis”）然而如果要从1968年中得到更重要的结论的话，那就是其由于缺乏一个真正的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而使法国资产阶级破坏了革命。此外现在不建立这样一支力量，未来也将会丧失有利的机会。毫无疑问从下而上的群众性工人阶级的强烈的爆发—可能作为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经济衰退的结果——将迫使知识分子阶层正如他们在过去所做的去适应改变，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抛弃现有的立场。
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准备。大多数参与了1968年那事件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是持有泛社会主义的观点，一些人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是因为工厂和工作场所自下而上的不满而带来的反响以及至少从经济角度来看有一个“社会主义”模式：东欧和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受到官僚主义化和一党极权所败坏。然而大多数组织的盛行观点是基于其本身依靠的知识分子阶层，而并非基于工人阶级或者寄希望于例如1968年5-6月事件发生的可能。
为什么在法国爆发？
他们并不是单独发生的。在1967年新年前夜，78岁的法国总统戴高乐说道：“我迎接‘宁静’1968年”，为反映法国资产阶级的信心，他继续说道：“不可能在今日法国再看到过去发生的可能造成瘫痪的危机”Sean O’Hagan在《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中评论道：“6个月后戴高乐却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挣扎。法国首都由于经过数周学生暴动以及随后的突然性总罢工而陷入瘫痪。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法国由‘宁静’之旅转向接近革命，这是1968年的关键事件，当群众抗议运动在全球爆发，从巴黎到布拉格，从墨西哥城到马德里，从芝加哥到伦敦”。（2008年1月20日《观察家报》，《每个人都来到路障》“Everyone to the barricades”）
但是这不是一个偶然在法国爆发的革命，邻近的国家如德国却没有发生。如果关于学生是“导火索”的时髦理论——其认为那是一种为了点燃工人阶级革命而与资产阶级国家有意识对抗的政策——是正确的话，那么革命应该首先发生在德国。在那里有一个与法国同样规模甚至更激烈的学生运动，在1967年德国抗议学生本诺昂尼索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击毙导致了大范围的学生革命并使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崛起。一名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人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也在1968年4月被子弹击中头部，造成了其永久性无法治愈的创伤。
同样的有威胁性的运动也在法国发展。然而潜在的社会条件不同。在整个戴高乐半独裁的第五共和国前期工人阶级中存在难以忍受的紧张。在一些大型工厂甚至有武装警卫作为恫吓工人阶级的手段。法国如同沙皇情报机构于1917年革命前所做的评论一样，“一根意外抛下的火柴”可能引发爆炸。
这个要素由于残酷的镇压和殴打学生而引发，这使上百万工人举行了总罢工——那是勉强被工会领导人所号召的—这进而导致工人回去占领工厂以确保革命。在那时工人是革命的先锋队是法国的特点。因为条件不同，德国，英国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讲发展程度高于法国的意大利——在那时，学生革命的“星星之火”尚不能促使如发生和法国一样的反应。
但是如果法国成功了——其是可能的正如在Clare Doyle的有巨大启发性的《1968年法国的革命之月（France 1968 – Month of Revolution）》一书中提到的——那么柏林，米兰和都灵，甚至是伦敦都将加入到这场运动之中。甚至于‘1968年代’自己如塔里克阿里(Tariq Ali)低估了当时英国的局势，他近来也认为：“相较于其他地方的骚乱，英国只是个插曲。”（2008年3月22日，《卫报》，《愤怒将向何处去》“Where has all the rage gone?”）甚至在Mick Jagger的歌曲“街上战斗着的男人”（Street Fighting Man）中也呼应该观点，其唱道：“在沉睡的伦敦城，这里没有为街头战斗准备的地方”。
动荡中的英国和北爱尔兰
这完全是低估了英国当时正在发展的潜在情绪。在英国不仅仅是有在美国大使馆前的格罗夫纳广场抗议越战，而且还要注意其中有工人阶级的参与，大约有10万人参加了格罗夫纳广场示威。在此前一周资本主义传媒特别是《泰晤士报》（Times），就相信他们自己的宣传并给人的印象就是英国处于动乱前夕。尽管这有些夸张但某种意义上的不安和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并不仅仅限于学生当中。福特缝纫女工的一连串罢工成为了此后所发生事情的征兆。在我们1968年10月的《战斗派》杂志上我们就提到了“利物浦罢工浪潮”。在10月的北爱尔兰的德里（Derry）爆发了民权运动，这是1968年世界革命的直接反映，其同时影响了天主教和新教青年，当时他们与宗派主义的统一派发生了冲突。
此外在工党内部日益增长的战斗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支持也反映在1968年的工党大会上。当年11月战斗派写的：“几乎有3百万选票支持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在那时工党仍是一个底层为基础的工人政党虽然有一个亲资本主义的领导层。而今天在布莱尔和布朗领导下工党完全是资本家们手中的工具。
而且当时还存在着普通成员的基本民主权利，允许地方政党支部提出议案成为官方政策。其中在由利物浦工党支部提出的一项动议并为布里斯托（Bristol）东北地区支部所附署的议案中提到：“将主导经济的300家垄断公司，私营银行，金融公司和保险公司国有化，并制定一个积极的国家计划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在1968年大会上有500万张选票支持“废除反工会的法律”价格和收入政策。
对公有制的议案的最突出的斗争案例是日益增长的对战斗派的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字）。此外，这个情绪导致了在次年工党内工会和左翼成员与哈罗德威尔逊工党内阁的臭名昭著的“代替冲突”的反工会建议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抗。不过这些被挫败的建议于20世纪70年代依靠保守党的基础被爱德华-希思（Heath）以及随后的撒切尔夫人引入实施。这一立法建议包括“强制罢工投票”和“冷却期”以及其他措施削弱工人组织的力量。它遭到了工人们的强烈抗议，他们在地方和国家范围内都发起了一系列的警告性罢工。如果威尔逊政府没有在这些措施上后退的话那么将会因内阁的公开分裂而崩溃，将导致形成类似1931年一个国民政府的建立。
只要是重新回顾那时的事件就可表明现在的工党比那时候离了多远。英国当时根本的形势是面对一个成功的法国革命将在欧洲和全世界燃起燎原之火。英国社会在发酵，工党部长被人们嘲讽和寻衅，威尔逊的汽车被损坏，“由于汽车引擎被砸破，其广播电台和无线电话被切断。”（Harold Wilson的《1967-1970年的工党政府》，1917年版第567页）外交大臣斯特瓦特（Michael Stewart）当时在牛津大学讲话支持政府的立场，但却遭到了反对，据他回忆说：“当我起立发言时他们突然出现开始高喊‘胡，胡，胡志明！’并不准备停止。主席向他们的领导人希芩斯（Christopher Hitchens）发出呼吁但是他的答复是：如果你知道有人会说什么并知道那是错误的，你有权保护观众不被误导。”(斯图瓦特（Michael Stewart），《生命与劳工：自传》1980年版，第155页)。同样是这个希芩斯，此后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者组织成员(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前身)，而如今却在资本主义杂志上写一些斥责性的文章来捍卫布什的伊拉克战争。
然而正如我们先前所说，反对越战最终在1968年形成了大规模示威。此外5-6月事件的种种影响在那时工党的特别首脑会议上得到了反响。例如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那时站在工党左翼说道：“我们难道不是处在革命之中，而且它实际上可能成功吗? 我一直认为这可能是自1848年以来非常兴奋的事情，现在我发现我们正经历自大战以来最重要的一年。当东西方铁幕降下之后，统治当局正面临挑战，而从底层发展起来的力量几乎不关心我们所理解的议会民主概念。他们反对议会民主，在1848年那是完美的，而如今这变成了寡头统治；议会民主体制已经成为西方统治当局的一部分，正如共产主义成为东方的统治当局的一部分。这一年的许多反抗都是为了反对统治当局。奇怪的是，当我想到这时，我的一些忧郁远去了。(《一个内阁部长的日记》，1977年版，第三卷76-77页)
意大利的日益激进
重中之重，想象一下愈来愈快的脉搏的跳动；于改变的渴望，一系列事件带来的启明之光跨越年青人与工人阶级在邻近的不同国家之间的隔阂，五月-六月件所发生的事件如雷鸣般响彻云霄。意大利的著名历史学家Paul Ginsborg后来将1968年事件的影响与被其影响了的特别是1969年“火热之秋”的革命爆发结合在一起叙写。他写道：“那是最不平凡的社会动荡期，那是共和国历史上集体行动的高峰期。在此期间意大利社会结构在每一个层面都遭到挑战。在意大利没有任何单一时刻比有革命潜力的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带来（更大的影响）。但是意大利的抗议运动在欧洲是最深刻和长久的。它从学校和大学扩散到工厂，进而扩展到整个社会上。”（Paul Ginsborg, 《现代意大利的历史》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Italy, 第298页）
一左翼报纸Il Manifesto的创办编辑之一的Rossana Rossanda注意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她对1969年6月事件写道：“自相矛盾的是意大利1969年的‘火热之秋’开始的标志。不同于通常假期之后，在菲亚特工厂大规模占领的带头下一个又一个工厂被工人占领。然而意大利共产党（PCI）却完全将目光集中在开除我们的事件上。‘火热之秋’是战后在最大规模和最具体系的产业斗争——不仅仅是罢工，而且工人将管理层赶走完全掌握和控制了整个生产过程。这不是由在数十年压迫下有丰富经验的干部们所为，而是那些往往没有什么资历的青年工人的行动，他们的教育来自于其成长社会的混乱发展，他们采纳了一年前的声势壮大的学生抗议运动中的一些方式并将它进行改造。
这是否是一场革命？青年工人们思索着，当他们穿过大门进入工厂并接管装配线时候。决定像火星掉在植物上一样很快传播开来：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而斗争使它们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摆脱了服从的旧习。当他们在集会发言时，工会领导人不得不与最低等级的技术工人一样为拿到麦克风而排队，正如一年前Odéon在巴黎一样——但是并非如那次一样个人化。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讨论事情的进展、什么不能干以及应该怎样做。对遭到极大挑战的资本而言风险是巨大的。媒体们是知道这一点的。他们起初很欣喜地看到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会逃避问题可后来却因此感到了恐惧。”（Rossana Rossanda, 《来自米兰的同志》The Comrade from Milan, 《新左派评论》，2008年1-2月）
这些事件使意大利统治阶级陷入了恐慌：“许多年后一个米兰股票交易市场的主要经纪人Aldo Ravelli供叙当时的气氛征兆，他没有简单地陷入恐慌：‘我告诉你一些关于那时气氛的想法，当时我估测我需要多长时间能从我家里徒步逃到瑞士’。”（ Paul Ginsborg, Italy and its Discontents, 1980-2001, 第40页）但他从没有真正的去实行。因为意大利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领导人拯救了资本主义。可他们也因此在60年代后期和几乎整个70年代都遭到意大利群众们的敌视。
墨西哥的流血事件
同样重要的是在新殖民主义世界的影响与效果。1968年6月墨西哥与法国和意大利并肩激烈战斗着。尽管在当时国际上很少提及墨西哥但那里是最血腥的。他们所处的背景是几天前苏联坦克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正如Ed Vulliamy最近所说的：“历史学家记载了墨西哥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美国黑人金牌获得者高举黑手套，却很少提及墨西哥军队的奥林匹亚旅的白手套以及他们身后的坦克和高飞的直升飞机，他们于运动会前一周的10月2日在墨西哥城临近地区的特拉洛尔附近枪击学生、农民和工人。”（《革命的真实声音》‘True voice of the revolution’, Ed Vulliamy，2008年1月20日的《观察家报》）
抢在20世纪70年代血腥的阿根廷军政府之前，墨西哥统治阶级就采取“失踪”策略将杀害的尸体扔入海中。所以这件事特别是对激进学生和工人为首的墨西哥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意味着“1968年在墨西哥所发生的革命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为残忍”。然而当时古巴的卡斯特罗却对该事件保持沉默，他“没有利用其影响支持1968年墨西哥人民或其任何后起者”。部分原因是墨西哥资产阶级政府是唯一一个承认古巴政权的国家。然而更重要的是由墨西哥工人阶级领导的一场新革命可能会在古巴内部引发对真正工人民主的强烈共鸣。
事实上墨西哥事件的参与者打出了“第二次墨西哥革命”的旗号,以试图去完成1910年革命以及潘维拉（Pancho Villa）和艾米里阿诺托帕塔（Emiliano Zapata）没能完成的任务。这些事件的声音仍在今天的墨西哥回荡着。这导致推翻了在墨西哥统治了70年的革命制度党(PRI)。它们也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的“萨帕塔”运动（‘Zapatista’ movement）以及今天在墨西哥所发生的一些事件, 而Andrés López Obrador差点就击败右翼候选人Felipe Calderón。
越南战争的影响
美国统治阶级绝对不会对墨西哥所发生的事件漠不关心的。美国总是谨慎看待墨西哥的关键作用，一是因为其对美国拉美裔人口的影响，在今天更值得注意；另一是因为将其看作为整个拉丁美洲的门户。在1968年美国统治阶级已经被越战造成的社会混乱弄的焦头烂额。越战中一个影响是3250名青年由于出于良心拒绝服兵役参战而被投入监狱。估计有25万人逃避兵役，约有100万人违反了兵役制度。然而只有其中的25000名被起诉，一项研究发现：“需服役却通过学生和工作推辞以及其他理由从而避免被军队征召的美国人达1500万”。
因此正如历史学家小Arthur Schlesinger所写道的，这意味着“越战主要是在征召贫穷白人和黑人的儿子，他们的父母在社会上没有多大的影响力。有权势人的儿子被送到大学里保护起来”。（ Michael Maclear, Vietnam: 《1万天的战争》The Ten Thousand Day War, 第313页）排在这“鹰雏”集团首位的是——他们逃避了兵役但准备支持战争——乔治布什和其类似之徒。
在越南的屠杀是引发1968年国际上多数青年运动的主要因素。美国统治阶级通过B-52的炸弹和橙剂等化学武器在当年的越南造成了无法形容的破坏和屠杀。其中许多可怕的详情只是在事后得以知晓。“官方”数据说有200多名手无寸铁的越南平民遭屠杀，但一名美军作家则估计人数达到约700名。对这一罪行的处罚仅仅就是将中尉William Calley在军事监狱关了三天。
这些景象在当时第一次被电视报道直接公开化。下台的约翰逊总统后悔没有诉诸专制的方法去控制电视报道。当时的越战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Westmoreland）提到：“在战争初期他（约翰逊）应该采用新闻检查制度，不管那会产生多么复杂的后果。”（Lieutenant General Philip B Davidson, 《在越南发生的战争》Vietnam at War, 第490页）此后美国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不需要官方的“检查制度”，只要他们有虚拟的政府宣传部门一样的默多克的“福克斯新闻”以及安插在伊拉克的‘听话’记者们。
青年们的国际大骚动
青年们在1968年的骚动是世界范围的。不仅仅是发生在巴黎或柏林在其他许多国家如意大利也是一样的。事实上意大利的学生运动被认为最重要，因为其设法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而没有欧洲的其他地方像他们那样做的如此成功。一些人拒绝认真地思考这些青年们的行为而认为那些是古怪而可笑的举动，或是如法国社会学家Raymond Aron所认为：“这是被宠坏了的富孩子们的游戏”。毫无疑问一些参与了这起“革命麻疹”中的许多人又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但是其他人却衷心希望打破已经陷入绝境的资本主义社会和马克思谈及的异化。生产者即使在经济繁荣上升期也不过被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庞大机器上的齿轮而已，这一思想助长了青年们起来革命。
许多这些青年是一场新群众运动崛起潜在的酵母。例如从1968年到20世纪70 年代末在意大利估计存在着的“极左”组织和政党成员约有10万人。这是一个大实验的时代，不仅在政治方面同时也存在于一般的艺术、音乐和文化之中，新一代期望着从僵化狭隘的资本主义中获得解放。因对意大利共产党试图将官僚之死手强迫施加于运动之中的失望，运动中有很多的“过激行为”。运动还在艺术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天赋和创造性。在巨大的自主运动旋涡中，青年阶层的团体和组织试图寻找一条明确道路以改变社会。
然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却试图与当时的意大利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达成“历史性妥协”，但是遭到了来自运动下层的反对浪潮。意大利共产党政要们动员镇压大学里的自主运动，有时甚至用“强壮的工人”来打击和镇压学生们。这导致出现一些对社会主义和解放的斗争极有害的极左行为，，例如在“红色旅”和其他“独立”武装团体中发展着的恐怖主义思想。因此这一代人不幸地丧失了通过发展一个群众性或者至少大规模的拥有明确革命社会主义和民主路线的可替代意大利共产党的政党来在更高层次重建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机会。
斯大林主义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东欧的骚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欧的镜象。布拉格之春早在斯大林主义强硬派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中被排斥就得到了预示。然而取代斯大林主义傀儡诺沃提尼（Novotný）的亚历山大杜布契（Alexander Dubček）并不象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意味着向工人民主的转变。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国家人民支持的杜布契的“具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在现实中并没有采取迈向这个方向的真正步伐。可斯大林主义者放松控制导致了巨大的政治发酵：工人民主的思想，许多托洛茨基的思想、新闻自由、民主控制管理工业等这些问题确实被提出来讨论和辩论。但是杜布契是为了阻止自下而上的革命仅代表着上层官僚的改革进程。
但连这也不能被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所容忍。在1956年的波兰他们曾被迫接受像杜布契一样代表一个更多自由和民族主义的哥穆尔卡（Gomulka）官僚政府上台执政。在那个时期他们全面控制了对其有致命威胁并存在着真正工人民主思想的匈牙利革命。因此他们能被迫忍受哥穆尔卡上台执政。但是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在深刻地改变包括斯大林主义的东欧和苏联在内世界局势。允许杜布契的继续执政将打开那些在斯大林主义领导下的所有东欧国家如波兰、东德和匈牙利的泄洪大闸。因此勃列日涅夫认为镇压布拉格之春不可避免，甚至连卡斯特罗在权衡之后也同意支持占领布拉格的苏联坦克。这反过来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整个东欧为后来斯大林主义的大规模幻灭和对计划经济的打击奠定了基础。以至于后来的波兰事件也表明这事件助长了支持回到资本主义的思想。
革命思想没有死去
1968年如同1848年和1917年一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今天的统治阶级力量希望消灭这个1968年的幽灵。打头阵的是代表法国资产阶级的萨科齐（Nicholas Sarkozy）。在去年总统竞选中他自诩他将通过他的选举胜利来消除1968年的幽灵。他宣称：“1968年5月事件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意味着反智和道德相对主义…68年5月事件意味着在好与坏，真与假，美与丑之间没有任何区别。68年5月的遗产是将犬儒主义和愤世嫉俗的思想带入了社会和政治之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甚至声称：‘68年的运动“促使资本家们道德的下降，为不择手段的资本主义、官商勾结和流氓老板提供基础”。
不，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本来特色，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正是1968年这一代人曾试图根除的，而实现社会主义转化。法国资产阶级曾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1871年英雄般的巴黎公社以及1936年的静坐罢工，正如他们今天反对1968年革命。因为他们无法成功根除伟以往的这些事件，伟大的革命和准革命，所带来的榜样。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在保持1968年革命传统的同时认识该运动的不足，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