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社会主义者提供的深刻教训
Elin Gauffin 社会主义替代（ISA瑞典）
自从2015年那个戏剧性的夏天，希腊工人阶级直面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最近，就在那年夏天的同一间厨房里，我阅读了《激进左翼联盟的兴衰》（Syriza’s Rise And Fall）一书。和许多人一样，我当时全神贯注地收听来自希腊的广播，那段记忆使我的阅读体验更有分量。当时，我们学到了：在希腊语中，OXI是「不」的意思。Troika本意为三驾马车，而在这里则指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7月5日，在激左盟政府发起的公投中，61.3%的希腊人对Troika所提出的紧缩方案投「不（OXI）」。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约纳斯·卡尔森（Jonas Karlsson）完成了一项细致深入、持之以恒且值得赞许的工作。他早在2015年就开始撰写这本书，以此为他政治信念的一部分：工人斗争和社会运动应当要围绕一个党和一个纲领来组织，而且左翼政党要与这些运动紧密连结。激进左翼联盟（Syriza）面对着最严峻的考验，而这本书的副标题也非常贴切：给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教训。整体上，这本书对许多读者来说并不容易消化，因为它包含了许多错综复杂的转折与对各种政治派别的细致描绘。它的主要目标是给活跃的社会主义者提供经验教训。
卡尔森紧紧围绕着激进左翼联盟的话题来写作，所以对于希腊如何成为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他只作了简要交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制度，这意味着它会反复陷入经济危机。在世纪之初令全球陷入狂热的投机经济助长了贷款的恶性循环。而这其中，许多贷款都是无抵押的。随着利率上升，贷款偿还暂停，银行相继倒闭。在美国和欧盟，当局投入了创纪录的资金以救助银行。但在被经济危机波及的其他国家，这种救助意愿要么缺乏，要么附带条件。
希腊成为欧盟成员已久，并在货币联盟成立两年后的2001年加入该联盟，同时改以欧元作为该国货币。一个相对而言体量较小、实力较弱的国家，与欧洲的那些大国一道被整合进同一个货币联盟，这使它根本无力通过贬值来影响利率与汇率。希腊在2009年的预算赤字为12.7%，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布鲁塞尔的当权者发起了一场抹黑运动，将这场危机归咎于制度外的因素。他们还指责希腊人「欺诈与懒惰」。但当希腊的企业主们还在普遍地逃税时，希腊工薪阶层有着全欧最长的年工时，且薪资也处于欧盟最低之列。
整个制度是被操纵的。希腊与经济实力更强的德国之间存在经常性账户赤字，并被迫借入更多贷款；这些贷款多来自德国银行，且利率远高于其他国家所支付的数额。这自然加剧了预算赤字，且使得希腊的信用评级进一步恶化。卡尔森写道，到2010年底，希腊只能以12.5%的利率借款，而在2012年，希腊政府债券在二级市场上的利率高达40%。
我们必须强调，欧盟是一个资本的联盟。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已经确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煤钢共同体」时起，它的宗旨就是如此。在欧盟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相对于东西方的竞争对手，还是相对于欧洲工人阶级，其主导目标始终是促进欧洲资本的流动与垄断地位。2008年至2010年间的整场债务危机着实凸显了这一点。希腊最终在2009年至2015年间获得的两个纾困方案都是有条件的：所谓的「备忘录」要求大幅削减福利与工资。私人债务被转换为公共债务，而其真正目的则是拯救德国与法国银行，它们持有希腊一半的债务。由希腊议会任命的「公共债务真相委员会」也得出结论，救助方案的真正目的是挽救私有银行使它们免于巨额损失。
第一个「救助方案」被社会民主主义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政府采纳，并给整个国家体提供了110亿欧元用于「急救」。卡尔森写道：「三驾马车那套灾难性的方案可以总结为：预测不准确，且为了追求不合理预算盈余，致使GDP下跌幅度远超预期，而大幅削减开支又摧毁了经济的需求与生产基础。实体资本与知识资本双双流失。到2015年，（希腊）GDP比该方案的预测低了20%，而公共债务则达到GDP的180%，相比之下，第一个方案预测的（公债占GDP）比例为148%。在2008年至2015年间，GDP下滑了25%，其中19%的跌幅发生在2010年三驾马车救助计划开始之后。」
激进左翼联盟是21世纪，欧洲各个社会民主主义与所谓的共产主义政党陷入危机之后，形成的更左倾政党之一。希腊一个激进左翼政党首次上台执政这一历史性事件，恰逢该国深重的经济危机。在讲述这一点之前，卡尔森详尽回顾了希腊左翼运动的曲折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游击队运动，到战后强大的希腊共产党（KKE）被取缔；从1967年至1974年的军事独裁，到1980年代PASOK的激进程度；再到希腊共产党内部的分裂与宗派主义，等等。激进左翼联盟诞生于「联盟」（译者注：Synaspismós，于1989年至2013年存在的一个希腊左翼政治组织）之中，而「联盟」本身则由从希腊共产党分裂出来的一些团体及其他左翼力量组成。2004年，「Syriza」这一名称首次被使用，作为「联盟」与其他组织间结成的联合体之名。
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在2008年首次出任「联盟」主席时年纪尚轻，翌年便接掌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导职位。直到2013年，激进左翼联盟才召开创党大会，隶属于该联盟内部的各组织被迫解散。激进左翼联盟的政治立场比「联盟」更为偏左；在齐普拉斯的领导下，该党逐渐转向社会运动。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当年轻人抗议警方残暴乃至致命的暴力行为时，该党挺身而出，并为他们辩护。
在2010年代初期，抗争运动广泛爆发。它蔓延至所有受危机冲击的国家，特别是南欧。这些行动并非边缘的小规模帐篷占领。2011年5月29日国际抗议日当天，雅典宪法广场上有10万人参加示威，而在6月5日的第二天，示威人数更高达30万。警方的暴力镇压极为残酷；仅在6月28日，就有250名示威者受伤。几乎所有学校与大学的学生占领行动都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一部分。全国罢工使国家陷入瘫痪。正如卡尔森在书中的一句关键描述所写：「到2011年底，共发生了445次罢工，包括六次24小时全国性罢工与两次48小时全国性罢工。这场运动造成的压力也影响了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使其从原本主张『向富人征税以偿债』，转变为要求债务减免。」
经济危机与「救助方案」的冲击极为残酷。2013年夏季，希腊失业率达到28.3%，30%的人口没有健康保险，并有60万名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右翼政党「新民主党」使种族主义正常化，而极右翼势力开始壮大，其中包括暴力的新纳粹政党「金色黎明」，该党成员于2013年谋杀了左翼社运人士兼饶舌歌手费萨斯（Pavlos Fyssas）。街头的反法西斯动员成功压制了这股势力，卡尔森正确指出，仅仅取缔「金色黎明」并未真正解决问题。如今，希腊国会中仍有三个极右翼政党：希腊方案、「胜利」党（Niki）与斯巴达人（Spartans）。
激进左翼联盟因反对紧缩政策，在2015年1月的选举中获得了36.3%的选票。然而，他们未能单独组建政府。齐普拉斯选择了小型保守政党「独立希腊人」（ANEL）作为联合执政伙伴，并给予其关键职位。卡尔森写道：「激进左翼联盟决定将军队与警察的责任与控制权交给联合执政伙伴，绝非偶然，这是一个明确讯号：政府不会挑战现有体制，而是维持『稳定』与『法律与秩序』。欧盟希望粉碎这首个激进左翼政府，以作为警告，而他们确实做到了。」
在公投以明确的「反对」结果结束一周后， 7月13日，齐普拉斯与欧盟的梅克尔（Angela Merkel）进行了长达10小时的会谈，最终签署了一项新协议，当中包含严厉的开支削减与私有化条款。「激进左翼联盟终止紧缩政策的承诺被彻底粉碎。齐普拉斯已经投降。」
资本主义通过一种特殊手段向左翼政府施压——即资本外逃。从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约有2,700亿欧元被转移出境。卡尔森强调，资本管制是左翼的重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欧盟则极度担心希腊退出欧元区，这将引发其他国家的连串退出，导致欧盟整体危机。当时工人们的口号是「拒绝偿还」。新政府中最著名的成员是财政部长、富有魅力的左翼学者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他设计了一套打击逃税的演算法。然而他没有机会实施，因为他必须立刻与欧洲列强谈判。他后来描述，所谓的「谈判」其实早已在别处决定好结果。早在1月30日，欧元集团主席便抵达希腊，要求立即签署备忘录——否则银行将被关闭。2月4日，欧洲央行决定切断对希腊的流动资金。甚至公共债务真相委员会也认定该备忘录是非法的。最终，德国政府在希腊危机中获得了29亿欧元利息，而欧洲央行在2012至2016年间则赚取了78亿欧元。
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在前任政府已实施的九轮紧缩政策之外，又追加了六轮紧缩方案。虽然对最贫困者提供了一些微弱的救助，但整体而言仍是一场灾难。具体而言，食品增值税被上调；退休金削减25%，法定退休年龄大幅提高；罢工权与劳动保障被削弱（签有集体协议的劳工比例从危机前的85%暴跌至10%）；整个岛屿与港口的大规模私有化更是被普遍进行。
激进左翼联盟撤回所有过去对以色列的批评，并开始与以色列建立合作关系。在激进左翼联盟之前执政的PASOK政府则将最低工资削减22%，降至每月700欧元，并解雇了15万名公共部门雇员。
本书结尾总结了对于社会主义者的65条教训，这些内容十分重要，值得单独阅读。其中的章节标题包括：「削减开支对左翼具有毁灭性影响」、「民众并不在意右翼的丑闻」、「与人民同行，获得政治支持」等。我认为「希腊应该退出欧元区」这一点最为关键，应该占据更多篇幅。卡尔森认为，激进左翼联盟应该让希腊退出欧元体系（即Grexit），取消债务，并在选举胜利后尽早为建立新的数字货币做准备。然而，仅靠这些步骤仍不足以解决问题。
正如卡尔森指出，到2015年时，抗争与罢工行动已逐渐平息。然而，激进左翼联盟与希腊实际上正处于一个潜在的革命性局势中——与「三驾马车」（欧盟、欧央行、IMF）决裂以及退出欧元区，意味着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决裂。若要实施这样的纲领，该党必须动员工人阶级。激进左翼联盟本应通过全国各地的群众大会，建立关于行动步骤的群众对话。然而，2015年春，罢工运动几乎消失，对齐普拉斯的主要批评在于激进左翼联盟未能向外动员群众，重建运动。卡尔森正确指出，工人阶级必须掌握社会的主导权——而这不仅限于「互助服务、地方合作银行与社会中心」，更应包括大型企业、银行与国家机器。
2015年6月16日，《进攻报》（Offensiv，ISA瑞典支部党报）写道：「这些以及其他贷款根本无法偿还。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必须拒绝偿还债务，实施货币与资本管制，将银行与大型企业国有化，并向欧洲其他地区的工人寻求支持。若激进左翼联盟政府要兑现其选举承诺，希腊必须挣脱欧盟与欧元的束缚，大众必须被动员起来，为废除资本主义而奋斗。然而，到目前为止，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尚未为此类斗争做好群众准备。这反而为与三驾马车的最后一刻妥协敞开了大门。」《激进左翼联盟的兴衰》一书指出，国家机器并非中立，而是在最关键时刻站在资本的一边。从根本上说，捍卫全民福利与体面生活，意味着不可避免地要与资本主义及其国家机器发生对抗。因此，工人阶级不仅需要组建新的广泛左翼政党，还需要围绕革命展望与领导组织起来，在群众斗争中建党，突破议会政治的局限。
