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但政治权力却落入了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手中
文森特-科洛，中国劳工论坛
主办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庆祝活动的正是这个极为不安的共产党（CCP）政权。这个政权越来越依赖于奥林匹克似的华丽庆典来显示对自己的支持，尽管几十年来超记录的经济增长，但该政权目前面对的是山洪般的来自工人、农民和年轻人的不满。领导中共取得政权的毛泽东被视为”国父”，然而当前官方观点认为毛的政策是”极左”的并且需要后继者邓小平始于1978年的亲市场经济的变革。为了了解真实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我们必须从他处着眼。
中国共产党不是在工人阶级运动的领导下取得政权的。它带有斯大林主义的色彩和方法，一开始它寻求的是相对有限的议程，即建立一个仍然保留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不过虽然如此，它依然不得不顺应当时世界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强大的革命潮流，正是这个二战后兴起的国际框架下的群众性的革命热情推动毛政权推进根本性的变化，该变化不限于中国而且是波及世界的大变化。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为”东亚病夫”–甚至按当时亚洲标准，也是贫困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1949年时为4.75亿），可是近半个世纪里，她是世界上最大的”失败的国家”。从1911年至1949年，中国处在军阀混战的四分五裂下，其时的中央政府腐败不堪，还遭受外国列强的欺凌。结束屈辱的外国管理的海关和驻扎在中国土壤上的帝国主义的军队是革命的许多实际成果之一。毛泽东政权还推行了世界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土地革命–没有俄罗斯那样的大但涉及到比俄罗斯农民多四倍的人口。
革命性的变革
正如历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指出的，”这一土地革命消灭了作为社会阶级的中国士绅地主，从而最终消除了世界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统治阶级，该阶级长期来一直是中国复兴和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1950年，毛泽东的政府颁布了婚姻法，禁止包办婚姻、纳妾，重婚，并使得男女的离婚更容易。这是在婚姻和家庭关系领域中政府曾经尝试过的最具戏剧性的革新之一。
中共上台的时候，中国五分之四的人口是文盲。1976年毛泽东过世时减到不足百分之十。看看它49年前的落后状况，1949年前整个中国只有83个公共图书馆和8万张病床。到1975年有1,250个图书馆和160万张病床。
平均预期寿命，1949年只有35岁，在同一时间跨度里提高到65岁。公共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创新以及文字书写的改革（推行简化字），以及后来涵盖大多数村庄的‘赤脚医生’改善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状况。在当时比现在贫穷得多的中国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对现在作为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结果的医疗和教育危机的控诉。
废除封建主义是中国走上现代工业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然而在毛泽东的政权的初期，仍希望联合资产阶级，把重要的经济部门留在私人手中，到50年代中期，不得不将政策推行到到底，剥夺”爱国资本家”并且把他们纳入以苏联的官僚计划体系为模式的国家计划下。相对于一个真正的工人的民主制度，毛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的计划是一个相当生硬的手段，但仍然比虚弱和腐败的资本主义制度要强得多。
鉴于中国经济起步阶段的薄弱的经济基础，在中国的计划经济阶段所取得的工业化真是惊人。从1952年到1978年，工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0%上升至35%（经合组织观察员1999年）。这是有史以来工业化发展最迅速的记录之一，超过1801年至1841年的英国（工业革命），也超过1882年至1927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后工业化进程）。在此期间中国发展出了制造飞机、核能、船舶、汽车和重型机械行业。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200%，而人均收入增80%。正如迈斯纳无可辩驳地说的：”正是毛泽东时期为中国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的。没有它，毛泽东后来的改革者将无处着手。”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两次伟大的革命，俄罗斯（1917年）和中国（1949年），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事件更多的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两次革命都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完全不能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的结果。两者都是史诗般群众性运动，而不是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声称的军事政变。话虽如此，这两个革命有着根本的区别，决定性的差别。
斯大林主义
毛泽东建立的社会制度是斯大林主义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欧洲和其他地方革命运动的失败导致俄罗斯革命孤立起来，这使得斯大林统治下的保守的官僚机构的兴起，该官僚机构依赖于国有经济，这样的国有经济给他们带来了权力和特权。所有的工人民主的要素–由民选代表来管理和控制以及废除官僚特权–都被遏制。
然而，正如托洛茨基解释说的，计划经济需要工人民主控制就像人体需要氧气，没有这一点，在一个官僚独裁的国家政权下，计划经济的潜力将丧失，并正如20年前已证明的那样最终整个大厦将倾覆。
1949年中共一开始取得政权时就选择了这种斯大林模式，然而这远远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现存的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大众可得到的显著的成果，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极大的激进的影响。中国和俄罗斯借助国有经济，起到了迫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做出让步。中国的革命增强了对欧洲帝国主义者离开南半球殖民地的压力。中国革命也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帮助日本、台湾、香港和韩国的迅速工业化并利用这些国家或地区作为抵制革命扩张的缓冲带，害怕它们会效仿中国的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解释说的，改良往往是革命的副产品。这种情况就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控制范围下的亚洲军政权不得不进行的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主义。这也是上世纪50年代起亚洲资本主义快速增长之源。
俄罗斯和中国的革命都是由群众性共产党领导的，但是在纲领、方法上，更重要的是在其阶级基础上，它们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她的异变歪曲的斯大林主义赝品之间的不同。1917俄国革命在性质上是无产阶级的–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因素。这赋予了她政治上的独立性和历史性勇气来开辟史无前例的开创性之路。革命的领导者，首先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国际主义者并视他们领导的这场革命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引领。
而与此相反，大多数中共领导者实际上是民族主义者，只不过在这上面涂上一些薄薄的国际主义的色彩而已。这是与中国革命的农民阶级基础相适应的，列宁评论说农民是所有阶级中最缺乏国际性的阶级，他们的生活浸透着狭隘眼光，他们的生活状况是分散的和隔离的，甚至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难以形成民族整体的眼光。列宁在1917年10月25日建立苏维埃政权时的讲话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结语而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建国时甚至没有提到工人阶级，而是着重强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甚至涉及”海外侨胞和其他爱国主义因素”。
中国革命在性质上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而不是群众性工会和选出的工人委员会的，而后者是俄国革命的发动力，关键是在俄国革命中存在一个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者）而在中国是基于农民的人民解放军（PLA）夺取政权的。在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发挥作用，甚至接受命令不要进行罢工和示威而坐等人民解放军占领城市。
虽然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能力，这正是红军/人民解放军在抗日和与蒋介石反动政权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但他们却无力扮演独立的政治角色。正如村庄会摹仿城市一样，农民在政治上需要支持这个或者那个城市阶级–工人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在中国，不是城市推动乡村，而这是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中共是通过建立农民大众的组织然后占领消极被动的对战争厌倦的城市来取得政权的。革命的阶级基础意味着它能模仿一个现存的社会模式而不是开创一个新的社会模式。
中共的农民倾向是从由于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革命阶段论”而导致的1925-1927年革命的骇人的失败中发展出来的，该”阶段论”主张说因为中国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共产主义者必须准备好支持蒋介石的资产阶级国民党并只能成为国民党的助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年轻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工人阶级基础被粗暴地扼杀了。
但是这次失败后不久，数量虽少但极为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少数派得出正确结论，工人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必须领导中国革命，中共的多数派坚持斯大林主义的”阶段革命论”概念，虽然具有讽刺性的是他们自己在1949年取得政权后在实践中否定了这个观点。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大多来自知识分子，伴随着错误的假马克思主义观念发动了在农村的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和后来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陈独秀警告中国共产党有退化为农民意识的危险–具有远见的判断。到1930年，只有1.6%的党员是工人而1927年时候有58%是工人，这样的阶级构成几乎保持不变直到1949年该党夺取政权。相应的，领导层把主要的斗争领域集中放在农村农民身上而拒绝把都市的同志作为工作的重心。
这也相应地发展出该党内的愈发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也就是由命令和对毛的个人崇拜代替内部讨论和民主–所有这些都是学自斯大林的统治方式。农民的环境和军事斗争比扎根在群众性工人斗争中的党更为有益于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尽管俄国革命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退化了，而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异化为官僚主义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毛主义具有矛盾的性质，在取得重要的社会进步的同时带有残暴的镇压和独裁统治的特点。
当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帝国主义没有能力直接强加自己的解决方案给中国，要求”军队回国”的情绪很强烈，所以美国除了通过巨额的援助和武器（总计60亿美圆）支持蒋介石腐败和极端无能的政府外没有其他选择。
华盛顿对国民党缺乏信心可以从几年后杜鲁门总统的谈论中看出来：”他们是窃贼，他们中每一个都是该死的窃贼，他们盗窃了7.5亿我们援助蒋介石的资金，并把这些钱投资到圣保罗的房地产和纽约这里的房地产。”
对于大众来说，国民党政权是难以磨灭的灾难。今天这已被大大地遗忘，因此我们能在中国看到奇怪的现象：国民党正又得到大众特别是年轻人和中产阶级的支持。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里，有来自几个城市的报告说”饥谨的人们无人关心地在街上躺着等死”，工厂和车间因为缺乏供应或者因为工人们太虚弱了以至工作不动而关闭，在大城市里，政府的草率处决和黑帮犯罪的猖獗司空见惯。
伴随着中共在它解放的地区推行的土地改革，中共得到的最大的财富就是人们对国民党的仇恨。这也导致了蒋军中大量军人的逃往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秋天开始，大多数情况下，毛的军队的推进没有遭到真正的抵抗，整个国家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国民党的军队要么投降弃逃或者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实际上，蒋政权是从内部腐烂的，这给中国共产党意外有利的形势。试图复制毛的成功先例而追从毛主义的游击运动（马来西亚、菲律宾、秘鲁、尼泊尔）却没有如此幸运。
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推翻国民党几乎肯定更快和更少痛苦地实现。从1945年9年日本的军事失败开始到1946年，在所有的主要的都市的工人发起了伟大的罢工浪潮，在上海有20万工人罢工，在整个国家的大众运动中学生也走向街头，这反映了社会中间阶层的激进化。
学生们诉求民主并且反对国民党的为发动针对中共的内战而进行的军事动员。工人们诉求工会权利和提高工资。中国共产党不是对这个运动给予领导而是起到了绊脚石的作用。他们催促群众在他们的斗争中不要太”极端”。在此阶段，毛仍然着眼于和不应该被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弄得不安的”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中国共产党只是把学生运动利用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使之成为加在蒋身上并使之进入和平谈判的压力。中国共产党也极力使学生运动和工人斗争隔离开来。阶级斗争的必然法则让这样的运动限制导致了失败和士气消沉。许多学生和工人的活动家在紧跟着的国民党的镇压浪潮中被收拾干净。一些人被杀害，历史性的一次机会丧失掉，延长了蒋的独裁统治并且使得城市大众在接下来的内战中处于被动状态。
毛的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口号是斯大林主义”阶段论”的产物。1940年他写道：”中国革命在其目前阶段还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中心任务主要是和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斗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为了和”进步的”和”爱国的”资产阶级形成一个为某种共同目的而采取一致行动的政治组织，毛限制了土地改革（到1950年代秋天，土改只在三分之一的中国开展）并且给他们的”工商业资产”以保证。确实，中国共产党立即国有化了官僚资产阶级–国民党官僚–的资产，而私人资产阶级依然控制着自己的资产，到1953年，仍然占GDP的37%。但是毛的政权不得不突破这个线并把资本主义一扫而空以便巩固他自己的权力。
一个重要的考验是爆发于1950年6月的朝鲜战争。这带来了来自美国的扩大着的巨大的压力，如经济制裁，甚至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这场战争和伴随着它的显著两极化的世界形势（所谓的美苏之间的”冷战”）意味着毛的政权为了保持这个政权，这也是它唯一的目的，不得不完成社会转变，加速推进土地改革和对整个经济进行控制。
因此中国革命是充满矛盾的未完成的革命，它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恐怖的官僚主义独裁，这权力和特权的不断增长破坏了计划经济的内在发展潜力。到毛逝世时，该政权是深深地分裂的并且处在危机中，它害怕可能使他们丧失政权的群众性剧变。这解释说明了从毛的政策后退并在他的继任者下回转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
对毛泽东的继任者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
当中国领导人看着10月1日的盛大阅兵时，他们挂念的可能在其他方面，即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肆虐而不断产生的问题。政府的高级智囊说，由于出口受阻（本年下降了23％）而导致中国丧失了4100万个就业机会。今年劳工的斗争上升了30%，包括现在著名的反私有化斗争，即钢铁工人打死威胁要解雇他们的老板。
该政权的担心通过其决定限制参加国庆的人数为20万可以看得出来–20年前有100万人参加了国庆庆典。北京还禁止省级庆祝和游行。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害怕这些事件可以被利用或引起反政府抗议活动。它不仅是在穆斯林占多数的新疆地区，那里的政权和抗议者发生的冲突不断（包括维吾尔穆斯林和汉人，最近已经愤怒举行反政府抗议活动）。
在北京的两所大学的学生抵制了10月1日为庆典而要求进行的严格的培训计划，有的甚至焚烧他们的礼仪服装。一个互联网上流行的反政府的网站评论说：”这是你的生日，与我有什么关系？”许多青年已成为支持全球资本主义共产党的坚定的反对者，认为这是某种对现政权的选择。另一些转向毛泽东的遗产，因为他们认为现政权完全背叛了革命。在这一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试图通过中国劳工论坛网站和其他出版物赢得对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唯一前进道路的支持
本文的简缩版将刊登于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英格兰和威尔士支部的周报《社会主义者》（The Socialist）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