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非官方的回忆录填补了我们知识的空白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国家的囚徒》的写作背景[中文版的书名是《改革历程》]本身就具有相当戏剧性的，甚至也许远远超过书本身。
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前领导人第一次出版其未经审查的记叙，使《国家的囚徒》本身就成为一个历史性文件。由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作者本人受到他所曾经领导的政党的迫害，而且这本书未曾被执政党宣传部门“加工处理”过，所以书会是一个非常坦率的叙述。虽然这本书并没有多少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但赵紫阳的证词佐证了观察家们对当今中国历史的推测和解释，尤其是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反对专制统治人士基于其他一些事实与数据所作出的判断。该回忆录事实上构成了对邓小平以及其他一批决定今天中国现状的“设计师们”，也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一个全面批评。
赵在1987至1989年期间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国共产党（CCP）总书记；1980至1987年期间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在中国政府体系中总理意味着控制经济政策（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总理和财政部长结合的角色）。1989年6月赵拒绝支持邓小平使用‘震慑性的’武力镇压持续达2个月之久的群众民主运动后遭到免职。赵直到2005年他逝世前一直被软禁在北京。本书的内容是来自于他私下的秘密录音，他使用亲切和蔼的方法与受雇于党与政府进行侦听活动的家庭服务员保持良好关系，以防止他们发现和破坏这一计划。
一本颠覆性的书籍
在进行了八年的具有颠覆性的计划中，他得到了一些有头有脸的退休中共官员的协助。赵使用的录音机是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赠送的。赵制作了大约30盒录音带，他将之伪装成给他的孙子的故事录音带。其他帮助过赵紫阳的人还有中央纪委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编辑姚锡华，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这些人以及其他协助者定期拜访赵紫阳并进行虚假讨论以隐瞒他正在录音的事实。鲍彤说“看守甚至被要求监视赵紫阳平日里的自言自语”，鲍彤是赵紫阳的另一个亲密盟友，他曾经是赵的高级助手，并在1989年北京血腥镇压后服了7年有期徒刑。赵紫阳去世后，这些磁带被偷运出国并由鲍彤的儿子鲍朴转录。《国家的囚徒》甚至在其正式出版日期前就已经在香港售罄，这反映了人们对1989年事件的日益激增的兴趣。
正如通常的那样，所有的大陆媒体有意忽略该书的存在，但他们的香港分店因为公众对该书的巨大兴趣而遭到罕有的指责与攻击。1989年6.4大屠杀20周年纪念日的一个星期之前，中国官方媒体指责西方媒体“大肆宣传”赵紫阳的书。赵紫阳的叙述使我们毫不怀疑邓小平亲自下令进行6月4日的镇压。这绝不是新闻，但与这本书许多其他部分一样，赵的证词进一步佐证了这一问题。在这方面尤其可贵的资料是在关键时刻统治集团心理的一个或两个洞察。赵告诉我们，1986年在上海和其他十几个城市的学生示威活动使邓小平深感“震惊”；甚至表明即使在那个时候，邓小平已经考虑采取军事镇压了。1986年的抗议活动是天安门运动的预演。1989年运动导致的政权内的危机的深度可以通过中共党内负责政法工作的乔石（政治局常委）的评论看出来，他告诉赵紫阳：“不少人[政府里面]的感觉就像是‘骑虎难下’”。据赵的说法，镇压背后的一个关键人物国务院总理李鹏因为来到天安门广场会见绝食的学生而无法快速离开时而被吓坏！
一个矛盾的人物
在这些回忆录中赵呈现为一个矛盾的人物，一个可以不遵循任何原则忽而朝向这个方向走也可能突然朝另一个方向走的“实用主义者”。在一个段落中，他把毛泽东和斯大林描述为“伟大的领导人”。在另一个地方，他——作为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官僚机构的前领导人——相当坦白地供认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都只是表面的；它们不是由人民控制权力的制度，而是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统治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或苏联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说法。进行统治的官僚机构之所以这么宣称只是为了给自己滥用特权，对有计划的国有经济的具有最终破坏性的专制与控制提供辩护而已。尽管赵抱怨“权力集中于一个人，并由一个人任意使用权力”，他的实际作为是服务和维护这一制度的。回忆录中他一再提到1978年获取权力的邓小平作为中国的“最终决定者”。虽然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采取了一种逐步退让职务的做法，只是保留了“军委主席“的职务（即控制军队），但赵讲到邓小平对所有事项具有最后的决定权： “就是这样，他[邓小平]作出最终的决定 …”“问题的症结是邓小平自己…”等等，赵还明确指出，邓小平自己对官僚主义和“过分集权”的指责与批评不过是政治表现，旨在贬损和取代他的前任——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华国锋。由于这些20世纪70年代末的权力斗争期间的言辞使得邓小平赢得了作为一个‘政治改革家’的声誉（主张放松专制控制），但这本身却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
揭穿赵的神话
赵因拒绝支持戒严决定并付出失去他的职位和他的个人自由的代价而在1989年运动的历史上赢得了特殊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赵拒绝恢复职位和自由的机会，前提是假如他公开认可对天安门运动的镇压，这使他进一步在那些未曾亲眼见证1989年的事件的新一代年轻人心中赢得中国民主斗士的声名。通过该书在今年1989年运动20周年前夕的出版，萦绕在赵身上的‘富有同情心的官员’的光环得到了加强，在香港有20万人参加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烛光守夜活动。在不减少本书的重要性的情况下，笔者希望能明确说明1989年运动时赵紫阳的角色，他并不支持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数以百万计的人走上斗争舞台，可能要发展成为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官僚机构的统治的政治革命。在现实中，赵对这一运动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特别是一旦运动已开始唤起重要的工人阶级时，一个更为严重和强大的对统治集团的威胁；同时赵紫阳一再试图让学生领袖取消抗议活动并回去学习。
即使赵的反对针对运动使用镇压的方法的做法值得肯定，他的回忆录包括宣布戒严前夕他送到邓小平的信，敦促领导人撤销4月26日恶意攻击学生的人民日报社论；该社论激怒了群众而不是使他们服帖。赵紫阳的信包含以下具有启迪作用的段落：“即便你最终必须采取一些果断的措施来维持秩序，我们也必须考虑第一步。否则，实施严厉的措施而大多数人都坚决地反对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为它威胁到党和国家的命运。”
从这一点看，很明显赵紫阳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强硬措施”。赵与邓的观点区别和其他矛盾在于这些强硬赞措施该如何应用，并担心邓决定可能带来的后果。赵紫阳赞成对抗议让步，这归结为，“打开对话的大门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具体的步骤。他列出了他的“具体步骤”，但是它们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斗争诉求，更不用说工人的诉求了。赵紫阳赞成反腐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框架下进行调查滥用权力——但当时和现在一样这个‘议会’只是一个纯粹的装饰性机构，没有真正的权力。赵认为人大可以进行一些‘公开听证会’以增加其透明度，等等。总之，赵的建议是小的零零碎碎的改革，整体上依然使专制制度保持完整。更明白地说，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最终决策者”邓小平批准。
赵紫阳透露，作出宣布戒严令决定之前，5月17日在邓小平的家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赵没有出席，他递交了党的总书记辞呈。这是一个最具有启迪意义的插曲。赵紫阳拒绝镇压，但他的立场是沉默不服从，而不是试图走向群众或公开反对邓小平。当邓小平集团听到有关赵要辞职的事，他们派出国家主席杨尚昆去说服赵放弃这个意图。 杨告诉他：“如果这一信息泄漏了，那么情况将会更糟。我们不应该火上加油，”这个比喻是恰当的。如果赵辞职的消息在北京宣布戒严的当口公布出来的话，这很容易激起广大人民群众更大的反抗和深化武装部队的分裂。总书记的辞职将被解读成为党的正式的分裂。鉴于当时军队和国家机器的犹豫不决，这一消息将加强这些不想执行戒严令的部队的想法。赵指示他的秘书取消和撕毁辞职信。这个事件发生一个月后，赵紫阳被相同的一批领导人包括当初恳求他不要辞职的杨尚昆解除了总书记的职务并被软禁起来。在政治上，时机就是一切！
自觉地鼓吹资本主义
在1980年代期间，作为中国官僚主义机构的首脑的赵紫阳和邓小平以及改革派自觉地主张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他们为了伪装他们的意图，故意采用含糊不清用语以便克服党内外的阻力。赵紫阳的回忆录中非常明确指出这一点。至于何时或是否恢复了资本主义，与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该书毫无疑问说明了存在这种主观因素——自觉地复辟资本主义的派别或力量。
赵叙述说“我所想到的最深刻的解决中国经济缺乏的办法是转向市场经济，因此产权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只有经过长期的一系列的反复才能够实现”。
赵紫阳、邓小平和其他人采纳资本主义作为发展模式，特别是摹仿新加坡、台湾和韩国这些国家采用的国家主导的东亚威权方式以取得国内生产总值迅速增长，也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实现的。正如赵说的，“这是经过一系列的反复”。即使在1980年代初期赵计划将集体农场私有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打破毛泽东的农村集体时，他承认首先这“这只是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可是这一转变引发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尽管大多数领导干部仍然持怀疑态度。”
赵的观点和书的其他部分一样是有倾向性的。关于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更平衡的观点可以在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的相关文章中找到。经过多年无效的官僚控制之后，赵紫阳的农业改革在一个时期内刺激了农业的增长，但是去集体化只是若干因素之一，其他还包括进口粮食（经过几十年执行以强烈民族自尊为基础而自我强迫的自给自足政策之后——终于允许中国的农民选择耕种不同的作物），放开农产品价格，以及重要的技术改进，广泛使用化肥等。不过，20世纪80年代末起中国农村的最初的所激发的生产力放缓下来，随即出现的是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发展停滞。这是在过去的十年左右时间里农村激增群众抗议的原因之一—当然同时还存在其他几个原因。还应当指出，最近的研究表明1950年代初的农业集体化也取得了重要的生产力的提高，但后来由于毛泽东坚持进一步推动‘超级集体化’，并成立农村‘人民公社’，而使提高的生产力又降了下来。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控制农民——而不是农业生产。换句话说，当集体化是在大多数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时候，其结果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当胁迫强行推进集体化的时候，实际的生产力是下降的。
术语的忽悠
这些回忆录说明赵的观点最终发展为拥护市场制度。他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从斯大林主义苏联]模仿的经济模式其实是一种战时临时的经济模式”。他宣称，“坦率地说，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那几年里的改革是反对和纠正计划经济…”把苏联模式看作“正统的社会主义原则”(实际是官僚计划]是“左倾错误”)。事实上，基于独立的西方测算方法，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工业增长率每年达到百分之十，按今天的说法，可以把这看作是‘经济奇迹’。这让人们看到所有的社会资源可以充分利用的计划经济内在发展的可能性。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并且日益不稳定的官僚层的控制扼杀了这种可能性，在中国和在俄罗斯的计划国有经济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并且产生巨大的不平衡和问题。这些预示着中国进入无休止的激烈的暴力政治斗争，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体现了这一点。由于不信任人民群众有能力民主地运行计划经济，前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如赵紫阳和邓小平又回到了历史垃圾堆中捡起了资本主义道路。
赵承认1988年为了抵御来自‘保守派’的挑战，他们企图要扭转他所推行的亲资本主义‘改革’，当时他是如何设计出了一种语义骗局以使他们糊涂。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首先是由赵紫阳当时的政治盟友胡耀邦提出来的。赵在关键的1988年党的代表大会上重提这一看法并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这个‘理论’要点就是赵概括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实施社会主义为时尚早，我们需要重启民主主义。另一个是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而没有先经历过资本主义，因此，需要重新引入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内容。”
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武装起来的改革派在中共中央全会中战胜了保守派的挑战。然而，伴随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严重的经济问题是导致1989年群众性抗议的一个主要因素。赵的亲资本主义政策创造了今天的中国，并且即使在他失宠后也仍然在继续影响政府。在他的生活的最后日子里，赵紫阳似乎已经接受西方式议会制度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办法”。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他执掌政权时的立场。当时，他虽然倡导比邓小平更激进的‘政治改革’，但更多的是在对一党统治的体系进行“缝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