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万张选票抗议政治建制派和假民主——民主权利斗争至关重要的经验
抵抗、左仁，社会主义行动
香 港“516公投”一周年之际是总结香港和中国的民主运动斗争的良机。香港的不民主政制是由前殖民大国所谓的“民主英国”强加于香港人民的，并且得到了所谓 的“共产主义的”中国独裁专制政权几乎原封不动的保留。一年前的“516公投”在香港民主斗争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表明人民对于这不民主的政治制 度的反抗。
2010年5月16日，尽管香港政府和资本主义建制派的抵制，但仍然有五十万零七百八十七人投票支持“516公投”挑战当局的 候选人。虽然政府会否认这一点，并会着重指出投票率17.1%是一场“失败”，但即使是严肃的资产阶级评论家也将这一结果视作一个警告。香港城市大学的郑 宇硕评论道，“考虑到选前建制派方面的竭力抹黑，作为一场抗议活动，能动员超过五十万人参与投票对当局的政改说不，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而著名 的资深作家和评论员林和立则指出，“516公投正使香港的政治日益激进化”。
社会主义者和民主派人士有必要分析去年的斗争及其后事件，并 由总结出成绩表，包括最近社会民主连线（LSD）的分裂和其他政党的分离合纵。在社民连内外有相当的人士，包括一些积极活动分子，也低估了“516公投” 的政治意义，或对未来在香港推动民主权利的问题上得出错误和悲观的结论。
此外，在中东和北非突破性革命动荡的影响下，民主诉求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中心作用，因此我们更有必要相应地对香港和中国发生的反对专制统治斗争作出合适的评价。
2010 年1月中旬，立法会(没有实际法律效力的伪议会)的五名成员集体辞职引发全港范围的补选。当时的想法是通过一个非正式的“五区公投”（在香港的五个地理上 立法会选区）以拒绝政府的不民主的政治改革方案，并提升要求立即普选的压力。北京当局咆哮道，这是对其权力的“公然挑战”，并会“损害香港来之不易的成 就”。所谓“成就”大概指，本港资本大亨们通过其在内地的血汗工厂和香港数以十亿计的房地产交易所聚敛的巨额资金。
民主党寻求“妥协”
这 个“变相公投”最初由立法会内的激进民主派政党社民连倡议，而公民党领导层对此疑虑重重，但受到下层党员的压力推动，最后犹豫不定的支援这运动。在选举上 占据优势的民主党拒绝参与支持“516公投”。虽然民主党提出了几个“战术性的”理由为其立场进行辩护，但真正的原因是，民主党的右翼领导长期想将他们的 政党重新定位为一个“温和的”力量，从而能使香港当局和中国的专制政权可以接受。特别是，甚至在“516公投”运动已经正式展开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信奉与 中央政府谈判和妥协的政策，并派代表与中央政府秘密进行谈判。
正如我们社会主义者早在＜社会主义者＞杂志和中国劳工论坛 （chinaworker.info）上撰文提出警告，这是一条“单方面妥协”的路线，而且民主党领导层不会得到来自北京方面任何实质性的让步；相反北京 当局使用谈判条件作为利诱（而不是真正的谈判）是为了收编和控制香港所谓的温和派泛民主派力量。这导致了民主党的整个立法会党团，除了分裂出去的两票外， 全部投票支持政府的不民主的政改方案，为当局确保通过不民主的政制方案，包庇无限期延长由商家控制的功能界别和其他不民主的制度。
除非爆 发大规模的反政府和其合作的群众性斗争，否则中国专制政权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被终结的。民主党领导人迫于这个形势，谈判和妥协过程表明了他们其自身推演的逻 辑和自卑的心理。而这更导致其内部进一步的分裂，如新发起建立的新民主同盟就是因反对政府的政改方案产生的。而事实上这两个阵营其实都只有非常小的力量 ——民主党的纸上成员只是730人，而另一个“新民主同盟”更接近于一个小组而不是一个政党，其宣称总共只有约30名成员！
明年特区行政 长官的“选举”（是由1200名多数为“富豪”的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推选产生的）后，在北京的推动下新政府很可能会恢复关于《基本法》中第23条公安条例的 立法工作，其中包含严厉限制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规定，和海外组织关系的自由。根据第23条，批评中国专政当局可以被视为“叛国罪”而遭到禁 止。立法会曾在2003年尝试就23条立法，但由于面对五十万群众上街抗议的激烈反对而被迫搁置。但在下一次政府重推23条立法时，民主党将会面临巨大的 压力——为了显示其是“有诚意的”可进行谈判的“合作伙伴”——而支持23条立法。这可能导致民主党的进一步分裂，但不能排除其领导层可能会在经过虚饰或 二次修改后投票支持这项严苛的法例。
社会主义行动在当时就曾经解释过：“民主党领导人的背叛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和其支持 者以及从最初阶段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这对于香港和中国的未来民主斗争是一个关键性的教训。一个新的运动必须依靠具有战斗性的阶层建立，他们明 确知道不可能与专制政权进行任何妥协…我们认为这个运动必须立足于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政党将作为变革的主要力量。为了获得成功，这一运动必须将中国 和香港的群众斗争联系起来。它必须与资本主义制度做斗争，并废除其导致的血汗工厂、气候破坏和不断增长的贫富差距。”[社会主义行动2010年6月22日 在群众性反对政府伪政治改革的示威活动中所散发的宣传单张]。
社会主义者和民主斗争
工 人国际委员会（CWI）及其在香港支持者积极投入到这场斗争中，从而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解释为何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一定要挑战资本主义才能成功。我们在数月的竞选活动中的一个主要口号、也主要反映在我们的横幅和网站上的宣传是，“实现真民主 踢走资本家！”我们的要求包括，以“真正的人民议会”取代 虚假无效力的立法会，扭转私有化，提高工资，建立公共部门，打破资本主义富豪的权力垄断。这是为了向广泛的不同阶层的群众解释需要一个真正的制宪会议，这 是托洛茨基在论及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和西班牙革命时所提出的诉求。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也同样将“真正的制宪会议”的口号用于今天阿拉伯世界发生的 革命，以取代当地已遭推翻或仍然苟延的专制政权所遗留下来的腐败的和很多程度上装饰的议会。（香港在这方面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社会主义者 为所有人的民主权利而斗争，即使只是实现部分民主改革的斗争，如取消香港精英主义的功能组别（当中6%的选民决定了立法会50%的席位）；但同时我们不会 把自己的诉求局限于这样的口号。我们会解释，真正的民主变革只有通过群众性的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才能实现，并需要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毛泽东史 达林主义分子过去在中国扭曲的应用）。特别是我们需要指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纲领的群众性工人政党对任何一场民主斗争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点也正为 中东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证明，我们看到当地未完成的革命正面临着许多危险，而依然强大的统治精英仍然在支持前政权的残余。
香港一些宣称 左翼立场的团体对“516公投”采取了不同的立场，拒绝积极参与其中，因为他们认为斗争并不是由“左翼”所发起的。这恰恰是宗派主义的立场，坐在一边旁观 而无所作为，并高唱“运动政治意识过低”的高调。任何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组织应该与那些准备挑战资本家和专制政权的阶层一起积极介入斗争。即使他们只是部 分地参与斗争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纲领，通过这一经验提升社会主义思想和对于工人政党需要性的认识。
例如，左翼21认为“516公投”是一场中产阶级领导的民主运动，并从这一立场出发预先宣称“由民主党、公民党及社民连等撑起的中产阶级民主运动无力动员，以至运动力量积弱”。＜民主党的妥协与群众运动, 2010年6月30日＞
根 据社会主义行动的观点，这一观点完全误解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推动和争取民主诉求方面的传统，其中就包括普选权，以及对于群众性或准群众性 斗争的态度。“516公投”即使并不是由工人政党或左翼发起的，而是由社民连这样基于激进的中产阶层和学生组成的政治集团所推动的，但这将会使这些力量与 资本主义建制派和北京当局发生尖锐的冲突。“516公投”和世界范围其他群众性或准分群众性运动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如过去十年的反战运动或今天的气候正义 运动，这些运动直到现在为止，仍然还不是基于工人组织发起和运作的。
这是一个不幸的弱点，反映了在大多数国家中前工会和工人政党的右倾化 思想转变。在香港也是如此，例如职工盟除了曾经呼吁其成员参与投票，没有真正参与“516公投”的斗争。但鉴于这个反对中共专制当局和地方资产阶级建制派 的斗争本身显然吸引了部分青年和劳工运动积极分子，以及其他激进阶层，所以他们会参与到行动中。在去年的最初几个月，成千上万的人参了全市范围的示威、集 会和会议以支援公投，并组织起来反对政府的抵制。
正如我们在＜社会主义者＞杂志中指出的，我们需要使“516公投”运动更能深入社区、学校及工作场所，并提出了发展成为罢课以至罢工的思想，定必能将运动连系至反资本主义斗争，向统治阶级构成更大压力，这也是争取真民主的唯一方法。
纵使由于香港欠缺一个群众性工人政党，这次无法实现一场“理想的”群众斗争。尽管由于其政治局限性（没有将民主斗争与需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起来）。
“516 公投”是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连系至广大群众运动，消耗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资源”。左翼21以“议会痴”一词暗讽“516公投”倡议者，自己却狭隘地以投票率 作为运动的唯一指标，并仅仅因为所谓“偏低的”投票率而将运动视为失败。在＜社会主义者＞杂志中，我们反覆解释最重要的指标是运动中群众参与程度和政治意 识的变化，而不是最后的选票结果，所以我们认为这远不是左翼21所宣称的一场“失败”。
左翼21同时表现出盲目排斥任何政党的倾向。这个 简单而错误的观点再一次显示出其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和长期以来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的误解。左翼21一方面赞颂年青人在“516公投”中积极参与宣传运 动，一方面又宣称“政党需要你 你不一定需要政党”，鼓吹年青“民主的新一代青年是活跃的进步力量，而且是无须政党引导的独立力量。”＜政党需要你，但你 不必需要政党, 2010年7月1日＞。这完全低估了反对强大的资本主义机器所需要进行的斗争，松散的地区网路或自发的青年抗议是远远不够的。与之相反，政党在阶级斗争中 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这完全不应被忽视。工国委（CWI）的支持者们在我们在“516公投”斗争的介入中，反复解释“新民主运动”需要工人政党作为主要力 量。
列宁关于民主斗争的论述
社会主义者一直以来强调工人阶级在为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 中，包括普选权的斗争，所起的关键作用。正如列宁解释：“没有政治自由，即不可能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也不可能有广泛的、公开的和自由的 阶级斗争，更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群众的政治教育、政治培养和团结。正因为如此，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总是把坚决为充分的政治自由而斗争，为民主主义革命而斗争作 为自己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1905，列宁]
正如列宁在同一本小册子中解释的：“给自己提出这个任务的不单单是 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也需要政治自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代表人物早就举起了自由的旗帜；主要出身于这些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曾为自由而英勇地进行斗争。但 是，整个说来，资产阶级不可能同专制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它害怕在这个斗争中会失掉把它和现存社会拴在一起的财产，它害怕工人过火的革命行动，工人是 决不会只搞民主主义革命的，他们要力求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它害怕同官吏、同官僚制度彻底决裂，因为官僚制度的利益同有产阶级的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上]
中国的情况就是资本家已经融入了现存的国家制，并不积极寻求其他替代选择。同样地，香港的资本家也是中国专政体制的强力崇拜者， 并反对在香港实行普选。不仅仅是因为香港的民主权利对他们毫无限制的特权的一种威胁，更是因为担心在他们赚最多钱的地方中国大陆，引发起不稳现象。
他 们恐惧未来香港的相对自由的选举会让一些不在他们掌握的政党或政治人物领导政府。即使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群众政党，一个“激进”政党或人物的当选会引 发连锁反应，而群众压力的上升会迫使政府提出“真正的改变”，而北京会被迫以妥协（这对于中国其余地区是一个危险先例），或威胁和警告（“超越了特别行政 区地位的限制”，即一国两制的舆论吓唬），又或以军事镇压（基于中国内部和国际上的影响，这在军事上很简单但政治上很困难）。一旦香港自由选举的“潘朵拉 之盒”开启，一连串的事件都有可能发生：从香港被军事接管，经过一个政治危机时期，到中国大陆群众的强大骚动，开启“第二战线”对抗政权。究竟是革命还是 反革命占主导，一个群众性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占据这场运动的发展前头位置，在中国和香港都会起一个关键性的作用。而香港的民主斗争可最终引至中共政权的倒 台。中共当局非常明白这道理，反而在很多参与香港民主运动的人却懵然不知。
“516公投”-它实现了什么？
去 年五位泛民主派议员的辞职引起了北京当局和其香港的代理政党的愤怒，其反应足见“516公投”的影响。中央政府立即宣布“公投”是一个“违宪行为”。在香 港的亲中共势力掀起了一股谴责和威胁的风潮。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警告说“会出现无政府状态”，而建制派的民建联领导人则声称社民连及公民党立法会议员“煽 动叛乱”和“激化社会冲突”。房地产大亨胡应湘爵士则指责两党“破坏香港稳定”，并将他们的行动比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红卫兵。
北京下令其代理政党抵制补选，从而确保了虽然五位辞职议员得以重新当选，但是避免他们与建制派候选人选举中对憾情况，从而降低参与程度。这种“确保万无一失”的想法是北京当局的典型做法，这也反映了其对于代理政党（如民建联等）的信心不足。
在此背景下，尽管参与投票人数不多，但是5月16日的选举仍然成为了一项重大的反建制的抗议，而远不是政府方面所宣称的“失败”。对于这一点我们当时就说明过：
“即 使由于政府破坏而导致低投票率，但激进的反政府阵营，如社民连、公民党和大专2012的平台仍然获得了50多万张选票。516这次投票总数比2008年立 法会选举时的亲政府的建制派力量获得的60万张选票相差无几，2008年选举的总投票率达到45%，可要远高于今次516补选的17%。”[社会主义行动 6月23日香港立法会外示威时所散发的单张https://chinaworker.info/zh/content/news/1098/]
我 们还强调，总投票率虽然重要，但不是衡量该斗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不是有关选票的辩论——香港一部分资产阶级明白这一选举统计背后潜伏着是一个潜在的 社会爆炸，最边缘和被践踏的阶层正日益政治激进化，而既没有被政府抵制所吓倒，也没有对民主党领导层的温和表现而印象深刻。”[同上]
正 如我们在那时所解释的，选民们并不是由需要选择“次恶”所驱动的（即战术性投票以打败最坏的选择，在烂苹果堆中选一个没有那么烂的），所以“516公投” 的投票者是有意识地支持这一“违宪行为”。投票结果也反映了阶级分化。相反于许多重复的宣传，争取民主权利要求并不是获得来自中产阶级主要的压力。 “516公投”投票率最高的的地区恰恰是香港最贫穷的深水埗地区，其家庭平均收入只有全市平均水准的五分之四。相反，在许多高档住宅区几乎不少选民没有走 出来。年轻选民的参与比例为每四人中有一人参与投票，明显高于常规立法会选举。
该运动还广泛地提升了群众意识，特别是对功能组别的本质的 认识。它放大了民主党领导层的问题其战略性的妥协和投降。虽然这一政策的破产尚未完全为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但是一个更先进的青年阶层对此洞若烛火。 “516公投”的两个月后，在每年都要举行的7月1日亲民主示威中，民主党被警察包围以保护它的游行队伍。传统上这是泛民主党派一个大的筹款活动，但示威 中民主党的捐款下降到前一年的三分之一水准。
破裂的泛民主阵营
很显然，这些事件代表 了香港民主斗争的转折点，令旧泛民主阵营变相分裂。不幸的是，由于缺乏一个群众性行动的工人政党，未能传播社会主义的分析并呼吁进行，这个政治局势重整的 必然过程虽已开始，但表现为一个混乱和矛盾的方式。一个扎根工作场所和本地社区的群众性工人政党，将能够动员相当规模的力量继续推动运动和提升斗争。
自从去年“516公投”以来，所有的泛民主派政党都面临分裂或内部危机，催生了新“政党”，如新民主同盟（前民主党）和人民力量（前社民连），并有进一步重新排列的可能。公民党目前其内部还没有看到正式破裂，但领导团体内部出现了日益紧张的对立。
社 民连曾被一些评论家宣布为“516公投”的“主要赢家”，他们赢得了创记录的278,931张选票（2008年立法会选举时他们获得选票为114498 张）。但是由于党内长期内乱，而当中人身攻击占主导地位，政治问题很大程度上仍然未得到澄清，所以一直没有能够基于选战胜利而得以进一步发展。这里有一些 重要的教训。在政治上发动一场成功的斗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知道如何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发展，通过大规模的招寡和组织以巩固成果，并确保有效的为胜利宝 座进行政治防御。为此，除了抗议行动外，一个强有力的内部政治生活和成员结构，如地区支部、定期政治教育和讨论都是必须的。社民连缺乏对于“516公投” 的重要性的明确赞赏，也没有充分认识自己通过其基层成员的影响在“516公投”中的作用，是为该党今年年初急剧分裂的因素之一。
正如我们 在去年解释的，曾荫权在民主党的支持下，“成功”推动通过政改方案，被证明只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胜利。政府面临着一个着另一个的政治惨败（财政预算案的彻底 让步，东亚运动会申办流产），而曾荫权的民意反对率从去年六月的46%已经上升到如今的59%。建制派阵营将在混乱中推出三名同样糟糕的特首候选人，以在 明年的“选举”中取代曾荫权。
香港拥有世界上最极端的贫富差距和“最难以负担的”的住房价格，在过去的两年里房价飙升超过60%，这带来 了对政府的巨大不满。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的受访者希望政府重新启动2002年已经停止的受资助“居屋”，但这是政府已经一再拒绝的政策。 另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香港最贫穷的10%的家庭收入从2006年每月的3100港元下降到了如今每月的3000港元。资本主义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而只能 使其变得更糟，这将导致政治激进化的进程进一步继续和深化，这也需要寻找群众性的替代选择以取代亲政府的党派和“伪民主”的反对派。
社会 主义行动与社民连在一系列运动中进行合作，正如与其他左翼分子和团体进行合作一样，同时仍继续与他们进行辩论和讨论前进的方向。社民连虽然其仍然在组建 中，而但尚未完全形成真正的政党，但是其左翼力量可能作为未来建设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平台。要建设这样一个政党的关键在于在香港及中国必须进行民主运动 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上的重新武装。这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纲领的工人运动，否则将不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